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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老百姓想看什么的同时，也要给老百姓传达一些信息。
问祖、敬祖，民族自豪感，这是一个大课题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阴雨中的陶寺镇静悄悄。
陶寺外的牌楼上，“尧都陶寺”的匾额略显土旧。多年来，今人并未对这座距今4300～4000年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有何具体概念。然而，一个事实是，陶寺曾拥有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作为当仁不让的超级古都，确证了在夏王朝建立、进入王国文明之前黄河中游地区已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牌楼的上联为“有鼍鼓龙盘青铜器是为文明肇始”，下联为“凭城墙宫殿观象台便知中国起源”。陶寺遗址自1958年被发现、1978年被发掘以来，“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直指陶寺是尧舜之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其实方言中有一点很有趣的影子。随便在陶寺一问“太阳”用方言如何讲，妇孺皆回“尧窝”，音似“尧王”——在当地人心目中，“尧王”就像太阳一样光辉。
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鬲
无独有偶，陶寺向北400余公里外的黄河彼岸，2011年于神木县高家堡镇发现了距今4300～3800年、420万平方米的中国最大史前城址石峁遗址。
这两处遗址，勾勒出了华夏沃土“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如今，也将成为资源密集型发展转型的试金石。
势在必行
人们记忆中更多的是资源大省的过往。
偶经的红色重型卡车在陶寺镇裹挟风尘而过，已勾勒不出这方土地曾因矿产分外热闹的样子：整个陶寺乡，光从湖北、四川、陕西前来开矿的外来工人就不止2万。襄汾县铁矿生意正盛之时，陶寺是“过财路”——一车十几吨铁矿石，留下至少2000元税费。
“收费的人把收的钱垫在床垫子下，一上午床垫子就填起来了。光是一个陶寺乡，一年财政收入1.4亿元。”农民李高民（化名）绘声绘色地比画。
世事难料，2008年“9·8”特大尾矿库溃坝，邓庄镇顷刻间死了所有的卖肉贩子，襄汾县城被彻底“打得趴在了地上”，这个工业大县，2015年以来呈现出L型发展态势。
“经济下行压力大。”临汾市市委书记岳普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考虑到文化旅游产业的衔接，陶寺遗址发掘考古把中华文明中尧的传说变成了现实，可说可讲的东西多，围绕尧相关的旅游要素，陶寺遗址应该能作为临汾旅游产业的龙头和抓手。”
历史上的高家堡，乃商贾云集的文化大镇，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党委书记兼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苏永华如是说。
“煤炭市场慢慢萎缩，民众因为参股损失严重。”神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屈凤鸣说，“没想到石峁一下子起来了！”
2012年，逾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作为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史前城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迅速斩获一系列奖项。
“遗址本来就属于大众资源遗产，要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高江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遗址利用工作势在必行。
来古都看什么
大巴载着临汾市尧文化旅游招商系列活动邀请来的200余名客商来陶寺参观游览，柏油马路两侧，印着“帝尧古都，最早中国”字样的小旗迎风招展。
高江涛带领队伍来到陶寺遗址著名一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原址、原尺寸复原的13根高4.5米的石柱，以15～20厘米间距呈弧形排列，巍巍然。石柱背后是晋南最高峰塔儿山。
