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访孟山都在华合资企业——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泓
孟山都生物技术研究(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蓓
孟山都公司，成立于1901年，经历百年的历史长河，数次战略转型，如今的孟山都公司已经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农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蔬菜种子和除草剂，是世界第一大种子公司。2012年福布斯500强排名中，孟山都公司位列224位。
也许是树大招风，也许是锋芒毕露。
现在孟山都公司被提及时，大多与一些负面的词汇和极端的攻击相伴：“转基因大鳄”、“生命海盗”， Natural Society把2011年全球最恶劣公司赋予了孟山都公司，郎咸平称孟山都公司为毁灭中国农作物阴谋集团……而孟山都公司在备受争议的舆论环境中，仍然在业界以科技创新的领导者的姿态不断开发和推广更多优秀的种子产品和基因改良技术。
孟山都公司究竟是农业可持续创新的追求者，还是“大阴谋家”？
“中国业务将是孟山都公司未来的利润增长点，但限于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市场的规范化程度”
记者：孟山都公司是以怎样的契机进入中国，目前在中国开展的主要业务是什么？
汪泓：孟山都公司和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孟山都公司将糖精业务引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孟山都公司再次进入中国市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主推产品是农达除草剂。经过多次转型后，今天的孟山都公司是一家100%的农业公司。目前在中国农达除草剂主要是委托合作伙伴——中化国际在独家代理销售。在种子领域，玉米种子通过合资公司——中种迪卡这个平台销售；蔬菜种子通过孟山都公司下属的圣尼斯公司运作；棉花种子通过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推广。
记者：近些年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整体经营状况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汪泓：目前，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总业务量不足我们全球业务的1%，去年全球的销售额总计118亿美元。
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全球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大豆和棉花产量也排在世界前三位，蔬菜产量更是占全球份额的50%，却诞生了如此低比例的业务份额，表明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种子的知识产权难于保护，由于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仿冒者的种子最快可以与原创者同期上市。比如制种阶段，在美国，孟山都公司可以委托一个大农场来做，风险会很低。而中国没有规模那么大的农场，给我们生产种子的是千家万户的农民，比较分散，难于控制。当育种公司把亲本交到农民手中，就容易被不法种子公司钻空子，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一些亲本，去快速繁育。
而亲本就像软件的源代码，一旦得到它，仿制种子是很快的。就像微软的视窗系统，盗版完全可以做到与正版同步上市。
这也是前些年，孟山都公司在中国迟迟没敢于放开脚步的原因之一。但是今后，孟山都公司将把中国视作公司全球业务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实际上，相应的投入已经逐步加大。
张蓓：汪总说的是生产过程。而我们在研发上，对于每一个生物技术产品，孟山都公司要上亿美元的投入，还有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我们的育种研发过程与制药类似，也会经过概念论证期、早期开发期、高级开发期、上市前期4个阶段，平均每个阶段1-3年的论证和试验。从发现到上市，一个基因改良产品就需要8-10年的时间。如果公司投入这么多，一两年就被别人轻易复制了，这样的损失是绝大多数企业无法承受的。
汪泓：在中国，其实伤害最大的不是外资企业。对于外资企业来讲，无非是多赚少赚的问题。在品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真正去做原始研发的国内公司会很受伤。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出个一个品种已经很费力了，如果仿冒、套牌之风盛行，他们将很难维持下去，甚至可能为求短期的生存同流合污。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不加快整顿市场，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和违法成本，最后市场里剩下的是投机者而非投资者。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显然对中国种业的整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创伤会很大。
记者：孟山都公司的经典商业模式是怎样的，其核心要素是什么，在中国是否进行了适应性的改变？
汪泓：孟山都公司核心的商业要素是广泛许可，尤其在农业生物技术上。无论是研发，还是销售我们都采用开放性的模式。
所谓研发的开放性，指的是我们大量和科研院所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技术合作。虽然孟山都公司是基因改良的创始者，但是一家公司想找到所有的基因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借助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力量，再结合孟山都的科研系统管理过程，在育种前找到更好的基因。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当孟山都公司开发出第一代转基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仅应用于孟山都公司的种子上，让技术专属；二是既在本公司的种子上应用又向其他公司许可输出，而我们最大的一笔技术许可的业务就来自于最强的竞争对手。如此思量的出发点在于，孟山都公司相信种子有区域的适应性，而农业生物技术是提高产量的手段之一，我们希望农业生物技术和最适应的品种结合，这样才能使作物产出得到最高的收益。如果竞争对手的品种更好，再利用我们的技术，能开发出强强结合的优质种子，最终受益的还是农民。这就是孟山都公司核心的发展理念。
现在外界也有担心，像孟山都这样技术优势很强的公司，会不会最终把其他公司消灭掉？肯定不会。孟山都公司的种子产品只专注于几种作物，大豆、玉米、棉花、油料作物以及蔬菜种子。其实在美国，还有几百家种子企业，他们中的一些公司也在做育种的科研工作，但是关注的范围不会像孟山都公司那么大，更多地只做一两个区域。因为他们专注，所以在特定区域内，他们可能比大公司做得还要好。另一类不做研发的企业，通过特色服务，在农民眼中一样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中国，我们也会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技术平台。种子是农业的关键，具体运作方式要和各国的政策配套，我们也不会把美国的方式机械地搬到中国。
