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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钥匙配一把锁。父亲弄了个红头绳,把黄铜和白铝的钥匙系好,挂在我的脖子上。父亲说:“再丢,你要是再丢,我就弄死你!”
那是我家大门与里屋的钥匙。之前,父母下地干活后把钥匙交给我,可我总是弄丢。弄丢后我极度恐慌,于是躲在一个草堆前睡着了。父母从田里回来后,天已黑了,母亲到处叫我的乳名,未果。父亲在草堆前发现了我,他提起我,扇了一巴掌,不疼。问我:钥匙呢?我带着哭腔说,丢了。父亲抡起手重重地奖赏了我一巴掌。父亲,简单粗暴,在赐予我无比疼痛的瞬间,我更明白了钥匙的重要性。从那之后,我每时每刻都看着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没了钥匙,就进不了家。
有了无比疼痛的经历后,我开始喜欢上了钥匙。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方的、圆的……奇形怪状的钥匙我都喜欢收集,没事的时候,我会把这些钥匙放在床上摆成各种图形,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可父亲禁止我弄那些他认为乱七八糟的钥匙,并把那些钥匙扔了。
我认为,我不是他的儿子。我需要一把钥匙,自己把自己关在里面,自己给自己开门,自己成立一个家。这个愿望成为了我生存的唯一信念支柱!
还记得2004年我一个人身上带着200元钱去西安,然后租了80元钱一个月的房子,民房。房东是个老太太,她说:“我天天在家,哪儿都不去,安全安静。”我在那儿住了一年多后,老太太得病死了。我搬走了。走的一瞬间,心想,这个老太太要是活着就好了。
后来在西安的住宿还算顺利,毕竟我韩某人的要求并不多,只要能住舒适就行。2007年,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我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另一轮租房的生活。
在北京是与一个男的合租,两室一厅,我一间,男的一间。男的搞IT,姓范,我叫他范IT。范IT的妻子回重庆生孩子了,所以他有时候有点变态。每周末早晨5点钟他都会准时到客厅看体育新闻。久了,我找范IT说:“声音小点吧,周末我想睡懒觉。”范IT会把声音调小,但没多会儿,他会一点点加大,直至比之前的声音更大为止。久而久之,我只得采用“老鼠战术”,趁他不在的时候,我把有线给剪断,造成被老鼠咬的模样,而他发现电视没信号也就不看了。后来,范IT经常出差,于是,我只得自己天天带着钥匙。可最终我还是有几次把钥匙忘在了房间里。幸好,每次钱包、手机都带着,也不至于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
搬家是由于换工作,巧合的是,紧接着跟我合租的男的也搞IT,姓汤。汤IT也一直出差,我一年到头难得见他几回。
于是,房子里电卡、钥匙、房卡、煤气卡我全得自己拿着。这些琐碎的东西一度让我疯狂。我说不明白,我只想问,难道上帝要灭我韩某人吗?
事情缘于前段时间,我先是忘记拿钥匙了,于是打电话给出差的汤IT,一番折腾后算是开了门进了家。紧接着,煤气没了,我大清早请假拿着卡去北京银行排队充卡。末了,却不能用。我找了邻居,邻居是一位老太太。见我就叫“张生”。我说,我不是张生。后来老太太的女儿出现了,她说:“老太太年纪大了有点迷糊,过去这个房子住着一个叫张生的小伙子,那小伙子热情,总跟她打招呼,所以现在见谁她都叫张生。”这是后话,关键的是,她告诉我必须还得去排队,得激活才能用。
房间里垃圾满了,我提着垃圾袋就准备出去扔了,然后再去排队激活。当门“砰”地一声巨响关上时,我才想起手机、钱包、钥匙全都锁在房子里了。我很痛心,又很后悔,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当初为什么扇我耳光。
汤IT出差,没人再可以打开房门了。偌大的北京,我该怎么办呢?最后,我老实去上班了,我边走边想,总得想办法度过这一天啊!
