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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厅里“王牌机关”的主任检察官、前正副部长先后被捕，这是日本检察厅的特搜部自设立以来最大的耻辱，并令整个日本社会对其产生了信任危机。
作为日本检察厅下属的一个部门，特别搜查部(通常简称为特搜部或特搜，以下简称特搜部)具有对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取证和对涉案人员进行逮捕的权力，是日本检察厅里专门负责政治家贪污受贿、违法交易、偷税漏税和重大经济案件集中调查的一个特殊部门。在日本，只有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地方检察院内设有特搜部，分别设立于1947年、1957年和1996年。由于特搜部曾经办理过一系列大案要案，如曾导致田中角荣下台的洛克西德贿赂案、导致日本政坛巨大震荡的利库路德案、战后最大非法集资案伊藤万案，因此也被称为是日本“最强的调查部门”。
但是，这一检察厅里的“王牌机关”，却因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主任检察官涉嫌篡改磁盘保存日期、制造伪证以及上司包庇下属犯罪行为等，致使主任检察官、前正副部长先后被捕，遭受自特搜部设立以来最大的耻辱，并令整个日本社会对其产生了信任危机。
定时炸弹：厚劳省高官蒙冤
2009年6月1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雇用均等和儿童家庭局局长村木厚子(54岁)及科长上村勉(40岁)等三人，因涉嫌伪造和发行残疾人团体证明书，滥用针对残疾人的邮政制度而被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逮捕。
据大阪地方检察厅的调查称，村木与其下属三人在2004年6月上句，利用并没有经济实体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现为白山会)，伪造“残疾人团体福利专用邮费证明书”，以达到免去大部分邮资的非法目的。在得到原日本邮政公社低资费第三种邮件(指报纸和杂志等)制度的许可之后，“凛之会”开始非法投递商业广告邮件，并因此获得近8亿日元的非法收益。当时，村木担任厚生劳动省残疾卫生福利部计划科科长，是上村的直属上司。
原来，“凛之会”是自称该会会员的69岁老人河野克史因困于靠养老金生活的现状，想投机取巧获得不易之财，于2003年秋天伙同参议员石井一前秘书仓泽邦夫(74岁)和原新闻记者木村英雄共同策划成立的，当时由仓泽担任该会会长。“凛之会”成立之初，河野就希望仓泽向石井推荐自己以达到非法目的，后者自然满口应允。
仓泽知道，通过正当渠道是无法得到残疾人福利证明书的。于是，他想到了_上村勉，并于2004年2月与上村一起去拜访石井，请求他帮忙。石井当时也没有细想就给自己的老相识、涉外福利部长盐田幸雄打电话，让他同意发放福利证明书。
就这样，一连串的关系网构成后，“凛之会”的福利证明书在上至国会议员、自己的上司及河野仓泽等人的催促之下被同意发放。而刚刚于6月上任的村木厚子侧弗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成了真正的“冤大头”。6月上句，上村背着村木连夜赶制“凛之会”证明书，并于次日早晨盖上村木的印章，将日期印成5月28日。
并未对此提出质疑的村木向部长通报，部长也给石井去电，征得同意后村木将伪造的证明书交给仓泽，并对他说“希望做他想做(为残疾人谋福利)的事”。可是，她的愿望没有实现，却因此成了被告。
2010年6月22日，大阪地方法院开始公开审理村木一案，并当庭称其“违反了旨在提高残疾人福利的制度，使日本邮政公社损失惨重，行为恶劣，(量刑上)没有酌情的余地”，要求判处村木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无辜受害的村木在法庭上对指控予以否认。称自己根本不知道印发广告邮件是为了达到非法获取广告收入，也不知道上村到底还背着自己做了些什么。
7月9日，原千叶县知事堂本晓子、原法务大臣秘书官住田裕子、东京家政大学名誉教授樋口惠子、原厚生劳动省妇女局局长赤松良子等人集体到厚生省上访，要求“释放没有犯罪事实的村木厚子”。在保释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弘中悼一郎及村木厚子的丈夫村木太郎都强烈主张村木无罪，要求法庭予以重新审理。
9月10日。大阪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了村木厚子无罪的判决。21日，大阪地方检察厅放弃上诉权，同时判定村木无罪。随即，厚生劳动省大臣长妻昭要求将村木厚子“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于是。村木很快在9月27日被任命为局长级内阁府政策统括官。10月21日，村木又受营直人首相特别指名，在少子化担当大臣冈崎富子手下任留守儿童特命小组事务局局长。
至此，轰动一时的厚劳省高官造假一案宣告结束，村木厚子虽然官复原职，但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险些成为罪人。令人惊奇的是，使村木沉冤昭雪的最有力证据，竟然是主审她的大阪地方检察厅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43岁)非法篡改被扣押磁盘的保存日期的曝光。方检察厅的定时炸弹，那么前田篡改磁盘保存日期的行为就是引爆装置。 或许是急功近利想法太甚，或者是出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前田在以主任检察官身份对村木一案进行调查时，为了达到彻底击垮对方的目的，在大阪地方法院对上村磁盘上的内容提出质疑时，竟然以身试法去造假!