每逢节气之时，太阳从塔儿山后缓缓升起，照到塔儿山时，一道光柱“啪”地穿过石柱的某个缝隙，直直打到固定的观测原点，只消几秒，稍纵即逝。此乃《尚书·尧典》所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帝因此将历法付予百姓，以不误农时。
高江涛讲得绘声绘色，客商们却略显茫然。此刻的陶寺阴雨连绵，这片280万平方米“依大山，傍大水”的风水宝地笼罩在薄雾中。观象台外是一望无际的梯田，金色的麦浪，葱郁的玉米苗子。背后的塔儿山全然不见踪影。
“其实陶寺的地理环境并不理想，没有大城市，没有青山绿水，黄土塬沟壑纵横，一马平川，没有什么让人心情愉悦的山水。”何努说，“不像良渚遗址，地表上就有个莫角山，城上种了竹子或草，一看就知道那儿有个城墙，石峁更不用说，巨大的皇城台，巨大的城墙，一下把你震撼住了。”
相比之下，“石峁遗址4000多年前土石结合的城墙绝大部分暴露在地表，这是它的唯一性，较容易被普通大众认识和接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石峁遗址目前开放的考古现场是外城东门址，走在S型木栈道上，身边是4000年前用石块筑成的1米高城墙，颇为巍峨。沿栈道登上北墩台，站在制高点上俯瞰，夏日的黄土塬，蔚蓝天空坠着白云朵朵，崖畔的黄土和山塬的葱郁交织，苍穹之下，北方旷野的硬朗尽收眼底。
有些人抱怨石峁遗址“没看头”，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和商周青铜器、海昏侯金鼎的值钱相比，这就是一堆乱石头。但这是一个改写中华文明史的遗址，金玉再值钱，不会有石峁身后的历史、文明价值，它理应成为中国北方非常好的怀古圣地。”
“陶寺尧都历史厚重，我们就是尧的后人。”何努说，何家人甚是崇拜尧舜，父亲和叔父的名字中分别有“尧”“舜”。基于此，何努对陶寺的定位是“作为天下华人的‘圣都’来打造。相当于穆斯林的麦加，犹太教的耶路撒冷。”
石峁遗址出土的陶瓷 
石峁遗址出土的龙盘
他说，“我们中国人文化基因中也有祖先崇拜，这片黄土塬的苍凉感更加重了我们的崇敬。”
“考虑老百姓想看什么的同时，也要给老百姓传达一些信息。问祖、敬祖，民族自豪感，这是一个大课题。”高江涛说，“展示方式可以多样，除了博物馆里声光电的虚拟展示以外，遗址的城墙可以部分解剖展示，还可以和当地生态农业结合。老百姓本就喜欢种芍药，那就可以城墙部分种芍药，宫殿种党参，修一道木栈道走入一片花海，或者坐热气球让他上去看。”
一波三折
2015年10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来到陶寺调研，对这一座都城兴趣颇丰，原定半小时的行程听了一个半小时，晚上6点多天色黯黑，队伍依旧在观象台看圭尺，电视台都没法照了，大家纷纷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
临别时，王儒林还不忘回头给时任临汾市委书记的罗清宇撂下句话，“抓紧开发，可别让我再等4300年呐。”
由此，作为陶寺遗址博物馆项目部负责人的段吉泽，这几个月忙了起来。他接连跑各种部门准备十几个必备附件，市里上下联动，以便推动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尽快立项。
他干劲十足，“这成了全（临汾）市的重点工程，推进就快了！”
此前，陶寺工程只是襄汾县内的计划——为了从资源大县向文化旅游强县跨越。
2012年9月，首届帝尧文化旅游节在襄汾县搞得有声有色，“广告牌子高得很。”农民李高民第一次感受到旅游大会的兴奋，铁杆子竖起来十几米，5×15米的大牌子上分别标明手工业作坊区、供电区、仓储区之类。电瓶车拉着游客在襄汾与陶寺间迎来送往，不收钱。
招商引资一度成果颇丰，襄汾将陶寺遗址连同附近的丁村、汾城等5大旅游景区作为一个整体，与广东惠州某公司签订开发合同。
深圳某旅游规划咨询公司做出来的陶寺遗址旅游景区规划也甚是前卫：缩小比例恢复尧时期都城，让游客可以参观尧的城市建设和生活场景。
不料，2014年4月该公司完成龙澍峪旅游景区开业后不久，资金链断了，陶寺遗址的开发又没了下文。
其实，2013年5月，《陶寺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已通过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成为“地方性陶寺遗址保护法规”。在此基础上，段吉泽开始积极备战2013年国家文物局第二批遗址公园规划立项。
“结果山西省批的是蒲州古都遗址公园。这就像五星级酒店的招牌一样，虽然还可以继续做，但没有这块牌子就不能叫国家遗址考古公园。还是有一定影响。”段吉泽说。
何驽说，2013年的失利，“主要是因为基本条件不具备——离城市太远，基础设施基本没有，连专家也觉得到陶寺看什么啊？要是投资打造成良渚遗址一样的遗址公园，得投资多少钱啊，回报又太少。”
