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我的头发说起吧”，孟振华馆长的第一句话，就把大家逗乐了。面对第一批入场的耶鲁老师同学们，他笑眯眯地把我“摆上了台”，“是苏老师最早发现的——那天学校一次会议后，苏老师忽然惊讶地问了一句：孟兄，怎么你最近脑门上的头发越来越稀少啦？”大家看着孟老师光亮的脑门，忍不住呵呵笑起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为这个展览操心操的！”
　　这个展览，就是2019年11月8日，在耶鲁大学史特林纪念图书馆盛大开幕的展览，题为：“东学西渐：耶鲁大学中文馆藏史，1849—2019。”
　　“可以这么说吧，筹备这个展览有多难，”孟馆长一语中的，“就说明——这个‘东学西渐’的百年路途，走得有多难！”
　　“东学西渐”来自“西学东渐”这一熟语。《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本为近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第一位毕业于耶鲁的中国留学生容闳的英文自传的中译本书题。自此，“西学东渐”（Western Learning），便成为以1919年“五四”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最显著标志。整整一百年过去，从1919到2019，这个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字眼调了一个头儿——“东学西渐”（From East to West），成为是次耶鲁图书馆年度盛大展览的中心命题。
　　在台湾地区成长、美国受教育的温文尔雅的孟振华老师，正是现任耶鲁东亚图书馆的馆长，为操办这个题旨新异而又顺应时势的展览，确实筹备经年、备尝诸般辛苦。据他的介绍：耶鲁图书馆的中文馆藏起始于整整一百七十年前。1849年8月，耶鲁学院图书馆首次入藏六部中文典籍，成为北美第一所收藏中文书籍的图书馆。作为一位在耶鲁东亚系教授中文汉语超过二十年的老教师，眼前展览的第一幅图，就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被称为“美国汉教（汉语教学）第一人”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大幅頭像，和他在1849年为耶鲁馆藏中国图书留下来的亲笔书信手迹。卫三畏是集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从1833年到1876年，曾旅居中国三十三年，担任过新教传教士，九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同时也写作、出版了多本《中国总论》、《汉英韵府》等美国最早的汉学专著。所以，他成为耶鲁大学最早于1878年设中文教席时聘任的第一位汉学教授。我曾在一篇小文里称他为“美国教吃中文螃蟹的第一人”，自然，他也是美国汉学第一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第一人。1881年，卫三畏还被选为美国东方学研究权威机构——“美国东方学会”的会长。我在日后关于美国早年华工历史的相关研究中还注意到，卫三畏正是当年勇敢站出来批评美国政府通过的“排华法案”、为保护华人移民权益发声的第一人。“汉教祖师爷”在前，美国汉学的先贤在前，眼前他的手迹纸页上留下的时光斑驳影迹，确实让我有诚惶诚恐、仰之若雄山大岳之感啊。
　　这里还有一段趣话：我这个“卫三畏乃美国汉教第一人”的说法，曾经受到出版过好几本介绍哈佛的著作的张凤大姐的质疑。因为在她的书里，这个“美国汉教第一人”的称谓，是留给两年后出任哈佛汉学教席的华人教授戈鲲化的。我与她争辩道：可是，哈佛的汉学教席比耶鲁晚设了整整两年呀！她的辩难却也有根有据：不过，据我查证，耶鲁设了这个汉语教席后却没有学生愿意修读，卫三畏是空挂了两年耶鲁汉学教授的头衔！这个说法，在这次的开幕酒会上，得到了作揭幕致辞的史特林图书馆副馆长艾伦·汤森德的证实，他笑着说：卫三畏确实在耶鲁当了一两年没有学生愿意选课的汉学教授，说明当时要把“东学”——关于中国的学问引入西方的起步艰难，这，也是我们耶鲁图书馆开始馆藏中文图书遇到的第一大难题。可是，为了解决这一大难题，卫三畏一家付出了两代人的努力。
　　馆长先生说到的“第二代”，就是此次展览中的第二张人像——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他接过父亲在耶鲁的汉学位置，在耶鲁任教多年。耶鲁中文图书的第一批馆藏，主要来源于三个人：卫三畏和他的儿子卫斐列，把他们私人的中文藏书全部捐给了图书馆;第三个人——也就是这次展览的第三幅画像：容闳（英文Yung Wing的发音，来自广东话），这位鼓吹“西学东渐”的“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同样也成为“东学西渐”——打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大门的第一人。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确实是耶鲁中文图书馆藏的拓荒者和最大的功臣。这次展览展出了容闳当年为耶鲁选购和馆藏中文图书所写的英文书信手迹，和他捐赠给耶鲁图书馆的《颜氏家庙碑》古拓本的原件。如今镂刻在史特林图书馆正面门楣上的八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其中的中文乃颜真卿的手迹，正是来源于容闳捐赠的这个古拓本。
