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是一种因为某种语言不断重复、反复加深印象，而形成条件反射的固执想法。一些给人强烈印象的情绪性语言词汇，如果被越来越多的人重复，谁跟着重复，就可能在头脑里形成“自动想法”，变成僵化、刻板、偏执的教条。偏执的想法往往带有歧视、排斥、恐惧等情绪。偏执一般不会因别人的劝说或说理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越是劝说和说理，可能越加偏执。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佳诗人之一的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是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缩得越小。”
　　偏执是一种极端的教条思维，教条后面一定有某种教义，教条是教义的具体表述。说起“教义”，人们也许首先会想到宗教。宗教里的教义（Dogma）由宗教概念及宗教经验两部分组成，教义作为宗教三元素中的最基本因素，是宗教行为（教仪）的内在根据，也是宗教组织（教团）的骨架，没有教义就无法产生教仪及教团。其实，世俗生活中也有教义，世俗意义上的“教义”指的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则”，《简明牛津宗教词典》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原则可以是由某个权威设定的，也可以是人们普遍认为“就该如此”的一些观念。
　　中国由来已久的“夷夏之防”便是这样一种教义，它的教条可以不断变化、翻陈出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谓的“宗”，就是教义。夷夏之防是一种“敌情观念”的教义：我是中心，但却是一个四面环敌的中心。如果一个人头脑里只有“敌情观念”，那么他满眼看见的便都是敌人。这也就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关于人类的心理学》中所说的，“如果你有的只是一个锤子，那么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一个钉子。”
　　在世界已经走入全球化的时代的今天，再提“夷夏之防”“华夷之辨”未免透出一股腐朽、没落的气息，但是，“夷夏之防”的教义还在，因此还会不断出现种种翻新的教条表述，从“后殖民主义”的西方文化渗透和侵略论，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再到“境内外敌对势力”。这些新说法很多都是道听途说，正如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 所说，“根深蒂固的愚昧使人偏执。无知的人把刚刚学到的东西就教给了别人。”然而，这些新说法确实能给不习惯思考的人们带来“夷夏之防”所没有的新奇感。像“文化侵略”就是这一类的语言。由于一般人无法确切明白它们到底是指什么，在说什么或是说谁，所以无法怀疑，也不会怀疑。人们不习惯于思考，平时不思考，结果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迷信别人替他准备好的如何想法。这就像一个人没有信仰，他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变得随便什么都可以相信，而且相信了就是迷信。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对“夷夏之防”提出了一种破除其“自动想法”的解读。他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用今文經学派的观点阅读孔子，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因此，儒学的要义不是遵循某种不变的传统，而是要不断变革。变革是他阅读、解释和运用孔子学术的指导性目的，要变革就不能固守所谓的华夷之辨、夷夏之辨或夷夏之防。夷狄是落后、野蛮、不开化、不文明的意思，什么群体或国家不变革，它就会成为落后、野蛮、不开化、不文明的夷狄。
　　梁启超写道，“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 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痛乎哉！《传》之言也，曰：‘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他主张，有夷狄之行者，虽为中国人，也仍以夷狄视之，而无夷狄之行者，虽为夷狄，也应号为君子。按这种文化标准的严格判断，许多中国人必须努力奋斗才能免除“夷狄”这一轻蔑称呼。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怎么可以指责外国人是夷狄呢？他的“夷狄”放到今天的中西之辨、中西之防和中西对立中，仍然是一个具有现实公共一样的论证，那就是，不接受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的，不能在价值观上有所变革，不能与时俱进的“中国”其实是“夷狄”！
　　偏执的思想不能变通，而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初对国人所做的思想启蒙，正是为了促进他们的思想变通，由此变得思想开阔、心胸广大、不要对外部世界抱有敌意的成见，多多看到新的和好的事物，善加学习和利用。需要变通的不仅仅是那些过时的僵化观念，还包括我们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思想。正如泰戈尔所说，“偏执把真理抓在手里，将它活活掐死”。
　　徐贲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