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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中国企业人朱新礼创建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6年后，“汇源”这位花季新娘，戴上“可口可乐”这位异国新郎送来的婚戒。消息传出，举国议论。议论中有对西方跨国公司发展趋势的分析，有对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隐忧，有对“汇源”品牌难以割舍的情怀，更有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将该并购事件上升至民族气节高度的壮怀激烈。新千年新世纪，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思维和秩序，然而面对“汇源”出嫁一事，国人心态依然难以平静。
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经济实体彼此依赖不断加深，国际分工不断细化。许多大企业集团越来越认识到，未来若要走向成功，必须突破现有经济格局，着力打破行业与地区间分工界限，通过资金、资源、技术、经营方式等领域重组和集中，形成各行各业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国际经济相互渗透、互动加强的新格局。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急于“联姻”的宏观背景。
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企业间，彼此“投怀送抱”的浪潮还有更进一步的现实因素。
首先，自然是新兴国家自身条件在不断提高。自去年以来，西方经济普遍低迷，这使一枝独秀的新兴国家显得光彩照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8年，全球经济年均增幅略超5%，其中新兴经济体年均增幅为7.8%，而发达国家平均仅为2.7%；新兴国家经济上世纪占全球经济比重为39.7%，如今已经超过50%。以金砖四国为例，四国近年经济连续实现增长，以至于2007年全球股市中，四国首募股占全球首募股总额的40%。今年以来，亚洲新兴市场成为全球唯一的公司债券发行实现增长的地区，而与此同时，全球公司债券价格平均下降44%。此外，西方企业观察新兴国家经济动向时，也不再专注于传统的金融、矿产资源等领域，而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他环保领域的投资前景也十分看好。
其次，此轮国际企业并购风潮是在西方经济走入低谷时发生的。与新兴经济体状况相比，西方经济近两年一直在低谷徘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在今明两年继续疲弱，并有可能拖垮全球经济。今年7月，美联储官员称，美国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国际学术界也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下滑尚未达到拐点，今年下半年仍可能继续呈现停滞或增长缓慢状态。而受美国次贷经济危机及国际原油、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欧元区经济在经历了两年增长后，2008年再度出现低迷，处于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尴尬境地。这种情形甚至已经引发欧盟经济保护主义抬头，从2007年底开始，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不断展开的反倾销调查，就足以说明欧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现实困境和复杂心态。
显而易见，一边是西方经济走出低谷的有心无力，一边是新兴经济发展的方兴未艾。这一对矛盾放到一处的结果，就是彼此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由于投资新兴市场可预期、可实现的高回报，发达国家投资者为求生存和发展，开始纷纷青睐新兴市场，甚至对此前十分忌讳的新兴经济体主权财富基金也默认其所谓的“合理合法性”。
事实证明，西方投资新兴市场已经取得巨大收益。美国银行财务官员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建行的投资收益已经超过美国银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前文提到的几大西方金融机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等新兴市场是推动全球经济上扬的关键因素，成为西方企业继续保持赢利地位的首选之地。他们认为，尽管新兴经济体市场仍存在风险，但其经济金融状况和政府管理水平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西方经济的低迷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受全球经济走弱影响的亚太经济出现通胀攀升的局面，而高通胀若一直持续，无疑将放缓经济增速。亚行最新报告中说，通胀已经是亚洲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这种生存的压力，同样迫使新兴市场必须自谋出路，将眼光和能力投向更广阔的空间，加之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海外投资实力也逐渐加大，于是这也成为其与发达国家“缔结婚约”的合理因素。
西方企业进军新兴市场迫不及待的姿态和后者对前者的兴趣大增，为联合国贸发会议主席、前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最近的一篇演讲作了生动注脚。素帕猜是一位儒雅的泰国人，但今年9月在伦敦经济学院却毫不保留地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其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正经历30年来最深刻的一次调整。
联姻之路并不平坦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大致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这句话用在今天企业并购上，同样说得通。
目前，新兴市场投资发达国家在全球并购与投资总量中比重并不大，而只是近年增长幅度渐成态势。与西方国家投资新兴市场力度和收益相比，后者投资前者的道路则显得有些崎岖。这里面主要涉及了政治、商业金融、法律法规等各个因素。
