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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换，面色苍黄，眼睛也有些浮肿。两小时前，他刚刚做完又一次透析治疗。
他笑了一下，憨憨的，很无奈的样子。他不愿躺在病床上和记者交谈，我们一起坐在了走廊的凳子上。午后的秋阳荡起涟漪，浮动在他的脸上。
这个只有29岁的年轻人，在走过生活的坎坷，备尝追求的艰辛，体验爱情的甜蜜之后，又在经受着生命旅途上又一次重大的考验。
“换”意味着简单
“为什么叫换?”
“换，意味着改变、丢失、颠覆。或者说，换就是简单。我喜欢简单，一种简单的变化，人生就是变换。”
换的真名叫马立，1981年出生在陕西丹凤县一户清贫的普通人家，父亲是县城的一个中医大夫，母亲是位小学教师。马立说，他小时候性格很内向，常常一个人对着窗外的月亮，在本子上写心思，安静的很。
在长期的孤独中，马立迷上了摇滚乐。当时流行的“唐朝乐队”和“黑豹乐队”的歌，他听了一遍又一遍。他有一位同学，父母离异了，留着长发，举手投足间都显得另类而又叛逆。这位同学的母亲是歌唱演员，家中有很多歌碟和音乐带。他们一块听音乐，一块抽烟，成了知己。他回到家，再把这种“忧伤”写下来。“全是这兒不舒服、那儿不对劲的小调调。”
谁知，这样的情绪，伴随着马立一直延续到了高中、大学。他大学就读的是西安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大专班，三年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小本本上写“心思”，心烦了，不想听课了，见到社会上看不惯的事儿，他就用文字“发泄”一下。“那不是什么诗，说是感慨，也不纯粹。”
大学毕业了，马立没有服从父母的愿望，回去开个诊所，既为他人治病，又能自己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也不喜欢学医，“见到刀子割来割去的就害怕、反感，不安心。”他想起了弃医学文的鲁迅，但现实又告诉他，得先有一份糊口的工作。
马立在西安的城中村租下了一间房子，每月房租100元。接着，在南门外的一家药店，找到一份销售隆力奇的工作，一个月工资600元。解决了温饱，马立再次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中 听摇滚。郑钧、“枪炮与玫瑰”的歌他都听，嘴里还常常哼着左小诅咒的”乌兰巴托的夜”。他还买很多的书，最喜欢余杰，因为他很“犀利”。还有卫慧、棉棉、王朔、王小波……这期间，他很少写东西，即使写了，文字也很短，但却更有味道。
然而，刚刚走向社会的迷茫、孤独，还有血气方刚，让他失去了第一份工作。那是2005年的2月，他与公司一位送货的小伙子发生了冲突，一气之下辞了工。他没有了收入，躲在自己的出租屋里，望着城市昏黄的路灯，写着忧伤的句子。房东家的院子很深，他觉得房东阿姨养的一条狗也比他有尊严，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阿姨，您的狗狗大便了／在我的门前。阿姨／您还好吧?阿姨／房租迟些再交，行么／狗狗，好可爱的狗狗／草地上好软……”
可是，喝西北风是填不饱肚子的，忧伤的诗歌也不能充饥解渴，马立在一个饿得心慌的早上走出房东的院子，看到锤子、方央、张大林等一帮“文化哥们”，正从西安南郊一条臭气与灰土齐飞的土路上走来，这条土路通往一个叫瓦胡同的城中村。
“这个瓦胡同值得铭记，不仅因为它即将被拆迁，还因为在这里，曾经留下了80后男男女女无数的梦想和失意。”这些人中有诗人、音乐人、油画家、广告策划人。当然，他们都很穷。
就在大家山穷水尽的时候，张大林的一个朋友来问大家，愿不愿意帮他去卖油。于是，在新城区的好几个街道和村子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几个人从小面包车上卸下几箱子花生油，并打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某某活动，特价促销，优惠老年人和低保户等等。横幅下面站着的蹲着的，就是马立和他的朋友。那些天，他们被城管掀过摊子，跟操着河南口音的老太太讨论过油和水的区别，还有过一天卖出去40箱花生油的小成就。
