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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战役大捷后，正拟“休整10天”的刘邓大军接到毛泽东急电，只好中止休整，提前出动，“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7月2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在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精神，电示刘伯承、邓小平等：“为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刘邓大军在休整10天后，“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刘邓阅后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我们完全拥护所示方针。”部队遂在羊山集战斗结束后立即转入休整。
在部队休整的同时，作为身在前线的高级将领，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研究了如何执行党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他们认为，从野战军方面来看，主力南渡黄河后因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1．3万人，新兵没有，俘虏需要20天教育方可补充；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发生冬衣困难”，故亟需整补，并保持后方接济。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驰援鲁西南的17个旅除整编第四十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加之山东敌人又难西调，所以“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消灭8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显然，这是一个休整半个月后依托豫皖苏在内线歼敌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刘邓把他们的想法上报中央军委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充分理解久战疲惫的刘邓大军的困境，复电示：“计划甚好……此次南下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恢复元气。”
然而，由于出现了以下两个重大情况，促使刘伯承和邓小平毅然决定中止休整、提前出动：一是蒋介石决定暂缓向山东方向进攻，连续抽调重兵，连同原来的17个旅共30个旅，组成5个集团分五路向位于黄河和陇海路之间的刘邓大军扑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有增无减。7月29日，毛泽东来电相告：“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二是黄河水情异常严重，国民党军决堤放水的企图日渐显露。7月末至8月初，连降暴雨，黄河水位陡涨。在刘邓联名致中央军委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的电报中，多次出现险象环生的水情报告：“黄河问题已很严重”，堤坝“因近日水涨，已生险象，必须派队掩护群众抢险，否则，（野战军主力）必被水淹，且影响大”。
8月2日这一天，黄河滦口水位陡然增高，水深达8米，水宽541米，水流量每秒2034．43立方米。8月3日，刘邓连续急电中央军委及陈毅、粟裕等：“黄河近几天有极大的决口危险”，“故我们有被迫早日出动可能”；黄河此次大水虽然过去，但“敌我均在抢修河堤”；“国民党中央社黄河报告是每日笔录，系何地广播请告，并望将上游水位查告”。
当刘伯承和邓小平得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时，心急如焚。他们知道，党中央、毛泽东遇到了异常严重的困难，因为，这样的文字在毛泽东的笔下难得一见。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即以“ＡＡＡＡ”火急致电中央军委，并告晋冀鲁豫中央局，陈毅、粟裕、谭震林，以及陈赓、谢富治等：“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23日）电方针，确好。顷接艳（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考虑到当面之敌19个旅中至少会有10个旅尾追，“固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和陈谢集团成掎角势，实行宽大机动”。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他和刘伯承看到毛泽东急电时的情形：“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10天后行动。用10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了。”说到这里，邓小平的话音略带梗塞，不由地重复着一句话：“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刘伯承强调：“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听到黄河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对刘邓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以适应全局之需的决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30日晚回电勉慰，并对南进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一提醒，强调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据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第二天就把野战军各纵队、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的负责同志召集到郓城县赵家楼村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室，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问题。
第一天，会议的气氛很活跃，大家还沉浸在欢庆鲁西南战役胜利的喜悦中。关于下一步行动的问题，参谋长李达在军用地图和敌情标图前介绍了情况后，大家就热烈讨论起来。主要意见是：和新到鲁西南的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再歼敌几万人，或者进到豫皖苏寻机歼敌，或者休整到8月15日视情况而定。刘伯承和邓小平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议论，不时地互相小声交谈着。刘伯承几次拿着放大镜到地图前仔细查看，并张开手指在地图上丈量。邓小平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入。
第二天，会议的气氛越来越沉重了。一开始，李达就介绍说：华野5个纵队虽然到达郓城、巨野地区，但由于连续作战，又长途跋涉，部队异常疲惫，短时间内配合我们打大仗困难很大。而近日内黄河水位猛涨，溃堤险情不断发生，形势严峻，需要我们当机立断。于是，大家把话题转移到如何组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问题上来。
当天下午，刘伯承开始讲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7月23日“直出大别山”的指示，然后严肃地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刘伯承把两个“先敌”说得特别重，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邓小平接着发言：“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要求我们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战略任务。”