我们不能忘记2005年的一个案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斥巨资准备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结果该计划在美国国会遭遇巨大政治阻力，最终搁浅。2006年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也遭遇同样尴尬：迪拜港口运营公司（DPWORLD）计划收购美国六个港口运营管理权，结果遭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压力而不得不放弃。
西方世界不是一直追求“自由贸易”吗？不是一直标榜所谓的“自由竞争”吗？何以在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收购时，却变得如上轿的大姑娘一样扭捏呢？原来，真正的贸易自由前提是，对方不认为你的收购计划将对其战略和政治利益形成威胁。这正是目前新兴市场进军发达国家遭遇障碍的最深层原因！
前文提到，西方企业曾对新兴经济体的主权财富基金一直存有忌讳。这中间缘由与中海油并购受阻的原因实在雷同。“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是指国家政府成立的国有投资机构，一般通过购买外国公司股权和公司债券及不动产等资产的方式而取得利润。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是亚洲诞生较早、影响也较大的SWF。近年，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不断增长，中、俄、印及中东国家相继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外界预测，中国将于明年成为全球拥有主权财富基金最多的国家。
可是，主权财富基金的活动范围属金融领域，这可涉及西方世界的核心利益。随着越来越多的SWF的设立，美欧开始不断对其加以防范，并纷纷加以限制。他们尤其对中、俄等“威权国家”以SWF涉足其战略产业备感不安。这里除了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存在防范发展中国家对其现有国际金融形成冲击的担忧。
有鉴于此，西方国家便以立法、设立专门审查机构、设置金融壁垒等方式，加大对外国投资的屏障幅度。某些金融界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成功收购西方企业，必须要先彻底了解对方国家的法律和市场标准等问题。但问题有那么简单吗？
美国管理咨询企业埃森哲公司负责人拉维一语道破天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障碍不是他们能做什么，而是被允许做什么！可以想象，面对新兴经济体的收购热情，西方人心中隐藏的情感，并非是对和谐共赢目标的不懈追求，而是类似“谁动了我的奶酪”般的恐惧。
中国近年瞄向海外的企业并购和投资之路，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充满坎坷，具体事例已不必一一列举。在对国家主权和利益日益重要的金融战争中，中国尚处于成长阶段，与具有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体比较不易占到便宜。挑战已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应如何趋利避害，化不利为有利，最大限度维护国家权益？
大道至简。中国人的首要任务归根到底应该是学习。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与操作已达数百年之久，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基本是西方人几百年前逐步制定完善的，其中各种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可能由西方人来传授。我们应密切跟踪西方经济动向，分析国际经济形势。要对西方设立的种种投资管制，尤其是对其近年新增的各类管制措施要有敏感性，并要对其悉心研究。同时，我们也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交流，在交流中获得感悟，借鉴相互经验。
在战术层面，我们应在经济动作前，全面评估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对可能出现的反应和国际影响要心中有数，避免做无用功或将风险降至最低。同时，我们应多多关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新兴市场，不能将眼光仅投诸西方发达国家。西方世界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占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已是不争事实，而新兴市场国家机会更多，硬性风险较小，更容易获得收益。
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法律法规问题。一方面，企业并购可能会有利于原企业发展，但也可能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从而危害一国国家利益。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皆通过竞争立法和反垄断立法，合理控制企业并购的度。如何确定这个“度”，如何确立企业并购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与标准，是令各国政客和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法律难点。而中国同样面临这个棘手问题。
幸运的是，美、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立法手段对企业合并实施调控方面已有较丰富经验，可资我们借鉴。同时，西方世界近年对新兴市场投资本国纷纷设立法律障碍的具体运筹和实际操作，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中国如能不断完善企业合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判定标准，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彻底贯彻，将使国家、民族和个人权益，在所涉及的领域里得到有效保障。
