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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刷新了纪录片在中国的存在感。2018年12月，《舌尖》导演陈晓卿的最新作品《风味人间》再次口碑爆表。
《舌尖1》走红的几个月前，CCTV-9纪录片频道、升级版“限娱令”进一步扩大了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在充斥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文化场域中，“纪录片”重新被拉回到中国观众的日常视野。
近两年，流媒体视频网站入局。纪录片从曾经颇具精英气质的形象，经过市场化教育，以更加“接地气”的形式走入了上亿用户的手机屏。纪录片在中国愈发受到关注，中外合拍，IP不断，创制两开花。
荷式纪录片——世界电影朋友圈中的国别名片
与中国近几年纪录片的迅猛发展相比，曾经“中国”有着一个更为常见的身份——西方摄影镜头下被记录的对象。荷兰是最早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先行者”，荷兰国内电影业也起步于纪录电影。
其中，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就是较早一批来到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荷兰创立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不久后他开始奔波于全球拍摄纪录片，是名副其实的“飞翔的荷兰人”。
自他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直至1989年逝世，他几乎记录了这50年间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他于1972拍摄了12小时长片《愚公移山》，普通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也第一次深入肌理般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中国人将这位老朋友称为“电影诗人”，而他更是将20世纪的中国称作“第二故乡”。
这位荷兰人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伊文斯的“诗意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并称为“世界纪录电影四大学派”。可以说，自伊文思始，“荷兰纪录片”逐渐成为了荷兰电影的代表。
假如在世界影坛“朋友圈”中，每个国家打造一张标志性名片的话，或许美国会是奇观式好莱坞类型片、法国是“作者电影”艺术片，那么纪录片一定是属于荷兰的。
纪录片既“疗”也“撩”：不想当摄影师的医学博士不是好导演
“非虚构”纪录片的本源是“当下”的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如实“关照”，核心是艺术家本人基于自身知识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纪录片作者可以用“人文关怀 社会体察”作品为观众以真实疗愈、慰藉心灵的功能。
在荷兰，纪录片创作氛围也很“撩”，其魅力甚至吸引着不少人跨界、转行去拍纪录片。2016年，荷兰在线曾报道过一部当年“爆红”荷兰的纪录片——《沿着长江岸边走》。这部影片甫一开播，就在仅1700万人口的荷兰创造了逾百万的收视奇迹。而且，此片还是出自一位“菜鸟”之手。
卢本·特尔楼（Ruben Terlou）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名在读医学博士。他19岁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就对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好奇。怀揣如实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的初心，他凭借荷兰人出色的语言优势和曾经想做专业摄影师的拍摄技艺，完成了这部处女作。
全国知名后，卢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纪录片创作上。2018年，“续集”《穿越中国的心脏》在阿姆斯特丹第11届亚洲电影节上映，现场座无虚席。如他自己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讲，作品俘获人心的原因是：独立思辨的创作态度。他認为，客观真实的作品才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低地奇迹”：独立、多元、创新的荷兰纪录片生态
是什么让荷兰纪录片可以如此个性且蓬勃地发展？正如1/3国土在海平面以下，荷兰人围海造陆创造了“低地奇迹”，在文化土壤的营造方面：积极的政策扶持、宽容的社会环境和善于革新的民族性格使荷兰纪录片生态呈现出独立、多元、创新的荷兰特色。
荷兰宪法规定“政府要为共鸣的文化发展和娱乐创造足够条件”，其在文化政策中规定“政策不应当充当艺术的裁判”，这为荷兰文化艺术创造了独立而宽松的发展环境。
