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秦淮河边有一座“江南贡院”。
　　“贡院”就是古时科举考试的考场。江南贡院是今天全国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贡院,它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最初它只是县、府学的考试地,占地面积也不大,后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规模日益扩大,最终拥有考试的“号舍”两万多间,加上官房、膳房、库房等附属设施,占地面积有三十余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首。
　　那么,江南贡院为什么规模会如此巨大呢?原因很简单:江南考生人数多。
　　虽说在中国长达10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风平浪静的年份自然为多,但血流成河的也不少,其中以明清两代为最,而明、清两代又以江南科场为最。正因为这一点,我每次来到江南贡院,总会想起发生在这里的一起又一起“科场案”,想起那些或人头落地、或充军边地、或落魄江湖的“案犯”。而这些“案犯”中,有许多竟是著名的江南才子。
　　“江南才子”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以至于它也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个相对固定的名词或形容词,常被人们用来借代和形容那些文章锦绣、笔墨华彩、举止放达、身世风流的名士。然而,当我们真的走近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江南才子时,他们的人生往往会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因为江南才子们的锦绣文章、华彩笔墨、放达举止和风流韵事,很大程度上竟是被科场逼出来的。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顺治帝派方犹、钱开宗主持江南乡试。放榜后,落第士子们群集江南贡院门前抗议主考官方犹违背了大清科举“联宗有素”的规矩。江宁各书坊中还出现了一部名为《万金记》的传奇,不但书名中“万”“金”二字,暗指的就是方犹、钱开宗二主考,因为“方”字去点为“万”,“钱”字去旁为“金”,而且书中将二人如何利用本科科举收受贿赂的情况说得有鼻子有眼。得知此事,顺治帝当即下令:“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得革职,并速拿来京,严行详审。”同时,为鉴真假,顺治帝决定亲自在北京复试该科在江南贡院中中举的全部考生。
　　复试结果,88人参加,有74人获得通过,未获通过而被革去举人功名者只有14人。尽管如此,方、钱二人仍被顺治帝下令砍去了头颅。若从情理上推断,这样的结果实在有点遗憾,方、钱二人死得也真有点冤枉,因为在那样一种境况下的复试,能有这样的通过率,实属难能可贵了,至少是差强人意了,更何况这14人中还有如吴兆骞这样的考生。
　　吴兆骞的落榜并非他前试作弊,更非他复试时表现得才学不逮。
　　要知道那是一场怎样的考试呵!其情状可谓亘古罕见!所有复试考生都身戴刑具,并且由军士在现场看守着——这一切表明,此时朝廷已经把他们全部当成罪犯了。当时正值冬天,这些来自江南的士子们个个浑身发抖,当然,让他们深感寒冷的不仅因为天气,更因为现场的气氛。身临如此情境,这位来自江苏吴江名叫吴兆骞的考生,实在对朝廷如此愚弄考生忍无可忍,特别是当他走进瀛台,看到考场活像刑场后,便将笔一扔,当场交了白卷。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在他将笔一扔的瞬间,一个官僚人格永远地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文化人格轰然崛起。但这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而当时,吴兆骞自然被以不恭之罪严惩,最终充军宁古塔。这对于吴兆骞本人也许是一种不幸,但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却是一种幸事,因为中国历史上因之少了一个官僚,多了一位风骨凛凛的江南才子。只是令我有点遗憾的是,他在后世的知名度远没有唐伯虎高。
　　的确,要论最家喻户晓的江南才子,恐怕非唐伯虎莫属了。从江南去北京路途遥远,路上唐伯虎遇到了一个名叫徐经的江阴人,因路途的寂寞,二人很快攀上了半个同乡,于是同路前行。没想到会试后,徐经与科场案有涉,与他同路来京的唐伯虎自然难逃池鱼的命运,被“贬为小吏,不得为官”,于是中国文化史上多了一个说不尽的唐伯虎。
　　噢,还有那个徐经,他确曾在科场内外有偷鸡摸狗之嫌,此也为真正的江南才子们所不齿,如此品德注定了他始终成不了一名江南才子,但是一番折腾后又注定他将从此看透科场。徐经回到江阴后亦商亦读,并告诫自己的子孙,书还是要读的,但别太在意科场得失。他的家教还真收到了效果,若干年后,他的子孙中果真出了一位不爱读死书,而只爱读自然与社会这部大书的人,且读出了名堂,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又一位别样的江南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