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葫芦是一门诞生于兰州，而后风靡全国的民间技艺。从清末到今天短短100多年间，兰州刻葫芦不仅赢得了全国各地民众的喜爱，而且传向了世界各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兰州文化大使”。
　　葫芦在民间谐音于“福禄”，加之葫芦多籽，在民间往往象征着多子多福。同时，民间传说伏羲和女娲遇到大洪水时，躲在一个大葫芦中才得以逃生。故此，在民间，葫芦也是健康长寿的象征。
　　兰州刻葫芦始见于清光绪年间。民间传言，当时有个姓王的裁缝最先开始在葫芦上进行雕刻。王裁缝在工作之余喜欢写写画画，于是就找了一些兰州特有的“鸡蛋葫芦”进行雕刻。鸡蛋葫芦外表呈土黄色，光滑圆润，形状椭圆，如鸡蛋般大小。起初，王裁缝尝试在鸡蛋葫芦上雕刻兰花之类的花花草草，未曾想却受到人们的喜爱，于是人们开始效仿这种刻葫芦的技艺。
　　到了民国初年，民间艺人来银娃、王洪儒(有人考证叫王鸿平)在葫芦上雕刻刀马人物和戏剧脸谱，并且进行销售，这是兰州刻葫芦的起步阶段。
　　也就在此时，一位叫李文斋的秀才出现了，他对兰州刻葫芦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文斋本来是一位秀才，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度，秀才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李文斋为了谋生，便钻研起葫芦雕刻。李文斋饱读诗书，他雕刻的主要内容自然也离不开他熟悉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及各类掌故。他刻的葫芦完全套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尤其讲究线条。因此，他雕出的葫芦大受文化人的喜欢，兰州刻葫芦自此成为文人雅士的案头把玩之物，也就是现在收藏界说的“文房清玩”。然而，这样一位“葫芦大师”的结局却异常凄惨。民国时，兰州警察局长沈觐康让李文斋刻葫芦，但却不愿意掏钱，结果被拒绝。不久，李文斋就被警察以“私贩大烟”的罪名逮捕入狱，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死于非命，年仅50多岁。这段情节在甘肃省话剧院排练的话剧《兰州老街》中给予了充分的表现，成为旧时代民间艺人遭遇的一个缩影。
　　1914年，安徽人张广建控制了甘肃政局。在张广建的倡导下，兰州刻葫芦开始逐渐走出兰州，成为甘肃官员进京办事的见面礼，并进一步成为官僚士绅互相馈赠的礼品。
　　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兰州刻葫芦的创作和发展，也成为兰州刻葫芦腾飞的一个契机。
　　市场的看好也逐渐带活了民间艺人。上世纪40年代，兰州刻葫芦涌现出了阮光宇、王德山、王云山、陈唯一等高手，这些人和他们的传人基本上构成了今天兰州刻葫芦的艺人分布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刻葫芦从民间单人摸索，开始转向了集体研究创新。1954年，成立了兰州市特种工艺美术社，专门从事刻葫芦的制作。1959年，兰州刻葫芦首次出口海外，行销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年出口量达1100多件。“文革”期间，兰州刻葫芦受到了严重摧残，80年代初才又渐渐恢复了生机。此时，兰州刻葫芦艺人再次走向民间，许多人开始离开单位，自己下海创业。
　　时至今日，兰州已涌现出了一大批手艺高超的民间艺人。老一辈的艺人有阮文辉以及已经去世的陈唯一等人，年轻的有陈红、张红、齐鸿鸣、王小弟、吕崇辉、张伟厚、齐鸿枫等人。
　　其中阮文辉创造了针、刀并举，用刻、铲、刮、磨相结合的技法来表现勾勒、点剁、渲染、皴擦等中国画的画法，进一步丰富了兰州刻葫芦的表现手法。张红和齐鸿鸣是年轻一代葫芦艺人中的佼佼者，张红长于线刻，而齐鸿鸣则在面刻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葫芦创作中率先采用了“点雕”的方法，用轻重浓淡不同的点来展现物体的远近高低。
　　从雕刻手法上来说，现在的兰州刻葫芦有两种形式，最流行的一种是白描，就是用线条在葫芦表面上勾勒出各种山水、花卉和人物，再涂上墨，让线条的走向充分地显示勾出的画面，业内称之为“描写”。其二是镂空，这种技法使用的比较少，主要用在蛐蛐罐上，究其原因，是受葫芦自身的条件所限制。业内都不赞成在葫芦上打眼，因为葫芦的自然状态被打破后，非常容易摔碎。如果到了南方，非常容易生霉菌感染，不易保存。
　　葫芦是自然的产物，形态各异，有的清秀，有的平稳，有的富态，有的厚重。在雕刻葫芦时，民间艺人根据视觉效果，辅之以相应的内容，比较饱-满的葫芦上雕刻喜庆内容，如《百子图》、《欢天喜地》等；比较清秀的葫芦上雕刻仕女等内容，如《金陵十二钗》等；有些葫芦长得比较小巧，吉祥如意的内容就比较适合；有些形状比较独特的就适合雕刻佛教题材，如疙瘩葫芦上雕刻的《五百罗汉》。
　　一个好的匠人往往可以因林使雕，把中国文人画的清雅和自然结合在一起，人工技巧和自然造化巧妙结合，巧夺天工。
　　发展到今天，兰州刻葫芦基本上形成了线刻、素描、点雕三种表现方式，一些民间艺人更是触类旁通，充分发挥葫芦的线条，把国画的工笔和写意融合进去，赋予葫芦以强大的文化感染力和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