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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为了迎接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竞争的挑战，加快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邓小平根据四位科学家的建议，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亲自批准启动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由于此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因此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被称作“863计划”。
形势咄咄逼人，中国怎么办？
20世纪80年代，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实践证明，谁掌握了高技术，抢占到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战略上更加主动。因此，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惜花费巨额投资，组织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为迎合这场“革命”，1981年秋，以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和美国氢弹之父泰勒为首的数十名科学家向美国总统里根进言，提出了一份题为《高边疆：国家生存的战略》的研究报告，认为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技术可在21世纪建立确保美国安全的战略防御系统，从而夺取对苏冷战的全面优势。一年多后，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发表了题为《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即SDI)的广播讲话。《战略防御倡议》，简单地说就是使对手的核武器失效和过时，与自己的进攻武器相结合会“助长侵略政策”的一项所谓战略防御计划，因为与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非常相似，所以人们称其为“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应。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国家争先恐后地相继出台科技发展大举措，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85年也因此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星球大战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演说发表以后，中国国内各方面也反响十分强烈。从1984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研讨、论证。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只是一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就此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这一点看，其间除了军事目的外，还有其深远的政治目的。美国试图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确保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美国是企图利用“星球大战计划”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最终达到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目的。
中国不能观望和等待。中国曾经搞出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同时也建立起我国高技术的初步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要是不努力赶上去，就会又落后，前功尽弃。针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对策问题，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座谈，提出过要采取对策的设想。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下来，对高新科技的发展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些前瞻性和长远的设想更显得不够。最为关键的是，在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却仍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有人说，国家花这点钱，就算花10个亿，算算看，每个公民不就只出一块钱吗？再少一点，一个人拿一个鸡蛋出来，这点钱总应当花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我们的国力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现在他们搞高科技，我们可以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他们搞出来以后，我们也赚了钱，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了。
四院士联名上书
到1986年初，争论仍在继续。许多科学家对此心忧如焚，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加重了科学家的历史责任。著名光学家王大珩和著名电子学家陈芳允面对现实世界涌起的洪波，深深地思考着中国的对策。
时任国防科工委专职委员的陈芳允院士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陈芳允是中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曾主持试验通讯卫星和微波测控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他的发言引起了在座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的共鸣。王大珩早年曾留学英国，被国内外同行公认为“中国光电学之父”，是中国光电学行业的奠基人。王大珩与陈芳允都发现对方的见解与自己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则是有可能的。就是先谈一个“有”字，先求“有”，不求量。
1986年2月的一天晚上，陈芳允专门为此事登门拜访王大珩。他们谈得很投机。他们都是“两弹一星”的元老，都亲身经历过核武器从“一点没有”到“有一点”的过程。
王大珩说：我国早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应该对大家有所启悟。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们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经济实力也完全不能和美苏等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了，只花了不到美苏1/20的钱就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样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人家就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人民也才有了不受核威慑的生活环境。搞高技术发展研究也是这样，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
陈芳允对此深表赞同。他们继续议论到，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过日子，都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到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而且是必须要花！
他们越说越激动：“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我们制定有限目标行不行？没钱我们少买几辆豪华轿车行不行？我们不坐进口汽车，坐我们自己的国产车行不行？……”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陈芳允说。
“对，应该让最高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王大珩说：“这个点子太好了，我看呀，咱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算了。”
一向很平静的陈芳允有些激动起来：“我看呀，这封信就先由你来起草吧。”
“可以！”王大珩痛快地答应下来。
陈芳允和王大珩的想法也得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呼应。王淦昌是中国核物理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氢弹和原子弹的研究立下了赫赫功劳；杨嘉墀则是中国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一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样，为中国“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决定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封信，提出一个发展中国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书。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为慎重起见，他前后修改了多遍，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大珩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有个助手，他是搞空间科学的，对前沿这方面东西稍微知道一些。我说你先写。他把前段的背景写了后，找我说，后面的我写不下去了，所以后半段主要是我写的。我们那时着重考虑的是国防，当时我的概念里面，高新技术首先是用在国防，对我来说经济概念上差一些，小平同志那时已经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写了以后，陈芳允同志提出，建议的内容不仅要写有关国防科技，还要把如何带动民用高科技写进去。我起草了初稿，然后进行多次修改整理，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文稿，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
