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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桃姐》，《失孤》导演彭三源发现，刘德华有了一种“接地气的可能”。
“《无间道》和《天下无贼》里的刘德华还是‘男神’，不太像在滚滚红尘里的感觉，”她说，“《桃姐》里他还是帅，但已经有了‘人气’。”她还觉得，还可以把这个天王巨星“往低里拉、往尘土里拉”。
让刘德华加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点头同意接拍电影的那一刻，《失孤》获得高关注度就已成定局。
开机后，刘德华效应迅速显现。导演一直想把刘德华放进普通人群里拍摄，但她的至少五次尝试都因粉丝的围宾馆、堵街道、上房上树追星行动而失败。《失孤》的执行制片陆欣说，每一天开会时除了制定拍摄计划，制片部门还要画刘德华的“逃走”路线图，制定“逃跑计划”。
《失孤》是刘德华参演的第148部电影，他几乎为它贡献出了自己2013年的整个档期——对于曾经每年拍摄14部电影、近几年年均作品至少2部的娱乐圈“劳模”来说，这着实反常。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刘德华谈论写实电影、社会话题，已经不大像一个在产业链里、关注票房的普通艺人。他不停强调明星对公众的引导，解释一部电影跟自己身上朴素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电影就是在电影史和社会上重要的，与票房无关。”他说。他回忆起1988年自己演过的一部电影《神行太保》，那是一部关于新闻自由的电影，“可能大家没有给它太大的注意，但我觉得它是应该出现的。”他还提起，他的公司正准备投拍一部纪录片电影，主题是“香港”，会“从一块石头开始拍起”，让观众从零开始了解香港的历史和未来。影片的拍摄时间将长达三四年，“预计投资会比较大”。
这些电影和《桃姐》《失孤》一样，“这次不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碰上，”刘德华说，“它应该是right time（时机恰好）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内地农民跟你以前的银幕形象相距甚远，为什么会答应出演这个角色？
刘德华：导演找我的时候我也蛮奇怪的，要我演农民，我也犹豫。但是她说，我不能想有一部成功的电影，我只希望有一个成功的推广，只要你出现，大家就会关注。没有说我能演农民（笑）。
我觉得她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角色，就要把他演好，我不要让人家到最后说刘德华演得不好、不像，而没了那个宣传效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意接拍《失孤》这部社会写实电影，跟《桃姐》的成功有没有关系？
刘德华：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想过要拍，但是《失孤》突然找到我公司。我那段时间其实本来是不想拍戏的，因为小孩出生以后希望有多一点时间（陪家人）。但是看到这个题材，我没有想太多。
每个人都会自私，这个戏不会让我突然有五亿、八亿的票房。很多人拍戏都会去拍对自己电影事业有帮助的。我觉得《失孤》是对我有帮助的，不是对我的事业，而是在我生命里面（有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角色非常“接地气”，你怎么把握他的情感？你当时是抱着一种怎样的态度或情感去演绎这个人物的？
刘德华：他当然是可怜的，但是这种可怜能够解决事情吗？
雷泽宽最后很开心地帮曾帅找到了家人，他哭了，我觉得他的哭不是因为感动，不是因为替曾帅开心，只是因为那一刹那觉得：什么时候到我呢？到最后，他还是很欣然地上路：我还要找。
角色的原型找孩子已经15年，其实他已经开始觉得寻回（孩子）很遥远，可能会放弃。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那些还在路上寻找遗失小孩的人感到温暖，觉得希望的火还在燃烧。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电影人“北上”已超过十年时间，港片和内地电影一直在相互影响。内地目前有港式的恶搞喜剧片，一些香港导演（如陈可辛、许鞍华）也在尝试拍摄内地题材影片;有人甚至提出“港片内地化”和“内地电影香港化”的说法。在这样的融合趋势下，就你看来，现在的内地片和港片在精神气质上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你会不会担心港味影片消失？
刘德华：我不是说不应该有合拍片，或者说它不港味。这几年从《大追捕》《寒战》到《风暴》，我们都在努力拍一些香港的味道的电影，而且还是适合合拍、在内地上（映）的。