会议最后，刘伯承讲了跃进大别山的行动部署，要求各部队从速完成南进的各项准备。关于这两天会议的结果，刘邓在8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并陈毅等简略报告：“我们召开纵队级（干部）会议，坚决拥护中央梗（23日）电方针，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因此，一、为防止“黄河决口及敌情变化过大，拟争取提前未删（15日）左右出动，望陈谢亦准备同时出动”。二、为迷惑敌人，出动时第一步到陇海路，第二步进到鹿邑、太康县，第三步以十天行程到达大别山。三、陈赓、谢富治部出动后，先占领豫西后再看形势，张才千部同时进至桐柏山。四、南进动员我们6月在豫北时作过，颇深入，现在干部、战士南下均无问题，“当再深入动员”。后方应组织弹药、药品运送，并按时接收伤员。
随着敌情和黄河水情的变化，野战军主力出动已刻不容缓。
8月6日，为了集思广益，刘伯承、邓小平在召集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开会的同时，也请司令部的处、科级干部参加。参谋处、作战处参谋分别报告了敌情和水情，大家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6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作战室。当他得知参谋们正在紧张地作着南进行动的准备工作时，高兴地赞许道：好嘛，参谋人员应该这样，要早作准备，要立足早走，立足于克服各种困难。接着，他又嘱咐参谋：告诉“1号”（指刘伯承），请他好好休息，我到三、六纵队找陈锡联、杜义德他们谈谈，顺便看一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
邓小平刚走，刘伯承就来到了作战室。当他得知邓小平的去向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原来，5日深夜，刘伯承曾亲自打电话找段君毅及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前来。两个人奉命按时赶到后，发现刘邓的住室里已进了水，连鞋子也漂了起来。邓小平担心这是黄河决口漫过来的水，所以一见面就向段君毅询问水情。段君毅捧起屋里的积水观察后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水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邓小平心情稍安，认为段君毅是黄河边人，有些经验，说得有理，然后一面指派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堤坝探明水情，一面要李达和段君毅共同研究一旦黄河决口10多万部队转移的方案。虽然这次积水不是黄河决口，但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险象环生的情景时说：“我这一生，就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其实，前几天情报处已获悉蒋介石密令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准备破坏黄河大堤的消息，在刘汝明部工作的地下党组织特地派两个人来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刘邓商量后谈了三点意见，请他们回去转告刘汝明：一、如果刘扒堤，将来不管他逃到什么地方也要抓住他严惩；二、刘怕蒋介石抓，可率部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由他指挥；三、起义不了也不要作抵抗。两个人回去后，转达了刘邓的意见，刘汝明答应不扒堤坝。但是，由于连日降雨，邓小平冒雨巡查回来后说，这么大的雨，即使不扒堤，山洪暴发也容易决口。
此刻，刘伯承继续在敌情标图和地图前审视着，思索着，随即让参谋快请邓小平回来。两个小时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李达等一起来到了作战室。刘伯承首先严肃地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今天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他随即简明扼要地作了4个纵队分三路开进的部署。
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联名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电就发出了。当晚，他们关于部队第二天南进行动的命令也下达了。一个令人难忘之日，在蒋介石得意忘形之时，在毛泽东的殷殷期待之际到来了。
蒋介石飞抵延安视察，趾高气扬。在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邓小平发了一通火。8月7日晚，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如利剑出鞘直指大别山
8月7日这天，蒋介石乘飞机由南京抵达陕北延安视察战事。他趾高气扬，要亲自到毛泽东生活过10多年的革命圣地上看一看，借以炫耀自己所谓的强大军事实力。而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却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即将出动的刘邓大军。他告诉刘邓：“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心打陈粟。”
也许正因为事涉全局，在大军出动前的紧张之日，邓小平就后方保障工作必须适应前线作战需要的问题，作了一次措词严厉的讲话。
事情还得从10多天前结束的鲁西南战役说起。战役结束当天，刘伯承、邓小平即报告中央军委：战果不小，但损耗甚大，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他们认为，要执行南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目前最大困难是没有炮弹，故恳求中央无论如何请帮助我们三四千发。7月30日，当确定了休整半月后出动的决心后，两人又致电中央军委及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东局等，提出为适应准备无后方作战，请山东尽量赶运炮弹；请晋冀鲁豫军区后方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来，并接收万余名伤员，以便野战医院出动；此外，还应将现存法币、土货全送到前方。以上务请于15日前完成。几天后，他们又催促后方：“组织弹药、药品运送，并按时接收伤员。”关于冬衣问题，两人都感到情况极其严重，所以特别强调：请后方“迅将冬衣及五万床夹被”集中前送。出动前一两天，刘伯承和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还说：“弹药补充甚不及时”，请陈、粟、谭督促弹药迅速前送，时间已极紧凑，但“我们炮弹到手很少，只好不管”，以致于出动时全军所携山炮、野炮炮弹仅600余发，迫击炮弹三四十发，“只能打半仗”，“故沿途等不敢轻易作战”。当时，连国民党电台也说：“共军弹尽粮绝，处于绝境。”
8月7日上午，野战军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杨恬带着几大车银元、药品、土货等军需物品，赶到了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下午，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分别同杨恬谈话。
邓小平神情严峻，打过招呼后开门见山地说：“关于后方工作，谈几点意见。”他站在地上，对坐在土炕上作记录的杨恬说：
?穴一?雪此次后方许多东西不能送来，使前方作战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已来到了，回去把这句话告诉中央局、军区、财办、边府。由此所造成后果如何，难以预料，只好我们今后来忍受……
（二）建议今后后方更多地从前方着眼，更多将就于前方的需要。现在很多事情不是如此，如后方为什么不可以派人到前方来算账，总要前方到后方算账？刘清（即刘鹏，时任野战军后勤部军工部部长）一年来大部分时间往返于前后方，前方供给难以保证，无法工作。要更精确地一小时一分钟地去计算时间、工作，足够地了解前方的痛苦，今后对任何一个野战部队都该如此。
（三）前方有许多浪费的地方，我们应向中央局承认错误。但前方对汽油及药品均无浪费……这次伤员是痛苦极了，超过任何一个战役的情况。今后的药费预算应予改变，对所有的野战军同样，一切应发给前方的东西及早发给部队，不必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些是非用不可，也必须解决。这不是说后方同志没有做工作，我们应感谢后方工作的同志……
邓小平还对今后后方工作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一是保证弹药供给，“指定强有力的专人在冀鲁豫和太岳设两个大仓库，储存弹药，随要随到。弹药生产数量还应大大提高，停止一些工作来搞这个都是值得的”。二是药品要想法供给。三是棉衣后方做。四是电料后方仍应设法代为购买。五是新兵秋后即准备去扩，要求能在1月1日见兵。最后，邓小平指出：“财经预算制度都是应该要的，现在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问题。”他反复强调：后方工作要改变作风以适应战争。今后有几个必须机动的战役，需要后方保障好供给。