虽然日子过得困窘，但马立从来也没停止过写诗。有一次，在杨家村他租住的小房间里，他拿出一本新出版的诗歌选集，里面收录了他的几首作品。大家很高兴，不停地抽烟，谈诗。对于他们这些把艺术当回事的人来说，虽然都混得不怎么样，可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因爱而满足的诗人
站在曙光中的马立，迎着早春二月尖利的西北风，在春运期间熙熙攘攘的城南客运站，等来了娇小恬美的女孩子王婕。
第一眼看到王婕，马立就觉得很亲。而王婕说，她想象中的他，应该是鲁迅那样风格的，谁知他是方脸大脑门，不过，“人看起来憨厚”。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约，两人一起观看了一场所钟爱的乐队的演出，姑娘的脸上写满了兴奋。
那时，王婕还是西安美院的在校学生，而马立还是依然很穷地混着日子。一起过了几天春节，他们早已囊中羞涩，却感到很快乐。
马立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地产文案。那些格式化、商业化的东西，充斥着他的大脑，他觉得很痛苦，也很担忧，怕自己再也写不出诗来。可当他走回自己租住的小屋，看到王婕细心地照料一只只流浪的小狗，那朴素而平静的样子，就像水一样，自己的心情就立即又变得清明、纯净起来。于是，他的文思随着变幻的心情不断流淌，《生活慢慢变得严肃而温和》、《换》等诗作一一问世。
马立的许多诗作，都被收录于《延安文学》、《诗选刊》、《红色玩具》、《长安大歌》、《第三条道路》、《草原绿色文学》等多种80后作品选本中。在《梦你》中，他说： “等了好久，你还没有来／原谅我吧，那些没讲完的誓言／我得走了，去梦里／探寻你清晰的脸庞，荡漾在／梦的秋千上，期待／一滴泪水，从另一个时空／以加速度的形式，将我唤醒。”想起《拖地》，他这样写道：“足迹和污点，被抹去之后／灰色的地面，抽象成一面／明亮的镜子……舍不得踩，步步后退／关上门，只等风干。”
《诗选刊》主编周公度评价马立的诗： “他灵性、敏感、锐利、决意的作品是很节制的口语，有现代性。他写出了生活中朴素的感觉，这种朴素应该是来自于一个诗人的心灵。”
马立的住处，很快成了朋友们的沙龙，除了周公度，诗人秦唐、张大林，搞音乐的王鹏飞，画油画的冬子，还有孟小明，都是马立家的常容。当他们侃诗歌、聊艺术，信马由缰地争辩时，王婕就把一盘盘饭菜送上桌子。空气中的烟雾呛得王婕又咳嗽又流泪，可她从不抱怨。
对这样的生活，马立似乎很满足，“有自己的理想，还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平平淡淡的不好吗?”他一天天变得成熟了，沉稳了，诗意也趋于深刻和内敛。在《花和他的那个外地男人》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 “她已厌倦了所谓的爱情／所谓的生活／她没有自杀，也没有离开／她眼睁睁地等／多活一天人／多一份迈进幸福的信心。”而在较为先锋的那首《06年3月26日》中，他写道： “该回头了，冒尖的诗人／总是提前死于非命／你不得不向生活 低头／或者，你不得不刻意压弯／原本坚硬的脊柱／以穿过一扇门。”
3月26日，这是一个被艺术圈看作魔咒一样的日子。这一天，诗人海子自杀，惠特曼病逝……然而，让马立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魔鬼也正在悄悄向他逼近。“救活我，我还要写诗!”
转眼间，马立和女友携手走过了6年的岁月。他们准备结婚了，日子就选在2010年的金秋十月。
要做新娘的王婕，按奈不住心中的欢喜，她情真意切地对马立说，“咱们不富裕，不需要多大的排场。朋友们都是贫穷的精神贵族，也不需要送多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就简简单单地吃个饭，让朋友们为我们做些简简单单的祝福吧。”王婕最大的心愿，是和馬立拍几张婚纱照，“就算我在晒幸福吧”。
于是，大家决定，让他们跑步迈进婚姻殿堂。他们的新房选在了围墙巷，虽然还是城中村的民房，但条件却比先前租的稍好一些：亲戚朋友都收到了喜帖，他们喜滋滋地享受一个又一个祝福：他们还手牵着手，挨家找寻价格比较便宜的婚纱店……
9月15日，婚纱店刚刚敲定：9月16日，马立病了!
