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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文学相携已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旅程，虽然与文学几千年的历史相比，电影仅算得上是“新生儿”，其百余年的历史还不及文学年岁的零头，但它却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甚至成为新时期文学不得不倚靠的“拐杖”。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的地位要远高于电影，处于“神坛”地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但短短20年时间，文学与电影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电影成为大众的“宠儿”，而文学则有些无人问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电影以绝对优势成为文艺界的“领袖”，而文学则成为屈尊于其下的“子民”。
一、 被电影“绑架”的文学——“神坛”地位的架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文学改编之风就已盛行。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老井》等均由导演进行二度创作搬上银幕。中国的第四代导演谢晋、吴贻弓、吴天明抱着“向文学致敬”的心态将文字影像化，并且将其永远留在了视觉化的底版之上。但是这一时期导演对文学的改编是有限的、极为克制的，这些银幕作品基本上是对原著的翻版，无论是精神价值还是场景细节，甚至是语言都对原作进行毫无改动地挪用。“文学电影化”的现象仅仅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触电”，作家们仍然处于封闭的空间中进行自我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电影行业的愈加蓬勃。许多作家已经无法再沉下心来专心创作，而是出现了集体“触电”现象。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家的转行。受电影高利润的经济收入影响，作家渐渐开始淌电影这趟“浑水”，而能够坚持初衷“独善其身”搞纯粹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少。一批作家出身的“大军”浩浩荡荡地集体进入电影圈，被冠名之“编剧”。新世纪比较有名的“触电”的作家有刘震云、严歌苓、方方等，其中刘震云的作品《手机》《我叫刘跃进》以及《一九四二》等都被搬上银幕。严歌苓的作品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她的《天浴》《金陵十三钗》以及《陆犯焉识》等作品其本人都担任编剧参与电影创作。
另外，新世纪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的重点其实还在于“触电”作家思想及创作方式的改变，即文学作品的“电影化”。作家参与电影编剧的经历慢慢渗透并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过程。编剧受电影视觉化的影像，在之后的创作中开始不由自主地趋向电影化文本的写作方式，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到电影的叙事技巧。作品中的文本叙事和心理描写减少，而有利于视觉呈现的动作、冲突或感官感受描写的篇幅增加，小说本来所独有并引以为傲的语言、结构统统退居次要位置。
二、 畅销小说与网络小说改编的甚嚣尘上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改编作品，大部分是对经典文学的改编，充裕的人文精神与思想价值是导演改编的主要标准，如陈凯歌根据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改编的《边走边唱》，霍建起根据彭见明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那人那山那狗》等，都对人性与人生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探讨，这些电影除了给人留下一望无际的沙漠、潮湿昏暗的江南小镇等视觉的印象外，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人情的温暖和对宿命的追问。但随着新世纪电影愈加商业化与市场化，如今，导演对文学的改编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精英化与经典化向通俗化转变。
如今有作家已经开启了由作家到导演身份的转换，近几年最新崛起的两位新锐小说作家郭敬明和韩寒便是代表。两位作家的畅销小说培养了大批阅读群体，自2013年起，郭敬明陆续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小时代》以系列形式搬上银幕。韩寒也于2014年将自己的作品整合拍摄成《后会无期》开启导演处女秀。这种资源整合与文学作品的视觉化一方面使小说创造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作家本人。另外，电影改编陷入了唯观众喜好而定的怪圈，尤其是对网络小说的改编。继第一部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上映之后，网络小说改编之风便甚嚣尘上，2011年《失恋三十三天》和2013年赵薇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票房成功另众多观众与影视工作者瞠目结舌，网络小说产生的巨大效益再不容忽视。一方面小说较高的点击率与阅读人群培养了电影的一部分固定受众，另一方面，被改编之后的电影与之前的网络小说的比较掀起的讨论高潮又为电影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可谓达到“虚张声势”“一石二鸟”的效果。另外一些网络小说改编的影片例如陈凯歌的《搜索》，徐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等成功使网络小说的电影化之路更为平坦。
当然，这种通俗文学的电影改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网络小说的出现造就了一批写手，更使小说成为一种多人联合创作的“速成品”。但此种创作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由多人创作的作品不比单个作家一气呵成的作品来得天衣无缝。小说难免融入不同个人的写作思想，小说各部分之间容易产生裂隙与断层。
三、 影像观的颠覆——性元素的赤裸化