杨恬后来回忆说：第一次见邓政委发这么大的火，低头作记录不用抬头看，就仿佛看到了他严峻的面孔。
邓小平讲完后转身走了出去，刘伯承随后走了进来。他说：邓政委都谈了，我只谈一点，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问题。医药、弹药，特别是今后兵员，这都是战争所必需的。李达、张际春也相继来到，他们也作了补充讲话，但都不长，杨恬一一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
关于当时的谈话情景，杨恬在几天后给滕代远的信中这样写道：“回忆前方首长和我谈话时，我所感到的情况是很沉重的，刘邓张李首长的焦灼、痛苦是很利害，部队首长对他们的执（质）问和责备也是很利害的，都感到无力作战，弹药感到空前的困难。他们忍受着这些责备，极力忍受着。”和邓小平等谈话后，按李达嘱咐，杨恬即刻动身离开赵家楼北返。临行前他得知，野战军主力将要开赴陇海路作战。
8月7日夜晚，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率野战军主力11．5万人突然向南出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由此开始。按照既定部署，南进大军兵分三路：第一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豫南；第三纵队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指挥第二、第六纵队为中路，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直奔大别山中部。准备开辟新区的地方干部也随各纵队前进。
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以保证野战军主力隐蔽实施跃进，刘伯承和邓小平命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展积极攻势，并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主力将要渡河北返的假象；以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5个纵队，寻机歼敌实施掩护；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随第一纵队南进的中原独立旅，参加破路和西越平汉路后直趋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态势，迷惑武汉、信阳方面的国民党军。同时，部队实行严格保密，各纵队分别以纵队参谋长姓氏为代号，一、二、三、六纵分别称为潘店、王家园、曾家庄、姚官屯。
刘伯承、邓小平等上述精心安排，完全迷惑了敌人。6日，蒋介石判断刘邓大军将向陇海路“南窜”，遂令部队迅速南下追击，后接到“黄河边有共军主力活动”的情况报告，又下令部队北进堵截。8日，在徐州的顾祝同发现刘邓大军南下，改令部队南返，而在南京的蒋介石却判断刘邓主力还是渡河北撤，仍令部队北向。朝令夕改，结果坐失战机。但刘邓却始终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的动向。他们在给中央军委及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报告“主力已向南转移”的同时，提出：“我们在行动中，请注意帮助侦察有关敌人的动向，及时电告我们。”
毛泽东致电刘邓：“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强渡汝河，战斗异常激烈
按照中央军委要求，野战军主力出动提前了一个星期，虽然出动前曾电请中央批复，但由于情况万分紧急，还未来得及比较详细地讲述突然南进转到外线的理由部队就出动了。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于8月8日以“ＡＡＡＡ”急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说明主要原因：一是陈士榘、唐亮兵团甚为疲劳，而敌军主力东西对进相距不过百里，难寻战机。二是黄河水虽然暂时平槽，但秋汛期间涨落不定，加有敌军两岸防守，大兵团无法过河。
中央军委、毛泽东十分赞同刘邓的决定，连电嘉勉。9日：“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10日：“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11日，针对刘邓提出越过陇海路准备的两个方案，表示：“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同时，中央军委于11日分别电示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把刘邓大军突然南进行动提高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同时鞭策其他部队：“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必大部南去”；陈毅、粟裕应进至聊城，指挥所部开展鲁西南局面；鉴于刘邓“此举必然震动全局，为使刘邓顺利达成任务，陈谢必须提早过河”。
就在8月11日这一天，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北渡黄河，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随即跟进。陈赓、谢富治集团分别由太岳、太行区出发，向黄河北岸开进。当日晚上，刘邓大军主力从河南民权至虞城间分三路开始跨越陇海铁路，向大别山疾进。两天后，刘邓两人在虞城古王集附近从容地迈过了陇海路，闯过了南进途中的第一道障碍。
8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先后进入被称为“第二个草地”的黄泛区。这块宽达15公里多、遍地积水污泥的地带，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溃败时炸开黄河花园口堤坝使黄河水泛滥造成的。泥水浅则及膝，深则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如果不是水面上还露着一些民房的屋顶和树梢，人们不会相信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原来曾是沃野和居民区。指战员争先恐后地走向泥水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拄着木棍，夹在浑身沾满泥水的指战员中间，吃力地行进着，不时地还相互搀扶着。他们的身先士卒，鼓舞着疲惫的将士们振作精神，尽快地走出黄泛区。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认为：那一路真正的险关是过黄泛区，过淮河。“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
18日夜，部队通过黄泛区，急行军直奔沙河。由于豫皖苏军区部队预先和人民群众搭好了浮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中路部队顺利渡过了沙河，天亮时到达河南省沈丘县贾寨。原拟“过河后休息两天”的刘邓大军，因情况紧急，仅休息一天就又出动了。
原来，蒋介石此时已如梦方醒，感到刘邓大军不是“溃不成军”地“向南流窜”，而是有目的地跃进大别山，威胁自己的战略后方。于是，他慌忙调兵遣将进行围追堵截。对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等研究后，发电报给各纵队首长，作出新的行动部署：一、敌已探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追击中。二、过沙河后，第一纵队占领商水东、西地区休息，之后主力抢占汝南、正阳；第六纵队占领项城后休息，之后主力南进抢占潢川、光山、商城三城待机；第三纵队进占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之后主力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三城。野战军指挥部在第二、第六纵队之间行进。
刘伯承和邓小平利用短短一天休息的时间，向全体指战员再次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重大任务，响亮地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指示部队再次轻装前进，将笨重武器和车辆就地埋藏或炸毁。经过上述政治动员和休整，部队士气更高，行军速度更快了。8月19日，刘邓率指挥部在平舆县杨埠渡过洪河，又经过急行军，于23日到达汝河北岸黄柳营附近。
