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亟须补短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表示，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些短板。第一，专业人员短缺问题。据全国的统计数据，疾控机构的卫生人员占全国卫生人员的比重，从2009年的2.53%下降到目前的1.53%。第二，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了法定传染病网上直报系统，在这次疫情暴发初期，几乎形同虚设，这个教训需要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第三，最先发现传染病的肯定是患者和医院的医生，怎么使社会舆情和正规渠道的疫情发布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大问题。
　　如何处理一线医生以及一般民众对疫情的反应，也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需要正视和研究的重大问题。建设公共卫生系统和医疗机构改革要协调发展、同步进行。
　　一是因为公共卫生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以医疗机构为载体。所以，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离不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二是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工作岗位的互换性、替代性很强，医护人员在这两个体系之间的流动性非常大。因此，实际工作中不能脱离医疗机构的改革单独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两者必须统筹协调推进。

改进公共卫生信息发布制度和决策责任制度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认为：第一，信息发布不仅涉及到决策的科学性，在信息时代更事关公民的知情权。必须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信息发布制度，着手制订相应的信息发布法律，提升信息发布制度的权威性。
　　第二，决策者必须对其做出的决策负责，而且这种责任必须由法律和制度加以规定。近年来，各级党政机关都在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政治责任制，对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努力应予充分肯定。但必须指出，有些责任制其实不是很科学的，要不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要不成为一种变相的承包责任制，如“一票否决制”。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公共卫生决策责任制度，存在着相当的随意性，对失职者和尽职者都缺乏公正性，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应建立疫情风险研判责任体制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认为，任何不明原因的传染病，一开始不能随便向社会发布。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多学科专家的机制进行研判，而这个研判应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体制性负责任的机制。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我们有几个专家组，他们的作用只是咨询、建议，没有承担任何责任。面对传染病这样的重大问题，专家机制十分关键。所以，风险研判要有体制性的安排。专家要在收集到各种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研判，这个时候，如果谁有隐瞒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把公共卫生预警权力下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分析，从短期应急预警角度看，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公共卫生领域病毒的暴发一定是在某一个点暴发，全国同时暴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小，H1N1也不是在全国同时暴发的。那么，是不是在某一地区暴发的时候，要等全国统一指令来行动呢？这需要反思。因为，如果等全国统一命令，首先，时间上可能会延误。因为让全国做一个统一的决定，一层层传递，可能两周都决定不下来。其次，全国性决策的难度太大，因为涉及的面太广，影响面太大。因此，在“病毒时代”，应当把公共卫生的应急预警权力下放，要压实省级政府的责任。

应对传染病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认为，一是绝对不能搞“内紧外松”。传染性疾病跟其他的公共事件不一样，信息越早公开、越全面公开越好，这样才能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医疗卫生系统、企事业单位以及公众的警觉，才能提前防范，这也是避免“谣言”的最好手段，所以绝对不能搞“内紧外松”。
　　二是一定要坚持底线思维。尤其是对于新发的传染病，因为它到底影响有多大我们并不清楚，要坚持底线思维，做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三是策略的选择一定要讲究科学性。针对不同类型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不同传染病问题，因为流行不一样，死亡率不一样，治疗的能力和应对手段不一样，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策略选择一定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讲究科学防控。传染病防控一定要强调专业主义精神。专业主义精神不仅要强调医疗卫生系统的专业性，也要充分考虑有关防控策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并根据疾病发展特点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合理有效配置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分析，医改进行多年，取得不少成绩，但不够理想。主要的一点，是没有按照市场需求实现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为此建议：
　　一是扩建并合理分布综合性质的“三甲医院”。二是组建以知名度专业化程度较高医院为龙头的医疗集团。三是鼓励私营、合营中小型医院协同发展。由此，形成大、中、小规模，国家、集体、个体所有制相结合的医疗网格结构。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