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陈与义曾经写下一首题为《春日》的小诗：“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这一首七言绝句，应该与《荀子》里的这两句话合看：“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
　　上引《荀子》两语的意思是，明道之人，自身行道即可，不应该在这方面有太多的外在表现——譬如言语论说。这是古人所抱持的一种思想。《论语》的“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以及《周易》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说的都是类似的意思。
　　历史证明了这些简洁的话是极其正确的。宋代以后，诗话暴增，论诗的风气一代盛过一代，然而在诗论家这一群体当中，没有几人是顶尖诗家，尤其是那些着力于打造诗学理论的人，在写诗这件事上，往往表现得很黯淡。
　　判断一个人的诗作水平如何，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他的诗是否为后人传诵。时间是公平的，一个人只要诗写得好，即使在世的时候寂寞一些，也一样能在后世发光，杜甫就是如此。遗憾的是，那些谈起诗来显得神采飞扬、自信满满的诗论家，往往没有什么诗留给后人传诵。宋人严羽撰写的《沧浪诗话》，是古代诗论中的经典，然而严羽本人写的诗，无法匹配上他的诗学主张。又如明人胡应麟，所著《诗薮》颇多卓见，但又有幾个人记得胡应麟的诗？这些情况，真是让人扼腕。
　　在清代，神韵、格调、肌理等诗学主张迭起，诗坛好不热闹，然而那些诗坛盟主所写的诗，却罕有人去涵泳、探究——不是后人忽视了那些诗，而是那些诗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值得深究的价值。在晚清民国，陈衍可谓诗论大家，可是他的诗写得实在不能算好。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非常残酷的。
　　反过来看，那些诗写得很好的人，常常在论诗这件事上表现得并不突出。比如李白、杜甫、王安石、苏轼，都没有论诗的专著名世。在著述成风的清代，像黄仲则、龚自珍这些诗家，亦不把心力放在论诗这件事上。这些情况，绝对不能说明诗家不擅长论诗，因为事实上是恰恰相反的：诗人说诗，往往最有精光，他们对诗发出的只言片语，就足以供后世的研究者拿去做成一本书。
　　勇于论诗者，往往短于作诗；擅长写诗者，常常不喜欢论诗。这种情况貌似诡异，但细想之下其实就能发现是很正常的：诗的妙处，往往在那些不需要说出来的地方，“嫦娥应悔偷灵药”，当李商隐写这一句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悔，还是不悔？这实在难以坐实，亦不必坐实。此外，道理说得太饱满，反而不易让人信服，所以那些思想深邃之人，说的话往往很高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部《论语》若是没有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该会失去多少味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不该论诗呢？当然不是。诗论是诗的副产品，自从有诗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要有诗论，否则诗的价值难以明晰。所以，对于诗，不是该不该论说的问题，而是怎样说、说多少的问题。
　　历史上那么多诗论家不擅长写诗的尴尬事实，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去怀疑，那些看似无比正确的主张以及坚定的道路自信，在本质上是否站得住脚。此外，如果一种诗论让人觉得诗是畏途，那也是有问题的——诗主性情，何以论者在这种最紧扣着性情的文体里，人为地制造许多壁垒？
　　在今天，谈诗的文字比以前更多了，这意味着我们更需要辨别诗论优劣的眼光。这时候，我们不妨回顾孔子所说的这三个字：“兴于《诗》。”《说文》：“兴，起也。”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无论写诗也好、论诗也罢，或可在“兴”这个字上再三致意。在我看来，一首好诗、一篇好的诗论，固然因各种因素而好，但它们至少应该具备一种作用，那就是能够振起人的情思，让人远离干枯与沉寂。
　　不为别的，我们的身体已经不能飞翔，但思绪总不能也这样吧。好在，我们有诗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