金融战场里不见硝烟的战争没有永远的胜负，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两次失误，不足以作为全盘失败的证据。只要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保持着与举办奥运一样的热情和智慧，加快壮大自我的步伐，我们定能在未来打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到那时，笔者相信今天对“汇源出嫁”多少有些不快的同胞，将看到更多的“中国式娶亲”；而对于仍会存在的“中国式出嫁”，也会抱有更加平和的度量。■
编辑：韩铁马
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经济实体彼此依赖不断加深，国际分工不断细化。许多大企业集团越来越认识到，未来若要走向成功，必须突破现有经济格局，着力打破行业与地区间分工界限，通过资金、资源、技术、经营方式等领域重组和集中，形成各行各业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国际经济相互渗透、互动加强的新格局。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急于“联姻”的宏观背景。
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企业间，彼此“投怀送抱”的浪潮还有更进一步的现实因素。
首先，自然是新兴国家自身条件在不断提高。自去年以来，西方经济普遍低迷，这使一枝独秀的新兴国家显得光彩照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4年至2008年，全球经济年均增幅略超5%，其中新兴经济体年均增幅为7.8%，而发达国家平均仅为2.7%；新兴国家经济上世纪占全球经济比重为39.7%，如今已经超过50%。以金砖四国为例，四国近年经济连续实现增长，以至于2007年全球股市中，四国首募股占全球首募股总额的40%。今年以来，亚洲新兴市场成为全球唯一的公司债券发行实现增长的地区，而与此同时，全球公司债券价格平均下降44%。此外，西方企业观察新兴国家经济动向时，也不再专注于传统的金融、矿产资源等领域，而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他环保领域的投资前景也十分看好。
其次，此轮国际企业并购风潮是在西方经济走入低谷时发生的。与新兴经济体状况相比，西方经济近两年一直在低谷徘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在今明两年继续疲弱，并有可能拖垮全球经济。今年7月，美联储官员称，美国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国际学术界也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下滑尚未达到拐点，今年下半年仍可能继续呈现停滞或增长缓慢状态。而受美国次贷经济危机及国际原油、粮食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欧元区经济在经历了两年增长后，2008年再度出现低迷，处于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尴尬境地。这种情形甚至已经引发欧盟经济保护主义抬头，从2007年底开始，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不断展开的反倾销调查，就足以说明欧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现实困境和复杂心态。
显而易见，一边是西方经济走出低谷的有心无力，一边是新兴经济发展的方兴未艾。这一对矛盾放到一处的结果，就是彼此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由于投资新兴市场可预期、可实现的高回报，发达国家投资者为求生存和发展，开始纷纷青睐新兴市场，甚至对此前十分忌讳的新兴经济体主权财富基金也默认其所谓的“合理合法性”。
事实证明，西方投资新兴市场已经取得巨大收益。美国银行财务官员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建行的投资收益已经超过美国银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前文提到的几大西方金融机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等新兴市场是推动全球经济上扬的关键因素，成为西方企业继续保持赢利地位的首选之地。他们认为，尽管新兴经济体市场仍存在风险，但其经济金融状况和政府管理水平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西方经济的低迷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受全球经济走弱影响的亚太经济出现通胀攀升的局面，而高通胀若一直持续，无疑将放缓经济增速。亚行最新报告中说，通胀已经是亚洲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这种生存的压力，同样迫使新兴市场必须自谋出路，将眼光和能力投向更广阔的空间，加之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海外投资实力也逐渐加大，于是这也成为其与发达国家“缔结婚约”的合理因素。
西方企业进军新兴市场迫不及待的姿态和后者对前者的兴趣大增，为联合国贸发会议主席、前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最近的一篇演讲作了生动注脚。素帕猜是一位儒雅的泰国人，但今年9月在伦敦经济学院却毫不保留地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其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正经历30年来最深刻的一次调整。
联姻之路并不平坦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大致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这句话用在今天企业并购上，同样说得通。
目前，新兴市场投资发达国家在全球并购与投资总量中比重并不大，而只是近年增长幅度渐成态势。与西方国家投资新兴市场力度和收益相比，后者投资前者的道路则显得有些崎岖。这里面主要涉及了政治、商业金融、法律法规等各个因素。
我们不能忘记2005年的一个案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斥巨资准备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结果该计划在美国国会遭遇巨大政治阻力，最终搁浅。2006年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也遭遇同样尴尬：迪拜港口运营公司（DPWORLD）计划收购美国六个港口运营管理权，结果遭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压力而不得不放弃。