8月23日晚，刘伯承和邓小平所在的中路第六纵队前卫第十八旅已抢占了柳营、柿树园及河对岸的大雷岗村，并架起了摇摇晃晃的浮桥。然而，敌机轰炸，大炮轰鸣，一次次集团冲锋抢夺汝河南岸渡口，还在沿河南岸15公里多的地带燃起熊熊烈火，表明恶战的帷幕已经拉开。就在这危急时刻，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一起来到了第十八旅临时指挥部——当地农民用树枝、杂草搭建的一小窝棚，距河边只有100多米。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也一起来到这里，小窝棚里顿时沉寂无声。
没等大家在窝棚里站稳，刘伯承首先询问了当面敌情。然后，邓小平对李达说：“打开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李达在油灯下展开地图介绍说：“敌人已发现我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企图，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追击，有3个整编师距离我们只有50余里，明天上午就会赶到，而河对面有敌人4个旅阻拦，敌人企图想拉住我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破坏我们的战略计划……”
李达的话还没有讲完，一梭子机枪子弹从小窗户口钻了进来。原来，遮挡小窗口的雨布被炮弹爆炸的气浪震落下来，河对岸敌人发现了窝棚里的油灯光亮。此时，邓小平正在俯身看地图，子弹从头顶上飞了过去。一指挥员向警卫部队高喊：“赶快射击，压制敌人火力！”警卫员也眼疾手快，立即用背上的背包封住了窗口。敌人的机枪失去了目标，胡乱地扫射着，但还是把背包打了十几个洞。这样一来，在场的人更加感到当前形势异常严峻。用刘伯承后来的话说：“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40多年后，当时担任第十八旅旅长的肖永银回忆说：
刘司令员镇静地说：“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行动计划，而且会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他用手在地图上一划）打开一条通路，不管敌人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一定要前进，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战略计划，要懂得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明白吗？”
邓政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接着，纵队首长部署任务：十八旅从正中杀出去，向两边拉开，打开通路并顶住敌人，掩护刘邓首长和野战军指挥部、纵队直属队前进。与此同时，纵队、旅指挥员担心刘邓的安全，纷纷提出建议，请他们从东面十七旅那里过河。
邓小平的话坚决、明确：“不要管我们，快去打仗，一定要从敌人中间打出一条路。”刘伯承嘱咐大家：“要记住，我们的集结地点是彭店！”
接着，两个人跑步从浮桥上到达汝河南岸。同时，立即派人把命令送给张际春，要求：“明天不管飞机如何轰炸，大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并且要再次轻装，销毁一些秘密文件。
“刘邓首长在我们身边！”这消息像无声的命令迅即在指战员中间传开，鼓舞着他们坚决战斗、冲锋向前。终于，在天亮时，指战员们由渡口向南打开了一条长约5公里、宽3公里的通路，然后五十二团在左，五十三团在右，分别筑起牢不可摧的“堤坝”。通路两侧的敌人疯狂反扑，出动飞机配合地面炮火企图再次截断通路。两团指战员坚决抗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确保了道路的畅通无阻。
当时，国民党军在汝河南岸担任阻击任务指挥的是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一年后，他被俘时曾对刘伯承、邓小平坦言：“当时双方力量悬殊，又有汝河相隔，空中还有飞机侦察、扫射，我想，阻止你们过河似乎是有十分把握的。我的指挥方案是，准备用两旅之众黏住你们，再调两个旅进行合击。但没等我部署停当，你们呼呼啦啦已经冲到我的眼前了。”
评价汝河之战，无论是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以战斗强渡突破敌阵过河”的电报，还是刘伯承在回忆文章中所说“杀开了一条血路”，“胜利地闯过了千里跃进途中的这个险关”，都足以说明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极端重要性。
“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刘邓大军顺利徒涉淮河。先敌挺进大别山，胜利挑起了“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重担”
渡过沙河以后，一直是险象环生。这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电中可略见一斑。连日来，毛泽东一直电告陈毅、粟裕：“务必采取积极行动策应刘邓作战。”特别是得知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时，中央军委于27日至30日连续紧急电令陈毅、粟裕：“望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星夜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南渡”，歼灭与抓住敌人，直接援助刘邓。特别是要向在汝河拦截刘邓部的敌整编第八十师进行攻击，不能歼灭亦将该师击溃，调动第五军回援。总之，“必须立刻南下追击，绝对不能让五军、八十五师南下危害刘邓，至急至要”。“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何日可渡河南进，极以为念”。殷殷关切之情，频频催促之意跃然纸上。
8月25日，刘邓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我主力已通过汝河，水路线只有淮河一个障碍，三天内主力可能渡河，尽力争取休息。”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抢渡淮河的情景，语气诙谐、轻松：“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他还说：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运气好呀，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实际上，当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中路军两个纵队7个旅于8月26日来到淮河北岸时，又面临了与强渡汝河极为相似的“绝地”。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西南部，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此时，正值淮河汛期，部队到达时恰逢上游河水突然上涨，不能徒涉；由于敌人破坏，船只仅仅搜寻到十几只，而后边追敌正全力扑来。东、西两路军已渡过淮河，只有中路军滞留在北岸。
在淮河北岸一间闲置的柴草房里，刘伯承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野战军首长会议。李达首先介绍说：敌军19个旅正从我们背后扑来，先头部队距离我们仅有15公里，已经与我后卫部队接触。如果两天内不能渡过淮河，中路军7个旅将与追来的敌19个旅背水作战。
听完敌情介绍，大家都陷入了沉思。邓小平率先打破了沉寂：“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我考虑刘司令员先过河指挥部队，张际春副政委也一同过河，李达参谋长组织渡河，我负责组织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刘伯承，刘伯承当即明确表态：“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大家立即遵照行动。”随后，两个人握了一下手就分开了。
8月27日凌晨，刘伯承亲自乘船实地勘测水情，发现由于河水下落，有些地方可以徒涉，便派人分别给邓小平、李达送信，告诉他们马上组织后续部队立即徒涉淮河。这样，中路军7个旅化险为夷，避免了背水一战。至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闯过了千里南进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先敌胜利进入了大别山。
40多年后，邓小平在北京同当年一起跃进大别山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共同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番寓意深刻的话：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