早上6时，马立感觉眼睛出现模糊状态，接着开始呕吐。但马立并没有在意，只是到小诊所拿了一些扩张脑血管的药，因为诊所的大夫说，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脊椎压迫视神经造成的。谁知，呕吐不断加重，并伴随耳鸣眼花，四肢乏力。在朋友一再劝说下，马立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朋友们像是听到一声霹雳：马立患的病症包括贫血、高血压、脊椎压迫神经、慢性肾衰竭(尿毒症)。
马立对记者说，那一天，他不知是怎么度过的。“谢天谢地，幸亏发现得早，万一等结婚后再检查出来，那对她太不公平了。”说这话时，马立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
可是，见到诗友大林，马立悄悄地对他说： “救活我，我还要写诗!”
马立的母亲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父亲来西安看过他后，立即决定回家卖掉房子为儿子筹钱。马立说：他不能忍受的是母亲每晚的电话，只是哭泣，那是一种叫人撕心裂肺的心痛。
得知马立的病情后，西安诗界发起了一场救援马立的行动。10月23日下午两点，长安诗会暨援助马立呼吁会召开。参会人员中出现阎安、伊沙、沈奇、秦巴子、周公度、度风、苏菲舒、石头等诗界名人的身影。200多人的会场，大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挽救一位年轻而有才华的诗人做着自己的努力。
秦巴子说，马立的诗歌，直接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按照这个方式写下去，就是生活哲理诗。现在很多人认为“哲理”不应该用诗来表达，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关键是要在“生活”和“哲理”之间把握一个度，要有生活的原生态，我认为马立的作品里有这个东西。
王有尾说，我读了马立的诗歌，第一感觉是他的诗不装腔作势，很真切，路子很正。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对于这样的诗人，怎能眼看着他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于是，大家开始探讨，一个诗人(包括很多弱势者)遭遇到绝境，应该怎么办?有人提议，全国每个诗人捐出自己一首诗歌的稿费，成立一个“救救诗人”基金，由专门的基金会来运作，在一些诗人遇到困难时，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甚至拯救他们的生命。
面对如此重大的变故，王婕当然伤心不已，但她看上去却很平静。她对记者说： “我从未想过退缩，此时此刻，我依然感到幸福。在快乐的时候，我能够和他在一起，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我仍然能和他在一起，我以后会一直和他在一起。”
但是，看到王婕背着马立去做肾匹配检验时那瘦小的身影，怎能不叫人动容呢!
他笑了一下，憨憨的，很无奈的样子。他不愿躺在病床上和记者交谈，我们一起坐在了走廊的凳子上。午后的秋阳荡起涟漪，浮动在他的脸上。
这个只有29岁的年轻人，在走过生活的坎坷，备尝追求的艰辛，体验爱情的甜蜜之后，又在经受着生命旅途上又一次重大的考验。
“换”意味着简单
“为什么叫换?”
“换，意味着改变、丢失、颠覆。或者说，换就是简单。我喜欢简单，一种简单的变化，人生就是变换。”
换的真名叫马立，1981年出生在陕西丹凤县一户清贫的普通人家，父亲是县城的一个中医大夫，母亲是位小学教师。马立说，他小时候性格很内向，常常一个人对着窗外的月亮，在本子上写心思，安静的很。
在长期的孤独中，马立迷上了摇滚乐。当时流行的“唐朝乐队”和“黑豹乐队”的歌，他听了一遍又一遍。他有一位同学，父母离异了，留着长发，举手投足间都显得另类而又叛逆。这位同学的母亲是歌唱演员，家中有很多歌碟和音乐带。他们一块听音乐，一块抽烟，成了知己。他回到家，再把这种“忧伤”写下来。“全是这兒不舒服、那儿不对劲的小调调。”
谁知，这样的情绪，伴随着马立一直延续到了高中、大学。他大学就读的是西安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大专班，三年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小本本上写“心思”，心烦了，不想听课了，见到社会上看不惯的事儿，他就用文字“发泄”一下。“那不是什么诗，说是感慨，也不纯粹。”
大学毕业了，马立没有服从父母的愿望，回去开个诊所，既为他人治病，又能自己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也不喜欢学医，“见到刀子割来割去的就害怕、反感，不安心。”他想起了弃医学文的鲁迅，但现实又告诉他，得先有一份糊口的工作。
马立在西安的城中村租下了一间房子，每月房租100元。接着，在南门外的一家药店，找到一份销售隆力奇的工作，一个月工资600元。解决了温饱，马立再次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中 听摇滚。郑钧、“枪炮与玫瑰”的歌他都听，嘴里还常常哼着左小诅咒的”乌兰巴托的夜”。他还买很多的书，最喜欢余杰，因为他很“犀利”。还有卫慧、棉棉、王朔、王小波……这期间，他很少写东西，即使写了，文字也很短，但却更有味道。