西方世界不是一直追求“自由贸易”吗？不是一直标榜所谓的“自由竞争”吗？何以在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收购时，却变得如上轿的大姑娘一样扭捏呢？原来，真正的贸易自由前提是，对方不认为你的收购计划将对其战略和政治利益形成威胁。这正是目前新兴市场进军发达国家遭遇障碍的最深层原因！
前文提到，西方企业曾对新兴经济体的主权财富基金一直存有忌讳。这中间缘由与中海油并购受阻的原因实在雷同。“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是指国家政府成立的国有投资机构，一般通过购买外国公司股权和公司债券及不动产等资产的方式而取得利润。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是亚洲诞生较早、影响也较大的SWF。近年，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不断增长，中、俄、印及中东国家相继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外界预测，中国将于明年成为全球拥有主权财富基金最多的国家。
可是，主权财富基金的活动范围属金融领域，这可涉及西方世界的核心利益。随着越来越多的SWF的设立，美欧开始不断对其加以防范，并纷纷加以限制。他们尤其对中、俄等“威权国家”以SWF涉足其战略产业备感不安。这里除了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存在防范发展中国家对其现有国际金融形成冲击的担忧。
有鉴于此，西方国家便以立法、设立专门审查机构、设置金融壁垒等方式，加大对外国投资的屏障幅度。某些金融界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成功收购西方企业，必须要先彻底了解对方国家的法律和市场标准等问题。但问题有那么简单吗？
美国管理咨询企业埃森哲公司负责人拉维一语道破天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障碍不是他们能做什么，而是被允许做什么！可以想象，面对新兴经济体的收购热情，西方人心中隐藏的情感，并非是对和谐共赢目标的不懈追求，而是类似“谁动了我的奶酪”般的恐惧。
中国近年瞄向海外的企业并购和投资之路，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充满坎坷，具体事例已不必一一列举。在对国家主权和利益日益重要的金融战争中，中国尚处于成长阶段，与具有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体比较不易占到便宜。挑战已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应如何趋利避害，化不利为有利，最大限度维护国家权益？
大道至简。中国人的首要任务归根到底应该是学习。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与操作已达数百年之久，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基本是西方人几百年前逐步制定完善的，其中各种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可能由西方人来传授。我们应密切跟踪西方经济动向，分析国际经济形势。要对西方设立的种种投资管制，尤其是对其近年新增的各类管制措施要有敏感性，并要对其悉心研究。同时，我们也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交流，在交流中获得感悟，借鉴相互经验。
在战术层面，我们应在经济动作前，全面评估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对可能出现的反应和国际影响要心中有数，避免做无用功或将风险降至最低。同时，我们应多多关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新兴市场，不能将眼光仅投诸西方发达国家。西方世界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占有的天时地利人和已是不争事实，而新兴市场国家机会更多，硬性风险较小，更容易获得收益。
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法律法规问题。一方面，企业并购可能会有利于原企业发展，但也可能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从而危害一国国家利益。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皆通过竞争立法和反垄断立法，合理控制企业并购的度。如何确定这个“度”，如何确立企业并购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与标准，是令各国政客和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法律难点。而中国同样面临这个棘手问题。
幸运的是，美、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运用立法手段对企业合并实施调控方面已有较丰富经验，可资我们借鉴。同时，西方世界近年对新兴市场投资本国纷纷设立法律障碍的具体运筹和实际操作，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中国如能不断完善企业合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判定标准，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彻底贯彻，将使国家、民族和个人权益，在所涉及的领域里得到有效保障。
金融战场里不见硝烟的战争没有永远的胜负，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两次失误，不足以作为全盘失败的证据。只要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保持着与举办奥运一样的热情和智慧，加快壮大自我的步伐，我们定能在未来打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到那时，笔者相信今天对“汇源出嫁”多少有些不快的同胞，将看到更多的“中国式娶亲”；而对于仍会存在的“中国式出嫁”，也会抱有更加平和的度量。■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