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山东古代戏剧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古代剧作家如高文秀、康进之、李开先、孔尚任、蒲松龄……是中国古代剧作家队伍中的优秀代表，其大量的戏剧作品至今仍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认识、欣赏并宣传、推介这些优秀作品，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齐鲁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建设山东文化强省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此，我刊将陆续选登山东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于学剑撰写的“山东古代剧作赏析”，以期对提升读者的古典文化鉴赏力有所裨益。
　　作者：
　　高文秀：字号不详。元代前期杂剧作家，东平人(今山东省东平县)，府学生。早卒。时号“小汉卿”。贾仲明给他的吊词是：“花营锦阵统干戈，谢管(馆)秦楼列舞歌，诗坛酒社闲谈嗑。编敷演，刘耍和。早年卒，不得登科。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幺末极多。”(刘耍和是金元间著名的演员，他的故事后来编为杂剧。高文秀有《黑旋风敷演刘耍和》杂剧。幺末即杂剧。)《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金瓶牡丹”。高文秀杂剧作品，现有传本五种，佚文一种，全佚存目二十八种，共三十四种(依据《元杂剧全目》，另有三十二种之说)。存散曲[南吕·一枝花]、[咏惜花春起早]、(黄钟·啄木儿]。
　　今存杂剧五种：《黑旋风双献功》、《须贾大夫谇范叔》、《好酒赵元遇上皇》、《刘玄德独赴襄阳会》、《保成公径赴渑池会》。
　　佚文一种：《周瑜谒鲁肃》。
　　全佚存目二十八种：《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敷演刘耍和》、《太液池儿女并头莲》、《老郎君养子不及父》、《泗州大圣锁水母》、《郑元和风雪打瓦罐》、《醉秀才戒酒论杜康》、《豺子令史干请奉》、《御史台赵尧辞金》、《志封侯班超投笔》、《伍子胥弃子走樊城》、《五凤楼潘安掷果》、《豹子秀才不当差》、《京兆尹张敞画眉》、《志公和尚问哑禅》、《禹王庙霸王举鼎》、《桩旦色害夫人》、《烟月门神诉冤》、《病樊哙打吕胥》、《穷秀才双弃瓢》、《豹子尚书谎秀才》、《相府门廉颇负荆》、《双献头武松大报仇》。
　　高文秀杂剧特点：
　　一、从剧名可知，其杂剧多属历史剧，涉及春秋战国、汉、晋、唐、宋等时期。
　　二、多为末本，以写男性主角为主。
　　三、多写英雄志士由困而达。如范雎(先为辩士，后为丞相)、蔺相如(先为大夫，后为丞相)、刘备(从奔亡到得贤立足)。像《志封侯班超投笔》、《穷秀才双弃瓢》，从剧名可推知亦属此类。从贾仲明吊词“早年卒，不得登科”可推想，高文秀生时才华出众却并不得第。由困而达的人生历程，是他的志向，多写英雄志士即顺理成章。是将自己的人生之志，寓于历史英才人物之中。
　　四、写李逵的专家。高文秀是元杂剧中(同时也是宋元戏文、明清杂剧、传奇中)写李逵戏最多的专家。他的李逵杂剧计有八种，他的《黑旋风双献功》与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被定评为“李逵杂剧双璧”。他塑造的李逵是一个粗豪而又精细，能诗文，会风月，善乔装，多逗耍，风趣可爱的“黑秀才”形象(这从七种李逵剧名及《双献功》一剧中可悟得)。
　　五、情节曲折，人物复杂。剧中故事多有大起大落，出人意料之外，又寓于情理之中。人物形象多有复合性格，如李逵的鲁与智、须贾的狠毒与恻隐之心、范睢的无情报复与宽恕、赵元的善与混、刘月仙的尖酸与正常欲望……写出人性的多面性，又有基本定性，给人以生活真实感。
　　六、以上特色汇成了高文秀戏剧铁干硬枝、盘旋多姿的艺术风格。
　　《黑旋风双献功》：一出性格戏剧
　　剧情：
　　梁山好汉李逵受宋江之命保护孙孔目去泰安神州进香，途中，权贵白衙内拐走孙孔目之妻郭念儿，并陷害孙孔目将其打人死牢。李逵机智地救出孙孔目，杀了白衙内及与之私通的郭念儿，回山交令。
　　赏析：
　　该剧又作《黑旋风双献头》，简称《双献功》、《双献头》。
　　该剧主旨：除暴安良，申张正义。全剧结构严谨，细节缜密，是一出充满诙谐意味的性格喜剧。它的喜剧性表现在：李逵这样一个粗莽的人物，却在一个具体事件中，表现得那么精巧多智，这是人物基本性格和与之相反的行动两者相碰撞出来的喜剧性。它的合理性在于李逵临下山时，宋江再三嘱咐他不要闹事，要谨慎从事，李逵谨守大哥嘱托，故能危中生智。
　　剧中人物形象各具个性，尤其李逵粗中有细的性格，凛然豪爽的正气，刻画得尤为鲜明、饱满。本剧像元杂剧中不少作品一样，是带有一定理想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布局有悬念。先抑而后扬
