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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道认为穷人之所以陷入饥饿和贫困的原因是在于其食物获得权等权利的失效以及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他的反贫困原因的两个解释框架即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更是我们树立新反贫困理念的基础。
一、贫困原因：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
阿马蒂亚·森的反贫困理论指出，贫困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种，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
他区分了人的权利关系的四种：（1）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通过自愿交易所得到的东西。（2）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佣来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3）自己劳动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并进而有权拥有与自己的劳动能力有关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及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4）继承和转移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必须是合法的。这四种权利构成了人的权利的集合。一个人支配粮食，或其他一种他希望获得和拥有的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是为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特性所决定的。当这四种权利关系都失效时，这个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权利，是导致贫困的原因。
森对饥荒中不平等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了能力贫困问题。他以能力来衡量个人福利的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框架中, 这一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为国际社会制定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森说，“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和其他的一些失败。”能力贫困的内涵十分丰富。森的说法表达为：“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与社交活动。”人们在所列举的能力方面的缺失均可被视为能力贫困。也就是说，可行能力的剥夺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既然权利失效和能力剥夺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和深层原因，那么，反贫困就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即与之相对应的“维权”和“赋能”。
二、维权和赋能
（一）概念界定
“权”指权利，虽然森提到了上述的四种权利关系，但是为了反贫困制度设定，有必要细化。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食物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就业权、话语权等等。维权就是说，要维护贫困群体的这些权利，使得他们能够享有这些权利。
“能”指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用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贫困群体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赋能就是贫困群体能力的提高，提供给他们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让他们自主地提高自身人力资本。
（二）维权和赋能的关系
权利和能力是两个从不同方面来说的不同的概念，权利主要是需要得到外界客观的环境才能得以存在的，而能力则是从自身出发的，塑造自身的资本的方面，外界结构只是给与机会。所以维权需要客观制度的肯定和支持，赋能需要的是穷人自己改变自身的动力。但是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能力的丧失与一系列不同权利的不充分有关，而权利的享有才有提高能力的机会，提高能力能为进一步享有应有权利做铺垫，主客观条件相辅相成的互动，才能达到彻底打破贫困循环、改变穷人境况的效果。
三、我国现有反贫困现状及其理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反贫困的体系。二十世纪80年代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到二十世纪90年代城市已初步建立了反贫困行动体系，农村也于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建立起了农村特困户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反贫困从临时性措施逐步走向了制度化的反贫困体系。与行动相对应的反贫困理念，从纯粹的慈善和施舍发展到对政府责任性和公民权利性的强调，从收入、物质扶贫到精神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越来越强调打破贫困亚文化，发挥穷人的自主性。收入扶贫和物质扶贫的局限性是早就为学术界所共识的，根本上是达不到反贫困效果的。而传统开发式扶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未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相对注重生产性活动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及能力培养关注不够，扶贫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全过程贫困人口参与不足，总体上扶贫效果可持续性不足等。开发式扶贫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很好的贯彻也不可能彻底地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而导致贫困—过度开发——返贫困的恶性循环。参与式扶贫，在很多的现实案例中（如河南某村）也存在着附有一定条件及发动过程、操作过程中的问题，能够受益的人数有限。尽管有局限性，但是参与式扶贫强调了发挥穷人的自主性，在理念上来讲是有很大意义的。
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反贫困是一种有特定扶助对象的反贫困理念，这样的结果是只解决了少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只解决了部分的绝对贫困问题，从长远的反贫困和打破贫困循环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四、维权和赋能新理念的功能
（一）维权和赋能在理念上的意义
树立正确合适的理念，能为反贫困的制度化、体系化做出良好的导向。理念应该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对贫困制度的建构和贫困举措的实施发挥功能。
维权和赋能，跳出了收入上反贫困的狭隘视角，从维护贫困群体的权利和培养贫困群体的能力着眼，让他们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角色，而是主动运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境况。
