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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长期存在的压力体制的逻辑，一些人习惯把信访作为包治百病的“维稳工具”，把政治问责作为落实信访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方案和建议似是而非，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产生更多和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问题，信访不失为观察社会发展进程中种种矛盾、问题的一个横截面。新一届政府也已表达在解决信访难题上的决心，2013年1月10日，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要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而要将这一会议要旨落到实处，也许还任重道远。
《决策》杂志就此话题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
问题在信访之外
《决策》：综合2005年《信访条例》修改以来的信访案件，信访事由主要有哪些类？牵涉谁与谁的利益关系？数量上有何变化？
张千帆：主要判断来自于媒体报道的信息，趋势应是逐年上升。
为何有上访？主要是利益冲突。信访的大头是征地、拆迁以及环境问题。比较主要的群体就是被征地户和被拆迁户，因为补偿不足等原因上访；还有一部分，像现在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较多涉及的是环境问题，一些是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一些是对环境污染破坏生态隐患的恐惧。
政府的考虑与社会的考虑往往不完全一样，政府有政绩的需要，如果搞一个工程，放在市区是我的政绩，放在一个偏远的郊区，可能就与我的政绩无关。政府的发展决策往往带有政绩的压力。但是如果盲目发展却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环境，这个发展有什么意义？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搞发展，这样的政府行为方式肯定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得不到其他渠道的化解又会导致上访。
利益层面可能会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而政府决策对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决策》：《信访条例》的初衷是让地方政府认真对待和解决好人们上访所反映的问题，而事实是“围追堵截”的极端事件常有发生，问题出在哪？
张千帆：问题不出在信访，出在信访之外。
信访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渠道，中央的用意也是好的。一方面是要疏通信访，不能让地方官员堵塞信访渠道；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关于信访的终结措施，就是你不能一直信访下去。
我接触的一个上访户，上访了十几年。上访不是什么好事，对访民来说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一些上访“专业户”因为上访而失去了其他的人生机会，这辈子就是上访，整个身体也跟着被拖垮，把一辈子耽误了。对政府来说，上访成了一个无休止的纠缠，也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一个双输的过程。
有的事由在外界看来一开始就是芝麻绿豆那么大的事，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后越滚越大，加上在这些过程中掺杂一些违法手段，就变成了一个大事。很多时候，访民当初可能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并不是什么大的不得了的问题，但是因为上访得罪了当地官员，受到打击迫害，反而成了大事。
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除了信访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我又不认为信访能实质性地解决多少问题。关键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事？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上访？
《决策》：2013年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要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行为，您认为如何能纠正？
张千帆：与“上访”相对应的是“截访”，甚至在极端事件中伴随非法拘禁、虐待、强制参加各种“学习班”，并将不听劝阻的老上访户劳教、判刑甚至送进精神病院等行为。一些地方驻京办撤销后，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主要采取三种方式处理上访人员，或自己租用房屋或在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或雇用安元鼎这样的专业保安公司负责看管，或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提供地点和看管。处理上访的方式更为多样化了，但不论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同样的“需求”服务的。
这个“需求”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無非是“维稳”。仿佛把这些上访人员带回他们的老家，从首都或省会消失，上访就消失了，他们想要反映的问题也消失了，中国社会也就稳定了。假如问题真这么简单，这些人一开始就不会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京上访了。“截访”好比给癌症病人吃止疼药，当然只能是维持一时的表面文章，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而且必然在“截访”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暴力、冤屈和不公，如此“维稳”必然是越维越不稳。
地方政府官员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但是他们确实极为在乎政绩考核，而上访已被作为地方政绩的一个主要指标，处理上访不力足以成为“一票否决”的理由而让他们丢失“乌纱帽”。
《信访条例》的本意是让地方政府认真对待上访反映的问题，从源头上杜绝上访现象，但是地方却只要通过各种手段“围追堵截”，保持上访“零记录”就圆满完成任务了。归根结底，“截访”不过是政绩体制的一个衍生物而已。作为困扰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上访由自上而下的政绩体制产生，自然不是几名信访干部热情接待、倒茶送水就能解决的。
制度困境
《决策》：外界对当前的信访制度有种种诟病，信访制度解决不了信访问题，信访制度正在遭遇一种困境？