　　自剧开始到李逵劫救孙荣之前，处处笔笔写李逵粗鲁豪放的性格，写宋江对他此番保护孙荣安全回山的不放心。宋江再三嘱咐他要“忍事饶人”并要他立军状，以束缚他的鲁莽。前半截的这些描写，给读者造成强烈的悬念——粗人李逵能否完成这件看似平常却时有意外的护卫任务?待到李逵知道郭念儿被白衙内拐走，怒气横起时，读者悬念又升一层——李逵该怎样处理?——这两层悬念似乎传递出这样的潜台词：八成李逵要弄出乱子。
　　然而随着李逵探监，用计谋救出孙荣，杀了白衙内、郭念儿，安全回山，读者的心绪便随情势步步扭转。前后对李逵的悬念，层层剥落，直到剧终，欣然大快。
　　引起读者悬念，调动起读者的深切关注和对结果的企盼，这本身就是艺术审美的愉悦。而悬念解除——这个剧是层层解除的——方式是使悬念欲解未尽，直贯到底，又使读者增添了双重的审美愉悦：一方面，悬念时时吊着读者的胃口，放心不下；一方面又在部分解除中，给读者带来些许的抚慰。这两者在交织中，给读者以动静相间，趋向静稳的独特审美意趣。
　　二、这是一出性格喜剧
　　这出戏主要是从李逵本身性格的对比中，具体说是从李逵鲁莽的性格与精细的行为方式对比中产生出喜剧情趣的。
　　这出戏塑造了李逵一身正义，性情豪放，粗中有细，外拙内秀的喜剧形象。他的粗中细、拙中秀，从前面就辅垫得很足。写他的外表是“威凛凛的身似碑亭”，说出话来是“莽壮声，满面脏黑龌龊”，穿的是“血渍的腌臜”“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刚”，以至使孙荣初见他时惊叫出：是人是鬼?剧中还写了他想下山截道杀人抢换衣装的粗鲁无忌。然而，剧中更以饱满的热情写出他“相貌虽恶心是善的”品质美，写出他对官军的疾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和超群的武艺。
　　面对泰安州“谎子(即骗子)极多，哨子(即流氓无赖)极广”的情势，李逵的态度是：
　　泰安州便有那千千丈陷虎池。万万尺牢龙井。我和你待摆手去横行，管教他抹着我的无干净。说到若是大嫂遭辱、孙荣受欺时，他便愤怒地说出：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
　　就是这样一个汉子，在未下山时，在大哥宋江面前却表现得那么恭敬，事事承诺——下山后若有醉汉骂了他，他表示只陪个笑脸；对他做出某些无礼，他也只是“吞声忍气，匿 迹潜形”；见有打擂台的，也不去应承，忍性掩能：到了庙里规规矩矩，绝不闯祸——李逵的这些承诺对他这样一个性情粗莽，不知什么时候就惹出祸来的莽汉，不是显得十分的不谐和吗?然而，这一不谐和却给读者以意趣，以幽默。这种不谐和又在李逵后面的行为中得以完美的统一，更以粗与细，拙与秀的矛盾，碰撞出诙谐的情趣。
　　莽汉李逵在搭救孙荣的过程中是那么精细、严谨，和超乎寻常的机智——打扮成送饭的有些亲故的庄家呆后生：进牢时不牵铃索，而用砖敲门以示其呆；与牢子叙农话，以增其可信；装憨说谎，进牢避开捉弄，反戏弄了牢子；羊肉泡饭里放进蒙汗药，放倒了牢子，救出孙荣，放了满牢的人：又扮作祗侯人，混进衙内，杀了郭念儿、白衙内，为孙荣报了仇。——李逵这一系列行动，精密的程度令人叹服。其精密的行动在一步一步的辅展中，犹如一个粗莽大汉用他那粗劣的大手，持着小巧的绣花针做着工细的刺绣，继而绣出一幅完美的作品。整体看上去，不是恰在不和谐中透出一片令人愉悦的诙谐幽默吗?这一喜剧性，既体现在李逵具体的行为中，更体现在性格与行为整体对比中。
　　联系全剧前后情节，李逵形象给我们的喜剧感受是含蓄的，它不像俏皮的语言或是夸张的动作所产生的喜剧性那么径直、明快、有爆发性，而是如同隔着一层薄纱透过来喜剧的辉光，弥漫在全剧中。它是柔和型的，有着虽然说不上有多么深刻，但却是如同隔墙闻香一般的品嚼特性。这是这个剧喜剧性的独有特点。
　　三、杀得磊落。一片英雄气
　　李逵杀郭念儿、白衙内，杀得明白，杀得磊落，杀出了英雄气，杀出了李逵性格。
　　杀郭念儿时，李逵先说：“我不杀你”，先要她唱那“眉儿镇常挖皱”，然后手起斧落。杀白衙内时，见他正大醉，便自语道：“我怎么肯不明不暗杀了这厮?不免将凉酒喷醒他来……”将他喷醒后，也让他唱“夫妻每醉了还依旧”，然后手起斧落。这两杀，都使被杀者明白死因，由此可见李逵杀人也坦荡。更可道者，杀后，便在死者身上扯下一块衣襟，蘸着血在白粉壁上写下：“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这白衙内来。”并题诗一首。由此油然使我们想起《水浒传》中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松杀了张团练、张都监后，也是扯块衣襟蘸着血，在白粉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杀人者留下姓名，正表现出杀人之举的正大光明，也是古代英雄的豪侠之举。
　　四、出场伊始便见性格
　　李逵的上场颇似《红楼梦》中王熙凤上场，又似戏曲舞台，人物在后台的“打架子”——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剧中为李逵上场先做了三番辅垫：喽啰三番问有没有人保孙孔目(孙荣)去泰安神州烧香去，两番无人应声，第三番话音将落，李逵便边叫边上：
　　有、有、有，我敢去!我敢去!