前田企图隐瞒证据的行为可说是弄巧成拙。他在篡改上村制作的存有伪造福利证明书等内容的磁盘日期时，使用的是可以在网站上随意下载的文件管理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可以轻易篡改上面的保存日期，但却无法令修改的时间消失。， 前田的所作所为成了引爆“村木冤案”这颗重磅炸弹的导火索，也因此酿成大祸。他在将文档日期由2004年6月1日凌晨1点20分06秒改成6月8日晚9点10分56秒后，自认为万事大吉，这样就可以将村木彻底告倒。因为，上村保存在磁盘上的数据，也就是非法获得证明书的相关资料是在村木上任之前所做，他与仓泽以国会议员石井及村木上司为筹码，令刚刚上任的她无法正确判断事情原委，自己的大印就盖在了伪造的证明书上。然而，前田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把磁盘数据篡改之后会弄巧成拙。2010年9月21日《朝日新闻》公布了上村保存的原始文件内容，显示其篡改磁盘并最终保存的日期定格在8月27日，前田造假的行为昭然若揭，并最终将他送上法庭。连锁反应：正副部长被捕前口的被捕，也让其上司大坪弘道身败名裂。对于已经被撤职的日本京都地方检察厅副检察长、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部长的大坪弘道来说，身边的光环可比前田多得多。 在特搜部担任了7年检察官的大坪弘道曾经豪言，“要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勇敢作战”，而且，他也确实功绩卓著。这位毕业干中央大学法学部、1984年开始担任检察官的“老江湖”。先后主审了石油巨头逃税案、关西机场贪污案，还单独审理了原宝塚市市长阪上善秀的腐败案，被视为是“下任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长”的最佳人选。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手下会用如此低劣的手段“出卖”他。2008年，大 坪担任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主任检察官后，起用前田恒彦和上田敏晴担任一些重要案件的主任检察官。但他哪知道，自己的得力干将却会背着他去篡改磁盘数据，为击垮十寸木厚子伪造“最为有力”的证据。
据被捕后的前田交代，2010年1月底，他向大坪坦白了自己篡改磁盘数据一事，并说自己埋下了_一颗“定时炸弹”。深知事关重大的大坪很快把情况向他的上司、大阪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小林敬和次席检察长玉井英章报告，三人面对完全被动的局面一时也拿不出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他们很陕就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将这一事态公布于众，无异于把自己彻底葬送，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大坪与佐贺在知情后并未勇敢地面对，而是采取包庇行动，为东窗事发埋下“隐患”。
就这样，已经犯下隐匿证据罪的前田利用有利于大阪检察厅的“磁盘数据”，主审了村木一案。而且令^费解的是，前田于7月16日竟然将扣押的磁盘归还于上村，而此时村木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尚未公开判决结果。显然，前田的这种做法违反检察纪律，按理说如此重要的证据，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是绝不会交还当事人的。
前田被捕后，大坪与佐贺也先后接受了检察机关的反复盘问。不过两人对包庇一事均予以否认，称当时前田表示是误操作，而且被扣押的磁盘并没有提交法庭，法庭上使用的磁盘证据显示的是修改后的时间。因此，对于两名部长来说，法院一时也无法用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其有包庇行为。
为了解大坪和佐贺是否有包庇嫌疑，最高检又将前田的拘留期延长10天。随后前田供认，大坪部长2月份指示他一定要把“修改”当成是人为的“过失”。同时，大坪还让前田以书面形式陈述了过失情况，并作了多次修改。至此，前田的供词成为大坪和佐贺包庇罪的最直接证据，10月1日晚，大阪检察厅以涉嫌包庇罪正式批捕两人。被捕后的大坪称，对于前田写的情况说明只是粗略地看过，但否认对说明进行过修改。同样。佐贺也不承认该项指控。