然而，刚刚走向社会的迷茫、孤独，还有血气方刚，让他失去了第一份工作。那是2005年的2月，他与公司一位送货的小伙子发生了冲突，一气之下辞了工。他没有了收入，躲在自己的出租屋里，望着城市昏黄的路灯，写着忧伤的句子。房东家的院子很深，他觉得房东阿姨养的一条狗也比他有尊严，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阿姨，您的狗狗大便了／在我的门前。阿姨／您还好吧?阿姨／房租迟些再交，行么／狗狗，好可爱的狗狗／草地上好软……”
可是，喝西北风是填不饱肚子的，忧伤的诗歌也不能充饥解渴，马立在一个饿得心慌的早上走出房东的院子，看到锤子、方央、张大林等一帮“文化哥们”，正从西安南郊一条臭气与灰土齐飞的土路上走来，这条土路通往一个叫瓦胡同的城中村。
“这个瓦胡同值得铭记，不仅因为它即将被拆迁，还因为在这里，曾经留下了80后男男女女无数的梦想和失意。”这些人中有诗人、音乐人、油画家、广告策划人。当然，他们都很穷。
就在大家山穷水尽的时候，张大林的一个朋友来问大家，愿不愿意帮他去卖油。于是，在新城区的好几个街道和村子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几个人从小面包车上卸下几箱子花生油，并打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某某活动，特价促销，优惠老年人和低保户等等。横幅下面站着的蹲着的，就是马立和他的朋友。那些天，他们被城管掀过摊子，跟操着河南口音的老太太讨论过油和水的区别，还有过一天卖出去40箱花生油的小成就。
虽然日子过得困窘，但马立从来也没停止过写诗。有一次，在杨家村他租住的小房间里，他拿出一本新出版的诗歌选集，里面收录了他的几首作品。大家很高兴，不停地抽烟，谈诗。对于他们这些把艺术当回事的人来说，虽然都混得不怎么样，可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因爱而满足的诗人
站在曙光中的马立，迎着早春二月尖利的西北风，在春运期间熙熙攘攘的城南客运站，等来了娇小恬美的女孩子王婕。
第一眼看到王婕，马立就觉得很亲。而王婕说，她想象中的他，应该是鲁迅那样风格的，谁知他是方脸大脑门，不过，“人看起来憨厚”。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约，两人一起观看了一场所钟爱的乐队的演出，姑娘的脸上写满了兴奋。
那时，王婕还是西安美院的在校学生，而马立还是依然很穷地混着日子。一起过了几天春节，他们早已囊中羞涩，却感到很快乐。
马立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地产文案。那些格式化、商业化的东西，充斥着他的大脑，他觉得很痛苦，也很担忧，怕自己再也写不出诗来。可当他走回自己租住的小屋，看到王婕细心地照料一只只流浪的小狗，那朴素而平静的样子，就像水一样，自己的心情就立即又变得清明、纯净起来。于是，他的文思随着变幻的心情不断流淌，《生活慢慢变得严肃而温和》、《换》等诗作一一问世。
马立的许多诗作，都被收录于《延安文学》、《诗选刊》、《红色玩具》、《长安大歌》、《第三条道路》、《草原绿色文学》等多种80后作品选本中。在《梦你》中，他说： “等了好久，你还没有来／原谅我吧，那些没讲完的誓言／我得走了，去梦里／探寻你清晰的脸庞，荡漾在／梦的秋千上，期待／一滴泪水，从另一个时空／以加速度的形式，将我唤醒。”想起《拖地》，他这样写道：“足迹和污点，被抹去之后／灰色的地面，抽象成一面／明亮的镜子……舍不得踩，步步后退／关上门，只等风干。”
《诗选刊》主编周公度评价马立的诗： “他灵性、敏感、锐利、决意的作品是很节制的口语，有现代性。他写出了生活中朴素的感觉，这种朴素应该是来自于一个诗人的心灵。”
马立的住处，很快成了朋友们的沙龙，除了周公度，诗人秦唐、张大林，搞音乐的王鹏飞，画油画的冬子，还有孟小明，都是马立家的常容。当他们侃诗歌、聊艺术，信马由缰地争辩时，王婕就把一盘盘饭菜送上桌子。空气中的烟雾呛得王婕又咳嗽又流泪，可她从不抱怨。
对这样的生活，马立似乎很满足，“有自己的理想，还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平平淡淡的不好吗?”他一天天变得成熟了，沉稳了，诗意也趋于深刻和内敛。在《花和他的那个外地男人》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 “她已厌倦了所谓的爱情／所谓的生活／她没有自杀，也没有离开／她眼睁睁地等／多活一天人／多一份迈进幸福的信心。”而在较为先锋的那首《06年3月26日》中，他写道： “该回头了，冒尖的诗人／总是提前死于非命／你不得不向生活 低头／或者，你不得不刻意压弯／原本坚硬的脊柱／以穿过一扇门。”
3月26日，这是一个被艺术圈看作魔咒一样的日子。这一天，诗人海子自杀，惠特曼病逝……然而，让马立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魔鬼也正在悄悄向他逼近。“救活我，我还要写诗!”