　　可以想见，舞台上处理，定是在幕内叫道“有、有、有”，然后边上边嚷“我敢去!我敢去!”三个“有”字，两句“我敢去”，活画出李逵那副风风火火，敢为敢闯的豪迈性格。剧中写三番问话，这是作剧法，为的是更突出李逵的上场，两个“敢”字，道出了此番任务的艰巨。因为正如孙孔目前面所说：“泰安神州谎子极多哨子极广”。李逵出场，出的有光采，有气势，有性格。前面两番的无人应声，以静的气氛为李逵旋风般的出场做了极好的铺垫——以静衬动，欲动先静。
　　五、每个人物都有个性特点
　　这个剧不仅塑造了李逵独有的个性形象，其他人物也写得好。
　　虑事缜密的宋江——作为山寨领袖，深知手下弟兄们的个性，做事章法甚为紧严。他怕李逵下山出事，以立人头军令约束他，并嘱咐甚细——要他更名改装；要他忍气挨骂；若有人打，可还手，但不可杀人；见打擂台不要去凑热闹；要保护好孔大娘——总之要他“忍事饶人”。待李逵下山之后，为防不测，又派人暗中察看。宋江虑事之周，不愧是头领所为。
　　剧中写宋江有一处语言极妙：
　　山儿，泰安神州，天下英雄都在那里，你休与人厮丢
　　厮打，做那打家截道杀人放火的句当!
　　“天下英雄都在那里”一句说得好。对泰安神州无赖泼皮处处窜动的情势，作为山寨头领宋江何尝不知，但在嘱咐李逵时却不直点出，这是为了避免激起李逵的心火，故此处用了“天下英雄”的说词，从另一侧面告诫他不要乱来。——这是宋江此处的独有语言。
　　善良怯弱的孙孔目——是吃官饭的小书吏。剧中写出他求安稳，善良，胆小懦弱的品性。他上场诗：“人道公门不好人，我道出门好修行，共将曲折无颠倒，脚踏莲花步步生。”仅此几句道出他想安稳地吃个公门饭，凭良心做事，入佛升仙的思想。待他得知妻子被衙内拐走后，他的态度是：“眼见得他是一个权豪势要之家，着他拐了我浑家去，可怎生了也?”怕，无奈，一副孱头相。不一会他再问店小二拐者是谁，最后才带着怒气告状去。
　　无耻的恶少白衙内——是权贵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的恶霸。他拐了郭念儿，反而主动坐大衙专等孙孔目来告状，并把孙孔目打人死牢，真是一个霸妻杀人之恶徒。他还恬不知耻地说：“如今把这厮下在死囚牢里，我直牢死他，他浑家便属了我。凭着我这片好心肠，天也与我条儿糖吃。”可见他猖狂无耻之极。
　　六、对李逵形象的一点异议
　　《黑旋风双献功》李逵是粗中有细，粗细兼并的形象。艺术作品写人物性格往往在把握人物主体性格的同时，又写其对应性的性格细节，由此，更使人物鲜活。小说《水浒传》写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临走时，“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即写粗阔的鲁达也有小狡黠。《水浒传》中李逵，主要写他粗鲁和质朴，但写宋江要李逵下枯井去寻找柴进的下落，李逵害怕受摆弄，因此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要割断绳索。”吴学究道：“你却也忒奸猾。”金圣叹评点道：“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这两例都是从反面人手写人物性格。《双献功》李逵总体上也是正反双笔，因此如前所说产生出喜剧效果，李逵形象也由此丰富。——随带说的是，《双献功》情节不见于《水浒传》。《双献功》李逵形象也不同于《水浒传》李逵形象，前者李逵心之精细、缜密是后者李逵形象所无有，但两者都不妨成为成功的形象。
　　现在要提出的是，《双献功》李逵形象的粗细兼并缜密之至，是否与他粗犷的基本性格有矛盾之处?
