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在位于江西吉安的红22军军部的禁闭室里，一位个子高大、二十五六岁的红军军官在愤怒地拍着门板，吼叫着：“放我出去，我不是AB团分子！我要见陈毅军长！”
　　——他叫唐天际（1904-
　　1989，湖南安仁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时任红22军第60师师长。他真是AB团分子么？
　　所谓“AB团”，是1926年由江西省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建起的一个反共组织，“AB”就是“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为了防止敌特的渗入，1930年秋，驻扎在赣西的红一方面军开始在部队中清查AB团分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被抓的“反革命”越来越多，甚至一些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英雄竟也被保卫部门当作AB团分子抓走了。
　　当时，保卫部门的权力很大。他们只凭一封检举信或告密者的一句话，不通过部队领导，就可以直接把人抓起来。只要有一人被抓，与这个人接近的同志都要受到怀疑，接受审查。
　　肃反运动的无限扩大化，更助长了保卫部门不问青红皂白，胡抓乱打的歪风。保卫部门对这些抓起来的所谓AB团分子，实行严刑逼供，根本不允许申辩。通常不经过认真调查，就被处决了。据资料介绍，当时不足5万人的红一方面军有4000多名红军将士被当作AB团分子错误杀害，其中包括50多名师团级干部。一时间，红军内部阴云密布，人心惶惶。
　　唐天际作为一名红军中层领导，他对在红军内部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是积极赞成的。他想，红军不断补充扩大，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开展打AB团，肃清混进来的反革命是应该的和必要的。
　　但是，随着斗争一天比一天扩大，唐天际看到不少将士被屈抓、冤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于是，在师部的党小组会上，唐天际把憋了好久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哪来这么多的AB团？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多的反革命。”
　　对组织敞开心扉，倾吐自己的想法，这本来是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谁知这几句话竟成了唐天际“秘密召开AB团分子会，并为AB团分子鸣冤叫屈”的“罪证”！
　　会后的第二天，军保卫部门就把唐天际关进了禁闭室，进行隔离审查。
　　当时，红22军军长是陈毅。唐天际被抓这天，不巧陈毅因事外出了。唐天际关进禁闭室的第二天，陈毅回来，听说第60师师长唐天际召开AB团分子会，已被抓起来关进禁闭室，大吃一惊！但他根本就不相信唐天际真的召集了AB团分子开会。因为他对唐天际的为人非常清楚——
　　唐天际先后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28年4月，身为安仁县苏维埃主席和安仁农军司令的他随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红四军成立后，唐天际先后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红50团团长、60师师长等职。
　　唐天际作战机智勇敢，经常亲率突击队冲锋陷阵，多次身负重伤。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同志，要说他是AB团分子，陈毅就是打死也不相信！
　　而且两人虽相处才两年时间，但交情匪浅。因为唐天际不仅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会带兵打仗，还会写诗、下棋，所以在井冈山期间，陈毅与唐天际这对并肩作战的战友，自然又成了文友和棋友。战斗的间隙，他俩时常聚在一块切磋诗词或棋艺。其实，唐天际的名字也是陈毅在井冈山时给改的呢。
　　唐天际原名“唐天济”，陈毅说，“天济”这名字带点封建色彩和救世主的味道，不如改“济”为“际”，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要有天空般广阔的胸怀，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全人类——名字虽只改了一个字，但意境却截然不同了，唐天际当然是欣然接受。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陈毅决定亲自过问这个案子。
　　当天下午，陈毅到60师唐天际所在的党小组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唐天际那天开的党小组会，是正常的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并不是什么AB团分子会。
　　晚饭后，陈毅通知保卫部门的干部到他的办公室开会。
　　会上，陈毅用浓浓的四川话说：“唐天际在党小组会上讲了一句‘不相信有这么多反革命，不相信有这么多AB团分子’的话，你们就把他抓起来，这是不是太草率、太武断了一点？我们办事情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要捕风捉影，不要乱扣帽子。这是要影响团结，影响战斗力，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的。我了解唐天际，他是啥子AB团分子啊？我们可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保卫科科长仍不愿罢手，强词夺理地说：“人心是会变的呀！”
　　陈毅忍不住一巴掌“啪”地拍在桌上，斩钉截铁地说：“人心是会变，但唐天际只会变得对党更忠诚，对革命更坚定，我陈毅愿以自己项上人头担保——如果日后他唐天际真的叛变投敌，你们枪毙我好了！”
　　慑于陈毅的威力，会后，保卫科的同志立刻释放了唐天际。
　　此后，每每谈起这段往事，唐天际总是感慨地说：“在当时那种极为敏感的政治环境下，要不是陈毅仗义相救，我性命难保——陈毅是我唐天际的救命恩人哪！”也正因为如此，陈毅在“文革”受到错误批判时，唐天际为他鸣不平，结果也受到批判并下放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