记者：现在中国种业的产值还不大，是什么在吸引孟山都公司进入中国？孟山都公司又能为中国带来什么？ 汪泓：这个产业是不断扩大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是一个朝阳的行业，这就是吸引力。种子是资源性的，像孟山都公司这样的跨国种业公司其育种材料是全球化的，有能力把各地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杂交上有个重要理论，也就是品种间“血缘”相距越远，杂交出的种子品质可能越好。外资的进入可以带入更多好的育种材料，不仅提高品质，还能丰富国内育种材料的多样性。
孟山都公司的农业生物技术肯定也会帮到中国。因为国内耕地减少，劳动力开始急速消减。解决劳动力缺失的主要方法是土地的相对集约化，其后是提高耕种水平，也就是提高机械化的水平。人工和机械两种采收方式对种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为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农业对种子有了新的要求，要耐密植、抗倒伏。而孟山都公司利用农业生物技术使我们的玉米种子较早的具备了这些特性。
此外，外企到中国来，在人才的培养或输出方面，也会提供帮助。像通信产业中，很多国内企业的人才实际上就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培训”出来的。作为国际大企业，孟山都公司有这样的心胸。
记者：刚才提到了育种材料，不禁想到国内有“种中国豆，侵美国权”说法，而所谓“美国的权”指的就是孟山都公司的大豆专利，能否为我们解密？
张蓓：至于中国“大豆”的故事，我们也听过很多版本。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美国农业部有一个公共的种质资源库，收集了世界上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不同国家的大豆品系。这个公共平台上的种质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申请用于科研，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在内。当初孟山都公司也是从此平台上拿到相关材料，运用先进的分子生物技术，我们在来自中国的野生大豆材料中发现了高产性状的分子标记。后来孟山都公司在美国有相关的专利申请，但是最终发现无商业价值，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利。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从没有将这个高产分子标记用在自己的产品上，也从未向任何人收取过这个分子标记的专利费。所以，一直以来，任何人无论是用这个野生品种做研究还是种植，都无需向孟山都公司缴纳专利费。
至于坊间流传的多种大豆故事版本，我这里不再一一驳斥。我想强调的是种质资源的交流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更好地保护不同作物种质资源的有效方法。当今人们的膳食结构已经与数千年前第一批培育粮食作物和驯养动物的时代完全不同。因为人类的迁徙, 国际贸易和植物育种技术，今天中国的餐桌上可能包括当地种植的起源于墨西哥南部的玉米（玉蜀黍）和中美洲的菜椒 (辣椒) 。同样，美国生产和消费的食品中也包括了起源于中东的小麦和水果（如苹果和梨）。因为全球种质资源的汇集、共享和应用才实现了今日不同国家的丰富营养膳食。多年来，育种家们将更多的种质资源通过现代育种手段培育成了更适宜当地生产的作物新品种。孟山都公司承诺参与到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ABS ）的国际协议中，严格遵守公司业务运营或者为研发获取种质资源所在国的所有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的法律法规。
实际上，很多野生品种本身是没有商业价值的。关键在于，通过研究它们，发现有用的基因或分子标记，这才是商业价值所在。
“在政策执行到位的前提下，中国企业要注重价值营销的经营理念，建立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
记者：自去年以来，中国出台了大量推动种业发展的利好政策，如何评价他们对中国种业发展的影响？
汪泓：自2000年中国的《种子法》出台以后，中国种业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国有的种子几乎被淘汰或转制了，科研院所提供给企业的种子也不再是免费的，市场化的味道越来越浓，企业也在由小壮大。但是过去的10年当中，与同期国外种业的发展相比，中国种业在科研进展程度和企业的“育繁推”有机结合等方面，展现的成绩并不突出。
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8号文件）出台到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成立，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比较切中时弊的。我关心的是执行。因为这将带来中国种业的大变局，很多人的利益牵扯其中。所以，我对新政策能否有效落实，并推动中国种业在未来10年上一个大台阶，保持审慎的乐观。
记者：以孟山都公司在商业育种上的成功经验为例，中国企业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汪泓：中国企业如果想植根于“育繁推”一体化的发展路径，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在研发上要有耐心。企业要育出一个特色新品种，需要足够的时间，这是科学规律，对谁都是如此。这就涉及如何获取种质资源、建立科学的研发体系、人才储备等。
还有，中国企业要建立价值销售的理念。在未来，他们势必在研发上加大投入。孟山都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是销售额的10%，国内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即便国务院8号文件里面规定，企业想得到一体化的资质，研发投入和利润比是10%，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随之而来的挑战是，研发必须带来足够的回报。这就要求他们摆脱传统的价格销售模式，走上价值销售的路子。
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研发提出更高要求的是种子的品质。种子的生产也有特殊性，需要提前两到三年的时间生产亲本。往往，当年的种子刚开始销售，最终收益不明的情况下，种子企业就要考虑明年的生产计划。所以说，商业育种企业必须保障育种、制种到销售全过程不能脱节，否则企业的运营风险很大。
在孟山都公司，对全产业链的管理上有专门的作物小组，包括市场、销售、生产、育种和财务方面的人才，大家在一起来研究一个长远而周密的计划。有的时候某个品种很好销售，但不好生产，也未必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种业高风险、不可确定性决定的。