　　我看有一点。我觉得剧中李逵形象的精细处写得过于完美，过于天衣无缝，有作者夸张着意之迹。李逵的精细不是不可以写，假若在他劫牢救人的一系列的严谨行动之中，略有几处刚刚露出破绽(这是他粗莽性格自然之流露)，继而补之，其行动则更可信，粗中之细，两者揉和得则更巧妙，更见出李逵性格，也更能增加喜剧性。比之现在精细到天衣无缝要好。——从理论角度说，写人物性格反面因素时，若只是一细节，一小段，写得完美无缺，还可以。若是其反面因素，要用作品中主体情节、复杂的情节来体现，那么人物性格的反面因素的展现就不能写得完美无缺，应在时时隐露主体性格 的主脉中体现其反面因素。从另一角度说，写人物不仅要写出人物性格中两种对立因素的对照，而且要将这种对照置于两种对立因素深层次的融合之中，这样才更符合人物性格的展现。剧中李逵的粗中之细，即小失于此。
　　李逵劫牢，本身带着作者一定的理想色彩，这一色彩过重地涂在了李逵性格中精细的一面。
　　《须贾大夫谇范叔》：三个形象各有特色
　　剧情：
　　战国时期，魏国大夫须贾受命出使齐国，因才能不济，便携手下辩士范睢同往。范睢凭舌辩说服齐君，放回公子，出色完成任务。齐国爱才，对范睢设宴赐金以厚待，须贾因之挟恨记仇，妄作猜忌，回国后对范睢倍加迫害。范睢垂死之际被救，逃亡秦国，不久任相。于各国贺相之际，范睢对前来拜贺的须贾施以报复，但念赠袍一举，全其性命。
　　赏析：
　　剧中借故事写出恩怨相报，为布衣书生，一吐郁气。情节曲折，前后对比，颇有可观性。写人物不简单化，既有形象主色，又辅以衬色，增加了形象的真实可感性。
　　一、迫害与赠袍。何以统一——须贾形象分析
　　该剧范睢先受迫害，后以腾达，对须贾恩怨相报。
　　剧中有两个大关节：魏国大夫须贾嫉贤妒能，对范睢受齐国厚待、赠金，抱恨于心，施以侮辱，残酷迫害。而后来去秦国见范睢时，见他贫寒又赠以绨袍，颇有故人之心。须贾做的这两件事是很矛盾的，但却同于一人，又是表现得那么统一。要解开这个结，需从剧中大环境与人物行动及与人性的关系来认识。
　　剧中“楔子”就交待了魏国臣服于齐国。魏国之疲弱，齐国之强盛，是剧中前半截的大背景。剧中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印证了这一背景，魏国差须贾出使齐国，完成两件事情，一是遵约进贡，一是求放公子申还朝。这两件事，前者易，后者难，而后者是此次出使的主要任务。如此重任，却交于须贾这个自己也承认“生而拙讷，不能应对”的使官，本身就说明魏国官吏昏庸无能的整体状况。其二，范睢随从须贾出使齐国，以其舌辩之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来不但不赏，须贾反而请来相国魏齐当面诬告、侮辱、殴打、迫害范睢，而魏齐却不详查实情，一任须贾施威，陷害忠贤。身为一朝重臣的相国也是如此昏庸，难怪魏国势弱向齐国进贡。在这个满朝昏庸的大环境下，须贾这个无能之辈、挟私小人，对范睢的猜忌、怀恨、打击、迫害能够得逞也就顺理成章了。于魏国，贤者匍匐，庸者窃位，须贾之为，势在必然。
　　从齐国来说，齐国不以范睢是魏国使者随从而轻视他，反之，因看到他“果然是个能言巧辩之士”以高贤能士相待，破例地设宴赠金，而对无能的须贾却瞧他不起，几番冷待于他，并当面数落斥责，要他让贤。驺衍对范睢的厚待敬意，一方面反映出齐国之所以强于魏，正是能够尊贤任能，另一方面也正因此而恼怒了须贾，成为须贾挟冤记仇迫害范睢的直接原因。
　　两年后，须贾到秦国朝贺，遇到须贾，在未知须贾已成为秦国之相，仅把他当作一普通布衣的情况下，见他“一寒如此”而赠他一领绨袍。须贾为什么要赠范睢绨袍?是出于对寒士的怜悯?还是出于对故人的同情?要弄清赠绨袍的动机，还需从大环境着眼。
　　当时天下大势，列国中秦国最强，这从秦国新拜一相，“遣人遍告六国，各以中大夫人秦庆贺”这一事情便可证明。做为弱国之一的魏国，其中大夫须贾人秦，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这在剧中有说明。须贾对范睢说：“先生，吾闻秦国大小之事，一决于相君，今吾等在此，去留皆出其口，先生如肯与小官少进片言，慨放小官回还，也见得先生不忘故旧，岂有意乎?”
　　——据此，可以作出如下分析：须贾来秦国虽为庆贺，但本身是心虚的。在列国争雄情势下，来自弱国的他。怕一有小失，使自身难保，不能回还。在这种脆弱的心境下，他在秦国是如履薄冰谨小慎微。他见到秦国的任何国人都需要恭敬以待，不期遇到昔日相识的范雎，虽然昔有虐待之举，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极需来自任何人的可能的相助，须贾人秦一见范睢，就一口一个先生的打招乎、叙旧、询问长短，正是他这一心境的表现，他的赠袍也是这一心境的结果。他赠袍之举，非是出于他人性之美的对弱者怜悯的善心，也非是他基于同乡之爱的对故人相恤的善举，实为在虎狼穴中，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处处谨慎自卫的心理。作者没有直接写明须贾赠袍的心理动机，但联系须贾所处的特殊环境，联系须贾的前后心理，他的赠袍仍是他这一人物的合理行动，与他前面对范睢的迫害有着一定的统一性。