维权和赋能，能够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穷是一个永久的或较为长期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具有代际传递的、具有福利依赖的永久性事件。贫困群体在先赋因素上的缺乏，使得其市场上的走出贫穷的尝试失败后，放弃进取，进而导致后代的境况永远得不到改善。依赖福利救济也成为永久性生存的途径。这种状况的打破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扶贫、参与式扶贫能够解决的。只有通过提高他们的教育素质、自身反贫困的能力、话语权等，才能够使得他们自主走出福利依赖的圈子。
（二）维权和赋能作为反贫困新理念的适用性
维权和赋能的理念适用性是较为宽广的，对农村贫困人群、城市贫困人群与边缘人群都有反贫困的适用性。城市贫困人群，反贫困的客观条件是比较具备的，缺乏的是话语权和融入经济圈的自身能力。而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而言，主客观条件都是比较缺乏，要创造反贫困的客观条件，在现实的情况下，也首先需要获得打破贫困的主观条件，这也就回到了我们维权和赋能的重要性来了。对于失地农民、农民工等边缘群体来讲，能够获得与政府及企业组织的对话权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知识与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五、对我国的启示——维权和赋能的应有举措
（一）树立社会保障新理念
从维权和赋能的视角来建立社会保障，就应该建立扩大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既然社会保障是运用社会手段来建立的，那么就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社会手段，既要为弱者的能力提供直接的帮助，使其活得保证基本能力的手段；也应提供失业保险、免费卫生服务及其基础教育等；更可以采取间接的社会手段，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让人们都能普遍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二）基础教育与培训教育的重要性
受教育水平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就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贫困亚文化的形成与贫困循环原因在于贫困群体的文化水平的低下与滞后。因此，提高贫困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是必要的。
维权和赋能的理念告诉我们，不但应该保障贫困群体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而且应该去保障他们（已经过了享受基础教育年龄的贫困群体）的培训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提高自身适应经济市场的能力，使他们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三）话语权与组织保障
贫困群体陷入贫困，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保障机会让他们翻身，他们纵有不满却也没有话语权，无法与占据权力资源的政权平等对话和自由发表意见。生活富足的人都有固定工作、有组织隶属、有组织保障，而贫困群体没有这些，否则不会成为贫困群体。因为组织的运行需要成本，贫困群体却可能担负不起这个成本。实质上，贫困群体如果有自己的组织，将使之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其他机构所不能替代的社会功能，倡导民主、平等，在政府、企业及个人之间沟通协调，客观上为贫困群体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让·德雷兹，阿马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M].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迪帕·纳拉扬等.谁倾听我们的声音[M].付岩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5]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6]龚冰.论我国开发式扶贫的拓展与完善[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1).
[7]银锐.关于我国开发式扶贫问题的思考[J].成都大学学报，2007(3).
[8]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J].城市问题,2003(3 ).
（作者简介：曾志（1979—）男，汉族，中南民族大学民社学院硕士研究生，民族社会学方向。）2
一、贫困原因：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
阿马蒂亚·森的反贫困理论指出，贫困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种，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
他区分了人的权利关系的四种：（1）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通过自愿交易所得到的东西。（2）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佣来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3）自己劳动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并进而有权拥有与自己的劳动能力有关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及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4）继承和转移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必须是合法的。这四种权利构成了人的权利的集合。一个人支配粮食，或其他一种他希望获得和拥有的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是为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特性所决定的。当这四种权利关系都失效时，这个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权利，是导致贫困的原因。
森对饥荒中不平等的研究，使他认识到了能力贫困问题。他以能力来衡量个人福利的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框架中, 这一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为国际社会制定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森说，“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和其他的一些失败。”能力贫困的内涵十分丰富。森的说法表达为：“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包括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出现而不害羞，并能参与社交活动。”人们在所列举的能力方面的缺失均可被视为能力贫困。也就是说，可行能力的剥夺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既然权利失效和能力剥夺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和深层原因，那么，反贫困就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即与之相对应的“维权”和“赋能”。
二、维权和赋能
（一）概念界定
“权”指权利，虽然森提到了上述的四种权利关系，但是为了反贫困制度设定，有必要细化。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食物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就业权、话语权等等。维权就是说，要维护贫困群体的这些权利，使得他们能够享有这些权利。
“能”指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用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贫困群体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赋能就是贫困群体能力的提高，提供给他们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让他们自主地提高自身人力资本。