有内部人士感叹，“事情不是一个人想推动就能推动的，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合力。上面热下面不热，成功率60%，下面热上面不热，成功率30%。”
一个县的力量毕竟有限，当初去良渚遗址博物馆参观，最让段吉泽震撼的是，“光是遗址公园建设费用就达到100亿元，我们当时别说100亿元，拿1亿元都困难。”
对此，岳普煜在市委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有些许无奈，“招商引资也好，设立基金也好，外界对临汾这样的城市还是在观望和等待。谈的不少，真正拿钱来做的还是不多。”
如今，陶寺成为临汾市重点工程，段吉泽感到十分兴奋，但他说，“开发需要强大资金作支撑，光前期开发，做一个博物馆就需要2亿元以上。如果财力达不到，开发就不要谈了。”
协调好再干
有相关人士称，相比国外设立部门专管，超级古都开发的另一难题是“婆家多，不好办。各管一摊，无能为力。缺的是一把手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协调好再干。”
2006年，陶寺遗址管理处经省编办批准成立，直属临汾市政府，副处级建制，委托襄汾县管理。到目前为止一共4个办公人员，在管理处主任杨江滨到任之前，其他3个年轻人挂职在襄汾县文物旅游局的3个不同科室办公。
“就4个人，怎么开展工作？”上班初期，杨江滨感到千头万绪，“遗址的管理要定期巡查，里面农耕区农作物种植都有要求，文物层现在在地表80公分以下，那些大树根扎得太深会把文物破坏……”这些事情，都需要人手。
杨江滨发现，较为成熟的良渚遗址管委会从规划处、申遗处到良渚研究院，11个部门分别承担遗产申报、价值研究在内的9个职能，分工细致。
石峁遗址管理处同样人手紧缺——仅比陶寺多2人。
石峁文管所成立后，曾打算在西北大学招几名研究生，但是“他们一毕业马上签约遗产院、考古院，哪儿轮得着来你这儿。”屈凤鸣想过先招聘本地大学生，再通过1～2年专业培训培养人才。
针对人员调配问题，临汾市代市长刘予强和副市长王振宇，率发改委、财政局、文物旅游局等10个相关部门负责人赴陶寺调研，重点探讨“先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谁来负责”——细化到立项、报批、配套推进时间。
各位局长各抒己见，认为可行后，立刻进入下一步如何融资的探讨。
“钱，市里帮忙协调，事，县里落实，打板子能找到屁股。”财政局局长语速飞快。
一个月后，陶寺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迅速召开，进一步明确落实了项目建设。“不能再耽搁了。”刘予强说。
问祖、敬祖，民族自豪感，这是一个大课题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阴雨中的陶寺镇静悄悄。
陶寺外的牌楼上，“尧都陶寺”的匾额略显土旧。多年来，今人并未对这座距今4300～4000年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有何具体概念。然而，一个事实是，陶寺曾拥有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作为当仁不让的超级古都，确证了在夏王朝建立、进入王国文明之前黄河中游地区已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牌楼的上联为“有鼍鼓龙盘青铜器是为文明肇始”，下联为“凭城墙宫殿观象台便知中国起源”。陶寺遗址自1958年被发现、1978年被发掘以来，“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直指陶寺是尧舜之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何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其实方言中有一点很有趣的影子。随便在陶寺一问“太阳”用方言如何讲，妇孺皆回“尧窝”，音似“尧王”——在当地人心目中，“尧王”就像太阳一样光辉。
无独有偶，陶寺向北400余公里外的黄河彼岸，2011年于神木县高家堡镇发现了距今4300～3800年、420万平方米的中国最大史前城址石峁遗址。
这两处遗址，勾勒出了华夏沃土“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如今，也将成为资源密集型发展转型的试金石。
势在必行
人们记忆中更多的是资源大省的过往。
偶经的红色重型卡车在陶寺镇裹挟风尘而过，已勾勒不出这方土地曾因矿产分外热闹的样子：整个陶寺乡，光从湖北、四川、陕西前来开矿的外来工人就不止2万。襄汾县铁矿生意正盛之时，陶寺是“过财路”——一车十几吨铁矿石，留下至少2000元税费。
“收费的人把收的钱垫在床垫子下，一上午床垫子就填起来了。光是一个陶寺乡，一年财政收入1.4亿元。”农民李高民（化名）绘声绘色地比画。