转眼间，马立和女友携手走过了6年的岁月。他们准备结婚了，日子就选在2010年的金秋十月。
要做新娘的王婕，按奈不住心中的欢喜，她情真意切地对马立说，“咱们不富裕，不需要多大的排场。朋友们都是贫穷的精神贵族，也不需要送多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就简简单单地吃个饭，让朋友们为我们做些简简单单的祝福吧。”王婕最大的心愿，是和馬立拍几张婚纱照，“就算我在晒幸福吧”。
于是，大家决定，让他们跑步迈进婚姻殿堂。他们的新房选在了围墙巷，虽然还是城中村的民房，但条件却比先前租的稍好一些：亲戚朋友都收到了喜帖，他们喜滋滋地享受一个又一个祝福：他们还手牵着手，挨家找寻价格比较便宜的婚纱店……
9月15日，婚纱店刚刚敲定：9月16日，马立病了!
早上6时，马立感觉眼睛出现模糊状态，接着开始呕吐。但马立并没有在意，只是到小诊所拿了一些扩张脑血管的药，因为诊所的大夫说，这种情况很可能是脊椎压迫视神经造成的。谁知，呕吐不断加重，并伴随耳鸣眼花，四肢乏力。在朋友一再劝说下，马立到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朋友们像是听到一声霹雳：马立患的病症包括贫血、高血压、脊椎压迫神经、慢性肾衰竭(尿毒症)。
马立对记者说，那一天，他不知是怎么度过的。“谢天谢地，幸亏发现得早，万一等结婚后再检查出来，那对她太不公平了。”说这话时，马立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
可是，见到诗友大林，马立悄悄地对他说： “救活我，我还要写诗!”
马立的母亲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父亲来西安看过他后，立即决定回家卖掉房子为儿子筹钱。马立说：他不能忍受的是母亲每晚的电话，只是哭泣，那是一种叫人撕心裂肺的心痛。
得知马立的病情后，西安诗界发起了一场救援马立的行动。10月23日下午两点，长安诗会暨援助马立呼吁会召开。参会人员中出现阎安、伊沙、沈奇、秦巴子、周公度、度风、苏菲舒、石头等诗界名人的身影。200多人的会场，大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挽救一位年轻而有才华的诗人做着自己的努力。
秦巴子说，马立的诗歌，直接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按照这个方式写下去，就是生活哲理诗。现在很多人认为“哲理”不应该用诗来表达，但也不是那么绝对，关键是要在“生活”和“哲理”之间把握一个度，要有生活的原生态，我认为马立的作品里有这个东西。
王有尾说，我读了马立的诗歌，第一感觉是他的诗不装腔作势，很真切，路子很正。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对于这样的诗人，怎能眼看着他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于是，大家开始探讨，一个诗人(包括很多弱势者)遭遇到绝境，应该怎么办?有人提议，全国每个诗人捐出自己一首诗歌的稿费，成立一个“救救诗人”基金，由专门的基金会来运作，在一些诗人遇到困难时，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甚至拯救他们的生命。
面对如此重大的变故，王婕当然伤心不已，但她看上去却很平静。她对记者说： “我从未想过退缩，此时此刻，我依然感到幸福。在快乐的时候，我能够和他在一起，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我仍然能和他在一起，我以后会一直和他在一起。”
但是，看到王婕背着马立去做肾匹配检验时那瘦小的身影，怎能不叫人动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