港味电影不一定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好像都觉得，你不讲香港的事就不是港味电影，以前我们拍的那些电影也不一定是只讲香港的。香港电影包容量太大了，空间也很大。《投奔怒海》讲的是越南发生的事，但它也是一个有香港味道的电影。
至于港味电影定义是什么，我也没有（答案）。《蝶变》一样有内地的味道。但港味电影是发展的。一个工业一定会出现很多，烂片、艺术片、喜剧片都会有，我们不能只看一块。当然里面会有一些是工艺品——你要需要这些工艺品，它才可以养活这群人。让他们有空间慢慢去做一个艺术品。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评价“四大天王”是香港娱乐工业制造出来的、最成功的“产品”之一，但现在成功的香港明星越来越少。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现在的香港是否还有当年那样的明星制造土壤？
刘德华：生态变了。那个环境已经没有可以培养很多明星的那种养分。首先就是因为合拍片太多，演员比例要一半一半;现在又一国两制，我们不算内地演员，比如说这个片子已经找我了，我是香港演员，以前都是用香港女明星，但现在不能了。这都是生态环境。
既然我们已经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我们就要面对这个。现在有很多很多重要的（香港）导演开始到内地拍戏了，大部分慢慢会选择内地演员，因为我们讲普通话不好啊。他们用香港演员的机会就少了，演员的空间也就少了。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现在香港演员是必须得会说普通话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吗？
刘德华：对对对。比如说你要去美国，你英文就要好。为什么去好莱坞你就要学英文，为什么回内地你不学普通话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公司目前有没有艺人培训的计划？
刘德华：没有。（连晋和林家栋现在还属于你的公司吧？）他们都是好朋友，连晋跟我是同期训练班的，林家栋是当年万梓良离开电视台时跟他一起离开的，他跟我说这个是兄弟，你一定要照顾他。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入了我公司，但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艺人培养计划。
我们只是让他们知道，就算有谁带着你们、有一个机会，成功还是有很多原因的。拍《建党伟业》时，连晋跟我一起去演国民党军人，后来他的部分全被剪掉了。这是我们这一行最现实的，他们（投资方）有空间的话还可以给你，但是如果没达到他们的需求——不是要求是需求，他们会放弃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也不要去介意，总有一天，他们会剪别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公司发掘和扶持过很多新导演，但为什么不涉及“明星制造”的工作呢？
刘德华：导演是可以自己发展的，而演员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培养。在我们那边，演员基本上要10年到15年才会知道，“我怎样在演艺圈生活”，或是“我用什么态度工作”。
现在培养明星很难很难。内地的演员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既然我们现在的节拍都跟内地演员也不一样，我们怎么教香港新的演员去做这个？内地的演员也不是我能掌控的，因为大家生活的形态都不一样。
电影《失孤》剧照。图/受访者提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把你过去成为明星的一些经验，拿到现在的新演员身上，也不会适用？
刘德华：对对对。不过也不是一定的，（我的经验）你可以拿来用。我经常跟别人分享我怎样做这一行，怎么样去培养艺人，不需要对方在我的公司。其实从吴倩莲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停把自己知道的跟大家分享，我碰到郑秀文也跟她说。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戏，我都不是一出来就能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我根本不懂（怎么培养艺人），真的不懂，只是观众愿意等我。
中国新闻周刊：在拍摄《失孤》之前，你有没有接触过“打拐”这样的民生和公共事件？
刘德华：有看很多报道和节目。其实以前香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我小时候，香港拐卖儿童现象也曾经非常严重。我觉得每个地方在发展中都会经过这样的情况。你常常会觉得“打拐”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是因为没解决啊。我觉得应该要不停地让人多关注这个，无论是经过什么媒介。
