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也是开启市场经济大潮的20年。20年来,随着财富逐渐被创造、累积出来,一个新的阶层、新的人群也被创造、累积而出,那就是企业家群体。大半个世纪之前,这一群体曾被打散、改造、消融成其他的社会身份及社会职业,他们的手脚、智力及激情曾被一切都“计划”的经济体制所束缚和管控。一个被消灭的阶层在市场经济的大旗下得以重新产生、发展、崛起,使如今的中国的社会身份更丰富,社会职业更多元。
毋庸置疑,中国从来就有轻商抑商的传统,对于商人,一直有在道德上进行蔑视、在法律上持偏见审视的态度。对为官、为政的仰视与推崇,是古典中国或者说前现代的中国士子学人的一种主要的思想、思维。改革开放尤其是确立以市场为资源、人才配置方式之后,这种思想、思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人阶层被社会所尊重,他们的创造力为人所承认,尤其是他们中的顶尖者,被冠以“企业领袖”、“商业英雄”的冠冕,被人顶礼膜拜。
在中国日益庞大的企业家群体中,有一群人,他们在1992年前后就曾经是政治体系中的技术官僚与青年才俊。他们受惠于高考制度的恢复,拥有良好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得以进入百废待兴、所有的政策正在纲张目举的中国行政部门。他们中的很多人,事实上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要么是某些重要政策出台的参事者,要么是某些改革方向的推动者。倘若能够不折腾、守规矩,说不定也会成为今天某一部门的掌权者。但是,这群因近水楼台、最先捕捉到中国社会必将发生重大社会经济转型的政策先机的不安分分子,做出了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大胆乃至叛逆的人生抉择:弃政下海,试水经商。
与稍早前就也已成就一番事业的传统企业家,以及后来成名的IT数字英雄相比,他们的身份显得驳杂而不那么纯粹。从人生轨迹上来说,他们无疑是跨越政商两个阶段的两栖动物,他们更主动地将一些政策先机转化成了市场先机,并迅速奠定乃至开创了一个个行业、一门门生意。
这是一群自我命名同时也被别人归纳为“92派”的企业家,以陈东升、冯仑等人为代表,今天,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功成名就,不仅拥有巨额的财富,也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市场对他们的回报,或者说是对他们20年前的勇气、胆识甚至是煎熬的一种回报。
放到今天来看,这群“92派”企业家当年的选择,相对于传统而言,都是一次“反动”和“逆流”:抛弃安稳的岗位,打破“政才是正道”的思维。仔细去观察他们当年置身草莽、民间的初创阶段,你就可以明白他们也曾经多么颠簸与迷茫,困顿与沮丧。那种分裂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分裂感来自于双重身份的冲突:一方面有美好的仕途,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一方面有在市场上独立门户的冲动,有让财富涌流的欲望。所幸,20年后再来看,这种冲突感、分裂感正在逐渐弥合:财富让他们有了并不亚于昔日同僚的荣誉感,甚至在价值上显得更自由,而涌动在血管里的士大夫式的经世情怀、使命感更可以通过经济上的独立来有更大的展现:在商,他们可以更用心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对于社会,他们可以从更大的程度上来促使文化的提升、公益的推动以及整体制度的更新。
毋庸置疑,中国从来就有轻商抑商的传统,对于商人,一直有在道德上进行蔑视、在法律上持偏见审视的态度。对为官、为政的仰视与推崇,是古典中国或者说前现代的中国士子学人的一种主要的思想、思维。改革开放尤其是确立以市场为资源、人才配置方式之后,这种思想、思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人阶层被社会所尊重,他们的创造力为人所承认,尤其是他们中的顶尖者,被冠以“企业领袖”、“商业英雄”的冠冕,被人顶礼膜拜。
在中国日益庞大的企业家群体中,有一群人,他们在1992年前后就曾经是政治体系中的技术官僚与青年才俊。他们受惠于高考制度的恢复,拥有良好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得以进入百废待兴、所有的政策正在纲张目举的中国行政部门。他们中的很多人,事实上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要么是某些重要政策出台的参事者,要么是某些改革方向的推动者。倘若能够不折腾、守规矩,说不定也会成为今天某一部门的掌权者。但是,这群因近水楼台、最先捕捉到中国社会必将发生重大社会经济转型的政策先机的不安分分子,做出了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大胆乃至叛逆的人生抉择:弃政下海,试水经商。
与稍早前就也已成就一番事业的传统企业家,以及后来成名的IT数字英雄相比,他们的身份显得驳杂而不那么纯粹。从人生轨迹上来说,他们无疑是跨越政商两个阶段的两栖动物,他们更主动地将一些政策先机转化成了市场先机,并迅速奠定乃至开创了一个个行业、一门门生意。
这是一群自我命名同时也被别人归纳为“92派”的企业家,以陈东升、冯仑等人为代表,今天,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功成名就,不仅拥有巨额的财富,也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市场对他们的回报,或者说是对他们20年前的勇气、胆识甚至是煎熬的一种回报。
放到今天来看,这群“92派”企业家当年的选择,相对于传统而言,都是一次“反动”和“逆流”:抛弃安稳的岗位,打破“政才是正道”的思维。仔细去观察他们当年置身草莽、民间的初创阶段,你就可以明白他们也曾经多么颠簸与迷茫,困顿与沮丧。那种分裂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分裂感来自于双重身份的冲突:一方面有美好的仕途,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一方面有在市场上独立门户的冲动,有让财富涌流的欲望。所幸,20年后再来看,这种冲突感、分裂感正在逐渐弥合:财富让他们有了并不亚于昔日同僚的荣誉感,甚至在价值上显得更自由,而涌动在血管里的士大夫式的经世情怀、使命感更可以通过经济上的独立来有更大的展现:在商,他们可以更用心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完善;对于社会,他们可以从更大的程度上来促使文化的提升、公益的推动以及整体制度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