张蓓：除了好的技术，人才很关键。孟山都公司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和规划很重视。在公司内部，乐于看到部门间人员的相互流动，这样有利于把个人和公司好的想法和理念进行交流和思想火花的碰撞，把不一样的想法带到不同的部门。我们的理念是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的专长，员工最擅长什么，最想做什么，公司就会尽可能给他们施展的空间，每过一个阶段，员工就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学到新的东西。
汪泓：我举个例子，每年公司的绩效考核，对待管理人员，50%是业务指标，另外50%看其所辖团队的成长情况；对待普通员工，75%是业务、25%是成长。要达到这些目标，需要员工和上司坐在一起，对员工自身的职业规划进行交流。如果某个职业规划可行，那么这名员工在能力和经验上的欠缺，公司或部门会通过培训、轮岗等种种手段帮助他尽快充实。 另外，孟山都公司非常鼓励人员流动。通过各公司部门间的内部流动，各分公司间的国际流动，把更好的经验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把后备人才派往其他国家培训是另一种方式，毕竟听过和做过是两回事。
孟山都公司之所以有这样的人才管理机制，还是与从事的业务商业风险高有关，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做出决策，是一种矩阵式的管理，与我们的企业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矩阵式的管理也有天生的弱点，如果做得不好，难以形成决定。企业文化和商业模式一样，没有完美的模式，只有适不适合。中国现在也在搞商业化育种，企业要盈利就必须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记者：孟山都公司在巴西和阿根廷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会把类似的模式带到中国吗？
汪泓：不可能把巴西的模式移植到中国，但是我们希望10后的中国市场能像现在的巴西。孟山都公司在巴西有非常好的业务，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如果把经验带来，有些做法会是一样的，比如前面说的作物小组、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等，还有我们的“拉动”式销售方法。
我所谓的拉动，就是种子企业创造需求，吸引农民购买。相对的是“推动”式，指通过代理商开拓销售渠道，把产品“塞”到农民手里。孟山都更注重前者。拉动式的销售，需要对农民做大量的宣传，种子长到苗期，让农民来观摩；到收获的时候，再把农民请来观看、评判。这种工作耗时很长，尤其是在中国，农民很多。但是我们会坚持这种思路和方法。
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中国和巴西有所不同。毕竟巴西是个以大农户为主的农业国家，拥有1万多亩地的农户非常多，最大的农户一人就拥有31万公顷的土地。我曾经看过最震撼的一张图片，前一排是大豆收割机，后一排是玉米播种机，前面收完，后面紧跟着就播了。巴西最大的农场可以上30行的播种机，这在中国还做不到。由于机械化程度不同，在中国对种子的要求和巴西就不一样。
显然，孟山都公司还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改变一种农业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需要渐进。靠孟山都一家公司肯定无法解决，还要和一些农业机械公司与政府合作。虽然一己之力是有限的，但孟山都公司希望参与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并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巴西的农业发展得益于开放的农业政策，如何看待中国现有的产业政策与其的区别？
张蓓：从转基因方面比较。基因改良的商业化是从1996年始于美国，而中国也是最早的几个应用国家之一，具体说就是抗虫棉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动作就越来越缓慢了。至今，中国主要是棉花应用的多，少量在木瓜等小作物上，在其他作物上一直没有应用。而其他国家却不断有新的基因改良产品面世。
巴西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起步慢一些，而现如今，跟美国比，巴西在转基因审批方面比美国还要迅速。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巴西政府对基因改良作物的态度更开放。因此，巴西整个农业生产水平明显加快。
汪泓：在中国，有一个观点有待讨论。人们认定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这是毫无争议的。而现在国内把种业安全等同于粮食安全，进而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我个人觉得有待商榷。
种业的盘子很小，在中国也就几百亿元。而粮食与种业对比，有很强的放大性。就拿玉米说，2公斤的种子可能打出1000公斤玉米，这就有500倍的放大效应。巴西的玉米和大豆种子来源80%靠外资，但是由于粮食的放大效应，巴西从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国力强了很多。
国务院8号文件等政策，鼓励中国种业做大做强是好事，但是没有必要限制外资。最好两条腿走路。限制外资等于限制了农民的选择权，也许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进步。
记者：目前，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还不够，国内政策收紧，也许是政府为本土企业留下追赶外资的时间和空间？
汪泓：其实，有很多行业都有相似的经历。中国的电子通信、家电、汽车等行业如果不开放，能否有今天的大发展？
再者，我不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在中国种业市场能占到很大的比例。即便这种情况出现了，中国的粮食获得了极大的丰收，产量翻了两倍，如此结果，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张蓓：说到政策收紧，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由于国家搞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凡在国内开放的领域，都获得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生物技术在育种研究上是必然的发展潮流，转基因技术只是其中一种高效的技术工具”
记者：目前，在美国转基因技术主要应用在哪些作物上，所占份额有多大？已经成为美国种业成熟的发展走向？
张蓓：美国主要基因改良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棉花、甜菜、油菜和苜蓿，分别占94%、88%、90%、95%、80% 和25%。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种植国，其种植面积为6900万公顷，占全球的43%。
记者：外界有这样的说法，尽管美国大量生产转基因作物，但美国人根本不食用转基因食品，是这样吗？