90年代，我唱过一首歌叫《如果看到她请告诉我》，为了推广那首歌我上了社会新闻，播报一则走失小孩的讯息。本来我只把它当成宣传活动，没想到后来真有人用计程车把丢了的小女孩送到警察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的？
刘德华：我念书时试过做舞台剧编剧，写的都是社会问题剧。我关注这样的题材是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我的班主任杜国威，那个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剧本，一起参加外面的比赛。写过两个比较特别的剧本，一个赢了香港公开比赛，最后还拍了电视剧，就一集，叫《蜕变》，是讲一个没到18岁的女孩子犯罪，从女童院（内地叫少管所）出来的故事。还有一个叫《不息的风》，写的是公立医院出现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在从事公益慈善方面的事情，对这些民生类的问题应该是有长期关注的，有没有什么积极的反馈让你坚持做这些事情？
刘德华：没有。每天我们的生命就这么长，那就看你要做什么。我可以去米兰看看fashion show（时装秀），但我觉得做这些会比较好。
我不是故意要去做这些事。就好像《失孤》里，雷泽宽在吃面，偶然间看到人家贴一张寻人单子，上面的孩子跑到他生命里，他才开始帮忙找这个孩子。那些（公益事件）也是自己跑到我生命中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桃姐》上映后，媒体有过一些关于养老保障问题的讨论。影片有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吗？
刘德华：其实在短期内我们没有具体地影响到什么，但是把话题放在这里，长远看会有成果。看了电影的喜欢我们的8岁、12岁的小孩，我觉得他们会记得一辈子。
这是个社会问题。香港70年代推广的是生两个小孩，内地的话是一个小孩，两个人结婚，要养四个老人，延续下去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小孩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可能在经济方面准备好。我们今天种下这个种子，也许三百年之后才能得到一个好结果。我们希望得到好结果，但如果说每件事都是为结果才做，我们现在不会过得这么舒服（笑）。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唱情歌比较多，但1997年，陈耀川和李安修给你写了歌曲《中国人》。当时为什么要创作那首歌？
刘德华：其实我从出道到现在，中国味的歌在我身上是最有力量的。我们香港的汪阿姐汪明荃，以前有一首歌叫《勇敢的中国人》，那时候我很喜欢，每一次去表演我都会拿来唱。那时就一直很想要一首叫“中国人”的歌。
但是一直都会很没有底气，老觉得“我是中国人吗？我是香港人而已啊”，我唱的话，说服力不够。
其实我们1995、1996年已经写好了。1996年我觉得我就唱不出来，好像在骗人，感觉这边的人很难会接受一个香港人唱《中国人》。1997年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底气足。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可以很大声地说“我是中国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小时候起就有中国情结吗？
刘德华：我爸爸、我爷爷他们很早就来了香港，后来因为日本人，他们又回到内地，后来又来香港定居。80年代末尾的时候，我还特地跟爸爸说，我们一定要回去祭祖，爸爸带着我们去了。感觉是我们就是从那里下来的。虽然我们是割给英国，没办法，也不能说我们是英国人啊，所以我们就是香港人。
以前在外地，我写Chinese（中文），他们会觉得我不是中国人，他们说：你香港的嘛。但是我们是写中文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首歌会在你跟内地之间搭一个桥，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刘德华：我不觉得有那个，那首歌是没有功能性的。可能是信佛，我觉得那是一个缘分，不是因为我唱了《中国人》大家爱我，他们本来就爱我（笑）。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来内地经济发展很快，你觉得对于香港娱乐产业而言，内地的快速发展是会让它越来越边缘化，还是会使它越来越好？
刘德华：我觉得不要往坏的那个方向去想。你听过日本的“水的秘密”吗？（注：日本人江本胜出版的《水知道答案》。书中提出，水能感知人类的感情）你一直听他说好，它连crystal（晶体）都会漂亮一点。你一直跟他说不好、不漂亮，crystal就会乱七八糟。就是说你不一定说要乐观，但是更不要悲观。