当今社会电影作为视觉文化以绝对优势压倒以小说为代表的纸媒文化已成为既定事实。美国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说：“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1]然而，电影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电影与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电影与梦境有某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说，电影与梦境具有相同的方式”“这种美学特征，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梦的几个特点，电影采取的愉悦这种方式，并依靠它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现在”。[2]在这种巨大的梦境背景之下，女性成为了幻想对象的呈现。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电影”或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电影成为许多导演的首选。
不可否认，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也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电影出现，但当时的电影并非纯影像化的呈现身体的裸露，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挖掘人性中更为深刻的价值观念，甚至上升到对人的存在的意义解读。例如陈冲在1998年根据严歌苓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天浴》中有几次出现知青女孩文秀的裸体，但这种肉体的呈现并不会给人带来视觉上的愉悦或产生非分联想，反而给观众带来精神的阵痛。而新世纪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却曲解原著作者的意图，将小说中的女性变成电影中唯一的主体，淡化其所在的社会背景，甚至淡化精神价值的呈现。
2012年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一上映便批评声不断，原因是导演将“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改编成“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之间的情欲故事。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从宫女到皇后的“胸器”成为撩拨观众情欲的“杀手锏”。《金陵十三钗》更是将肉欲、身体置于道德抉择中的重要一环，妓女用身体换取女学生们的清白，这种赤裸的女性身体价值的呈现不能不说是导演迎合商业、迎合观众之后所作出的妥协。
如今的电影改编已经进入“相似式”的创作阶段，原作仅仅作为改编的素材，电影成型之后与原作的差距较大，甚至是另一部作品。[3]电影创作已经不再唯文学马首是瞻，而是更有“主见”地开辟自己的道路。文学只是作为一种诱因或者噱头，影片难以真正呈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核心内涵和精神价值。例如张艺谋的新作《归来》在上映之前，一直宣称是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改编，但电影刻意消解了原著中的文革背景，将整个故事改编为陆焉识和冯婉瑜的爱情史。电影改编越来越将原著作为取材的来源，借用文学作品的故事外壳为电影披上华丽的外衣，与之前所强调的“忠实”与原著的理念截然相反。改编的方式越来越由“忠于原著”或“忠于导演本人”向“忠于观众”发生偏移，文学到电影的改编加入了一些艺术之外的元素。这种改变到底是缘于导演创作观念的变化还是观众的审美标准的变化不得而知。被影视奴役的文学如何在新时期突破魔咒，坚守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从被改编的命运中抽离自身，将成为新世纪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被电影“绑架”的文学——“神坛”地位的架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文学改编之风就已盛行。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老井》等均由导演进行二度创作搬上银幕。中国的第四代导演谢晋、吴贻弓、吴天明抱着“向文学致敬”的心态将文字影像化，并且将其永远留在了视觉化的底版之上。但是这一时期导演对文学的改编是有限的、极为克制的，这些银幕作品基本上是对原著的翻版，无论是精神价值还是场景细节，甚至是语言都对原作进行毫无改动地挪用。“文学电影化”的现象仅仅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触电”，作家们仍然处于封闭的空间中进行自我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电影行业的愈加蓬勃。许多作家已经无法再沉下心来专心创作，而是出现了集体“触电”现象。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家的转行。受电影高利润的经济收入影响，作家渐渐开始淌电影这趟“浑水”，而能够坚持初衷“独善其身”搞纯粹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少。一批作家出身的“大军”浩浩荡荡地集体进入电影圈，被冠名之“编剧”。新世纪比较有名的“触电”的作家有刘震云、严歌苓、方方等，其中刘震云的作品《手机》《我叫刘跃进》以及《一九四二》等都被搬上银幕。严歌苓的作品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她的《天浴》《金陵十三钗》以及《陆犯焉识》等作品其本人都担任编剧参与电影创作。
另外，新世纪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的重点其实还在于“触电”作家思想及创作方式的改变，即文学作品的“电影化”。作家参与电影编剧的经历慢慢渗透并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过程。编剧受电影视觉化的影像，在之后的创作中开始不由自主地趋向电影化文本的写作方式，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到电影的叙事技巧。作品中的文本叙事和心理描写减少，而有利于视觉呈现的动作、冲突或感官感受描写的篇幅增加，小说本来所独有并引以为傲的语言、结构统统退居次要位置。