荷兰人是跨国贸易鼻祖，因此也发展成为最早“全球化”的国家。历史上，荷兰的发展受到多种外来文化影响。因此，尊重多元，极度宽容是荷兰的社会风气。从荷兰纪录片的选题就可以可见一斑：荷兰纪录片的被拍摄对象，往往不在本国，而是放眼全球，充满“世界主义”倾向。这是为什么荷兰纪录片可以生产出“平视视角”的多种族、跨文化的纪录片。
例如，女导演海蒂·霍尼格曼（Heddy Honigmann）的《永远》将摄影机对准了巴黎拉雪兹公墓。拉雪兹公墓是世界主义的、是属于人类灵魂的栖息地，但霍尼格曼并不只展现那些故去的名人，她也关注那些来到墓园的普通人和他们背后的人生：为了肖邦弹钢琴的日本女孩、传唱波斯民谣的伊朗难民司机……
荷兰人自己都开玩笑说：在荷兰，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博物馆。丰富的文艺场馆，为民众提供了良好的公共学习资源。电影作为实践与产业结合的艺术，在功能完备、产学研一体的荷兰公共文化体系中得以良好成长。
另外，学习和创新的基因，也在荷兰艺术创作中得到体现。这片文化土壤培育出多位纪录片大师，每一位都充满个人独特艺术风格。大师激励后辈不断学习和超越，荷兰纪录电影人才便生生不息，无穷匮也。
中荷作用，双向流动
中国纪录片在荷兰国际电影节的获奖史，也可以粗暴地看作是一部中国独立电影的崛起史。尤其是在被称为纪录片界的“奥斯卡奖”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上，中国纪录片大放异彩。
IDFA创立于1988年，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和纪录片市场平台，为世界范围内的导演、制片人、投资人和观众提供最优质的交流平台。2015年《我的诗篇》和2016年《摇摇晃晃的人间》相继获奖，是中国纪录片新生代获得国际关注的一个阶段高峰。
近两年，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国际A类电影节所产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参赛者中也不乏荷兰影人的身影，2018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就颁给了荷兰导演伦纳德·雷特尔·埃尔姆里奇的纪录长片《漫长的季节》。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交流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随着中荷两国各方面互动更为多样和频繁，电影业也必将为两国交流互信创造更大价值。
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在成都出席“2018欧洲文化季”时表示：中荷已签订文化交流备忘录，重点将聚焦在“加强中荷两国在电影制作领域的合作”。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多中荷合拍电影将呈现在世界观众的眼前。
（摘自“荷兰在线”）（编辑/莱西）
《舌尖1》走红的几个月前，CCTV-9纪录片频道、升级版“限娱令”进一步扩大了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在充斥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文化场域中，“纪录片”重新被拉回到中国观众的日常视野。
近两年，流媒体视频网站入局。纪录片从曾经颇具精英气质的形象，经过市场化教育，以更加“接地气”的形式走入了上亿用户的手机屏。纪录片在中国愈发受到关注，中外合拍，IP不断，创制两开花。
荷式纪录片——世界电影朋友圈中的国别名片
与中国近几年纪录片的迅猛发展相比，曾经“中国”有着一个更为常见的身份——西方摄影镜头下被记录的对象。荷兰是最早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先行者”，荷兰国内电影业也起步于纪录电影。
其中，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就是较早一批来到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荷兰创立第一家电影俱乐部“电影联盟俱乐部”，不久后他开始奔波于全球拍摄纪录片，是名副其实的“飞翔的荷兰人”。
自他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直至1989年逝世，他几乎记录了这50年间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他于1972拍摄了12小时长片《愚公移山》，普通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也第一次深入肌理般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中国人将这位老朋友称为“电影诗人”，而他更是将20世纪的中国称作“第二故乡”。
这位荷兰人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伊文斯的“诗意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并称为“世界纪录电影四大学派”。可以说，自伊文思始，“荷兰纪录片”逐渐成为了荷兰电影的代表。
假如在世界影坛“朋友圈”中，每个国家打造一张标志性名片的话，或许美国会是奇观式好莱坞类型片、法国是“作者电影”艺术片，那么纪录片一定是属于荷兰的。
纪录片既“疗”也“撩”：不想当摄影师的医学博士不是好导演