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些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担。
7月2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在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精神，电示刘伯承、邓小平等：“为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刘邓大军在休整10天后，“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刘邓阅后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我们完全拥护所示方针。”部队遂在羊山集战斗结束后立即转入休整。
在部队休整的同时，作为身在前线的高级将领，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研究了如何执行党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他们认为，从野战军方面来看，主力南渡黄河后因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1．3万人，新兵没有，俘虏需要20天教育方可补充；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发生冬衣困难”，故亟需整补，并保持后方接济。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驰援鲁西南的17个旅除整编第四十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加之山东敌人又难西调，所以“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消灭8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显然，这是一个休整半个月后依托豫皖苏在内线歼敌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刘邓把他们的想法上报中央军委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充分理解久战疲惫的刘邓大军的困境，复电示：“计划甚好……此次南下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恢复元气。”
然而，由于出现了以下两个重大情况，促使刘伯承和邓小平毅然决定中止休整、提前出动：一是蒋介石决定暂缓向山东方向进攻，连续抽调重兵，连同原来的17个旅共30个旅，组成5个集团分五路向位于黄河和陇海路之间的刘邓大军扑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有增无减。7月29日，毛泽东来电相告：“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二是黄河水情异常严重，国民党军决堤放水的企图日渐显露。7月末至8月初，连降暴雨，黄河水位陡涨。在刘邓联名致中央军委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的电报中，多次出现险象环生的水情报告：“黄河问题已很严重”，堤坝“因近日水涨，已生险象，必须派队掩护群众抢险，否则，（野战军主力）必被水淹，且影响大”。
8月2日这一天，黄河滦口水位陡然增高，水深达8米，水宽541米，水流量每秒2034．43立方米。8月3日，刘邓连续急电中央军委及陈毅、粟裕等：“黄河近几天有极大的决口危险”，“故我们有被迫早日出动可能”；黄河此次大水虽然过去，但“敌我均在抢修河堤”；“国民党中央社黄河报告是每日笔录，系何地广播请告，并望将上游水位查告”。
当刘伯承和邓小平得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时，心急如焚。他们知道，党中央、毛泽东遇到了异常严重的困难，因为，这样的文字在毛泽东的笔下难得一见。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即以“ＡＡＡＡ”火急致电中央军委，并告晋冀鲁豫中央局，陈毅、粟裕、谭震林，以及陈赓、谢富治等：“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23日）电方针，确好。顷接艳（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考虑到当面之敌19个旅中至少会有10个旅尾追，“固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和陈谢集团成掎角势，实行宽大机动”。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他和刘伯承看到毛泽东急电时的情形：“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10天后行动。用10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10天就开始行动了。”说到这里，邓小平的话音略带梗塞，不由地重复着一句话：“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刘伯承强调：“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听到黄河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对刘邓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以适应全局之需的决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30日晚回电勉慰，并对南进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一提醒，强调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据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第二天就把野战军各纵队、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的负责同志召集到郓城县赵家楼村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室，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问题。
第一天，会议的气氛很活跃，大家还沉浸在欢庆鲁西南战役胜利的喜悦中。关于下一步行动的问题，参谋长李达在军用地图和敌情标图前介绍了情况后，大家就热烈讨论起来。主要意见是：和新到鲁西南的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再歼敌几万人，或者进到豫皖苏寻机歼敌，或者休整到8月15日视情况而定。刘伯承和邓小平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议论，不时地互相小声交谈着。刘伯承几次拿着放大镜到地图前仔细查看，并张开手指在地图上丈量。邓小平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将讨论引向深入。
第二天，会议的气氛越来越沉重了。一开始，李达就介绍说：华野5个纵队虽然到达郓城、巨野地区，但由于连续作战，又长途跋涉，部队异常疲惫，短时间内配合我们打大仗困难很大。而近日内黄河水位猛涨，溃堤险情不断发生，形势严峻，需要我们当机立断。于是，大家把话题转移到如何组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问题上来。
当天下午，刘伯承开始讲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7月23日“直出大别山”的指示，然后严肃地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刘伯承把两个“先敌”说得特别重，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邓小平接着发言：“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要求我们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战略任务。”