　　对须贾这一人物，作者在基本否定他的同时，也给了他一丝人性的表现。如开始他主动推荐范睢出使齐国，以便让齐国“也见俺魏国多才”，其意其举都是良好的。再如，剧中第三折，范睢答应他在张禄丞相之前递上几句好话时，他自言自语道：“不想范睢与张禄丞相有一面之交，我之事必济矣。倘得无事放还，我仍旧带了范睢回于魏国，同享荣华也。”此时须贾尚有人性的良心闪现，颇有报恩之意。但仍要看到，须贾此时的报恩之念，是在他性命安危不保情势下的闪念。但毕竟动了善念。——顺带说及的是，此剧是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写。范睢传中有“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之语。剧中将须贾人秦变为与众国贺相，但剧中却没有明确交待秦要伐魏的局势，这就不利于表现须贾来秦的慌恐心理，仅能从一般的秦强魏弱的基本形势来观照须贾的心态。如果剧中能明确交待出当时众国贺相之时，秦国蓄意伐魏这一情势，那么，须贾来秦国，对范睢的亲近、赠袍以及报恩的闪念，便都有了硬实的底基。这是该剧一点不足。
　　作者在塑造须贾这一人物时，既写出了他妒贤的狠毒，又写出了他在特殊情况的赠袍之举，以及他点滴善的闪念。由此这个人物形象丰满真实，而他的整体形象又与特定环境相统一。
　　——写人物的行动与人性的微妙变化，需与特殊的时空环境相统一，写出人物在不变中有变的性格动态，人物才真实合理，这是须贾这一人物形象给我们的启示。
　　二、一饭不忘，睚眦必报——范睢形象分析
　　范睢是由一个辩士升为丞相的人物。作者在他身上寄予了对书生命运的感慨，难怪论者认为该剧是一部为书生扬眉吐气的作品。
　　作者对范睢这一人物有着独特的概括，写出了一般书生由压抑走向升腾的心理性格特征。
　　范睢久居须贾手下，怀才不遇，偶随须贾出使崭露锋芒，不想又被猜忌迫害。在写他怀才不遇时，作者主要表现他抑郁不得志的怨气：“日月煎熬，利名牵扰，人容老。今日明朝，则俺这愁思知多少!”在怨语中抨击时弊：“调大谎，往上钻；抱粗腿，向前跳，倒能够禄重官高。”揭出世态炎凉：“本待要寻知契，谒故交，见十家九家门关了。”为此他有些沉沦，以闲居醉酒，聊以释怀。范睢不得志的怨语、积愤、沉沦，是许多不得志书生的写照。包含着本剧作者高文秀怀才不遇的情怀——虽然我们尚不知道高文秀的身世。待到范睢被迫害几乎丧命，逃生投奔秦国，凭了才华拜为丞相，于是对过去残酷迫害自己的须贾，进行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范睢对须贾的报复虽有点过分，但可以理解，这是对须贾的惩治训教，但又念在赠袍之举，饶恕了他。刻画出范睢仍以 宽怀为本。
　　《酹江集》本眉批云：“一饭不忘，睚眦必报，英雄快心之事，得之雄快之笔发之。”作者写范睢的报复，实是为天下书生一吐怨愤，同时是对欺侮迫害贤才的小人恶人的一种愤怒鞭笞。然而一饭不忘，有恩必报，也是丈夫所为，人间正道。正如剧尾词云：“因须贾不识忠臣，用谗言闭塞贤门，施侥幸将人陷害，怎知天道无亲?大雪中绨袍恋恋，才得个免祸全身。”
　　范睢形象，有不得志的怨愤，有性格的懦弱迂腐，有处于死地而奋起的激怒，有对恶吏无情的训教，有对滴水之恩的报答，其中寓意，令人启迪多思。
　　三、至善至仁——院公形象分析
　　院公情节不多，却给人留下至善至仁的形象。
　　当他把范睢从死亡线上救出后，那几句话说得好：“若是死了这样有才学的人，岂不可惜?等主人问时，我只说在粪车里已将他送出城外去了，料想不来寻他。正是天上人间，方便第一。莫待他年，才想今日。”他背着主子救了范睢。然而，当他的主子须贾遭到范睢报复时，他又挺身而出为主子求情。
　　院公，以善为本，以仁为本。在他眼里不以人的尊卑论是非，甚至不问事情缘由，只以纯朴善良的同情心可怜眼前的不幸者，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人情味，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
　　院公形象的善与仁，在某种程度上为须贾和范睢做了一面镜子。
　　《好酒赵元遇上皇》：写活了市井小民
　　剧情：
　　赵元，嗜酒如命，不理家业，其妻刘月仙及岳父岳母深恶之。东京臧府尹蓄意刘月仙，刘月仙也一心嫁他，便向赵元索休书。刘月仙父母也极力撺掇女儿另嫁。闹到府衙，臧府尹差赵元去西京河南府送公文书，意欲置赵元于死地。成全自己的美事。赵元在途中酒店里，仗义支付了外出私访未带酒钱的当今上皇。上皇感谢他，不仅在他臂上题书，免了他逾期不至的死罪，而且认为兄弟，封他高官。赵元不受。最后上皇处断：将臧府尹罢官发配流徒，刘月仙杖一百，刘氏二老免罪，但不得与赵元同住，授赵元任府尹。
　　赏析：
　　该剧主旨是通过揭示善恶各有报应的道理，劝人去恶从善。该剧最后，题目：“丈人太母狠心肠，司公倚势要红妆。”正名：“雪里公人大报冤，好酒赵元遇上皇。”道出人间有正道，善恶各有报的创作意图。另外，从赵元不受赐官的情节中，也透出官场是龙争虎斗之地。鞭挞了官场的凶险。在人物塑造上，仍不以好坏简单论之，单一刻画。赵元的善良与浑噩，刘月仙一家的合理要求与刻薄尖酸，一并写出，真实可信。该剧写活了市井小民。