张蓓：当然吃啊。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对当地的转基因食品还是很了解的。美国生产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等，首先要满足其国内的消费，然后才是出口。以玉米为例，在美国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玉米无需分开， 同样进入消费链，包括食品、饲料和乙醇制品。
在美国的超市里，对转基因食品没有强制性标识要求。美国FDA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在成分上和传统食品没有差别，被消化的时间长短、吸收等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理由特别标注。美国许多品牌的色拉油、面包、饼干、番茄酱、酸奶等都或多或少含有转基因成分。可以说，美国是吃转基因食品种类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
记者：如何让人们消除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顾虑，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对转基因技术存在争议的国家和地区？
汪泓：基因改良及其技术的科学普及是很必要的，但是相关的工作没有开展起来，或者做得比较晚。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在欧洲也争论过很长时间，主要是欧洲当时出现英国政府隐瞒疯牛病可传染给人类的事件后。从深层次的角度看，是对公权力的质疑。欧洲目前有8个国家在种植转基因玉米或土豆，因为欧洲很多国家不是农业国，所以进口转基因作物的量也是很大的，大家感兴趣可以登录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官网了解。 与其用深奥的科学理论解释转基因的问题，不如用大量的实例证明可能更直接。比如，转基因进入食物链已经十几年了，如果换算成每一餐，已经有十几亿餐。很多国家的人都在食用，但是到目前尚无一例可以科学证明人畜食用基因改良食品或作物对其健康危害。
记者：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吗？
张蓓：从本质上讲，转基因技术和常规育种中的杂交技术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基因的流动。在育种方面的区别是，转基因技术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可打破不同物种间天然杂交的屏障，拓宽了可利用基因的来源。此外，转基因技术还有提升育种效率，可控性强，后代表现可以预期等优点。转基因技术是生物技术的一部分，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广义地说生物技术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人类从事生产就是在利用环境，消耗土地资源。如果能找到以消耗较少资源为代价，换取同样亦或更多收益的生产技术，人类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
以美国和墨西哥为例，从玉米的单产上比较，美国是墨西哥的一倍，这就源于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对产量的贡献。反过来，要达到同样的产量，转基因玉米显然更节省土地资源。
汪泓：就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来说，第一代的功用体现在提高产量，改善生产方式上，主要是种子生产商和种植户受益。而目前发展的第二代产品，主要是对作物的营养成分进行改良，比如在大豆和油菜上，更多的是消费者收益的，可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改善饮食结构。
孟山都公司首席技术执行官傅瑞磊（Robert T. Fraley）博士，对生物技术发展进行过阶段性的比喻。他形容，现在的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程度好似IT技术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就说明生物技术才刚刚起步，后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其发展动力在于需求，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营养的改良，还有土地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来看，包括技术本身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泛的。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说，生物技术还有很多可以突破的地方。
记者：孟山都公司会采取怎样的方式推动转基因技术发展？
张蓓：孟山都公司一直致力于基因改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现在我们最新研制的含有抗旱基因的玉米品种，已经在美国试种，示范给农民看，得到的反映还不错。尤其是今年美国遇到大旱，这样的玉米如果日后的表现良好，经推广，农民会非常欢迎的。
以后，在给农民提供良种的同时，孟山都公司的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全套的生产技术解决方案——整合耕作系统，结合优质种子，土地环境资源和耕作方法帮助农民实现收益最大化。
除了基因改良，孟山都公司也在考虑应用生物界已有的基因调控机制，更好更快地开发新的产品，服务农业及其他产业。
汪泓：去年，孟山都公司在美国推出8种性状叠加的基因改良玉米产品，抗地上、地下害虫和耐除草剂。除了抗旱的基因，以后一些增加营养的基因等会逐步添加进产品中。
记者：在中国，孟山都公司将如何发展生物技术？
张蓓：其实，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研究的投入也是很大的，包括转基因的动植物。在生物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上，政府也是非常鼓励的，尤其是对企业。这几年中国的许多种业公司相继成立了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发展很快。生物技术产业作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但是根据目前的产业政策，不允许像孟山都公司这样的外资种业企业在中国进行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
汪泓：政府针对外资企业有一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分三个级别：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对于生物技术产业来讲，外资种子企业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属于禁止类。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棉花，因为棉花的商业化生产是在政策出台之前。
在科研上，内资和外资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商业化方面都没有开展起来，比如带有抗虫基因的水稻。这恐怕和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有一定联系。