会议最后，刘伯承讲了跃进大别山的行动部署，要求各部队从速完成南进的各项准备。关于这两天会议的结果，刘邓在8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并陈毅等简略报告：“我们召开纵队级（干部）会议，坚决拥护中央梗（23日）电方针，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因此，一、为防止“黄河决口及敌情变化过大，拟争取提前未删（15日）左右出动，望陈谢亦准备同时出动”。二、为迷惑敌人，出动时第一步到陇海路，第二步进到鹿邑、太康县，第三步以十天行程到达大别山。三、陈赓、谢富治部出动后，先占领豫西后再看形势，张才千部同时进至桐柏山。四、南进动员我们6月在豫北时作过，颇深入，现在干部、战士南下均无问题，“当再深入动员”。后方应组织弹药、药品运送，并按时接收伤员。
随着敌情和黄河水情的变化，野战军主力出动已刻不容缓。
8月6日，为了集思广益，刘伯承、邓小平在召集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开会的同时，也请司令部的处、科级干部参加。参谋处、作战处参谋分别报告了敌情和水情，大家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6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作战室。当他得知参谋们正在紧张地作着南进行动的准备工作时，高兴地赞许道：好嘛，参谋人员应该这样，要早作准备，要立足早走，立足于克服各种困难。接着，他又嘱咐参谋：告诉“1号”（指刘伯承），请他好好休息，我到三、六纵队找陈锡联、杜义德他们谈谈，顺便看一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
邓小平刚走，刘伯承就来到了作战室。当他得知邓小平的去向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原来，5日深夜，刘伯承曾亲自打电话找段君毅及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前来。两个人奉命按时赶到后，发现刘邓的住室里已进了水，连鞋子也漂了起来。邓小平担心这是黄河决口漫过来的水，所以一见面就向段君毅询问水情。段君毅捧起屋里的积水观察后说：“不会是黄河决口，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水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邓小平心情稍安，认为段君毅是黄河边人，有些经验，说得有理，然后一面指派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堤坝探明水情，一面要李达和段君毅共同研究一旦黄河决口10多万部队转移的方案。虽然这次积水不是黄河决口，但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险象环生的情景时说：“我这一生，就这一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其实，前几天情报处已获悉蒋介石密令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准备破坏黄河大堤的消息，在刘汝明部工作的地下党组织特地派两个人来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刘邓商量后谈了三点意见，请他们回去转告刘汝明：一、如果刘扒堤，将来不管他逃到什么地方也要抓住他严惩；二、刘怕蒋介石抓，可率部举行起义，起义部队由他指挥；三、起义不了也不要作抵抗。两个人回去后，转达了刘邓的意见，刘汝明答应不扒堤坝。但是，由于连日降雨，邓小平冒雨巡查回来后说，这么大的雨，即使不扒堤，山洪暴发也容易决口。
此刻，刘伯承继续在敌情标图和地图前审视着，思索着，随即让参谋快请邓小平回来。两个小时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李达等一起来到了作战室。刘伯承首先严肃地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今天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他随即简明扼要地作了4个纵队分三路开进的部署。
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联名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请示电就发出了。当晚，他们关于部队第二天南进行动的命令也下达了。一个令人难忘之日，在蒋介石得意忘形之时，在毛泽东的殷殷期待之际到来了。
蒋介石飞抵延安视察，趾高气扬。在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邓小平发了一通火。8月7日晚，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如利剑出鞘直指大别山
8月7日这天，蒋介石乘飞机由南京抵达陕北延安视察战事。他趾高气扬，要亲自到毛泽东生活过10多年的革命圣地上看一看，借以炫耀自己所谓的强大军事实力。而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却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即将出动的刘邓大军。他告诉刘邓：“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心打陈粟。”
也许正因为事涉全局，在大军出动前的紧张之日，邓小平就后方保障工作必须适应前线作战需要的问题，作了一次措词严厉的讲话。
事情还得从10多天前结束的鲁西南战役说起。战役结束当天，刘伯承、邓小平即报告中央军委：战果不小，但损耗甚大，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他们认为，要执行南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目前最大困难是没有炮弹，故恳求中央无论如何请帮助我们三四千发。7月30日，当确定了休整半月后出动的决心后，两人又致电中央军委及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东局等，提出为适应准备无后方作战，请山东尽量赶运炮弹；请晋冀鲁豫军区后方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来，并接收万余名伤员，以便野战医院出动；此外，还应将现存法币、土货全送到前方。以上务请于15日前完成。几天后，他们又催促后方：“组织弹药、药品运送，并按时接收伤员。”关于冬衣问题，两人都感到情况极其严重，所以特别强调：请后方“迅将冬衣及五万床夹被”集中前送。出动前一两天，刘伯承和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还说：“弹药补充甚不及时”，请陈、粟、谭督促弹药迅速前送，时间已极紧凑，但“我们炮弹到手很少，只好不管”，以致于出动时全军所携山炮、野炮炮弹仅600余发，迫击炮弹三四十发，“只能打半仗”，“故沿途等不敢轻易作战”。当时，连国民党电台也说：“共军弹尽粮绝，处于绝境。”
8月7日上午，野战军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杨恬带着几大车银元、药品、土货等军需物品，赶到了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下午，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分别同杨恬谈话。
邓小平神情严峻，打过招呼后开门见山地说：“关于后方工作，谈几点意见。”他站在地上，对坐在土炕上作记录的杨恬说：
?穴一?雪此次后方许多东西不能送来，使前方作战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已来到了，回去把这句话告诉中央局、军区、财办、边府。由此所造成后果如何，难以预料，只好我们今后来忍受……
（二）建议今后后方更多地从前方着眼，更多将就于前方的需要。现在很多事情不是如此，如后方为什么不可以派人到前方来算账，总要前方到后方算账？刘清（即刘鹏，时任野战军后勤部军工部部长）一年来大部分时间往返于前后方，前方供给难以保证，无法工作。要更精确地一小时一分钟地去计算时间、工作，足够地了解前方的痛苦，今后对任何一个野战部队都该如此。
（三）前方有许多浪费的地方，我们应向中央局承认错误。但前方对汽油及药品均无浪费……这次伤员是痛苦极了，超过任何一个战役的情况。今后的药费预算应予改变，对所有的野战军同样，一切应发给前方的东西及早发给部队，不必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些是非用不可，也必须解决。这不是说后方同志没有做工作，我们应感谢后方工作的同志……
邓小平还对今后后方工作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一是保证弹药供给，“指定强有力的专人在冀鲁豫和太岳设两个大仓库，储存弹药，随要随到。弹药生产数量还应大大提高，停止一些工作来搞这个都是值得的”。二是药品要想法供给。三是棉衣后方做。四是电料后方仍应设法代为购买。五是新兵秋后即准备去扩，要求能在1月1日见兵。最后，邓小平指出：“财经预算制度都是应该要的，现在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问题。”他反复强调：后方工作要改变作风以适应战争。今后有几个必须机动的战役，需要后方保障好供给。