在进入地铁前,我向报刊亭老板借了5元钱。我说:“我的钱包锁在屋里了,你借我5块钱,我脱一件毛衣当抵押。”11月,北京的天挺冷,报刊亭的老板笑着给了5元钱,他什么也没要,说:“没事,别说5元了……”有了这5元钱,我买了一个烧饼,然后坐地铁上班了。中午,同事请我吃了一顿饭。
临近下班时,我本想找别人借更多的钱,万一晚上进不了家总得有地儿住啊。但内心很凄凉,就不想借钱了。于是,下班后我坐地铁返回了。一路上,肚子越来越饿,身上却分文没有,连个馒头的钱都没有了。上午,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自尊用在了那5元钱上。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不知不觉中,我靠近了那家成都小吃店。
坐在板凳上,我犹豫了很久,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要……羊……肉汤……”服务员说:“你要馒头吗?”我又犹豫了一番说:“要。”服务员又说:“你要一个还是两个?”
羊肉汤很好,喝得很饱,馒头也不错。只可惜,当汤一点点喝完的时候,我该怎么结账?我可不想被老板痛骂一顿,引来无数人的嘘声。可是,我真的没钱了,我真的没办法,没有了钥匙,我进不了门。这里是北京,不是农村老家,在老家,没钱了谁家都可以吃睡。
犹豫了很久,一只苍蝇在我头上飞。我高兴极了,苍蝇,我的上帝—— 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心肝。可惜的是,它是活的,我总不能光明正大地弄死一只苍蝇!我一点点绝望了,这时候连苍蝇都不愿意眷顾我。
我吃得很慢,几乎嘴巴都不动了。
我左右看看,这时候血液突然沸腾了。天哪,我看到一根头发丝!虽然它被羊肉汤弄得没了脾气,但它仍然鲜活地躺在碗里睡懒觉呢!我顿了顿,然后吼着说:“服务员,过来一下!”服务员以为我要付账,面带微笑。我指了指碗,什么也没说。服务员靠近了碗,然后把碗拿走了。几分钟后,服务员跑过来说:“是根头发丝。你说怎么办?”
我说:“是你们的碗里有头发丝,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
服务员说:“再给你重新做一份吧!”
我不再说话了,最终服务员倒贴给了我15元钱。也就是说,我没花一分钱喝了一份羊肉汤,还吃了馒头,最后还净得15元钱。更重要的是,拿着这15元钱,我还了报刊亭老板的5元钱,然后剩下的10元钱找开锁工帮我打开了房门。
当我打开房门看到钥匙老实地躺在那儿时,我把钥匙放在胸口。钥匙很乖,它静静地躺在我瘦小的胸膛上,伴随着心跳似乎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摘自《百花园》 编辑/纳新
那是我家大门与里屋的钥匙。之前,父母下地干活后把钥匙交给我,可我总是弄丢。弄丢后我极度恐慌,于是躲在一个草堆前睡着了。父母从田里回来后,天已黑了,母亲到处叫我的乳名,未果。父亲在草堆前发现了我,他提起我,扇了一巴掌,不疼。问我:钥匙呢?我带着哭腔说,丢了。父亲抡起手重重地奖赏了我一巴掌。父亲,简单粗暴,在赐予我无比疼痛的瞬间,我更明白了钥匙的重要性。从那之后,我每时每刻都看着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没了钥匙,就进不了家。
有了无比疼痛的经历后,我开始喜欢上了钥匙。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方的、圆的……奇形怪状的钥匙我都喜欢收集,没事的时候,我会把这些钥匙放在床上摆成各种图形,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可父亲禁止我弄那些他认为乱七八糟的钥匙,并把那些钥匙扔了。
我认为,我不是他的儿子。我需要一把钥匙,自己把自己关在里面,自己给自己开门,自己成立一个家。这个愿望成为了我生存的唯一信念支柱!
还记得2004年我一个人身上带着200元钱去西安,然后租了80元钱一个月的房子,民房。房东是个老太太,她说:“我天天在家,哪儿都不去,安全安静。”我在那儿住了一年多后,老太太得病死了。我搬走了。走的一瞬间,心想,这个老太太要是活着就好了。
后来在西安的住宿还算顺利,毕竟我韩某人的要求并不多,只要能住舒适就行。2007年,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我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另一轮租房的生活。
在北京是与一个男的合租,两室一厅,我一间,男的一间。男的搞IT,姓范,我叫他范IT。范IT的妻子回重庆生孩子了,所以他有时候有点变态。每周末早晨5点钟他都会准时到客厅看体育新闻。久了,我找范IT说:“声音小点吧,周末我想睡懒觉。”范IT会把声音调小,但没多会儿,他会一点点加大,直至比之前的声音更大为止。久而久之,我只得采用“老鼠战术”,趁他不在的时候,我把有线给剪断,造成被老鼠咬的模样,而他发现电视没信号也就不看了。后来,范IT经常出差,于是,我只得自己天天带着钥匙。可最终我还是有几次把钥匙忘在了房间里。幸好,每次钱包、手机都带着,也不至于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
搬家是由于换工作,巧合的是,紧接着跟我合租的男的也搞IT,姓汤。汤IT也一直出差,我一年到头难得见他几回。
于是,房子里电卡、钥匙、房卡、煤气卡我全得自己拿着。这些琐碎的东西一度让我疯狂。我说不明白,我只想问,难道上帝要灭我韩某人吗?
