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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出现了崭新元素，大都市场景却只是一个虚拟性背景。贾樟柯描写的仍然是小县城的生活，影片的观念性批判意义是：大都市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盆景，他们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却被拒绝享受成果，深刻重大的批判主题和影片内容的稀薄和艺术表现力的孱弱形成强烈反差，使这部影片成为概念化作品。
关键词：虚拟性 大都市 观念性批判 艺术真实
贾樟柯的新作《世界》，戴着欧洲人授予的勋章，衣锦还乡，锣鼓喧天的热闹下却是观众普遍的失望。导演尽管可以自我解嘲，解释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其失败之处在于为了观念性的批判意义，牺牲了艺术的真实性，换言之，抽象的思辨主题深刻重大而艺术表现能力不堪其负。
熟悉贾樟柯作品的人，马上就会注意到《世界》里出现了贾氏电影的三个崭新元素：新现实主义的修饰风格、超现实主义的FLASH表现、大都市场景。《世界》仍然保持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形式要素：记录性、实景拍摄、长镜头、非职业演员、方言，但我们看见它的画面剔除了贾氏电影此前刻意追求的粗糙、原始的成分，变得光滑美丽了。包括FLASH水彩画式的形式之美，这是值得注意的变化，似乎昭示着一种唯美主义的取向(或许《世界》是贾樟柯艺术转向的一个试验品?)。FLASH的运用，在《世界》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物心理、感觉、情绪的形象化：一类是数字世界、虚拟世界的模拟化。它不仅给人视觉的形式美感，更重要的是它深刻表达了现实世界的不真实感、虚拟性，和电影要表达的批判主题是一致的。
确实如第六届西班牙巴马斯国际电影节评论的《世界》的叙事方法非常有实验性。呈现了现实世界的多种可能和复杂性。而担任该片摄影的纽以迅则被组委会认为是创造了数字电影影像的最新范本，他让摄影机的运动具有一种内在的节奏，带给整部影片呼唤的感觉，使得观看《世界》成为一次光与色彩的奇妙之旅。——艺术上的试验性应该是《世界》得奖的真实原因。
第三个新元素：大都市场景。贾樟柯擅于表现小县城的生活世界，几乎他所有的作品的背景都是在山西汾阳，把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和作品本身融为一体，塑造出独特的美学风貌(可称之为“汾阳系列”)。这与导演本人出身于小县城有密切的关系，贾樟柯说：“城镇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信心。这是我从县城里吸收到的最大的营养。这使我不管走到哪，都能有一种勇气。当然这并不是说城镇的文化有博大的魅力，它也有非常多的问题。在那里我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残酷的、真实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害怕的。这一点说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反映到电影里却是很重要的素养。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贾樟柯，一定要珍惜你的东西，你有底层经验啊。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这一种底层经验(台湾人喜欢说成‘草根经验’)，说白了就是大多数人的经验，就是最普通的经验。”
中国的县城是城市和农村的交叉地带。它一半是城市一半是农村，既有现代性因素又有传统乡土文化的根，在这个地带上演了中国社会草根阶层最大的悲喜剧，它的社会形态的变迁，最集中地折射出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实面貌，是中国社会蜕变的最生动体现。
贾樟柯的汾阳系列。表现的不仅是中国县城的生活，更是一种流浪者式的边缘化的特殊生活，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来源于无根浮萍在时代变迁的浑浊波涛里的无目的漂流，人物做了挣扎，但却是无效的挣扎。从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小武》(1998)开始，到《站台》(2000)、《任逍遥》(2002)，都表现的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蜉蝣人生。
因为其实，贾樟柯自己也是边缘人：一、不是体制内人。《世界》是他第一部体制内作品。二、出身于汾阳这样一个小县城，对于大都市他自觉是边缘人。贾樟柯说来北京8年。觉得自己非常难融入到这个城市里。还是跟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也没有归属感。他说：“我在这成家，爱人也是北京人，但对于我自己，总是有些隔膜。”三、从小就不认同主流价值。他在2005年4月接受“国际在线”访谈时讲他小时候：“不喜欢学习的不但我一个人。做小动作、说闲话啊，老师就把我们放在最后一排。我们这些思想活跃、不爱学习的人就聚到了一起，上课的时候就偷偷的写诗。”在北影旁听了两年。当了两年的旁听生。只要是有过相似经历的人，就会理解这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会是什么影响。四、他的创作从开始就采取了叛逆者的姿态，不仅反叛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宏大叙事、英雄主义。还反叛好莱坞的商业性。他的新现实主义艺术取向，即使在二十世纪中期新现实主义的最兴盛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是边缘电影。
所以，贾樟柯的电影具有强烈的精神自传色彩。
在《世界》里，贾樟柯再一次表现了他对边缘生活状态的关注。这次他把故事的背景搬到了北京，第一次把他的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大都市，以至于很多报刊都以“贾樟柯进城”这样的揶揄标题报道。但我们看到他选取的北京，并不是北京最有社会底蕴、文化内涵的诸如胡同啊、四合院啊，而是世界公园。贾樟柯选择这样一个具有虚拟性质的生活背景，是蕴含着他的批判的：世界公园里有各国的著名景观，那是虚拟的辉煌世界，人却不能在里面真实地生活，北京对于赵小桃和成太生而言，也只是一个著名的景观而已。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景象：当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整个世界的同时，却拒绝自己的国民共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对于都市体制外的人(包括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市只是仅供观赏的舞台或景观，是永远也进不去的卡夫卡式的城堡，他们只是工地上的机器、舞台上的道具，在富丽堂皇的虚幻舞台后面却是他们的卑贱人生。他们是站在“世界”外的中国人。