　　一、赵匡胤何以称“上皇”
　　剧中“上皇”指宋太祖赵匡胤，剧中写道：“朕乃宋太祖皇帝是也。”剧中丞相赵光普即赵普，剧中赵光普上场云：“……某姓赵名光普，字则平。……圣主常夜半幸某第，立风雪中，小官惶恐。出迎，设重茵席地，炽炭烧肉，小官夫人行酒，上以嫂呼之……”《宋史·列传·赵普》中写：“赵普，字则平”，“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日：‘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茵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可见赵光普即赵普。另，剧中太祖近臣楚昭辅，《宋史·本纪·太祖》也记有其名：“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楚昭辅原为一门吏。石守信原为周朝禁军，赵匡胤陈桥兵变时，“石守信等拥匡胤做皇帝”(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第497页)。可知剧中“上皇”为赵匡胤无疑。
　　赵匡胤何以称“上皇”?据《辞源》解释上皇有四条：1、天帝。庄子《天运》：“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2、上古的帝王。“谓伏羲，三皇之最先者。”3、神名。楚人以东皇太一为天上最高贵的神。4、皇帝父亲的尊称，称“太上皇”。于是有人取第4条之意，认为剧中上皇是指宋徽宗赵估(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要》第三册217页)。宋徽宗虽然于1126年逊位，立儿子赵桓，钦宗为帝，做了太上皇，但他逊位后立即带领蔡京、童贯率兵逃往南京(河南商丘县)，在当时兵慌马乱社稷不保的情况下，哪还有微服私访之心。另外，赵普、楚昭辅、石守信等人物也不是宋徽宗时期的人物。
　　然而赵匡胤并无有逊位于儿子之事，他“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即他976年死后传位于其弟赵光义。
　　赵匡胤没有做太上皇，剧中却以“上皇”称之，只能这样理解：赵匡胤是宋朝开国皇帝，高文秀以“上皇”称之，是借意于“天帝”、“最先者帝王”、“神名”、“太上皇”这几种传统说法的一种尊称，并无严格的指意。——这是艺术可以对历史事实做松动性变化的特权。
　　二、一个性情憨实的酒鬼——赵元
　　赵元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市民，不乏质朴憨实的酒鬼。他终日以酒为命，“醉而复醒，醒而复醉”，把酒视为“酒故人”、“酒爹爹”，没有酒就活不了。他如此恋酒，剧中交待是因为心间愁闷，用酒浇愁。他愁什么?是功名未遂?显然不是，剧中写了他不愿做官。是另有所累?剧中没有明确交待。他的贪酒，不是什么志士的愤世，也不是平民的潇洒自娱，他没有明确的人生态度，他的贪酒是一种混沌行乐，似乎是生理的嗜痂之癖。单是酒癖也罢了，但他嗜酒压过一切，不务正业，不理家当，不顾家室，没有一点家庭责任感，因此，丈人、丈母、妻子对他的规劝是合理的。但赵元又不是无赖之徒，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孩儿有甚勾当，又不曾游手好闲惹下祸殃。”实际他已沦为“游手好闲”之辈。但不曾为歹作恶确是事实。他还心地不坏，性情拙朴，如他几番遭受丈人、丈母、妻子的殴打辱骂，他也忍了。在酒店，他还曾以酒浇奠：“一愿皇上万岁，二愿臣宰安康，三愿风调雨顺，天下黎民乐业”。并为他人支付酒钱以解纠纷(在不知他代付酒钱的，是皇上的情况下)。这些言行，表明赵元心地还是善良的，当他拒绝皇上封官时，也表现出他的质朴，说自己“不恋高官，不图富贵”，主要原因是自知自己“懵懂愚浊痴憨”，入了官场会添烦恼。赵元的拒封，对官场黑暗有一点认识，但主要还是恋着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沉浸在酒的天地里。与其做官烦恼，不如一心醉酒，就这点来说，他的拒封是积极的，但他的一心醉酒，纯是自私的，是只为自己醉酒取乐而没有一点家庭责任感，没有一点对世道的关怀。醉生梦死，这就是赵元的人生态度。
　　赵元形象是宋元时代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小市民，在战乱中生活无出路，终日郁闷，只能借酒麻醉精神的极端形象的概括。赵元形象体现了当时小市民的郁闷、无聊、愚浊、软弱、憨朴、善良、自私等性格特点，对我们认识宋元时期某类小市民形象具有一定意义。
　　三、合理的要求，刻薄的逼迫——刘月仙等形象