大坪被捕后，日本法务大臣柳田稔表示，难以想象检察官会擅自删改被扣押的物证，这是绝不能容忍的行为，背叛了国民对检察机关的信赖，十分遗憾。作为澍目，必须深刻体会国民的失望与愤怒。伊藤铁男副总检察长则称，检察官篡改证据，彻底颠覆了国民的信任，无法容忍。检察厅须向国民深切致歉。另有检察厅领导表示，难以想象该如何重树检察形象，应把调查作为重生的第一步，检察官只能在调查中展现姿态。
目前，57岁的大坪、49岁的佐贺和43岁的前田，已经被大阪检察厅法务局开除，他们正受到大阪地方法院起诉，等待他们的当然是骂声一片。不过，大坪的两位上司却没有身陷官司。2010年10月21日，日本最高检察院宣布对已经引咎辞职的大阪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小林敬和副检察长玉井英章不予起诉。
遗留问题：检察制度改革
前田、大坪和佐贺几名检察厅精锐的被捕，令日本司法界蒙受奇耻大辱，使检察机关的信誉变得摇摇欲坠。在村木事件中。检方尽管最终确定其无罪，但其“检察是想象案件情节，强制套用证言和证据”的搜查手法值得怀疑。日本现行的检察制度，暴露出两大问题。
第一，刑事手续问题。具体地说有三点：调查取证过程缺乏透明度、检查官采用“最良证据制”取证及检察官用“起诉便宜主义”(指检察官可以根据罪犯的性格、年龄及情节轻重酌情裁判)对案犯进行裁判。
在村木一案中，检方调查取证阶段获得的43份笔录中，有34份被法院视为“可能是检方通过诱导方式制成的”而未被采纳。而且，在庭审时，参与调查的检察官全都以笔录“破损”为由未向法庭出示。从这点上看，检方调查取证的透明化程度应该加强。
另外，主任检察官私自篡改证据之一的磁盘事件，在法庭上前田并未提及磁盘一事。按照原来的文档制成日期。法庭可以全盘推翻检方认为村木有罪的证据。所以，检察厅只通过“最良证据”来剖析案件的做法，显然不能解开案件的真相。
“起诉便宜主义”是检察官根据嫌疑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调查取证，并且决定是否诉诸法律的一种方式。由于起诉嫌犯由检察官来执行。因此有时会造成该起诉的案件没有起诉，甚至出现不当起诉的情况。这种起诉制度很可能会被检察官滥用职权来冤枉好人。如果不给检察官以裁判权，法院则可以用“起诉法定主义”来对那些具有违法事实的案件直接进行起诉和判决。
第二是检察机关的价值判断和评价问题。检察机关被质疑为“到底能不能对那些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进行立案并判当事^有罪”，在公审时往往会把罪犯判成轻罪甚至无罪，表现出“失败”的一面。这一评价的证据是，一旦被上级定下错误方向，检察官对案件的审理可能会一直向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日本司法界的专家们提出修改这两项检察制度。就第一个问题，他们提出彻底透明调查取证的过程，用当庭出示证据制替代最良证据制，并将起诉便宜主义转变为起诉法定主义(即依法而不是“酌情”起诉)。另外，就第二个检察机关的问题，专家们提议引入第三者机制来严格地判断检察官是否适合案件的审理，以代替已经形骸化的“检察官资格审查会”。
10月26日，柳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起用前法务大臣千叶景子担任第三者机关的“检察现状检讨会”主席，以监督检察机关的办案制度。不过，任用令让一些人反对，认为担任过法务大臣的千叶不知能否胜任这一职务。但是，柳田执意如此决定。也得到营直人首相同意。这一举动也许对日本检察机关来说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要想挽回民众对日本检察机关的信赖，司法手续的合理安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看来，日本法务省面临的问题不少。
作为日本检察厅下属的一个部门，特别搜查部(通常简称为特搜部或特搜，以下简称特搜部)具有对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取证和对涉案人员进行逮捕的权力，是日本检察厅里专门负责政治家贪污受贿、违法交易、偷税漏税和重大经济案件集中调查的一个特殊部门。在日本，只有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地方检察院内设有特搜部，分别设立于1947年、1957年和1996年。由于特搜部曾经办理过一系列大案要案，如曾导致田中角荣下台的洛克西德贿赂案、导致日本政坛巨大震荡的利库路德案、战后最大非法集资案伊藤万案，因此也被称为是日本“最强的调查部门”。