（二）维权和赋能的关系
权利和能力是两个从不同方面来说的不同的概念，权利主要是需要得到外界客观的环境才能得以存在的，而能力则是从自身出发的，塑造自身的资本的方面，外界结构只是给与机会。所以维权需要客观制度的肯定和支持，赋能需要的是穷人自己改变自身的动力。但是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能力的丧失与一系列不同权利的不充分有关，而权利的享有才有提高能力的机会，提高能力能为进一步享有应有权利做铺垫，主客观条件相辅相成的互动，才能达到彻底打破贫困循环、改变穷人境况的效果。
三、我国现有反贫困现状及其理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反贫困的体系。二十世纪80年代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到二十世纪90年代城市已初步建立了反贫困行动体系，农村也于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建立起了农村特困户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反贫困从临时性措施逐步走向了制度化的反贫困体系。与行动相对应的反贫困理念，从纯粹的慈善和施舍发展到对政府责任性和公民权利性的强调，从收入、物质扶贫到精神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越来越强调打破贫困亚文化，发挥穷人的自主性。收入扶贫和物质扶贫的局限性是早就为学术界所共识的，根本上是达不到反贫困效果的。而传统开发式扶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未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相对注重生产性活动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及能力培养关注不够，扶贫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全过程贫困人口参与不足，总体上扶贫效果可持续性不足等。开发式扶贫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很好的贯彻也不可能彻底地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而导致贫困—过度开发——返贫困的恶性循环。参与式扶贫，在很多的现实案例中（如河南某村）也存在着附有一定条件及发动过程、操作过程中的问题，能够受益的人数有限。尽管有局限性，但是参与式扶贫强调了发挥穷人的自主性，在理念上来讲是有很大意义的。
总体上来讲，中国的反贫困是一种有特定扶助对象的反贫困理念，这样的结果是只解决了少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只解决了部分的绝对贫困问题，从长远的反贫困和打破贫困循环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四、维权和赋能新理念的功能
（一）维权和赋能在理念上的意义
树立正确合适的理念，能为反贫困的制度化、体系化做出良好的导向。理念应该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对贫困制度的建构和贫困举措的实施发挥功能。
维权和赋能，跳出了收入上反贫困的狭隘视角，从维护贫困群体的权利和培养贫困群体的能力着眼，让他们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角色，而是主动运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境况。
维权和赋能，能够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穷是一个永久的或较为长期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具有代际传递的、具有福利依赖的永久性事件。贫困群体在先赋因素上的缺乏，使得其市场上的走出贫穷的尝试失败后，放弃进取，进而导致后代的境况永远得不到改善。依赖福利救济也成为永久性生存的途径。这种状况的打破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扶贫、参与式扶贫能够解决的。只有通过提高他们的教育素质、自身反贫困的能力、话语权等，才能够使得他们自主走出福利依赖的圈子。
（二）维权和赋能作为反贫困新理念的适用性
维权和赋能的理念适用性是较为宽广的，对农村贫困人群、城市贫困人群与边缘人群都有反贫困的适用性。城市贫困人群，反贫困的客观条件是比较具备的，缺乏的是话语权和融入经济圈的自身能力。而对于农村贫困人口而言，主客观条件都是比较缺乏，要创造反贫困的客观条件，在现实的情况下，也首先需要获得打破贫困的主观条件，这也就回到了我们维权和赋能的重要性来了。对于失地农民、农民工等边缘群体来讲，能够获得与政府及企业组织的对话权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知识与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五、对我国的启示——维权和赋能的应有举措
（一）树立社会保障新理念
从维权和赋能的视角来建立社会保障，就应该建立扩大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既然社会保障是运用社会手段来建立的，那么就应该采取多种多样的社会手段，既要为弱者的能力提供直接的帮助，使其活得保证基本能力的手段；也应提供失业保险、免费卫生服务及其基础教育等；更可以采取间接的社会手段，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让人们都能普遍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二）基础教育与培训教育的重要性
受教育水平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就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贫困亚文化的形成与贫困循环原因在于贫困群体的文化水平的低下与滞后。因此，提高贫困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是必要的。
维权和赋能的理念告诉我们，不但应该保障贫困群体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而且应该去保障他们（已经过了享受基础教育年龄的贫困群体）的培训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提高自身适应经济市场的能力，使他们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三）话语权与组织保障
贫困群体陷入贫困，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保障机会让他们翻身，他们纵有不满却也没有话语权，无法与占据权力资源的政权平等对话和自由发表意见。生活富足的人都有固定工作、有组织隶属、有组织保障，而贫困群体没有这些，否则不会成为贫困群体。因为组织的运行需要成本，贫困群体却可能担负不起这个成本。实质上，贫困群体如果有自己的组织，将使之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其他机构所不能替代的社会功能，倡导民主、平等，在政府、企业及个人之间沟通协调，客观上为贫困群体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让·德雷兹，阿马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M].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迪帕·纳拉扬等.谁倾听我们的声音[M].付岩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5]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3(2).
[6]龚冰.论我国开发式扶贫的拓展与完善[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1).
[7]银锐.关于我国开发式扶贫问题的思考[J].成都大学学报，2007(3).
[8]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J].城市问题,2003(3 ).
（作者简介：曾志（1979—）男，汉族，中南民族大学民社学院硕士研究生，民族社会学方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