世事难料，2008年“9·8”特大尾矿库溃坝，邓庄镇顷刻间死了所有的卖肉贩子，襄汾县城被彻底“打得趴在了地上”，这个工业大县，2015年以来呈现出L型发展态势。
“经济下行压力大。”临汾市市委书记岳普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考虑到文化旅游产业的衔接，陶寺遗址发掘考古把中华文明中尧的传说变成了现实，可说可讲的东西多，围绕尧相关的旅游要素，陶寺遗址应该能作为临汾旅游产业的龙头和抓手。”
历史上的高家堡，乃商贾云集的文化大镇，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党委书记兼石峁遗址管理处副主任苏永华如是说。
“煤炭市场慢慢萎缩，民众因为参股损失严重。”神木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屈凤鸣说，“没想到石峁一下子起来了！”
2012年，逾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作为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史前城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迅速斩获一系列奖项。
“遗址本来就属于大众资源遗产，要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高江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遗址利用工作势在必行。
来古都看什么
大巴载着临汾市尧文化旅游招商系列活动邀请来的200余名客商来陶寺参观游览，柏油马路两侧，印着“帝尧古都，最早中国”字样的小旗迎风招展。
高江涛带领队伍来到陶寺遗址著名一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原址、原尺寸复原的13根高4.5米的石柱，以15～20厘米间距呈弧形排列，巍巍然。石柱背后是晋南最高峰塔儿山。
每逢节气之时，太阳从塔儿山后缓缓升起，照到塔儿山时，一道光柱“啪”地穿过石柱的某个缝隙，直直打到固定的观测原点，只消几秒，稍纵即逝。此乃《尚书·尧典》所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帝因此将历法付予百姓，以不误农时。
高江涛讲得绘声绘色，客商们却略显茫然。此刻的陶寺阴雨连绵，这片280万平方米“依大山，傍大水”的风水宝地笼罩在薄雾中。观象台外是一望无际的梯田，金色的麦浪，葱郁的玉米苗子。背后的塔儿山全然不见踪影。
“其实陶寺的地理环境并不理想，没有大城市，没有青山绿水，黄土塬沟壑纵横，一马平川，没有什么让人心情愉悦的山水。”何努说，“不像良渚遗址，地表上就有个莫角山，城上种了竹子或草，一看就知道那儿有个城墙，石峁更不用说，巨大的皇城台，巨大的城墙，一下把你震撼住了。”
相比之下，“石峁遗址4000多年前土石结合的城墙绝大部分暴露在地表，这是它的唯一性，较容易被普通大众认识和接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石峁遗址目前开放的考古现场是外城东门址，走在S型木栈道上，身边是4000年前用石块筑成的1米高城墙，颇为巍峨。沿栈道登上北墩台，站在制高点上俯瞰，夏日的黄土塬，蔚蓝天空坠着白云朵朵，崖畔的黄土和山塬的葱郁交织，苍穹之下，北方旷野的硬朗尽收眼底。
有些人抱怨石峁遗址“没看头”，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和商周青铜器、海昏侯金鼎的值钱相比，这就是一堆乱石头。但这是一个改写中华文明史的遗址，金玉再值钱，不会有石峁身后的历史、文明价值，它理应成为中国北方非常好的怀古圣地。”
“陶寺尧都历史厚重，我们就是尧的后人。”何努说，何家人甚是崇拜尧舜，父亲和叔父的名字中分别有“尧”“舜”。基于此，何努对陶寺的定位是“作为天下华人的‘圣都’来打造。相当于穆斯林的麦加，犹太教的耶路撒冷。”
他说，“我们中国人文化基因中也有祖先崇拜，这片黄土塬的苍凉感更加重了我们的崇敬。”
“考虑老百姓想看什么的同时，也要给老百姓传达一些信息。问祖、敬祖，民族自豪感，这是一个大课题。”高江涛说，“展示方式可以多样，除了博物馆里声光电的虚拟展示以外，遗址的城墙可以部分解剖展示，还可以和当地生态农业结合。老百姓本就喜欢种芍药，那就可以城墙部分种芍药，宫殿种党参，修一道木栈道走入一片花海，或者坐热气球让他上去看。”
一波三折
2015年10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来到陶寺调研，对这一座都城兴趣颇丰，原定半小时的行程听了一个半小时，晚上6点多天色黯黑，队伍依旧在观象台看圭尺，电视台都没法照了，大家纷纷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
