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响炮》夺得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作者王占黑因此获得奖金30万元，朋友圈刷屏。出于好奇，我去找了一本来看，一看，大失所望，也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这些苛刻的名家评委。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90后少女王占黑的处女作，自始至终透着一股青涩气。刚刚入小说之门，却在那故作老成，终究未能圆熟。
　　我不知道是不是各个省市都有作家协会要推本地作家的缘故，这些年中国文学的地域保守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好像是上海作家就得写上海，弄堂、新村、浦东、下只角……写上海就叫好，写了上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叫现实主义，于是出现了一批在普通话小说中跳出“爷叔”、“小嬢嬢”、“囡囡”、“一歇歇”、“事体”这样零星上海话的青年作家。
　　我是上海人，但是我读这样的小说一点也不感到亲切。我只看到投其所好的媚骨俗气和拼命想要显示出已逝的老上海的优越感的那种企图心。
　　在我看来，用一些夹生上海话，除了宣示自己领地的意味，并没有多少文学的价值。更何况，王占黑是嘉兴人，只是在上海生活了几年而已。她对上海的理解，终究是浅。
　　《空响炮》，是小说集第一篇的题目。写一个香烛炮仗店老板在上海市颁布禁燃令前后的生活变化。非常的文学政治正确，一种底层小人物的悲欢，正符合经典文学史课程上的叙述，正到你几乎可以想象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课上老师如何教授你写作的秘诀：要有方言、要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小细节、要反映时代的变迁，新旧两种思想的碰撞。
　　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陈腐的术语。
　　《空响炮》当然不能说她写得糟糕，只是无功无过，平平无奇古天乐而已，捧得太高，自然有捧杀的嫌疑。
　　问题在哪呢？我读《空响炮》时，无法与一个90后少女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字与年龄的不相称，不在于作者心智的早熟，而恰恰在于故作早熟。中规中矩的写作当然也可以在杂志上发表，甚至出版，但是要说达到了获奖的高度，恐怕就未必。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空响炮》这个短篇，一共17页，万把字吧，却有6个主要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平均用力，其结果就是分摊到每个人身上，都是蜻蜓点水的小事。这些片段，人物的状态王占黑描写得也还算准确，但也仅仅是还算而已。
　　小说中，上海实行了“禁燃令”，开炮仗店的自然若有所失，抓违禁的社区巡逻自然就比较忙活，鞭炮代表了过去时代的尾声，“禁燃令”实行后的上海则代表着现代城市的冷漠，可是呢，对于马国福这样要开早班车的公交司机来说，禁燃令又是必须的。
　　就这么点事呗。
　　不是差，是平庸。
　　在庸俗现实主义者的眼中，这大概就是上海的现实。这到底是算上海的早晨还是上海的夜晚呢？就像一碗水端到你面前一眼就能看穿碗底，还是中学作文的思维方式。
　　《空响炮》里，环卫工老棉袄那段完全删去对小说有任何影响吗？毫无影响。为什么一定要插入一段环卫工在新年夜扫大街？因为政治正确，无关文学。
　　这6个人物，是鞭炮牵扯出来的，有的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没有。如果是长篇或中篇，这样的架构可能产生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当然也需要非常强的驾驭能力，而王占黑的短篇，其间的人物关系完全没有展开，点到为止，入木半分。
　　就像《色·戒》一定要有打麻将来撑场面一样，《麻将，胡了》，是上海想象中的标配必需品。小说中的“葛三囡馄饨店”这个名称，你在上海街头走好了，走死你也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招牌，取店名和取名字一樣，都有寓意，比如耳光馄饨，就是像耳光一样响亮。而“葛三囡馄饨店”，看上去很上海，看上去而已。
　　只要你在上海的馄饨店里吃过馄饨，你就应该知道，在馄饨店里搓麻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是没有生意，也不太可能在馄饨店里搓麻将。特别是这种20多年的弄堂馄饨店，空间逼仄，又比较的油腻，你怎么搓麻将？这样的设定是不是有点想当然呢？
　　最后怼怼“吴重病”，在肠梗阻腹中绞痛如此强烈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胃口大开大吃糟毛豆鸭舌头，文本上煽情，目的性太明确反而失去真实。
　　王占黑的小说里多有这种似是而非，乍一看很有上海的味道，仔细一琢磨就不对。所以《空响炮》，终究是空响，不是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