建议书写道：“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以为可以等待10年、15年……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事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基于这些考虑，王大珩在这封建议信里主要写了以下几个重点问题：（1）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对此不能置之不理；（2）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3）鉴于中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4）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在能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5）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6）时不我待，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甘居落后，难于再起。
王淦昌和杨嘉墀两位科学家看了建议信草稿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在此基础上，他们四人又对建议信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最后定稿后，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然后，王大珩又写了一封亲笔信。
邓小平果断批示
报告写好后，通过什么渠道将这份报告送到邓小平手上就成为一个问题。如果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走，这份报告到邓小平手上，至少也得几个月。可是时间不等人，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走捷径，尽管不合规矩，但这是为了国家大事，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一种考虑。当时，报告由王大珩的助手张宏通过非正式渠道直接把信和报告递了上去。
1986年3月5日，《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邓小平面前。上面附着一封措辞简短的信：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家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家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当他细心看完四位科学家的信后，就在当天——3月5日在这封信的抬头上批示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的批示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重视。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即1986年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接着，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四位科学家就信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专门作了一次交流与座谈。座谈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建议的着重点是在国防科技上，对于关键的经费问题，因为国家当时很困难，能花个几亿已经不错了。
1986年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讨论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组织专家讨论制定《纲要》。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又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124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纲要》进行了反复探讨和论证，最终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邓小平看了《纲要》后，十分高兴，当即批示道：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正式作出决定：拨款100个亿！科技发展计划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新中国科技史上还是第一次。11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转发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没有邓小平的支持，
就没有“863计划”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国情出发，在较长时期内，还没有条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全面大规模地发展高技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同发达国家开展争夺高技术优势的全面竞争。因此，“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15个主题作为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组织一部分精干的科技力量，希望通过15年的努力，力争达到下列目标：（1）在几个最重要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特别是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2）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3）通过伞型辐射，带动相关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4）为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奠定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并为高技术本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把阶段性研究成果同其他推广应用计划密切衔接，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发挥经济效益。
此后，随着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变化，国家科技部适时地对“863计划”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调整和扩充。1993年通信技术作为一个主题列入计划；从1991年到1995年，国家科委适时地将水稻基因图谱、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HJD—04E型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关键技术、超导技术和海洋技术作为专项纳入计划；1996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批准将海洋高技术作为计划的第八个领域。目前，“863计划”共有8个领域、20个主题：（1）生物技术领域：优质、高产、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主题，基因工程药物、疫苗和基因治疗主题，蛋白质工程主题；（2）航天技术领域：航天技术研究发展性能先进的大型运载火箭、提高中国航天发射商业服务能力，继续进行为和平目的空间科技的研究与开发；（3）信息技术领域：智能计算机系统主题，光电子器件和光电子、微电子系统集成技术主题，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主题，通信技术主题；（4）激光技术领域：激光技术研究高性能和高质量的激光技术把成果应用于生产带动脉冲功率技术，等离子体技术，新材料及激光光谱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5）自动化技术领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主题，智能机器人主题；（6）能源技术领域：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主题，先进核反应堆技术主题；（7）新材料领域：高技术新材料和现代科学技术主题；（8）海洋技术领域：海洋探测与监视技术主题，海洋生物技术主题，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主题；（9）专项：水稻基因图谱，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HJD—04E型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关键技术，超导技术，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
“863计划”是在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历史使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大胆支持，就不可能有中国的“863计划”。王大珩后来回忆说：“当初我们谁也没想到小平同志会批得那么快。小平同志对这方面这样重视，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一开始我们并不是抱着太大希望，没想到小平同志对高科技的发展这样重视，没有料到他批得那样快，三天就批示了。……可见，他对我国的高技术发展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已经是胸有成竹。”
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1996年，在“863计划”10周年的日子里，王大珩谈到自己在该计划出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谦虚地说：“863计划”最初选择的7个领域，具体的内容也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我们当时的建议书，可能只是一个发端和诱因罢了。
王大珩的比喻是十分准确的。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高科技计划的产生是必然的。在王大珩等人提出建议之前，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全国上千名专家学者研讨对策，形成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报告》。可以说，即使没有王大珩等人的建议，中国的高科技计划也迟早会产生。但事实是王大珩等人的催化作用促使这个计划尽快出台了。在世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时间往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抢先一步也许就占据了一个得以继续发展的制高点，滞后一步也许就失去了某一方面的优势。在此意义上说，催化剂的作用又是决定性的。