（实习生林晓岚对本文亦有贡献）
“《无间道》和《天下无贼》里的刘德华还是‘男神’，不太像在滚滚红尘里的感觉，”她说，“《桃姐》里他还是帅，但已经有了‘人气’。”她还觉得，还可以把这个天王巨星“往低里拉、往尘土里拉”。
让刘德华加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点头同意接拍电影的那一刻，《失孤》获得高关注度就已成定局。
开机后，刘德华效应迅速显现。导演一直想把刘德华放进普通人群里拍摄，但她的至少五次尝试都因粉丝的围宾馆、堵街道、上房上树追星行动而失败。《失孤》的执行制片陆欣说，每一天开会时除了制定拍摄计划，制片部门还要画刘德华的“逃走”路线图，制定“逃跑计划”。
《失孤》是刘德华参演的第148部电影，他几乎为它贡献出了自己2013年的整个档期——对于曾经每年拍摄14部电影、近几年年均作品至少2部的娱乐圈“劳模”来说，这着实反常。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刘德华谈论写实电影、社会话题，已经不大像一个在产业链里、关注票房的普通艺人。他不停强调明星对公众的引导，解释一部电影跟自己身上朴素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电影就是在电影史和社会上重要的，与票房无关。”他说。他回忆起1988年自己演过的一部电影《神行太保》，那是一部关于新闻自由的电影，“可能大家没有给它太大的注意，但我觉得它是应该出现的。”他还提起，他的公司正准备投拍一部纪录片电影，主题是“香港”，会“从一块石头开始拍起”，让观众从零开始了解香港的历史和未来。影片的拍摄时间将长达三四年，“预计投资会比较大”。
这些电影和《桃姐》《失孤》一样，“这次不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碰上，”刘德华说，“它应该是right time（时机恰好）的事情。”
“这个戏不会让我突然有五亿、八亿的票房”
中国新闻周刊：内地农民跟你以前的银幕形象相距甚远，为什么会答应出演这个角色？
刘德华：导演找我的时候我也蛮奇怪的，要我演农民，我也犹豫。但是她说，我不能想有一部成功的电影，我只希望有一个成功的推广，只要你出现，大家就会关注。没有说我能演农民（笑）。
我觉得她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角色，就要把他演好，我不要让人家到最后说刘德华演得不好、不像，而没了那个宣传效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意接拍《失孤》这部社会写实电影，跟《桃姐》的成功有没有关系？
刘德华：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想过要拍，但是《失孤》突然找到我公司。我那段时间其实本来是不想拍戏的，因为小孩出生以后希望有多一点时间（陪家人）。但是看到这个题材，我没有想太多。
每个人都会自私，这个戏不会让我突然有五亿、八亿的票房。很多人拍戏都会去拍对自己电影事业有帮助的。我觉得《失孤》是对我有帮助的，不是对我的事业，而是在我生命里面（有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角色非常“接地气”，你怎么把握他的情感？你当时是抱着一种怎样的态度或情感去演绎这个人物的？
刘德华：他当然是可怜的，但是这种可怜能够解决事情吗？
雷泽宽最后很开心地帮曾帅找到了家人，他哭了，我觉得他的哭不是因为感动，不是因为替曾帅开心，只是因为那一刹那觉得：什么时候到我呢？到最后，他还是很欣然地上路：我还要找。
角色的原型找孩子已经15年，其实他已经开始觉得寻回（孩子）很遥远，可能会放弃。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那些还在路上寻找遗失小孩的人感到温暖，觉得希望的火还在燃烧。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电影人“北上”已超过十年时间，港片和内地电影一直在相互影响。内地目前有港式的恶搞喜剧片，一些香港导演（如陈可辛、许鞍华）也在尝试拍摄内地题材影片;有人甚至提出“港片内地化”和“内地电影香港化”的说法。在这样的融合趋势下，就你看来，现在的内地片和港片在精神气质上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你会不会担心港味影片消失？
刘德华：我不是说不应该有合拍片，或者说它不港味。这几年从《大追捕》《寒战》到《风暴》，我们都在努力拍一些香港的味道的电影，而且还是适合合拍、在内地上（映）的。
港味电影不一定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好像都觉得，你不讲香港的事就不是港味电影，以前我们拍的那些电影也不一定是只讲香港的。香港电影包容量太大了，空间也很大。《投奔怒海》讲的是越南发生的事，但它也是一个有香港味道的电影。