杨恬后来回忆说：第一次见邓政委发这么大的火，低头作记录不用抬头看，就仿佛看到了他严峻的面孔。
邓小平讲完后转身走了出去，刘伯承随后走了进来。他说：邓政委都谈了，我只谈一点，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问题。医药、弹药，特别是今后兵员，这都是战争所必需的。李达、张际春也相继来到，他们也作了补充讲话，但都不长，杨恬一一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
关于当时的谈话情景，杨恬在几天后给滕代远的信中这样写道：“回忆前方首长和我谈话时，我所感到的情况是很沉重的，刘邓张李首长的焦灼、痛苦是很利害，部队首长对他们的执（质）问和责备也是很利害的，都感到无力作战，弹药感到空前的困难。他们忍受着这些责备，极力忍受着。”和邓小平等谈话后，按李达嘱咐，杨恬即刻动身离开赵家楼北返。临行前他得知，野战军主力将要开赴陇海路作战。
8月7日夜晚，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率野战军主力11．5万人突然向南出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由此开始。按照既定部署，南进大军兵分三路：第一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豫南；第三纵队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指挥第二、第六纵队为中路，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直奔大别山中部。准备开辟新区的地方干部也随各纵队前进。
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以保证野战军主力隐蔽实施跃进，刘伯承和邓小平命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展积极攻势，并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主力将要渡河北返的假象；以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5个纵队，寻机歼敌实施掩护；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随第一纵队南进的中原独立旅，参加破路和西越平汉路后直趋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态势，迷惑武汉、信阳方面的国民党军。同时，部队实行严格保密，各纵队分别以纵队参谋长姓氏为代号，一、二、三、六纵分别称为潘店、王家园、曾家庄、姚官屯。
刘伯承、邓小平等上述精心安排，完全迷惑了敌人。6日，蒋介石判断刘邓大军将向陇海路“南窜”，遂令部队迅速南下追击，后接到“黄河边有共军主力活动”的情况报告，又下令部队北进堵截。8日，在徐州的顾祝同发现刘邓大军南下，改令部队南返，而在南京的蒋介石却判断刘邓主力还是渡河北撤，仍令部队北向。朝令夕改，结果坐失战机。但刘邓却始终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的动向。他们在给中央军委及陈毅、粟裕的电报中报告“主力已向南转移”的同时，提出：“我们在行动中，请注意帮助侦察有关敌人的动向，及时电告我们。”
毛泽东致电刘邓：“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强渡汝河，战斗异常激烈
按照中央军委要求，野战军主力出动提前了一个星期，虽然出动前曾电请中央批复，但由于情况万分紧急，还未来得及比较详细地讲述突然南进转到外线的理由部队就出动了。于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于8月8日以“ＡＡＡＡ”急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说明主要原因：一是陈士榘、唐亮兵团甚为疲劳，而敌军主力东西对进相距不过百里，难寻战机。二是黄河水虽然暂时平槽，但秋汛期间涨落不定，加有敌军两岸防守，大兵团无法过河。
中央军委、毛泽东十分赞同刘邓的决定，连电嘉勉。9日：“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10日：“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11日，针对刘邓提出越过陇海路准备的两个方案，表示：“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同时，中央军委于11日分别电示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把刘邓大军突然南进行动提高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同时鞭策其他部队：“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必大部南去”；陈毅、粟裕应进至聊城，指挥所部开展鲁西南局面；鉴于刘邓“此举必然震动全局，为使刘邓顺利达成任务，陈谢必须提早过河”。
就在8月11日这一天，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北渡黄河，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随即跟进。陈赓、谢富治集团分别由太岳、太行区出发，向黄河北岸开进。当日晚上，刘邓大军主力从河南民权至虞城间分三路开始跨越陇海铁路，向大别山疾进。两天后，刘邓两人在虞城古王集附近从容地迈过了陇海路，闯过了南进途中的第一道障碍。
8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先后进入被称为“第二个草地”的黄泛区。这块宽达15公里多、遍地积水污泥的地带，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溃败时炸开黄河花园口堤坝使黄河水泛滥造成的。泥水浅则及膝，深则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如果不是水面上还露着一些民房的屋顶和树梢，人们不会相信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原来曾是沃野和居民区。指战员争先恐后地走向泥水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拄着木棍，夹在浑身沾满泥水的指战员中间，吃力地行进着，不时地还相互搀扶着。他们的身先士卒，鼓舞着疲惫的将士们振作精神，尽快地走出黄泛区。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认为：那一路真正的险关是过黄泛区，过淮河。“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
18日夜，部队通过黄泛区，急行军直奔沙河。由于豫皖苏军区部队预先和人民群众搭好了浮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中路部队顺利渡过了沙河，天亮时到达河南省沈丘县贾寨。原拟“过河后休息两天”的刘邓大军，因情况紧急，仅休息一天就又出动了。
原来，蒋介石此时已如梦方醒，感到刘邓大军不是“溃不成军”地“向南流窜”，而是有目的地跃进大别山，威胁自己的战略后方。于是，他慌忙调兵遣将进行围追堵截。对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等研究后，发电报给各纵队首长，作出新的行动部署：一、敌已探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追击中。二、过沙河后，第一纵队占领商水东、西地区休息，之后主力抢占汝南、正阳；第六纵队占领项城后休息，之后主力南进抢占潢川、光山、商城三城待机；第三纵队进占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之后主力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三城。野战军指挥部在第二、第六纵队之间行进。
刘伯承和邓小平利用短短一天休息的时间，向全体指战员再次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重大任务，响亮地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指示部队再次轻装前进，将笨重武器和车辆就地埋藏或炸毁。经过上述政治动员和休整，部队士气更高，行军速度更快了。8月19日，刘邓率指挥部在平舆县杨埠渡过洪河，又经过急行军，于23日到达汝河北岸黄柳营附近。