但是，这一检察厅里的“王牌机关”，却因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主任检察官涉嫌篡改磁盘保存日期、制造伪证以及上司包庇下属犯罪行为等，致使主任检察官、前正副部长先后被捕，遭受自特搜部设立以来最大的耻辱，并令整个日本社会对其产生了信任危机。
定时炸弹：厚劳省高官蒙冤
2009年6月1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雇用均等和儿童家庭局局长村木厚子(54岁)及科长上村勉(40岁)等三人，因涉嫌伪造和发行残疾人团体证明书，滥用针对残疾人的邮政制度而被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逮捕。
据大阪地方检察厅的调查称，村木与其下属三人在2004年6月上句，利用并没有经济实体的残疾人团体“凛之会”(现为白山会)，伪造“残疾人团体福利专用邮费证明书”，以达到免去大部分邮资的非法目的。在得到原日本邮政公社低资费第三种邮件(指报纸和杂志等)制度的许可之后，“凛之会”开始非法投递商业广告邮件，并因此获得近8亿日元的非法收益。当时，村木担任厚生劳动省残疾卫生福利部计划科科长，是上村的直属上司。
原来，“凛之会”是自称该会会员的69岁老人河野克史因困于靠养老金生活的现状，想投机取巧获得不易之财，于2003年秋天伙同参议员石井一前秘书仓泽邦夫(74岁)和原新闻记者木村英雄共同策划成立的，当时由仓泽担任该会会长。“凛之会”成立之初，河野就希望仓泽向石井推荐自己以达到非法目的，后者自然满口应允。
仓泽知道，通过正当渠道是无法得到残疾人福利证明书的。于是，他想到了_上村勉，并于2004年2月与上村一起去拜访石井，请求他帮忙。石井当时也没有细想就给自己的老相识、涉外福利部长盐田幸雄打电话，让他同意发放福利证明书。
就这样，一连串的关系网构成后，“凛之会”的福利证明书在上至国会议员、自己的上司及河野仓泽等人的催促之下被同意发放。而刚刚于6月上任的村木厚子侧弗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成了真正的“冤大头”。6月上句，上村背着村木连夜赶制“凛之会”证明书，并于次日早晨盖上村木的印章，将日期印成5月28日。
并未对此提出质疑的村木向部长通报，部长也给石井去电，征得同意后村木将伪造的证明书交给仓泽，并对他说“希望做他想做(为残疾人谋福利)的事”。可是，她的愿望没有实现，却因此成了被告。
2010年6月22日，大阪地方法院开始公开审理村木一案，并当庭称其“违反了旨在提高残疾人福利的制度，使日本邮政公社损失惨重，行为恶劣，(量刑上)没有酌情的余地”，要求判处村木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无辜受害的村木在法庭上对指控予以否认。称自己根本不知道印发广告邮件是为了达到非法获取广告收入，也不知道上村到底还背着自己做了些什么。
7月9日，原千叶县知事堂本晓子、原法务大臣秘书官住田裕子、东京家政大学名誉教授樋口惠子、原厚生劳动省妇女局局长赤松良子等人集体到厚生省上访，要求“释放没有犯罪事实的村木厚子”。在保释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弘中悼一郎及村木厚子的丈夫村木太郎都强烈主张村木无罪，要求法庭予以重新审理。
9月10日。大阪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了村木厚子无罪的判决。21日，大阪地方检察厅放弃上诉权，同时判定村木无罪。随即，厚生劳动省大臣长妻昭要求将村木厚子“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于是。村木很快在9月27日被任命为局长级内阁府政策统括官。10月21日，村木又受营直人首相特别指名，在少子化担当大臣冈崎富子手下任留守儿童特命小组事务局局长。
至此，轰动一时的厚劳省高官造假一案宣告结束，村木厚子虽然官复原职，但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险些成为罪人。令人惊奇的是，使村木沉冤昭雪的最有力证据，竟然是主审她的大阪地方检察厅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43岁)非法篡改被扣押磁盘的保存日期的曝光。方检察厅的定时炸弹，那么前田篡改磁盘保存日期的行为就是引爆装置。 或许是急功近利想法太甚，或者是出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前田在以主任检察官身份对村木一案进行调查时，为了达到彻底击垮对方的目的，在大阪地方法院对上村磁盘上的内容提出质疑时，竟然以身试法去造假!