至于港味电影定义是什么，我也没有（答案）。《蝶变》一样有内地的味道。但港味电影是发展的。一个工业一定会出现很多，烂片、艺术片、喜剧片都会有，我们不能只看一块。当然里面会有一些是工艺品——你要需要这些工艺品，它才可以养活这群人。让他们有空间慢慢去做一个艺术品。
“环境已经没有可以培养很多明星的那种养分”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评价“四大天王”是香港娱乐工业制造出来的、最成功的“产品”之一，但现在成功的香港明星越来越少。在你看来，原因是什么？现在的香港是否还有当年那样的明星制造土壤？
刘德华：生态变了。那个环境已经没有可以培养很多明星的那种养分。首先就是因为合拍片太多，演员比例要一半一半;现在又一国两制，我们不算内地演员，比如说这个片子已经找我了，我是香港演员，以前都是用香港女明星，但现在不能了。这都是生态环境。
既然我们已经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我们就要面对这个。现在有很多很多重要的（香港）导演开始到内地拍戏了，大部分慢慢会选择内地演员，因为我们讲普通话不好啊。他们用香港演员的机会就少了，演员的空间也就少了。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现在香港演员是必须得会说普通话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吗？
刘德华：对对对。比如说你要去美国，你英文就要好。为什么去好莱坞你就要学英文，为什么回内地你不学普通话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公司目前有没有艺人培训的计划？
刘德华：没有。（连晋和林家栋现在还属于你的公司吧？）他们都是好朋友，连晋跟我是同期训练班的，林家栋是当年万梓良离开电视台时跟他一起离开的，他跟我说这个是兄弟，你一定要照顾他。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就入了我公司，但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艺人培养计划。
我们只是让他们知道，就算有谁带着你们、有一个机会，成功还是有很多原因的。拍《建党伟业》时，连晋跟我一起去演国民党军人，后来他的部分全被剪掉了。这是我们这一行最现实的，他们（投资方）有空间的话还可以给你，但是如果没达到他们的需求——不是要求是需求，他们会放弃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也不要去介意，总有一天，他们会剪别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公司发掘和扶持过很多新导演，但为什么不涉及“明星制造”的工作呢？
刘德华：导演是可以自己发展的，而演员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培养。在我们那边，演员基本上要10年到15年才会知道，“我怎样在演艺圈生活”，或是“我用什么态度工作”。
现在培养明星很难很难。内地的演员跟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既然我们现在的节拍都跟内地演员也不一样，我们怎么教香港新的演员去做这个？内地的演员也不是我能掌控的，因为大家生活的形态都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把你过去成为明星的一些经验，拿到现在的新演员身上，也不会适用？
刘德华：对对对。不过也不是一定的，（我的经验）你可以拿来用。我经常跟别人分享我怎样做这一行，怎么样去培养艺人，不需要对方在我的公司。其实从吴倩莲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停把自己知道的跟大家分享，我碰到郑秀文也跟她说。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戏，我都不是一出来就能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我根本不懂（怎么培养艺人），真的不懂，只是观众愿意等我。
“把话题放在这里，长远看会有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在拍摄《失孤》之前，你有没有接触过“打拐”这样的民生和公共事件？
刘德华：有看很多报道和节目。其实以前香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我小时候，香港拐卖儿童现象也曾经非常严重。我觉得每个地方在发展中都会经过这样的情况。你常常会觉得“打拐”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是因为没解决啊。我觉得应该要不停地让人多关注这个，无论是经过什么媒介。
