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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记着她，而且，怀着某种感谢。
1991年，我师范毕业，在村里任初二语文老师，第一次当班主任，幼稚得和孩子们几乎同龄。
我处在一个相信“暴力教育”的纯朴农村，一个可以自由使用“暴力教育”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对我说：“我的儿子不听话，你就尽管打。”而我正处于崇尚暴力年龄，18岁。
一个月后，大多数的男孩子在武力镇压下屈服了，即使有反抗，在家校联合的力量下也最终放弃了对抗。
后来，我意识到，尽管我已扫清了男孩子调皮、任性、胡作非为的障碍，但我明显忽略了女孩的心思。
那堂班会课，我综合了许多老师的意见，开始用“伟大”的教育理论整顿班级，我的唾沫横飞让学生们肃然起敬，而一位叫何桃的女孩似乎事不关己不闻不问，她始终无动于衷地伏在课桌上，她的无动于衷已持续了一周，我唾沫横飞本来就有表演给她看的意思。此时，我认为她的举动明显包含着某种不屑，于是，我话锋一转，说：“你们看，何桃，就像一只吃饱了的毛毛虫，整天绵软地趴着!这怎么行?”何桃似乎把身子挺了挺，接着一如既往。
放学后，我才端起饭碗，班长吴雨便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说，“不好，不好了!”吴雨是通宿生，住在村口，她站在屋前就可以“清点”每一位进出村子的行人。我问：“什么不好?”吴雨说：“何桃一直往村外走，我问她去哪，她不肯说。”看我愣着，吴雨又说了：“何桃后来很伤心地说，‘你哪一天遇见我妈妈就对她说当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赶忙问：“你不留住她?”她说：“留不住!”
我跳上一辆自行车飞奔去追，一公里后，我终于看到何桃匆匆前行的背影。我的自行车超过她，斜插在路边挡住低头前行的她，说：“回去吧!”她一言不发，绕过我的自行车。如是再三。她只一直低头前进，不停留。我妥协了，慢慢地骑自行车跟着。一路，遭遇了行人狐疑的回头；遭遇了路边小村射出的怪异目光；遭遇了相识的友人开着装木头的卡车按着喇叭将头伸出车窗的嬉皮笑脸……我仿佛失恋的男人跟着自己舍不得放弃的女子一样，一路随何桃前行了约两公里。终于忍无可忍了，我将车速加快，贴着她身边停下，吼道：“你玩够了没有?”这一吓，她倒真停了下来，我又大声说：“你要怎样才好?”而此时，我发现我们居然停在一个深水潭边。她已回过神来，侧转身，对着水潭歇斯底里地喊：“我想跳下去，你又想怎样?”我也显得那么的激动：“那我也跳下去!”她显然呆住了，既没往下跳也没再说话。我停好自行车，蹲在路边望漆黑的深潭，此刻，天下起了小雨，我们仿佛经过一世纪的可以听得到自己心跳的沉默和尴尬，双方内心深处的对抗开始瓦解，我们开始了简洁的一问一答的交流。最终她说，她近来胃痛，很疼，所以坐不直。我蹲着，不安地揉着头发……
我们往回走，后来，她坐上了自行车后座……
我在班上说我错怪了何桃同学，并感谢吴雨同学。
原来一句简单的比喻都会是伤害——特别是对那些女孩子们!班主任，言不可不慎也，否则，不经意深深伤害了学生自己却无知无觉!
想到我对那些男孩暴力相向，我不寒而栗，如果他们不是“草根”，没有继承他们父辈“山野匹夫”的那种在困难与挫折面前的耐挫力，是否早被“虐杀”?
之后，偶尔，早起的我看到早起的何桃正拿着书去野外晨读时，我就想，我是幸运的!假如那天吴雨没及时向我反映情况，假如那天何桃真的跳下深潭……在最初的班主任经历里，是何桃给我上了一堂“如何为人师”的课!后来，当我可能动之以暴力时，或者想明确批评某一学生时，我先自问：他是否正遭遇困难，他是否正期望从老师那获得温暖，而暴力相向或者无端的批评是否会让他感到绝望?
多年过去了，现在，又想着这事，想着如果我此刻的文字某天突然进入了她的视界，她见着了，是否会说她也一直记着我，然后莞尔一笑，怀着某种不安对自己说，那时是不是太年少冲动了?正如许多从学校中走出的孩子怀想曾经顶撞老师批评时的不安一样!
但我知道，她在不太远的地方，与一位爱她的男人一起经营着一个小超市，我当时却不知道，毛毛虫是可以变蝴蝶的。
身为人师，我不使用暴力已好多年，我不无端地批评已好多年——感谢何桃!