如今，孟山都公司在中国不能进行基因改良产品的研究和商业化，只有等待政策的变化。每一天的等待，都意味着生产力无法释放。
孟山都生物技术研究(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蓓
孟山都公司，成立于1901年，经历百年的历史长河，数次战略转型，如今的孟山都公司已经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农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蔬菜种子和除草剂，是世界第一大种子公司。2012年福布斯500强排名中，孟山都公司位列224位。
也许是树大招风，也许是锋芒毕露。
现在孟山都公司被提及时，大多与一些负面的词汇和极端的攻击相伴：“转基因大鳄”、“生命海盗”， Natural Society把2011年全球最恶劣公司赋予了孟山都公司，郎咸平称孟山都公司为毁灭中国农作物阴谋集团……而孟山都公司在备受争议的舆论环境中，仍然在业界以科技创新的领导者的姿态不断开发和推广更多优秀的种子产品和基因改良技术。
孟山都公司究竟是农业可持续创新的追求者，还是“大阴谋家”？
“中国业务将是孟山都公司未来的利润增长点，但限于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市场的规范化程度”
记者：孟山都公司是以怎样的契机进入中国，目前在中国开展的主要业务是什么？
汪泓：孟山都公司和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孟山都公司将糖精业务引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孟山都公司再次进入中国市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主推产品是农达除草剂。经过多次转型后，今天的孟山都公司是一家100%的农业公司。目前在中国农达除草剂主要是委托合作伙伴——中化国际在独家代理销售。在种子领域，玉米种子通过合资公司——中种迪卡这个平台销售；蔬菜种子通过孟山都公司下属的圣尼斯公司运作；棉花种子通过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推广。
记者：近些年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整体经营状况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汪泓：目前，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总业务量不足我们全球业务的1%，去年全球的销售额总计118亿美元。
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全球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大豆和棉花产量也排在世界前三位，蔬菜产量更是占全球份额的50%，却诞生了如此低比例的业务份额，表明孟山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种子的知识产权难于保护，由于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仿冒者的种子最快可以与原创者同期上市。比如制种阶段，在美国，孟山都公司可以委托一个大农场来做，风险会很低。而中国没有规模那么大的农场，给我们生产种子的是千家万户的农民，比较分散，难于控制。当育种公司把亲本交到农民手中，就容易被不法种子公司钻空子，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一些亲本，去快速繁育。
而亲本就像软件的源代码，一旦得到它，仿制种子是很快的。就像微软的视窗系统，盗版完全可以做到与正版同步上市。
这也是前些年，孟山都公司在中国迟迟没敢于放开脚步的原因之一。但是今后，孟山都公司将把中国视作公司全球业务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实际上，相应的投入已经逐步加大。
张蓓：汪总说的是生产过程。而我们在研发上，对于每一个生物技术产品，孟山都公司要上亿美元的投入，还有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我们的育种研发过程与制药类似，也会经过概念论证期、早期开发期、高级开发期、上市前期4个阶段，平均每个阶段1-3年的论证和试验。从发现到上市，一个基因改良产品就需要8-10年的时间。如果公司投入这么多，一两年就被别人轻易复制了，这样的损失是绝大多数企业无法承受的。
汪泓：在中国，其实伤害最大的不是外资企业。对于外资企业来讲，无非是多赚少赚的问题。在品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真正去做原始研发的国内公司会很受伤。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出个一个品种已经很费力了，如果仿冒、套牌之风盛行，他们将很难维持下去，甚至可能为求短期的生存同流合污。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不加快整顿市场，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和违法成本，最后市场里剩下的是投机者而非投资者。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显然对中国种业的整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创伤会很大。
记者：孟山都公司的经典商业模式是怎样的，其核心要素是什么，在中国是否进行了适应性的改变？
汪泓：孟山都公司核心的商业要素是广泛许可，尤其在农业生物技术上。无论是研发，还是销售我们都采用开放性的模式。
所谓研发的开放性，指的是我们大量和科研院所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技术合作。虽然孟山都公司是基因改良的创始者，但是一家公司想找到所有的基因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借助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力量，再结合孟山都的科研系统管理过程，在育种前找到更好的基因。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当孟山都公司开发出第一代转基因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仅应用于孟山都公司的种子上，让技术专属；二是既在本公司的种子上应用又向其他公司许可输出，而我们最大的一笔技术许可的业务就来自于最强的竞争对手。如此思量的出发点在于，孟山都公司相信种子有区域的适应性，而农业生物技术是提高产量的手段之一，我们希望农业生物技术和最适应的品种结合，这样才能使作物产出得到最高的收益。如果竞争对手的品种更好，再利用我们的技术，能开发出强强结合的优质种子，最终受益的还是农民。这就是孟山都公司核心的发展理念。
现在外界也有担心，像孟山都这样技术优势很强的公司，会不会最终把其他公司消灭掉？肯定不会。孟山都公司的种子产品只专注于几种作物，大豆、玉米、棉花、油料作物以及蔬菜种子。其实在美国，还有几百家种子企业，他们中的一些公司也在做育种的科研工作，但是关注的范围不会像孟山都公司那么大，更多地只做一两个区域。因为他们专注，所以在特定区域内，他们可能比大公司做得还要好。另一类不做研发的企业，通过特色服务，在农民眼中一样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中国，我们也会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技术平台。种子是农业的关键，具体运作方式要和各国的政策配套，我们也不会把美国的方式机械地搬到中国。