90年代，我唱过一首歌叫《如果看到她请告诉我》，为了推广那首歌我上了社会新闻，播报一则走失小孩的讯息。本来我只把它当成宣传活动，没想到后来真有人用计程车把丢了的小女孩送到警察局。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的？
刘德华：我念书时试过做舞台剧编剧，写的都是社会问题剧。我关注这样的题材是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我的班主任杜国威，那个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剧本，一起参加外面的比赛。写过两个比较特别的剧本，一个赢了香港公开比赛，最后还拍了电视剧，就一集，叫《蜕变》，是讲一个没到18岁的女孩子犯罪，从女童院（内地叫少管所）出来的故事。还有一个叫《不息的风》，写的是公立医院出现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在从事公益慈善方面的事情，对这些民生类的问题应该是有长期关注的，有没有什么积极的反馈让你坚持做这些事情？
刘德华：没有。每天我们的生命就这么长，那就看你要做什么。我可以去米兰看看fashion show（时装秀），但我觉得做这些会比较好。
我不是故意要去做这些事。就好像《失孤》里，雷泽宽在吃面，偶然间看到人家贴一张寻人单子，上面的孩子跑到他生命里，他才开始帮忙找这个孩子。那些（公益事件）也是自己跑到我生命中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桃姐》上映后，媒体有过一些关于养老保障问题的讨论。影片有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吗？
刘德华：其实在短期内我们没有具体地影响到什么，但是把话题放在这里，长远看会有成果。看了电影的喜欢我们的8岁、12岁的小孩，我觉得他们会记得一辈子。
这是个社会问题。香港70年代推广的是生两个小孩，内地的话是一个小孩，两个人结婚，要养四个老人，延续下去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小孩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可能在经济方面准备好。我们今天种下这个种子，也许三百年之后才能得到一个好结果。我们希望得到好结果，但如果说每件事都是为结果才做，我们现在不会过得这么舒服（笑）。
“96年我觉得我就唱不出来，好像在骗人”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唱情歌比较多，但1997年，陈耀川和李安修给你写了歌曲《中国人》。当时为什么要创作那首歌？
刘德华：其实我从出道到现在，中国味的歌在我身上是最有力量的。我们香港的汪阿姐汪明荃，以前有一首歌叫《勇敢的中国人》，那时候我很喜欢，每一次去表演我都会拿来唱。那时就一直很想要一首叫“中国人”的歌。
但是一直都会很没有底气，老觉得“我是中国人吗？我是香港人而已啊”，我唱的话，说服力不够。
其实我们1995、1996年已经写好了。1996年我觉得我就唱不出来，好像在骗人，感觉这边的人很难会接受一个香港人唱《中国人》。1997年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底气足。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可以很大声地说“我是中国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从小时候起就有中国情结吗？
刘德华：我爸爸、我爷爷他们很早就来了香港，后来因为日本人，他们又回到内地，后来又来香港定居。80年代末尾的时候，我还特地跟爸爸说，我们一定要回去祭祖，爸爸带着我们去了。感觉是我们就是从那里下来的。虽然我们是割给英国，没办法，也不能说我们是英国人啊，所以我们就是香港人。
以前在外地，我写Chinese（中文），他们会觉得我不是中国人，他们说：你香港的嘛。但是我们是写中文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首歌会在你跟内地之间搭一个桥，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刘德华：我不觉得有那个，那首歌是没有功能性的。可能是信佛，我觉得那是一个缘分，不是因为我唱了《中国人》大家爱我，他们本来就爱我（笑）。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来内地经济发展很快，你觉得对于香港娱乐产业而言，内地的快速发展是会让它越来越边缘化，还是会使它越来越好？
刘德华：我觉得不要往坏的那个方向去想。你听过日本的“水的秘密”吗？（注：日本人江本胜出版的《水知道答案》。书中提出，水能感知人类的感情）你一直听他说好，它连crystal（晶体）都会漂亮一点。你一直跟他说不好、不漂亮，crystal就会乱七八糟。就是说你不一定说要乐观，但是更不要悲观。
（实习生林晓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