所以尽管贾樟柯这次的场景搬到了大都市，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小县城式的生活。正如贾樟柯自己所说：“因为我是在县城里长大的孩子，而且我在中国也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大城市就像盆景一样，真是这个国家的几个盆景，但真正这国家是什么样子，这国家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大城市，是汾阳，是我家乡那种地方，真实的中国人也是在那样的地方。”
《世界》对中国当代社会作了极其深刻的、可惜却是抽象的批判，正是这种思想的抽象深刻性更加强烈地反衬出其生活内容的稀薄和艺术表现力的孱弱。贾樟柯一直表现的边缘化人生状态，给予他独特的视角，保持旁观者的距离，用一种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了中国70年代以来的当代史。但同时也是局限，使他的当代史欠缺最厚重的部分：普通人生状态下的中国人。他们不是边缘人，他们承受了生活的主要压力，是他们的生活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现实。当然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最喜欢、最擅长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不能用某种价值标准去强求他改变，但贾樟柯如果不能突破他的局限，江郎才尽之日不远。
《世界》已经开始表现出这个局限带来的恶果，整个故事很勉强：由于选取了世界公园这样一个虚拟性的背景，人物少、关系简单、生活的气氛太稀薄。成太生的故事还稍微复杂一点，赵小桃的故事更像是浮光掠影的观感。成太生去看“二姑娘”死的情节、小桃和安娜在洗手间的相遇都很矫情。人物的性格发展不真实，小桃那样一个有主见、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会采取那样一种极端的做法?导演似乎安排这样一个极端的结局，是为了强调小桃理想性的纯洁破灭的悲剧感，这已经流于煽情的地步了。导演为他的象征意义、为他的批判性付出了艺术失真的代价。
这是一部因为观念性太强而不真实的作品，贾樟柯一部失败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贾氏电影一些崭新的因素，有与前期作品不同的趋向，我们希望这是贾樟柯的一种自我突破，《世界》是这个转折的试验品，而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是某种妥协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南方都市报，2005年03月15日
[2]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03月17日
作者简介：陈祥波，男，湖北利川市人。毕业于湖北
大学。文艺学硕士。现在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
任教，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
研究和教学。
关键词：虚拟性 大都市 观念性批判 艺术真实
贾樟柯的新作《世界》，戴着欧洲人授予的勋章，衣锦还乡，锣鼓喧天的热闹下却是观众普遍的失望。导演尽管可以自我解嘲，解释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其失败之处在于为了观念性的批判意义，牺牲了艺术的真实性，换言之，抽象的思辨主题深刻重大而艺术表现能力不堪其负。
熟悉贾樟柯作品的人，马上就会注意到《世界》里出现了贾氏电影的三个崭新元素：新现实主义的修饰风格、超现实主义的FLASH表现、大都市场景。《世界》仍然保持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形式要素：记录性、实景拍摄、长镜头、非职业演员、方言，但我们看见它的画面剔除了贾氏电影此前刻意追求的粗糙、原始的成分，变得光滑美丽了。包括FLASH水彩画式的形式之美，这是值得注意的变化，似乎昭示着一种唯美主义的取向(或许《世界》是贾樟柯艺术转向的一个试验品?)。FLASH的运用，在《世界》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物心理、感觉、情绪的形象化：一类是数字世界、虚拟世界的模拟化。它不仅给人视觉的形式美感，更重要的是它深刻表达了现实世界的不真实感、虚拟性，和电影要表达的批判主题是一致的。
确实如第六届西班牙巴马斯国际电影节评论的《世界》的叙事方法非常有实验性。呈现了现实世界的多种可能和复杂性。而担任该片摄影的纽以迅则被组委会认为是创造了数字电影影像的最新范本，他让摄影机的运动具有一种内在的节奏，带给整部影片呼唤的感觉，使得观看《世界》成为一次光与色彩的奇妙之旅。——艺术上的试验性应该是《世界》得奖的真实原因。
第三个新元素：大都市场景。贾樟柯擅于表现小县城的生活世界，几乎他所有的作品的背景都是在山西汾阳，把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和作品本身融为一体，塑造出独特的美学风貌(可称之为“汾阳系列”)。这与导演本人出身于小县城有密切的关系，贾樟柯说：“城镇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信心。这是我从县城里吸收到的最大的营养。这使我不管走到哪，都能有一种勇气。当然这并不是说城镇的文化有博大的魅力，它也有非常多的问题。在那里我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残酷的、真实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害怕的。这一点说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反映到电影里却是很重要的素养。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贾樟柯，一定要珍惜你的东西，你有底层经验啊。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这一种底层经验(台湾人喜欢说成‘草根经验’)，说白了就是大多数人的经验，就是最普通的经验。”