事情缘于前段时间,我先是忘记拿钥匙了,于是打电话给出差的汤IT,一番折腾后算是开了门进了家。紧接着,煤气没了,我大清早请假拿着卡去北京银行排队充卡。末了,却不能用。我找了邻居,邻居是一位老太太。见我就叫“张生”。我说,我不是张生。后来老太太的女儿出现了,她说:“老太太年纪大了有点迷糊,过去这个房子住着一个叫张生的小伙子,那小伙子热情,总跟她打招呼,所以现在见谁她都叫张生。”这是后话,关键的是,她告诉我必须还得去排队,得激活才能用。
房间里垃圾满了,我提着垃圾袋就准备出去扔了,然后再去排队激活。当门“砰”地一声巨响关上时,我才想起手机、钱包、钥匙全都锁在房子里了。我很痛心,又很后悔,这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当初为什么扇我耳光。
汤IT出差,没人再可以打开房门了。偌大的北京,我该怎么办呢?最后,我老实去上班了,我边走边想,总得想办法度过这一天啊!
在进入地铁前,我向报刊亭老板借了5元钱。我说:“我的钱包锁在屋里了,你借我5块钱,我脱一件毛衣当抵押。”11月,北京的天挺冷,报刊亭的老板笑着给了5元钱,他什么也没要,说:“没事,别说5元了……”有了这5元钱,我买了一个烧饼,然后坐地铁上班了。中午,同事请我吃了一顿饭。
临近下班时,我本想找别人借更多的钱,万一晚上进不了家总得有地儿住啊。但内心很凄凉,就不想借钱了。于是,下班后我坐地铁返回了。一路上,肚子越来越饿,身上却分文没有,连个馒头的钱都没有了。上午,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自尊用在了那5元钱上。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不知不觉中,我靠近了那家成都小吃店。
坐在板凳上,我犹豫了很久,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要……羊……肉汤……”服务员说:“你要馒头吗?”我又犹豫了一番说:“要。”服务员又说:“你要一个还是两个?”
羊肉汤很好,喝得很饱,馒头也不错。只可惜,当汤一点点喝完的时候,我该怎么结账?我可不想被老板痛骂一顿,引来无数人的嘘声。可是,我真的没钱了,我真的没办法,没有了钥匙,我进不了门。这里是北京,不是农村老家,在老家,没钱了谁家都可以吃睡。
犹豫了很久,一只苍蝇在我头上飞。我高兴极了,苍蝇,我的上帝—— 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心肝。可惜的是,它是活的,我总不能光明正大地弄死一只苍蝇!我一点点绝望了,这时候连苍蝇都不愿意眷顾我。
我吃得很慢,几乎嘴巴都不动了。
我左右看看,这时候血液突然沸腾了。天哪,我看到一根头发丝!虽然它被羊肉汤弄得没了脾气,但它仍然鲜活地躺在碗里睡懒觉呢!我顿了顿,然后吼着说:“服务员,过来一下!”服务员以为我要付账,面带微笑。我指了指碗,什么也没说。服务员靠近了碗,然后把碗拿走了。几分钟后,服务员跑过来说:“是根头发丝。你说怎么办?”
我说:“是你们的碗里有头发丝,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
服务员说:“再给你重新做一份吧!”
我不再说话了,最终服务员倒贴给了我15元钱。也就是说,我没花一分钱喝了一份羊肉汤,还吃了馒头,最后还净得15元钱。更重要的是,拿着这15元钱,我还了报刊亭老板的5元钱,然后剩下的10元钱找开锁工帮我打开了房门。
当我打开房门看到钥匙老实地躺在那儿时,我把钥匙放在胸口。钥匙很乖,它静静地躺在我瘦小的胸膛上,伴随着心跳似乎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摘自《百花园》 编辑/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