（责任编辑陈原）
形势咄咄逼人，中国怎么办？
20世纪80年代，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实践证明，谁掌握了高技术，抢占到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可以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战略上更加主动。因此，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惜花费巨额投资，组织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为迎合这场“革命”，1981年秋，以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格雷厄姆和美国氢弹之父泰勒为首的数十名科学家向美国总统里根进言，提出了一份题为《高边疆：国家生存的战略》的研究报告，认为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技术可在21世纪建立确保美国安全的战略防御系统，从而夺取对苏冷战的全面优势。一年多后，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发表了题为《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即SDI)的广播讲话。《战略防御倡议》，简单地说就是使对手的核武器失效和过时，与自己的进攻武器相结合会“助长侵略政策”的一项所谓战略防御计划，因为与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非常相似，所以人们称其为“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应。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国家争先恐后地相继出台科技发展大举措，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85年也因此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星球大战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办？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演说发表以后，中国国内各方面也反响十分强烈。从1984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多次组织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分析、研讨、论证。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只是一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就此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这一点看，其间除了军事目的外，还有其深远的政治目的。美国试图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促进国防科技的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确保美国在世界军事、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美国是企图利用“星球大战计划”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最终达到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目的。
中国不能观望和等待。中国曾经搞出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同时也建立起我国高技术的初步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要是不努力赶上去，就会又落后，前功尽弃。针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对策问题，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座谈，提出过要采取对策的设想。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下来，对高新科技的发展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些前瞻性和长远的设想更显得不够。最为关键的是，在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却仍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有人说，国家花这点钱，就算花10个亿，算算看，每个公民不就只出一块钱吗？再少一点，一个人拿一个鸡蛋出来，这点钱总应当花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我们的国力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现在他们搞高科技，我们可以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他们搞出来以后，我们也赚了钱，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了。
四院士联名上书
到1986年初，争论仍在继续。许多科学家对此心忧如焚，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加重了科学家的历史责任。著名光学家王大珩和著名电子学家陈芳允面对现实世界涌起的洪波，深深地思考着中国的对策。
时任国防科工委专职委员的陈芳允院士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陈芳允是中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曾主持试验通讯卫星和微波测控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他的发言引起了在座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的共鸣。王大珩早年曾留学英国，被国内外同行公认为“中国光电学之父”，是中国光电学行业的奠基人。王大珩与陈芳允都发现对方的见解与自己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则是有可能的。就是先谈一个“有”字，先求“有”，不求量。
1986年2月的一天晚上，陈芳允专门为此事登门拜访王大珩。他们谈得很投机。他们都是“两弹一星”的元老，都亲身经历过核武器从“一点没有”到“有一点”的过程。
王大珩说：我国早年“两弹一星”的研制应该对大家有所启悟。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们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经济实力也完全不能和美苏等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了，只花了不到美苏1/20的钱就搞出了“两弹一星”，这样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人家就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人民也才有了不受核威慑的生活环境。搞高技术发展研究也是这样，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
陈芳允对此深表赞同。他们继续议论到，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过日子，都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到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而且是必须要花！
他们越说越激动：“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我们制定有限目标行不行？没钱我们少买几辆豪华轿车行不行？我们不坐进口汽车，坐我们自己的国产车行不行？……”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陈芳允说。
“对，应该让最高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王大珩说：“这个点子太好了，我看呀，咱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算了。”
一向很平静的陈芳允有些激动起来：“我看呀，这封信就先由你来起草吧。”
“可以！”王大珩痛快地答应下来。
陈芳允和王大珩的想法也得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呼应。王淦昌是中国核物理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氢弹和原子弹的研究立下了赫赫功劳；杨嘉墀则是中国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一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样，为中国“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决定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封信，提出一个发展中国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书。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为慎重起见，他前后修改了多遍，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大珩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有个助手，他是搞空间科学的，对前沿这方面东西稍微知道一些。我说你先写。他把前段的背景写了后，找我说，后面的我写不下去了，所以后半段主要是我写的。我们那时着重考虑的是国防，当时我的概念里面，高新技术首先是用在国防，对我来说经济概念上差一些，小平同志那时已经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写了以后，陈芳允同志提出，建议的内容不仅要写有关国防科技，还要把如何带动民用高科技写进去。我起草了初稿，然后进行多次修改整理，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文稿，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