8月23日晚，刘伯承和邓小平所在的中路第六纵队前卫第十八旅已抢占了柳营、柿树园及河对岸的大雷岗村，并架起了摇摇晃晃的浮桥。然而，敌机轰炸，大炮轰鸣，一次次集团冲锋抢夺汝河南岸渡口，还在沿河南岸15公里多的地带燃起熊熊烈火，表明恶战的帷幕已经拉开。就在这危急时刻，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一起来到了第十八旅临时指挥部——当地农民用树枝、杂草搭建的一小窝棚，距河边只有100多米。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也一起来到这里，小窝棚里顿时沉寂无声。
没等大家在窝棚里站稳，刘伯承首先询问了当面敌情。然后，邓小平对李达说：“打开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李达在油灯下展开地图介绍说：“敌人已发现我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企图，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追击，有3个整编师距离我们只有50余里，明天上午就会赶到，而河对面有敌人4个旅阻拦，敌人企图想拉住我主力在汝河一带决战，破坏我们的战略计划……”
李达的话还没有讲完，一梭子机枪子弹从小窗户口钻了进来。原来，遮挡小窗口的雨布被炮弹爆炸的气浪震落下来，河对岸敌人发现了窝棚里的油灯光亮。此时，邓小平正在俯身看地图，子弹从头顶上飞了过去。一指挥员向警卫部队高喊：“赶快射击，压制敌人火力！”警卫员也眼疾手快，立即用背上的背包封住了窗口。敌人的机枪失去了目标，胡乱地扫射着，但还是把背包打了十几个洞。这样一来，在场的人更加感到当前形势异常严峻。用刘伯承后来的话说：“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40多年后，当时担任第十八旅旅长的肖永银回忆说：
刘司令员镇静地说：“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行动计划，而且会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他用手在地图上一划）打开一条通路，不管敌人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一定要前进，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战略计划，要懂得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明白吗？”
邓政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接着，纵队首长部署任务：十八旅从正中杀出去，向两边拉开，打开通路并顶住敌人，掩护刘邓首长和野战军指挥部、纵队直属队前进。与此同时，纵队、旅指挥员担心刘邓的安全，纷纷提出建议，请他们从东面十七旅那里过河。
邓小平的话坚决、明确：“不要管我们，快去打仗，一定要从敌人中间打出一条路。”刘伯承嘱咐大家：“要记住，我们的集结地点是彭店！”
接着，两个人跑步从浮桥上到达汝河南岸。同时，立即派人把命令送给张际春，要求：“明天不管飞机如何轰炸，大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并且要再次轻装，销毁一些秘密文件。
“刘邓首长在我们身边！”这消息像无声的命令迅即在指战员中间传开，鼓舞着他们坚决战斗、冲锋向前。终于，在天亮时，指战员们由渡口向南打开了一条长约5公里、宽3公里的通路，然后五十二团在左，五十三团在右，分别筑起牢不可摧的“堤坝”。通路两侧的敌人疯狂反扑，出动飞机配合地面炮火企图再次截断通路。两团指战员坚决抗击，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确保了道路的畅通无阻。
当时，国民党军在汝河南岸担任阻击任务指挥的是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一年后，他被俘时曾对刘伯承、邓小平坦言：“当时双方力量悬殊，又有汝河相隔，空中还有飞机侦察、扫射，我想，阻止你们过河似乎是有十分把握的。我的指挥方案是，准备用两旅之众黏住你们，再调两个旅进行合击。但没等我部署停当，你们呼呼啦啦已经冲到我的眼前了。”
评价汝河之战，无论是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以战斗强渡突破敌阵过河”的电报，还是刘伯承在回忆文章中所说“杀开了一条血路”，“胜利地闯过了千里跃进途中的这个险关”，都足以说明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极端重要性。
“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刘邓大军顺利徒涉淮河。先敌挺进大别山，胜利挑起了“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重担”
渡过沙河以后，一直是险象环生。这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电中可略见一斑。连日来，毛泽东一直电告陈毅、粟裕：“务必采取积极行动策应刘邓作战。”特别是得知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时，中央军委于27日至30日连续紧急电令陈毅、粟裕：“望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星夜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南渡”，歼灭与抓住敌人，直接援助刘邓。特别是要向在汝河拦截刘邓部的敌整编第八十师进行攻击，不能歼灭亦将该师击溃，调动第五军回援。总之，“必须立刻南下追击，绝对不能让五军、八十五师南下危害刘邓，至急至要”。“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何日可渡河南进，极以为念”。殷殷关切之情，频频催促之意跃然纸上。
8月25日，刘邓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我主力已通过汝河，水路线只有淮河一个障碍，三天内主力可能渡河，尽力争取休息。”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抢渡淮河的情景，语气诙谐、轻松：“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他还说：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运气好呀，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实际上，当刘伯承和邓小平率中路军两个纵队7个旅于8月26日来到淮河北岸时，又面临了与强渡汝河极为相似的“绝地”。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西南部，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此时，正值淮河汛期，部队到达时恰逢上游河水突然上涨，不能徒涉；由于敌人破坏，船只仅仅搜寻到十几只，而后边追敌正全力扑来。东、西两路军已渡过淮河，只有中路军滞留在北岸。
在淮河北岸一间闲置的柴草房里，刘伯承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野战军首长会议。李达首先介绍说：敌军19个旅正从我们背后扑来，先头部队距离我们仅有15公里，已经与我后卫部队接触。如果两天内不能渡过淮河，中路军7个旅将与追来的敌19个旅背水作战。
听完敌情介绍，大家都陷入了沉思。邓小平率先打破了沉寂：“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我考虑刘司令员先过河指挥部队，张际春副政委也一同过河，李达参谋长组织渡河，我负责组织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刘伯承，刘伯承当即明确表态：“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大家立即遵照行动。”随后，两个人握了一下手就分开了。
8月27日凌晨，刘伯承亲自乘船实地勘测水情，发现由于河水下落，有些地方可以徒涉，便派人分别给邓小平、李达送信，告诉他们马上组织后续部队立即徒涉淮河。这样，中路军7个旅化险为夷，避免了背水一战。至此，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闯过了千里南进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先敌胜利进入了大别山。
40多年后，邓小平在北京同当年一起跃进大别山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共同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番寓意深刻的话：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
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些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