记者：现在中国种业的产值还不大，是什么在吸引孟山都公司进入中国？孟山都公司又能为中国带来什么？ 汪泓：这个产业是不断扩大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是一个朝阳的行业，这就是吸引力。种子是资源性的，像孟山都公司这样的跨国种业公司其育种材料是全球化的，有能力把各地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杂交上有个重要理论，也就是品种间“血缘”相距越远，杂交出的种子品质可能越好。外资的进入可以带入更多好的育种材料，不仅提高品质，还能丰富国内育种材料的多样性。
孟山都公司的农业生物技术肯定也会帮到中国。因为国内耕地减少，劳动力开始急速消减。解决劳动力缺失的主要方法是土地的相对集约化，其后是提高耕种水平，也就是提高机械化的水平。人工和机械两种采收方式对种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为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农业对种子有了新的要求，要耐密植、抗倒伏。而孟山都公司利用农业生物技术使我们的玉米种子较早的具备了这些特性。
此外，外企到中国来，在人才的培养或输出方面，也会提供帮助。像通信产业中，很多国内企业的人才实际上就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培训”出来的。作为国际大企业，孟山都公司有这样的心胸。
记者：刚才提到了育种材料，不禁想到国内有“种中国豆，侵美国权”说法，而所谓“美国的权”指的就是孟山都公司的大豆专利，能否为我们解密？
张蓓：至于中国“大豆”的故事，我们也听过很多版本。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美国农业部有一个公共的种质资源库，收集了世界上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不同国家的大豆品系。这个公共平台上的种质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申请用于科研，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在内。当初孟山都公司也是从此平台上拿到相关材料，运用先进的分子生物技术，我们在来自中国的野生大豆材料中发现了高产性状的分子标记。后来孟山都公司在美国有相关的专利申请，但是最终发现无商业价值，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利。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从没有将这个高产分子标记用在自己的产品上，也从未向任何人收取过这个分子标记的专利费。所以，一直以来，任何人无论是用这个野生品种做研究还是种植，都无需向孟山都公司缴纳专利费。
至于坊间流传的多种大豆故事版本，我这里不再一一驳斥。我想强调的是种质资源的交流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更好地保护不同作物种质资源的有效方法。当今人们的膳食结构已经与数千年前第一批培育粮食作物和驯养动物的时代完全不同。因为人类的迁徙, 国际贸易和植物育种技术，今天中国的餐桌上可能包括当地种植的起源于墨西哥南部的玉米（玉蜀黍）和中美洲的菜椒 (辣椒) 。同样，美国生产和消费的食品中也包括了起源于中东的小麦和水果（如苹果和梨）。因为全球种质资源的汇集、共享和应用才实现了今日不同国家的丰富营养膳食。多年来，育种家们将更多的种质资源通过现代育种手段培育成了更适宜当地生产的作物新品种。孟山都公司承诺参与到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ABS ）的国际协议中，严格遵守公司业务运营或者为研发获取种质资源所在国的所有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的法律法规。
实际上，很多野生品种本身是没有商业价值的。关键在于，通过研究它们，发现有用的基因或分子标记，这才是商业价值所在。
“在政策执行到位的前提下，中国企业要注重价值营销的经营理念，建立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
记者：自去年以来，中国出台了大量推动种业发展的利好政策，如何评价他们对中国种业发展的影响？
汪泓：自2000年中国的《种子法》出台以后，中国种业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国有的种子几乎被淘汰或转制了，科研院所提供给企业的种子也不再是免费的，市场化的味道越来越浓，企业也在由小壮大。但是过去的10年当中，与同期国外种业的发展相比，中国种业在科研进展程度和企业的“育繁推”有机结合等方面，展现的成绩并不突出。
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8号文件）出台到农业部种子管理局成立，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比较切中时弊的。我关心的是执行。因为这将带来中国种业的大变局，很多人的利益牵扯其中。所以，我对新政策能否有效落实，并推动中国种业在未来10年上一个大台阶，保持审慎的乐观。
记者：以孟山都公司在商业育种上的成功经验为例，中国企业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汪泓：中国企业如果想植根于“育繁推”一体化的发展路径，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在研发上要有耐心。企业要育出一个特色新品种，需要足够的时间，这是科学规律，对谁都是如此。这就涉及如何获取种质资源、建立科学的研发体系、人才储备等。
还有，中国企业要建立价值销售的理念。在未来，他们势必在研发上加大投入。孟山都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是销售额的10%，国内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即便国务院8号文件里面规定，企业想得到一体化的资质，研发投入和利润比是10%，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随之而来的挑战是，研发必须带来足够的回报。这就要求他们摆脱传统的价格销售模式，走上价值销售的路子。
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对研发提出更高要求的是种子的品质。种子的生产也有特殊性，需要提前两到三年的时间生产亲本。往往，当年的种子刚开始销售，最终收益不明的情况下，种子企业就要考虑明年的生产计划。所以说，商业育种企业必须保障育种、制种到销售全过程不能脱节，否则企业的运营风险很大。
在孟山都公司，对全产业链的管理上有专门的作物小组，包括市场、销售、生产、育种和财务方面的人才，大家在一起来研究一个长远而周密的计划。有的时候某个品种很好销售，但不好生产，也未必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种业高风险、不可确定性决定的。