建议书写道：“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以为可以等待10年、15年……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事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基于这些考虑，王大珩在这封建议信里主要写了以下几个重点问题：（1）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对此不能置之不理；（2）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3）鉴于中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4）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在能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5）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6）时不我待，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甘居落后，难于再起。
王淦昌和杨嘉墀两位科学家看了建议信草稿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在此基础上，他们四人又对建议信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最后定稿后，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然后，王大珩又写了一封亲笔信。
邓小平果断批示
报告写好后，通过什么渠道将这份报告送到邓小平手上就成为一个问题。如果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走，这份报告到邓小平手上，至少也得几个月。可是时间不等人，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走捷径，尽管不合规矩，但这是为了国家大事，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一种考虑。当时，报告由王大珩的助手张宏通过非正式渠道直接把信和报告递了上去。
1986年3月5日，《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邓小平面前。上面附着一封措辞简短的信：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家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家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当他细心看完四位科学家的信后，就在当天——3月5日在这封信的抬头上批示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的批示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重视。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即1986年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接着，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四位科学家就信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专门作了一次交流与座谈。座谈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建议的着重点是在国防科技上，对于关键的经费问题，因为国家当时很困难，能花个几亿已经不错了。
1986年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讨论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组织专家讨论制定《纲要》。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又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124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纲要》进行了反复探讨和论证，最终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邓小平看了《纲要》后，十分高兴，当即批示道：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正式作出决定：拨款100个亿！科技发展计划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新中国科技史上还是第一次。11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转发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没有邓小平的支持，
就没有“863计划”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国情出发，在较长时期内，还没有条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全面大规模地发展高技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同发达国家开展争夺高技术优势的全面竞争。因此，“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7个领域15个主题作为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点，组织一部分精干的科技力量，希望通过15年的努力，力争达到下列目标：（1）在几个最重要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特别是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2）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3）通过伞型辐射，带动相关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4）为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奠定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并为高技术本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把阶段性研究成果同其他推广应用计划密切衔接，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发挥经济效益。
此后，随着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变化，国家科技部适时地对“863计划”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调整和扩充。1993年通信技术作为一个主题列入计划；从1991年到1995年，国家科委适时地将水稻基因图谱、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HJD—04E型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关键技术、超导技术和海洋技术作为专项纳入计划；1996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批准将海洋高技术作为计划的第八个领域。目前，“863计划”共有8个领域、20个主题：（1）生物技术领域：优质、高产、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主题，基因工程药物、疫苗和基因治疗主题，蛋白质工程主题；（2）航天技术领域：航天技术研究发展性能先进的大型运载火箭、提高中国航天发射商业服务能力，继续进行为和平目的空间科技的研究与开发；（3）信息技术领域：智能计算机系统主题，光电子器件和光电子、微电子系统集成技术主题，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主题，通信技术主题；（4）激光技术领域：激光技术研究高性能和高质量的激光技术把成果应用于生产带动脉冲功率技术，等离子体技术，新材料及激光光谱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5）自动化技术领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主题，智能机器人主题；（6）能源技术领域：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主题，先进核反应堆技术主题；（7）新材料领域：高技术新材料和现代科学技术主题；（8）海洋技术领域：海洋探测与监视技术主题，海洋生物技术主题，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主题；（9）专项：水稻基因图谱，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HJD—04E型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关键技术，超导技术，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
“863计划”是在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肩负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历史使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大胆支持，就不可能有中国的“863计划”。王大珩后来回忆说：“当初我们谁也没想到小平同志会批得那么快。小平同志对这方面这样重视，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一开始我们并不是抱着太大希望，没想到小平同志对高科技的发展这样重视，没有料到他批得那样快，三天就批示了。……可见，他对我国的高技术发展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已经是胸有成竹。”
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1996年，在“863计划”10周年的日子里，王大珩谈到自己在该计划出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谦虚地说：“863计划”最初选择的7个领域，具体的内容也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我们当时的建议书，可能只是一个发端和诱因罢了。
王大珩的比喻是十分准确的。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高科技计划的产生是必然的。在王大珩等人提出建议之前，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全国上千名专家学者研讨对策，形成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报告》。可以说，即使没有王大珩等人的建议，中国的高科技计划也迟早会产生。但事实是王大珩等人的催化作用促使这个计划尽快出台了。在世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时间往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抢先一步也许就占据了一个得以继续发展的制高点，滞后一步也许就失去了某一方面的优势。在此意义上说，催化剂的作用又是决定性的。
（责任编辑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