临别时，王儒林还不忘回头给时任临汾市委书记的罗清宇撂下句话，“抓紧开发，可别让我再等4300年呐。”
由此，作为陶寺遗址博物馆项目部负责人的段吉泽，这几个月忙了起来。他接连跑各种部门准备十几个必备附件，市里上下联动，以便推动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尽快立项。
他干劲十足，“这成了全（临汾）市的重点工程，推进就快了！”
此前，陶寺工程只是襄汾县内的计划——为了从资源大县向文化旅游强县跨越。
2012年9月，首届帝尧文化旅游节在襄汾县搞得有声有色，“广告牌子高得很。”农民李高民第一次感受到旅游大会的兴奋，铁杆子竖起来十几米，5×15米的大牌子上分别标明手工业作坊区、供电区、仓储区之类。电瓶车拉着游客在襄汾与陶寺间迎来送往，不收钱。
招商引资一度成果颇丰，襄汾将陶寺遗址连同附近的丁村、汾城等5大旅游景区作为一个整体，与广东惠州某公司签订开发合同。
深圳某旅游规划咨询公司做出来的陶寺遗址旅游景区规划也甚是前卫：缩小比例恢复尧时期都城，让游客可以参观尧的城市建设和生活场景。
不料，2014年4月该公司完成龙澍峪旅游景区开业后不久，资金链断了，陶寺遗址的开发又没了下文。
其实，2013年5月，《陶寺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已通过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成为“地方性陶寺遗址保护法规”。在此基础上，段吉泽开始积极备战2013年国家文物局第二批遗址公园规划立项。
“结果山西省批的是蒲州古都遗址公园。这就像五星级酒店的招牌一样，虽然还可以继续做，但没有这块牌子就不能叫国家遗址考古公园。还是有一定影响。”段吉泽说。
何驽说，2013年的失利，“主要是因为基本条件不具备——离城市太远，基础设施基本没有，连专家也觉得到陶寺看什么啊？要是投资打造成良渚遗址一样的遗址公园，得投资多少钱啊，回报又太少。”
有内部人士感叹，“事情不是一个人想推动就能推动的，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合力。上面热下面不热，成功率60%，下面热上面不热，成功率30%。”
一个县的力量毕竟有限，当初去良渚遗址博物馆参观，最让段吉泽震撼的是，“光是遗址公园建设费用就达到100亿元，我们当时别说100亿元，拿1亿元都困难。”
对此，岳普煜在市委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有些许无奈，“招商引资也好，设立基金也好，外界对临汾这样的城市还是在观望和等待。谈的不少，真正拿钱来做的还是不多。”
如今，陶寺成为临汾市重点工程，段吉泽感到十分兴奋，但他说，“开发需要强大资金作支撑，光前期开发，做一个博物馆就需要2亿元以上。如果财力达不到，开发就不要谈了。”
协调好再干
有相关人士称，相比国外设立部门专管，超级古都开发的另一难题是“婆家多，不好办。各管一摊，无能为力。缺的是一把手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协调好再干。”
2006年，陶寺遗址管理处经省编办批准成立，直属临汾市政府，副处级建制，委托襄汾县管理。到目前为止一共4个办公人员，在管理处主任杨江滨到任之前，其他3个年轻人挂职在襄汾县文物旅游局的3个不同科室办公。
“就4个人，怎么开展工作？”上班初期，杨江滨感到千头万绪，“遗址的管理要定期巡查，里面农耕区农作物种植都有要求，文物层现在在地表80公分以下，那些大树根扎得太深会把文物破坏……”这些事情，都需要人手。
杨江滨发现，较为成熟的良渚遗址管委会从规划处、申遗处到良渚研究院，11个部门分别承担遗产申报、价值研究在内的9个职能，分工细致。
石峁遗址管理处同样人手紧缺——仅比陶寺多2人。
石峁文管所成立后，曾打算在西北大学招几名研究生，但是“他们一毕业马上签约遗产院、考古院，哪儿轮得着来你这儿。”屈凤鸣想过先招聘本地大学生，再通过1～2年专业培训培养人才。
针对人员调配问题，临汾市代市长刘予强和副市长王振宇，率发改委、财政局、文物旅游局等10个相关部门负责人赴陶寺调研，重点探讨“先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谁来负责”——细化到立项、报批、配套推进时间。
各位局长各抒己见，认为可行后，立刻进入下一步如何融资的探讨。
“钱，市里帮忙协调，事，县里落实，打板子能找到屁股。”财政局局长语速飞快。
一个月后，陶寺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迅速召开，进一步明确落实了项目建设。“不能再耽搁了。”刘予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