二、 畅销小说与网络小说改编的甚嚣尘上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改编作品，大部分是对经典文学的改编，充裕的人文精神与思想价值是导演改编的主要标准，如陈凯歌根据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改编的《边走边唱》，霍建起根据彭见明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那人那山那狗》等，都对人性与人生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探讨，这些电影除了给人留下一望无际的沙漠、潮湿昏暗的江南小镇等视觉的印象外，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人情的温暖和对宿命的追问。但随着新世纪电影愈加商业化与市场化，如今，导演对文学的改编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精英化与经典化向通俗化转变。
如今有作家已经开启了由作家到导演身份的转换，近几年最新崛起的两位新锐小说作家郭敬明和韩寒便是代表。两位作家的畅销小说培养了大批阅读群体，自2013年起，郭敬明陆续将自己的小说作品《小时代》以系列形式搬上银幕。韩寒也于2014年将自己的作品整合拍摄成《后会无期》开启导演处女秀。这种资源整合与文学作品的视觉化一方面使小说创造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作家本人。另外，电影改编陷入了唯观众喜好而定的怪圈，尤其是对网络小说的改编。继第一部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上映之后，网络小说改编之风便甚嚣尘上，2011年《失恋三十三天》和2013年赵薇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票房成功另众多观众与影视工作者瞠目结舌，网络小说产生的巨大效益再不容忽视。一方面小说较高的点击率与阅读人群培养了电影的一部分固定受众，另一方面，被改编之后的电影与之前的网络小说的比较掀起的讨论高潮又为电影宣传做了很好的铺垫，可谓达到“虚张声势”“一石二鸟”的效果。另外一些网络小说改编的影片例如陈凯歌的《搜索》，徐静蕾的《杜拉拉升职记》等成功使网络小说的电影化之路更为平坦。
当然，这种通俗文学的电影改编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网络小说的出现造就了一批写手，更使小说成为一种多人联合创作的“速成品”。但此种创作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由多人创作的作品不比单个作家一气呵成的作品来得天衣无缝。小说难免融入不同个人的写作思想，小说各部分之间容易产生裂隙与断层。
三、 影像观的颠覆——性元素的赤裸化
当今社会电影作为视觉文化以绝对优势压倒以小说为代表的纸媒文化已成为既定事实。美国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说：“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1]然而，电影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电影与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电影与梦境有某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说，电影与梦境具有相同的方式”“这种美学特征，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梦的几个特点，电影采取的愉悦这种方式，并依靠它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现在”。[2]在这种巨大的梦境背景之下，女性成为了幻想对象的呈现。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电影”或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电影成为许多导演的首选。
不可否认，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也有一些关于女性的电影出现，但当时的电影并非纯影像化的呈现身体的裸露，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挖掘人性中更为深刻的价值观念，甚至上升到对人的存在的意义解读。例如陈冲在1998年根据严歌苓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天浴》中有几次出现知青女孩文秀的裸体，但这种肉体的呈现并不会给人带来视觉上的愉悦或产生非分联想，反而给观众带来精神的阵痛。而新世纪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却曲解原著作者的意图，将小说中的女性变成电影中唯一的主体，淡化其所在的社会背景，甚至淡化精神价值的呈现。
2012年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一上映便批评声不断，原因是导演将“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改编成“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之间的情欲故事。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从宫女到皇后的“胸器”成为撩拨观众情欲的“杀手锏”。《金陵十三钗》更是将肉欲、身体置于道德抉择中的重要一环，妓女用身体换取女学生们的清白，这种赤裸的女性身体价值的呈现不能不说是导演迎合商业、迎合观众之后所作出的妥协。
如今的电影改编已经进入“相似式”的创作阶段，原作仅仅作为改编的素材，电影成型之后与原作的差距较大，甚至是另一部作品。[3]电影创作已经不再唯文学马首是瞻，而是更有“主见”地开辟自己的道路。文学只是作为一种诱因或者噱头，影片难以真正呈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核心内涵和精神价值。例如张艺谋的新作《归来》在上映之前，一直宣称是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改编，但电影刻意消解了原著中的文革背景，将整个故事改编为陆焉识和冯婉瑜的爱情史。电影改编越来越将原著作为取材的来源，借用文学作品的故事外壳为电影披上华丽的外衣，与之前所强调的“忠实”与原著的理念截然相反。改编的方式越来越由“忠于原著”或“忠于导演本人”向“忠于观众”发生偏移，文学到电影的改编加入了一些艺术之外的元素。这种改变到底是缘于导演创作观念的变化还是观众的审美标准的变化不得而知。被影视奴役的文学如何在新时期突破魔咒，坚守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从被改编的命运中抽离自身，将成为新世纪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