　　我的注视目光，久久落在展览中一幅画面泛黄却面容俊朗的青年华生的图片上。李恩富，这位当年“晚清留美学童”的代表性人物——1872—1875年间，由学成归国的容闳亲领、在曾国藩、李鸿章支持下由清政府资助，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年仅十二岁的留美学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詹天佑、唐绍仪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恩富，正是当年最早在美国出版英文著作《我的中国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并最早投身为华人权益抗争的先行者，对耶鲁中文图书的馆藏也贡献良多。展柜里也展出了他为耶鲁馆藏中文图书留下的书信手稿。有趣的是，整整二十年前，李恩富的曾孙子李班明，曾是我教的中文班上的一位好学生，他和他的洋人妻子高竹立，后来都成为我的忘年好友。此刻我却惊讶地发现：李班明虽然已是一副白人孩子的面容（其母是洋人），但三四代人之隔，李班明如今的眉眼五官，竟然还毕肖他的曾祖父，可见，李恩富是多么的“基因强壮”。李班明日后曾一度在耶鲁历史悠久的涉华机构“雅礼协会”任职。当年央视一部关于晚清留美学童的文献纪录片，即以这位学童后人的故事作为串讲主线。我指着展橱里的画像，向身边的孟振华馆长讲起李恩富的曾孙曾为我的耶鲁学生的故事，他啧啧惊叹道：真的吗？！耶鲁—李恩富和他的第四代—加上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血脉因缘啊！ 　　非常难得的是，展览中以相当的篇幅分量，回顾了中文图书从宋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直到现代铅字印刷的发展历程，而耶鲁正是参与了中文印刷业在美国发轫的拓荒者。展柜里，耶鲁图书馆珍藏的中文排字设备和印刷制版的原版历历在目，令人感怀不已。
　　据了解，这些泛着古意馨香的历史珍品筹之不易，均来自耶鲁东亚图书馆、史特林纪念图书馆的手稿与档案馆、班内基善本与手稿图书馆和哈斯家族艺术图书馆的珍藏。孟馆长为此奔走上下，筹划逾年。我久久瞻望着展厅里矗立的着中式长袍马褂的容闳青铜塑像（同样很巧合，我和容闳这位耶鲁先贤，恰是广东同乡——古称香山，今含中山、珠海），默默吟念着这个“东学西渐”的展题。果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传承的滚烫血脉，已从卫三畏父子—容闳—李恩富这样的华洋先贤的开拓履迹上，贯通到眼前热气腾腾的观展人群——新一代的耶鲁学子身上了。
　　这场“东学西渐”大展还有一个美丽的余波。在孟振华馆长的热心牵线下，我们耶鲁中文老师竟有机会一探举世闻名的、世界上最大的善本与手稿书库——耶鲁班内基图书馆的堂奥。上述大展开幕数日后，在孟馆长特意安排下，我们在班内基图书馆的地下课室，亲炙亲抚了耶鲁馆藏的众多极其珍贵的中文古籍珍藏品：保存良好、纸质精美如新的“镇馆之宝”——北宋写经，这部墨色浓重、端庄娟秀以颜体楷书抄写的《华严经》长卷，堪称中国书法史的一件瑰宝;为宋徽宗祝寿而由福州开元寺刻印的《法苑珠林》北宋刻本，让我们这些“中文从业者”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味到“宋体字”的真容;清康熙皇帝的满汉合璧的诏书卷轴;清嘉庆年间出版印制的彩绘本“京版天文全图”——古代中国人凭借过往知识和闻说想象绘制的世界与中国地图，也包括中国最早出现的中、英对照的清代北京地图“首善全图”。还有，据说是著名的史景迁教授早年建议购进的、清代光绪年间出版的英汉刻本字典《华英通语集》;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早年赠的《阙里文献考》，容闳赠的《容氏谱牒》，胡适中、英文签名赠的《四十自述》，孔祥熙（他原来竟曾是耶鲁学生）赠的《钦定全唐文》。更有众多如明万历年间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校刻本、清乾隆年间出版的《红楼梦》绣图程乙本、清代彩绘本《滇省夷人图说》、明末套印手绘的《御制天元玉历祥异赋》。京张铁路完工后，由耶鲁杰出校友——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设计并亲赠的《京张路工摄影集》等海内外罕见的古籍珍品，让我们具体而真切地见证了“东学西渐”在耶鲁馆藏中文图书的历程上印下的清晰足迹。
　　日前，笔者的恩师、中山大学中文系荣退教授金钦俊老师在我的微信朋友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从昔日的‘西学东渐’到今日之‘东学西渐’，历史似乎走了一个轮回。昔日‘西学东渐’因其具高位辐射之优势，是一种单向的不对等的交流。如今‘东学’得以‘西渐’乃借文化复兴之定力，始获双向平等交流之机缘。然深入考察，‘东学’向西‘拿来’者多，输出尚少，双向对等局面端赖你们前线学者之努力，奋进吧！”
　　确实，作为站在中、西文化交流前沿阵地的我輩学人，这是某种历史性的重托;作为在海外以中文安身立命的汉语从业者，这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职业重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