张蓓：除了好的技术，人才很关键。孟山都公司对员工的职业发展和规划很重视。在公司内部，乐于看到部门间人员的相互流动，这样有利于把个人和公司好的想法和理念进行交流和思想火花的碰撞，把不一样的想法带到不同的部门。我们的理念是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的专长，员工最擅长什么，最想做什么，公司就会尽可能给他们施展的空间，每过一个阶段，员工就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学到新的东西。
汪泓：我举个例子，每年公司的绩效考核，对待管理人员，50%是业务指标，另外50%看其所辖团队的成长情况；对待普通员工，75%是业务、25%是成长。要达到这些目标，需要员工和上司坐在一起，对员工自身的职业规划进行交流。如果某个职业规划可行，那么这名员工在能力和经验上的欠缺，公司或部门会通过培训、轮岗等种种手段帮助他尽快充实。 另外，孟山都公司非常鼓励人员流动。通过各公司部门间的内部流动，各分公司间的国际流动，把更好的经验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把后备人才派往其他国家培训是另一种方式，毕竟听过和做过是两回事。
孟山都公司之所以有这样的人才管理机制，还是与从事的业务商业风险高有关，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做出决策，是一种矩阵式的管理，与我们的企业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矩阵式的管理也有天生的弱点，如果做得不好，难以形成决定。企业文化和商业模式一样，没有完美的模式，只有适不适合。中国现在也在搞商业化育种，企业要盈利就必须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记者：孟山都公司在巴西和阿根廷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会把类似的模式带到中国吗？
汪泓：不可能把巴西的模式移植到中国，但是我们希望10后的中国市场能像现在的巴西。孟山都公司在巴西有非常好的业务，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如果把经验带来，有些做法会是一样的，比如前面说的作物小组、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等，还有我们的“拉动”式销售方法。
我所谓的拉动，就是种子企业创造需求，吸引农民购买。相对的是“推动”式，指通过代理商开拓销售渠道，把产品“塞”到农民手里。孟山都更注重前者。拉动式的销售，需要对农民做大量的宣传，种子长到苗期，让农民来观摩；到收获的时候，再把农民请来观看、评判。这种工作耗时很长，尤其是在中国，农民很多。但是我们会坚持这种思路和方法。
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中国和巴西有所不同。毕竟巴西是个以大农户为主的农业国家，拥有1万多亩地的农户非常多，最大的农户一人就拥有31万公顷的土地。我曾经看过最震撼的一张图片，前一排是大豆收割机，后一排是玉米播种机，前面收完，后面紧跟着就播了。巴西最大的农场可以上30行的播种机，这在中国还做不到。由于机械化程度不同，在中国对种子的要求和巴西就不一样。
显然，孟山都公司还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改变一种农业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需要渐进。靠孟山都一家公司肯定无法解决，还要和一些农业机械公司与政府合作。虽然一己之力是有限的，但孟山都公司希望参与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并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巴西的农业发展得益于开放的农业政策，如何看待中国现有的产业政策与其的区别？
张蓓：从转基因方面比较。基因改良的商业化是从1996年始于美国，而中国也是最早的几个应用国家之一，具体说就是抗虫棉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动作就越来越缓慢了。至今，中国主要是棉花应用的多，少量在木瓜等小作物上，在其他作物上一直没有应用。而其他国家却不断有新的基因改良产品面世。
巴西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起步慢一些，而现如今，跟美国比，巴西在转基因审批方面比美国还要迅速。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巴西政府对基因改良作物的态度更开放。因此，巴西整个农业生产水平明显加快。
汪泓：在中国，有一个观点有待讨论。人们认定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这是毫无争议的。而现在国内把种业安全等同于粮食安全，进而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我个人觉得有待商榷。
种业的盘子很小，在中国也就几百亿元。而粮食与种业对比，有很强的放大性。就拿玉米说，2公斤的种子可能打出1000公斤玉米，这就有500倍的放大效应。巴西的玉米和大豆种子来源80%靠外资，但是由于粮食的放大效应，巴西从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国力强了很多。
国务院8号文件等政策，鼓励中国种业做大做强是好事，但是没有必要限制外资。最好两条腿走路。限制外资等于限制了农民的选择权，也许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进步。
记者：目前，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还不够，国内政策收紧，也许是政府为本土企业留下追赶外资的时间和空间？
汪泓：其实，有很多行业都有相似的经历。中国的电子通信、家电、汽车等行业如果不开放，能否有今天的大发展？
再者，我不认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在中国种业市场能占到很大的比例。即便这种情况出现了，中国的粮食获得了极大的丰收，产量翻了两倍，如此结果，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张蓓：说到政策收紧，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由于国家搞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凡在国内开放的领域，都获得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生物技术在育种研究上是必然的发展潮流，转基因技术只是其中一种高效的技术工具”
记者：目前，在美国转基因技术主要应用在哪些作物上，所占份额有多大？已经成为美国种业成熟的发展走向？
张蓓：美国主要基因改良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棉花、甜菜、油菜和苜蓿，分别占94%、88%、90%、95%、80% 和25%。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种植国，其种植面积为6900万公顷，占全球的43%。
记者：外界有这样的说法，尽管美国大量生产转基因作物，但美国人根本不食用转基因食品，是这样吗？
张蓓：当然吃啊。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对当地的转基因食品还是很了解的。美国生产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等，首先要满足其国内的消费，然后才是出口。以玉米为例，在美国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玉米无需分开， 同样进入消费链，包括食品、饲料和乙醇制品。