1991年，我师范毕业，在村里任初二语文老师，第一次当班主任，幼稚得和孩子们几乎同龄。
我处在一个相信“暴力教育”的纯朴农村，一个可以自由使用“暴力教育”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对我说：“我的儿子不听话，你就尽管打。”而我正处于崇尚暴力年龄，18岁。
一个月后，大多数的男孩子在武力镇压下屈服了，即使有反抗，在家校联合的力量下也最终放弃了对抗。
后来，我意识到，尽管我已扫清了男孩子调皮、任性、胡作非为的障碍，但我明显忽略了女孩的心思。
那堂班会课，我综合了许多老师的意见，开始用“伟大”的教育理论整顿班级，我的唾沫横飞让学生们肃然起敬，而一位叫何桃的女孩似乎事不关己不闻不问，她始终无动于衷地伏在课桌上，她的无动于衷已持续了一周，我唾沫横飞本来就有表演给她看的意思。此时，我认为她的举动明显包含着某种不屑，于是，我话锋一转，说：“你们看，何桃，就像一只吃饱了的毛毛虫，整天绵软地趴着!这怎么行?”何桃似乎把身子挺了挺，接着一如既往。
放学后，我才端起饭碗，班长吴雨便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说，“不好，不好了!”吴雨是通宿生，住在村口，她站在屋前就可以“清点”每一位进出村子的行人。我问：“什么不好?”吴雨说：“何桃一直往村外走，我问她去哪，她不肯说。”看我愣着，吴雨又说了：“何桃后来很伤心地说，‘你哪一天遇见我妈妈就对她说当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赶忙问：“你不留住她?”她说：“留不住!”
我跳上一辆自行车飞奔去追，一公里后，我终于看到何桃匆匆前行的背影。我的自行车超过她，斜插在路边挡住低头前行的她，说：“回去吧!”她一言不发，绕过我的自行车。如是再三。她只一直低头前进，不停留。我妥协了，慢慢地骑自行车跟着。一路，遭遇了行人狐疑的回头；遭遇了路边小村射出的怪异目光；遭遇了相识的友人开着装木头的卡车按着喇叭将头伸出车窗的嬉皮笑脸……我仿佛失恋的男人跟着自己舍不得放弃的女子一样，一路随何桃前行了约两公里。终于忍无可忍了，我将车速加快，贴着她身边停下，吼道：“你玩够了没有?”这一吓，她倒真停了下来，我又大声说：“你要怎样才好?”而此时，我发现我们居然停在一个深水潭边。她已回过神来，侧转身，对着水潭歇斯底里地喊：“我想跳下去，你又想怎样?”我也显得那么的激动：“那我也跳下去!”她显然呆住了，既没往下跳也没再说话。我停好自行车，蹲在路边望漆黑的深潭，此刻，天下起了小雨，我们仿佛经过一世纪的可以听得到自己心跳的沉默和尴尬，双方内心深处的对抗开始瓦解，我们开始了简洁的一问一答的交流。最终她说，她近来胃痛，很疼，所以坐不直。我蹲着，不安地揉着头发……
我们往回走，后来，她坐上了自行车后座……
我在班上说我错怪了何桃同学，并感谢吴雨同学。
原来一句简单的比喻都会是伤害——特别是对那些女孩子们!班主任，言不可不慎也，否则，不经意深深伤害了学生自己却无知无觉!
想到我对那些男孩暴力相向，我不寒而栗，如果他们不是“草根”，没有继承他们父辈“山野匹夫”的那种在困难与挫折面前的耐挫力，是否早被“虐杀”?
之后，偶尔，早起的我看到早起的何桃正拿着书去野外晨读时，我就想，我是幸运的!假如那天吴雨没及时向我反映情况，假如那天何桃真的跳下深潭……在最初的班主任经历里，是何桃给我上了一堂“如何为人师”的课!后来，当我可能动之以暴力时，或者想明确批评某一学生时，我先自问：他是否正遭遇困难，他是否正期望从老师那获得温暖，而暴力相向或者无端的批评是否会让他感到绝望?
多年过去了，现在，又想着这事，想着如果我此刻的文字某天突然进入了她的视界，她见着了，是否会说她也一直记着我，然后莞尔一笑，怀着某种不安对自己说，那时是不是太年少冲动了?正如许多从学校中走出的孩子怀想曾经顶撞老师批评时的不安一样!
但我知道，她在不太远的地方，与一位爱她的男人一起经营着一个小超市，我当时却不知道，毛毛虫是可以变蝴蝶的。
身为人师，我不使用暴力已好多年，我不无端地批评已好多年——感谢何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