中国的县城是城市和农村的交叉地带。它一半是城市一半是农村，既有现代性因素又有传统乡土文化的根，在这个地带上演了中国社会草根阶层最大的悲喜剧，它的社会形态的变迁，最集中地折射出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实面貌，是中国社会蜕变的最生动体现。
贾樟柯的汾阳系列。表现的不仅是中国县城的生活，更是一种流浪者式的边缘化的特殊生活，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来源于无根浮萍在时代变迁的浑浊波涛里的无目的漂流，人物做了挣扎，但却是无效的挣扎。从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小武》(1998)开始，到《站台》(2000)、《任逍遥》(2002)，都表现的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蜉蝣人生。
因为其实，贾樟柯自己也是边缘人：一、不是体制内人。《世界》是他第一部体制内作品。二、出身于汾阳这样一个小县城，对于大都市他自觉是边缘人。贾樟柯说来北京8年。觉得自己非常难融入到这个城市里。还是跟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也没有归属感。他说：“我在这成家，爱人也是北京人，但对于我自己，总是有些隔膜。”三、从小就不认同主流价值。他在2005年4月接受“国际在线”访谈时讲他小时候：“不喜欢学习的不但我一个人。做小动作、说闲话啊，老师就把我们放在最后一排。我们这些思想活跃、不爱学习的人就聚到了一起，上课的时候就偷偷的写诗。”在北影旁听了两年。当了两年的旁听生。只要是有过相似经历的人，就会理解这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会是什么影响。四、他的创作从开始就采取了叛逆者的姿态，不仅反叛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宏大叙事、英雄主义。还反叛好莱坞的商业性。他的新现实主义艺术取向，即使在二十世纪中期新现实主义的最兴盛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是边缘电影。
所以，贾樟柯的电影具有强烈的精神自传色彩。
在《世界》里，贾樟柯再一次表现了他对边缘生活状态的关注。这次他把故事的背景搬到了北京，第一次把他的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大都市，以至于很多报刊都以“贾樟柯进城”这样的揶揄标题报道。但我们看到他选取的北京，并不是北京最有社会底蕴、文化内涵的诸如胡同啊、四合院啊，而是世界公园。贾樟柯选择这样一个具有虚拟性质的生活背景，是蕴含着他的批判的：世界公园里有各国的著名景观，那是虚拟的辉煌世界，人却不能在里面真实地生活，北京对于赵小桃和成太生而言，也只是一个著名的景观而已。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景象：当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整个世界的同时，却拒绝自己的国民共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对于都市体制外的人(包括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市只是仅供观赏的舞台或景观，是永远也进不去的卡夫卡式的城堡，他们只是工地上的机器、舞台上的道具，在富丽堂皇的虚幻舞台后面却是他们的卑贱人生。他们是站在“世界”外的中国人。
所以尽管贾樟柯这次的场景搬到了大都市，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小县城式的生活。正如贾樟柯自己所说：“因为我是在县城里长大的孩子，而且我在中国也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大城市就像盆景一样，真是这个国家的几个盆景，但真正这国家是什么样子，这国家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大城市，是汾阳，是我家乡那种地方，真实的中国人也是在那样的地方。”
《世界》对中国当代社会作了极其深刻的、可惜却是抽象的批判，正是这种思想的抽象深刻性更加强烈地反衬出其生活内容的稀薄和艺术表现力的孱弱。贾樟柯一直表现的边缘化人生状态，给予他独特的视角，保持旁观者的距离，用一种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了中国70年代以来的当代史。但同时也是局限，使他的当代史欠缺最厚重的部分：普通人生状态下的中国人。他们不是边缘人，他们承受了生活的主要压力，是他们的生活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现实。当然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最喜欢、最擅长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不能用某种价值标准去强求他改变，但贾樟柯如果不能突破他的局限，江郎才尽之日不远。
《世界》已经开始表现出这个局限带来的恶果，整个故事很勉强：由于选取了世界公园这样一个虚拟性的背景，人物少、关系简单、生活的气氛太稀薄。成太生的故事还稍微复杂一点，赵小桃的故事更像是浮光掠影的观感。成太生去看“二姑娘”死的情节、小桃和安娜在洗手间的相遇都很矫情。人物的性格发展不真实，小桃那样一个有主见、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会采取那样一种极端的做法?导演似乎安排这样一个极端的结局，是为了强调小桃理想性的纯洁破灭的悲剧感，这已经流于煽情的地步了。导演为他的象征意义、为他的批判性付出了艺术失真的代价。
这是一部因为观念性太强而不真实的作品，贾樟柯一部失败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贾氏电影一些崭新的因素，有与前期作品不同的趋向，我们希望这是贾樟柯的一种自我突破，《世界》是这个转折的试验品，而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是某种妥协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南方都市报，2005年03月15日
[2]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03月17日
作者简介：陈祥波，男，湖北利川市人。毕业于湖北
大学。文艺学硕士。现在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
任教，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
研究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