“非虚构”纪录片的本源是“当下”的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如实“关照”，核心是艺术家本人基于自身知识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纪录片作者可以用“人文关怀 社会体察”作品为观众以真实疗愈、慰藉心灵的功能。
在荷兰，纪录片创作氛围也很“撩”，其魅力甚至吸引着不少人跨界、转行去拍纪录片。2016年，荷兰在线曾报道过一部当年“爆红”荷兰的纪录片——《沿着长江岸边走》。这部影片甫一开播，就在仅1700万人口的荷兰创造了逾百万的收视奇迹。而且，此片还是出自一位“菜鸟”之手。
卢本·特尔楼（Ruben Terlou）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名在读医学博士。他19岁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就对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好奇。怀揣如实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的初心，他凭借荷兰人出色的语言优势和曾经想做专业摄影师的拍摄技艺，完成了这部处女作。
全国知名后，卢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纪录片创作上。2018年，“续集”《穿越中国的心脏》在阿姆斯特丹第11届亚洲电影节上映，现场座无虚席。如他自己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讲，作品俘获人心的原因是：独立思辨的创作态度。他認为，客观真实的作品才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低地奇迹”：独立、多元、创新的荷兰纪录片生态
是什么让荷兰纪录片可以如此个性且蓬勃地发展？正如1/3国土在海平面以下，荷兰人围海造陆创造了“低地奇迹”，在文化土壤的营造方面：积极的政策扶持、宽容的社会环境和善于革新的民族性格使荷兰纪录片生态呈现出独立、多元、创新的荷兰特色。
荷兰宪法规定“政府要为共鸣的文化发展和娱乐创造足够条件”，其在文化政策中规定“政策不应当充当艺术的裁判”，这为荷兰文化艺术创造了独立而宽松的发展环境。
荷兰人是跨国贸易鼻祖，因此也发展成为最早“全球化”的国家。历史上，荷兰的发展受到多种外来文化影响。因此，尊重多元，极度宽容是荷兰的社会风气。从荷兰纪录片的选题就可以可见一斑：荷兰纪录片的被拍摄对象，往往不在本国，而是放眼全球，充满“世界主义”倾向。这是为什么荷兰纪录片可以生产出“平视视角”的多种族、跨文化的纪录片。
例如，女导演海蒂·霍尼格曼（Heddy Honigmann）的《永远》将摄影机对准了巴黎拉雪兹公墓。拉雪兹公墓是世界主义的、是属于人类灵魂的栖息地，但霍尼格曼并不只展现那些故去的名人，她也关注那些来到墓园的普通人和他们背后的人生：为了肖邦弹钢琴的日本女孩、传唱波斯民谣的伊朗难民司机……
荷兰人自己都开玩笑说：在荷兰，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博物馆。丰富的文艺场馆，为民众提供了良好的公共学习资源。电影作为实践与产业结合的艺术，在功能完备、产学研一体的荷兰公共文化体系中得以良好成长。
另外，学习和创新的基因，也在荷兰艺术创作中得到体现。这片文化土壤培育出多位纪录片大师，每一位都充满个人独特艺术风格。大师激励后辈不断学习和超越，荷兰纪录电影人才便生生不息，无穷匮也。
中荷作用，双向流动
中国纪录片在荷兰国际电影节的获奖史，也可以粗暴地看作是一部中国独立电影的崛起史。尤其是在被称为纪录片界的“奥斯卡奖”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上，中国纪录片大放异彩。
IDFA创立于1988年，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和纪录片市场平台，为世界范围内的导演、制片人、投资人和观众提供最优质的交流平台。2015年《我的诗篇》和2016年《摇摇晃晃的人间》相继获奖，是中国纪录片新生代获得国际关注的一个阶段高峰。
近两年，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国际A类电影节所产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参赛者中也不乏荷兰影人的身影，2018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就颁给了荷兰导演伦纳德·雷特尔·埃尔姆里奇的纪录长片《漫长的季节》。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交流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随着中荷两国各方面互动更为多样和频繁，电影业也必将为两国交流互信创造更大价值。
荷兰驻华大使高文博在成都出席“2018欧洲文化季”时表示：中荷已签订文化交流备忘录，重点将聚焦在“加强中荷两国在电影制作领域的合作”。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多中荷合拍电影将呈现在世界观众的眼前。
（摘自“荷兰在线”）（编辑/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