前田企图隐瞒证据的行为可说是弄巧成拙。他在篡改上村制作的存有伪造福利证明书等内容的磁盘日期时，使用的是可以在网站上随意下载的文件管理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可以轻易篡改上面的保存日期，但却无法令修改的时间消失。， 前田的所作所为成了引爆“村木冤案”这颗重磅炸弹的导火索，也因此酿成大祸。他在将文档日期由2004年6月1日凌晨1点20分06秒改成6月8日晚9点10分56秒后，自认为万事大吉，这样就可以将村木彻底告倒。因为，上村保存在磁盘上的数据，也就是非法获得证明书的相关资料是在村木上任之前所做，他与仓泽以国会议员石井及村木上司为筹码，令刚刚上任的她无法正确判断事情原委，自己的大印就盖在了伪造的证明书上。然而，前田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把磁盘数据篡改之后会弄巧成拙。2010年9月21日《朝日新闻》公布了上村保存的原始文件内容，显示其篡改磁盘并最终保存的日期定格在8月27日，前田造假的行为昭然若揭，并最终将他送上法庭。连锁反应：正副部长被捕前口的被捕，也让其上司大坪弘道身败名裂。对于已经被撤职的日本京都地方检察厅副检察长、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部长的大坪弘道来说，身边的光环可比前田多得多。 在特搜部担任了7年检察官的大坪弘道曾经豪言，“要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勇敢作战”，而且，他也确实功绩卓著。这位毕业干中央大学法学部、1984年开始担任检察官的“老江湖”。先后主审了石油巨头逃税案、关西机场贪污案，还单独审理了原宝塚市市长阪上善秀的腐败案，被视为是“下任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长”的最佳人选。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手下会用如此低劣的手段“出卖”他。2008年，大 坪担任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主任检察官后，起用前田恒彦和上田敏晴担任一些重要案件的主任检察官。但他哪知道，自己的得力干将却会背着他去篡改磁盘数据，为击垮十寸木厚子伪造“最为有力”的证据。
据被捕后的前田交代，2010年1月底，他向大坪坦白了自己篡改磁盘数据一事，并说自己埋下了_一颗“定时炸弹”。深知事关重大的大坪很快把情况向他的上司、大阪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小林敬和次席检察长玉井英章报告，三人面对完全被动的局面一时也拿不出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他们很陕就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将这一事态公布于众，无异于把自己彻底葬送，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大坪与佐贺在知情后并未勇敢地面对，而是采取包庇行动，为东窗事发埋下“隐患”。
就这样，已经犯下隐匿证据罪的前田利用有利于大阪检察厅的“磁盘数据”，主审了村木一案。而且令^费解的是，前田于7月16日竟然将扣押的磁盘归还于上村，而此时村木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尚未公开判决结果。显然，前田的这种做法违反检察纪律，按理说如此重要的证据，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是绝不会交还当事人的。
前田被捕后，大坪与佐贺也先后接受了检察机关的反复盘问。不过两人对包庇一事均予以否认，称当时前田表示是误操作，而且被扣押的磁盘并没有提交法庭，法庭上使用的磁盘证据显示的是修改后的时间。因此，对于两名部长来说，法院一时也无法用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其有包庇行为。