　　刘月仙及其父母一家三口作为市民小家庭，希望依靠自己的劳动过上和睦、平稳、温饱的日子。在封建社会，依靠女婿顶起家来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妻子希望丈夫挣点钱。妆饰自己，体面一些，也是合理的欲望。但不争气的赵元每天只是贪杯醉酒，丈人、丈母、妻子也曾多次劝阻，但都无效。面对这个无可救药的赵元，他们撕打他，辱骂他，要他写休书，其 中不乏合理的成份。在屡屡不能劝醒丈夫的情况下，她选择另嫁是可以理解的。刘月仙一家的过份主要体现在对赵元过于刻薄，对他拳打脚踢，恶语侮辱。刘月仙更是恶语连连，对他外出送文书厉言直白：“你与我休书，你在路上车碾马踏，恶人开剥死了，不干我的事，我放心地嫁人也。”颇有泼妇味道。
　　该剧将合理的要求与刻薄的人性集中人物一身，对刘月仙等三人形象的有理无情，实实令人哀其不幸，恨其刻薄。
　　另外，刘月仙的语言，刻薄得精采。刘月仙是一个性格尖酸，刀子嘴，铁心肠的人。剧中写她辱骂赵元，语言极其生动，诸如：“糟丑生”、“贼弟子”、“烂羊头”，“你个乱箭射的，冷枪戳的，碎针签的，你若惹下勾当，告到官中，敢把你皮也剥了，脚节骨都橛折了”、“你这个糟短命，跳跳而死的”、“糟驴马、糟畜生、糟狗骨头、久后直当糟杀了”等骂语，真是活画出她的尖酸。
　　《刘玄德独处襄阳会》：独特的结构形式
　　剧情：
　　刘备、关羽、张飞居古城，深惧曹操大兵来犯，差简雍去荆州牧刘表借城池暂用。同是皇亲的刘表于襄阳设宴相待，并同意借予新野樊城。刘表于宴席间向刘备恭让荆襄九郡牌印，刘备坚辞，建议其大公子刘琦承袭其位。次子刘琮由此怀恨刘备，差蒯越、蔡瑁、王孙暗杀刘备。刘琦崔刘备快逃，刘备遇王孙，说其详情，王孙放刘备。刘备飞马跃檀溪，夜晚迷路，遇隐士司马徽、庞德公，皆荐卧龙、凤雏。庞德公又荐隐士徐庶。异日，赵云受命搬请徐庶，徐庶出山辅佐刘备。曹操大兵进攻新野，徐庶用兵如神，打败曹军。
　　赏析：
　　该剧以拥刘反曹的正统意识写出一段刘备的曲折经历，寄托了作者仁者多助的政治理想。作为一出历史剧，特点为：故事曲折，信息量大，人物众多。在剧本结构、人物安排上富有独特的形式变化。
　　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1、主角在深层结构中
　　从剧名可知该剧主角是刘备，全剧写刘备一段沉浮跌宕的经历。按常规，正末在元杂剧中主唱，多为主角，但该剧刘备却非正末，且没有唱。因此，元杂剧谁主唱谁是主角的常规模式在该剧中被割裂。该剧外在结构中，刘备处于只有念白的配角位置，但剧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刘备展开，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刘备这一人物，其主角形象实际存在于剧的内在结构中。
　　2、大量的念白
　　由于主角与外在形式的分隔，该剧便出现了大量念白。这是因为刘备这一主角在剧本外在形式中不能唱，便只有用大量念自来补充，不如此，就不能更好地表现刘备及有关情节。如第一折，白话占了台词的大半；第二折唱念各半；楔子，几乎全是白话；第三折又是以白话为主体；楔子又几乎全是白话；第四折唱念各半。全剧白话大大多于唱词，使该剧更便于大众的理解与观赏。
　　3、三个“正末”相继贯穿
　　该剧正末不是刘备，也不是他人，而是随着情节进展由三个正末相继完成，刘琦——王孙——徐元直。三个正末，前后相继，打破了正末等于主角(主唱)的元杂剧惯例。三个正末的平分，削减了三个角色的份量，这从结构上，便把人们的视点集中在刘备这一人物。刘备的主角形象因外在的三个正末的平分而被突出出来，这是结构与人物在错位中的辩证统一：显者却隐，隐者却显。
　　4、人物众多，情节丰富
　　剧中有名者24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简雍、糜竺、糜芳、巩固、简宪、刘表、刘琦、刘琮、蒯越、蔡瑁、王孙、司马徽、庞德公、寇封、徐元直、徐母、曹操、曹仁、曹章、许褚。这些人物再加上童子、士卒等组成庞大壮观的人物群体，穿插登场，井然有序，表现出作者驾驭群体人物和复杂情节的深厚功力。从人物关系来看，构成众星捧月的效果——由群体人物环绕着突出刘备这一剧中真正的主角。
　　人物多，事件就多，剧中不得不使用两个楔子。“楔子”本身是铺垫戏或过场戏，但第二折后面的楔子，实际是全剧的重点环节，即刘备事业转折的关键处。从情节色彩说，有着鸿门宴式的杯酒杀机；有绝处逢生的有惊无险；有仙人指路的意外欣喜；有战场厮杀的刀光剑影；最后，一扫阴霾，初扭乾坤。——全剧气势恢宏，节奏紧凑，张弛相宜。想当日，该剧搬演于舞台，一定煞是好看。
　　5、情感色彩的语言
　　对某些邪恶奸佞之辈，作者常用人物自白(多为自报家门)以表达作者对该人物的揭露与否定，这是戏剧善用的手段。如作者在《黑旋风双献功》一剧中，写白衙内自报家门：“五脏六腑刚是俏，四肢八节却无才，村人骨头挑不出，俏从胎里带将来。自家白赤交的便是，官拜衙内之职。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的。”上来就勾勒出白衙内贪花霸道的嘴脸。在《襄阳会》中也有如此手段。如刘琮手下大将蒯越、蔡瑁上场，蒯越云：“某乃前部先锋将，俺家老子是皮匠，哥哥便是轮班匠，兄弟便是芝麻酱。某乃蒯越，兄弟蔡瑁，我又没用，他又不济，我打的筋头，他调的百戏……”两个草包，如在眼前。