在美国的超市里，对转基因食品没有强制性标识要求。美国FDA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在成分上和传统食品没有差别，被消化的时间长短、吸收等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理由特别标注。美国许多品牌的色拉油、面包、饼干、番茄酱、酸奶等都或多或少含有转基因成分。可以说，美国是吃转基因食品种类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
记者：如何让人们消除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顾虑，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对转基因技术存在争议的国家和地区？
汪泓：基因改良及其技术的科学普及是很必要的，但是相关的工作没有开展起来，或者做得比较晚。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在欧洲也争论过很长时间，主要是欧洲当时出现英国政府隐瞒疯牛病可传染给人类的事件后。从深层次的角度看，是对公权力的质疑。欧洲目前有8个国家在种植转基因玉米或土豆，因为欧洲很多国家不是农业国，所以进口转基因作物的量也是很大的，大家感兴趣可以登录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官网了解。 与其用深奥的科学理论解释转基因的问题，不如用大量的实例证明可能更直接。比如，转基因进入食物链已经十几年了，如果换算成每一餐，已经有十几亿餐。很多国家的人都在食用，但是到目前尚无一例可以科学证明人畜食用基因改良食品或作物对其健康危害。
记者：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吗？
张蓓：从本质上讲，转基因技术和常规育种中的杂交技术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基因的流动。在育种方面的区别是，转基因技术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可打破不同物种间天然杂交的屏障，拓宽了可利用基因的来源。此外，转基因技术还有提升育种效率，可控性强，后代表现可以预期等优点。转基因技术是生物技术的一部分，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广义地说生物技术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人类从事生产就是在利用环境，消耗土地资源。如果能找到以消耗较少资源为代价，换取同样亦或更多收益的生产技术，人类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
以美国和墨西哥为例，从玉米的单产上比较，美国是墨西哥的一倍，这就源于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对产量的贡献。反过来，要达到同样的产量，转基因玉米显然更节省土地资源。
汪泓：就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来说，第一代的功用体现在提高产量，改善生产方式上，主要是种子生产商和种植户受益。而目前发展的第二代产品，主要是对作物的营养成分进行改良，比如在大豆和油菜上，更多的是消费者收益的，可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改善饮食结构。
孟山都公司首席技术执行官傅瑞磊（Robert T. Fraley）博士，对生物技术发展进行过阶段性的比喻。他形容，现在的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程度好似IT技术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就说明生物技术才刚刚起步，后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其发展动力在于需求，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营养的改良，还有土地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来看，包括技术本身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泛的。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说，生物技术还有很多可以突破的地方。
记者：孟山都公司会采取怎样的方式推动转基因技术发展？
张蓓：孟山都公司一直致力于基因改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现在我们最新研制的含有抗旱基因的玉米品种，已经在美国试种，示范给农民看，得到的反映还不错。尤其是今年美国遇到大旱，这样的玉米如果日后的表现良好，经推广，农民会非常欢迎的。
以后，在给农民提供良种的同时，孟山都公司的目标是为农民提供全套的生产技术解决方案——整合耕作系统，结合优质种子，土地环境资源和耕作方法帮助农民实现收益最大化。
除了基因改良，孟山都公司也在考虑应用生物界已有的基因调控机制，更好更快地开发新的产品，服务农业及其他产业。
汪泓：去年，孟山都公司在美国推出8种性状叠加的基因改良玉米产品，抗地上、地下害虫和耐除草剂。除了抗旱的基因，以后一些增加营养的基因等会逐步添加进产品中。
记者：在中国，孟山都公司将如何发展生物技术？
张蓓：其实，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研究的投入也是很大的，包括转基因的动植物。在生物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上，政府也是非常鼓励的，尤其是对企业。这几年中国的许多种业公司相继成立了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发展很快。生物技术产业作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但是根据目前的产业政策，不允许像孟山都公司这样的外资种业企业在中国进行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
汪泓：政府针对外资企业有一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分三个级别：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对于生物技术产业来讲，外资种子企业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属于禁止类。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棉花，因为棉花的商业化生产是在政策出台之前。
在科研上，内资和外资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商业化方面都没有开展起来，比如带有抗虫基因的水稻。这恐怕和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有一定联系。
如今，孟山都公司在中国不能进行基因改良产品的研究和商业化，只有等待政策的变化。每一天的等待，都意味着生产力无法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