为了解大坪和佐贺是否有包庇嫌疑，最高检又将前田的拘留期延长10天。随后前田供认，大坪部长2月份指示他一定要把“修改”当成是人为的“过失”。同时，大坪还让前田以书面形式陈述了过失情况，并作了多次修改。至此，前田的供词成为大坪和佐贺包庇罪的最直接证据，10月1日晚，大阪检察厅以涉嫌包庇罪正式批捕两人。被捕后的大坪称，对于前田写的情况说明只是粗略地看过，但否认对说明进行过修改。同样。佐贺也不承认该项指控。
大坪被捕后，日本法务大臣柳田稔表示，难以想象检察官会擅自删改被扣押的物证，这是绝不能容忍的行为，背叛了国民对检察机关的信赖，十分遗憾。作为澍目，必须深刻体会国民的失望与愤怒。伊藤铁男副总检察长则称，检察官篡改证据，彻底颠覆了国民的信任，无法容忍。检察厅须向国民深切致歉。另有检察厅领导表示，难以想象该如何重树检察形象，应把调查作为重生的第一步，检察官只能在调查中展现姿态。
目前，57岁的大坪、49岁的佐贺和43岁的前田，已经被大阪检察厅法务局开除，他们正受到大阪地方法院起诉，等待他们的当然是骂声一片。不过，大坪的两位上司却没有身陷官司。2010年10月21日，日本最高检察院宣布对已经引咎辞职的大阪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小林敬和副检察长玉井英章不予起诉。
遗留问题：检察制度改革
前田、大坪和佐贺几名检察厅精锐的被捕，令日本司法界蒙受奇耻大辱，使检察机关的信誉变得摇摇欲坠。在村木事件中。检方尽管最终确定其无罪，但其“检察是想象案件情节，强制套用证言和证据”的搜查手法值得怀疑。日本现行的检察制度，暴露出两大问题。
第一，刑事手续问题。具体地说有三点：调查取证过程缺乏透明度、检查官采用“最良证据制”取证及检察官用“起诉便宜主义”(指检察官可以根据罪犯的性格、年龄及情节轻重酌情裁判)对案犯进行裁判。
在村木一案中，检方调查取证阶段获得的43份笔录中，有34份被法院视为“可能是检方通过诱导方式制成的”而未被采纳。而且，在庭审时，参与调查的检察官全都以笔录“破损”为由未向法庭出示。从这点上看，检方调查取证的透明化程度应该加强。
另外，主任检察官私自篡改证据之一的磁盘事件，在法庭上前田并未提及磁盘一事。按照原来的文档制成日期。法庭可以全盘推翻检方认为村木有罪的证据。所以，检察厅只通过“最良证据”来剖析案件的做法，显然不能解开案件的真相。
“起诉便宜主义”是检察官根据嫌疑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调查取证，并且决定是否诉诸法律的一种方式。由于起诉嫌犯由检察官来执行。因此有时会造成该起诉的案件没有起诉，甚至出现不当起诉的情况。这种起诉制度很可能会被检察官滥用职权来冤枉好人。如果不给检察官以裁判权，法院则可以用“起诉法定主义”来对那些具有违法事实的案件直接进行起诉和判决。
第二是检察机关的价值判断和评价问题。检察机关被质疑为“到底能不能对那些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进行立案并判当事^有罪”，在公审时往往会把罪犯判成轻罪甚至无罪，表现出“失败”的一面。这一评价的证据是，一旦被上级定下错误方向，检察官对案件的审理可能会一直向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日本司法界的专家们提出修改这两项检察制度。就第一个问题，他们提出彻底透明调查取证的过程，用当庭出示证据制替代最良证据制，并将起诉便宜主义转变为起诉法定主义(即依法而不是“酌情”起诉)。另外，就第二个检察机关的问题，专家们提议引入第三者机制来严格地判断检察官是否适合案件的审理，以代替已经形骸化的“检察官资格审查会”。
10月26日，柳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起用前法务大臣千叶景子担任第三者机关的“检察现状检讨会”主席，以监督检察机关的办案制度。不过，任用令让一些人反对，认为担任过法务大臣的千叶不知能否胜任这一职务。但是，柳田执意如此决定。也得到营直人首相同意。这一举动也许对日本检察机关来说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要想挽回民众对日本检察机关的信赖，司法手续的合理安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看来，日本法务省面临的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