　　人物道白的自我否定，实质是作者对该人物带着情感色彩的否定，在旧戏中，有利于观众对人物最迅速的认识。另外，这种自我漫画般的否定，也起到调解气氛的作用，增加笑料。《襄阳会》是出正剧，多有紧张气氛，其中有两三个小丑式人物的滑稽之态之语，有利于观众欣赏心态的松弛与调解。
　　《保成公径赴免持会》：主次矛盾，穿插有法
　　剧情：
　　战国时期秦昭公欲灭赵国，先施以城换璧之计，企图挑起战事。赵国大夫蔺相如人秦以智应对，完璧归赵。秦又施渑池会之计企图擒拿赵成公，蔺相如又以大智大勇，保住赵成公回国。赵成公封蔺相如为丞相，大将廉颇不服，使下人殴打蔺相如。参谋吕成受命探询，将蔺相如以国为重之情怀告之廉颇，廉颇深悔，背荆陪罪，将相合心，击败秦军来犯。
　　赏析：
　　剧中以饱满的笔墨塑造了蔺相如大智大勇，宽宏大度，以国事为重，不计私怨的忠臣贤相形象。也颂扬了老将军廉颇威武善战，雄风远慑的大将风范以及他知错立改，耿直坦荡的优秀品德。蔺相如、廉颇两个艺术形象至今在舞台上光彩照人(本剧以《史记·蔺相如列传》为本，添其请罪情节。今戏曲《将相和》本于《渑池会》，把殴打相如改为两次挡路)。
　　剧中矛盾主次分明，于主要矛盾，情势奔涌，波澜起伏，次要矛盾则先隐后显，转而化解。两条矛盾线交织有致，处处有戏。
　　一、大波澜裹挟着小回漩——结构、矛盾之分析
　　剧中有两条矛盾线——主要矛盾是秦与赵两国，次要矛盾是廉颇与相如。
　　主要矛盾冲突方式是：秦国以强大国势欺凌处于弱势的赵国，步步相逼；赵国以弱就势，却虚以周旋，以柔克刚，使强者处处被动，不能得逞，最后打败秦国的军事进犯。主要矛盾的情势进程，如强流激注，直贯而下，却又处处遇石相阻。溅起水花，又如猛兽急扑，弱者精灵巧避，化险为夷。强弱对抗，以柔克刚，强者在不义中显拙失利，弱者在正义中见智见勇，于被动中显主动。这种独特的矛盾冲突给人别样的审美享受。
　　主要矛盾冲突呈三级跳式的层递加剧：先，秦国先以城池换璧之计挑起事端，相如虚以智对，完璧归赵。次，秦王怒设渑池会，企图擒赵王，蔺相如又以智勇维护赵王的尊严并 迫使秦王罢手送客。最后，秦王怒起刀兵，赵国将相齐心，君臣和力，打败秦国进犯。人物处在矛盾冲突中，矛盾则层层加剧，蔺相如大智大勇的形象随之逐步丰满，读者的审美兴趣也层层加浓。
　　在主要矛盾进行的同时，廉颇与蔺相如这一对次要矛盾也悄然而起，并且随着主要矛盾的进展逐步加剧。完璧归赵，相如加封，廉颇就表现了不满；渑池会回来，相如封相，廉颇的不服、气愤，趋向表面化，派人殴打相如，但知道实情后，廉颇立即以国家安危为重，不计私怨，勇于认错，表现出耿正坦诚的品格和将军胸怀。二人矛盾随之迅速化解。
　　廉颇与蔺相如的矛盾及其化解过程，不仅刻画了一个大度，一个坦荡，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和他们同以国家为重的忠心赤胆，而且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将相和睦。才能共同御敌，保护国家安危——这也正是该剧的“立意”所在。
　　剧中矛盾组织严谨，巧妙：由主要矛盾引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的解决又成为最终解决主要矛盾的因素。主要人物始终在矛盾漩涡中。随着矛盾的最后结束，引出深刻的意蕴。
　　该剧给我们的启示是：作品写矛盾，既要波澜曲折，又要突出人物的品格形象，同时，给人深刻的意蕴。有矛盾曲折，没有人物，是情节戏；有矛盾，有人物，没有意蕴，戏的份量就单薄寡味，人物形象也不会丰厚。把矛盾、人物、意蕴组织一体，才出好戏——这是众多戏格中的一格。
　　二、茼相如舞剑的启示——不要用“行当”束缚人物
　　第三折渑池会中，秦昭公欲害赵王，命下人舞剑，欲刺赵王。此时，蔺相如看破秦王之意，立即说道：“大王，一人舞剑冷静，俺两个舞剑咱。”于是拔剑起舞，“明晃晃剑离匣生杀雾”保护赵王(情节有如“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
　　蔺相如舞剑的启示，在于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并没有受到角色行当模式的约束。元杂剧的角色行当还不像后来戏曲行当那么死板规整。仅以“正末”来说，在元杂剧中，是指剧中男性主要角色，更准确讲，是指剧中有歌唱资格的男性角色。但“正末”的人物性格却不同。仅高文秀杂剧而言，“正末”角色有性格粗鲁的李逵，有心地不坏的酒晕子赵元。有大智大勇大义的蔺相如，有正义的武士王孙，有从书生到丞相的范睢……这种行当落实于具体角色的不固定性，给表演带来了宽松的空间。因此，身为大夫的蔺相如，可以施展剑技，这对蔺相如这一形象来说，更添了丰彩。——后来的京剧《将相和》，由于戏曲行当已发展到近于死板的地步。让一个文职大夫舞剑似乎不合于“老生”这一行当，因此在情节上删去了相如舞剑，实际上削减了这一人物光彩的一笔。这岂不是“行当”所累?
　　元杂剧的行当少定规，似乎不成熟，但却能以具体人物为轴心来写戏演戏。如今戏曲行当壁垒森严，反而出现用行当枷套人物，妨碍人物多面展示的现象。就这点来说，无论写戏、演戏都应该吸取元杂剧行当松动，人物为主的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