张千帆：我们的情况可以打个比喻：就是好比有一座大坝，入水是大量的，出水却很慢，水位越来越高，大坝面临溃坝的危险。现在社会矛盾像水一样多，司法可以放掉一部分水，但是这口子不足够大，尤其是中国司法不独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就只能走信访，比如强化信访权，但信访渠道的用处注定也是很有限的。
要保住这座坝，只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首先，你不能让水成为洪水，越积越高。民主制度就是在前期帮你化解问题。它让产生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好人，即便是坏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不敢随便做坏事。邓小平以前说过，制度搞好了，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搞不好，好人也能做坏事。就是这个道理。
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物质丰富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问题，信访不失为观察社会发展进程中种种矛盾、问题的一个横截面。新一届政府也已表达在解决信访难题上的决心，2013年1月10日，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要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做法。而要将这一会议要旨落到实处，也许还任重道远。
《决策》杂志就此话题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
问题在信访之外
《决策》：综合2005年《信访条例》修改以来的信访案件，信访事由主要有哪些类？牵涉谁与谁的利益关系？数量上有何变化？
张千帆：主要判断来自于媒体报道的信息，趋势应是逐年上升。
为何有上访？主要是利益冲突。信访的大头是征地、拆迁以及环境问题。比较主要的群体就是被征地户和被拆迁户，因为补偿不足等原因上访；还有一部分，像现在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较多涉及的是环境问题，一些是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一些是对环境污染破坏生态隐患的恐惧。
政府的考虑与社会的考虑往往不完全一样，政府有政绩的需要，如果搞一个工程，放在市区是我的政绩，放在一个偏远的郊区，可能就与我的政绩无关。政府的发展决策往往带有政绩的压力。但是如果盲目发展却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环境，这个发展有什么意义？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搞发展，这样的政府行为方式肯定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得不到其他渠道的化解又会导致上访。
利益层面可能会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而政府决策对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决策》：《信访条例》的初衷是让地方政府认真对待和解决好人们上访所反映的问题，而事实是“围追堵截”的极端事件常有发生，问题出在哪？
张千帆：问题不出在信访，出在信访之外。
信访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渠道，中央的用意也是好的。一方面是要疏通信访，不能让地方官员堵塞信访渠道；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关于信访的终结措施，就是你不能一直信访下去。
我接触的一个上访户，上访了十几年。上访不是什么好事，对访民来说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一些上访“专业户”因为上访而失去了其他的人生机会，这辈子就是上访，整个身体也跟着被拖垮，把一辈子耽误了。对政府来说，上访成了一个无休止的纠缠，也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一个双输的过程。
有的事由在外界看来一开始就是芝麻绿豆那么大的事，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后越滚越大，加上在这些过程中掺杂一些违法手段，就变成了一个大事。很多时候，访民当初可能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并不是什么大的不得了的问题，但是因为上访得罪了当地官员，受到打击迫害，反而成了大事。
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除了信访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我又不认为信访能实质性地解决多少问题。关键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事？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上访？
《决策》：2013年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要坚决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群众的错误行为，您认为如何能纠正？
张千帆：与“上访”相对应的是“截访”，甚至在极端事件中伴随非法拘禁、虐待、强制参加各种“学习班”，并将不听劝阻的老上访户劳教、判刑甚至送进精神病院等行为。一些地方驻京办撤销后，各地政府驻京工作组主要采取三种方式处理上访人员，或自己租用房屋或在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或雇用安元鼎这样的专业保安公司负责看管，或直接雇用社会闲散人员提供地点和看管。处理上访的方式更为多样化了，但不论哪种方式都是为了同样的“需求”服务的。
这个“需求”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無非是“维稳”。仿佛把这些上访人员带回他们的老家，从首都或省会消失，上访就消失了，他们想要反映的问题也消失了，中国社会也就稳定了。假如问题真这么简单，这些人一开始就不会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京上访了。“截访”好比给癌症病人吃止疼药，当然只能是维持一时的表面文章，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而且必然在“截访”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暴力、冤屈和不公，如此“维稳”必然是越维越不稳。
地方政府官员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但是他们确实极为在乎政绩考核，而上访已被作为地方政绩的一个主要指标，处理上访不力足以成为“一票否决”的理由而让他们丢失“乌纱帽”。
《信访条例》的本意是让地方政府认真对待上访反映的问题，从源头上杜绝上访现象，但是地方却只要通过各种手段“围追堵截”，保持上访“零记录”就圆满完成任务了。归根结底，“截访”不过是政绩体制的一个衍生物而已。作为困扰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上访由自上而下的政绩体制产生，自然不是几名信访干部热情接待、倒茶送水就能解决的。
制度困境
《决策》：外界对当前的信访制度有种种诟病，信访制度解决不了信访问题，信访制度正在遭遇一种困境？
张千帆：我们的情况可以打个比喻：就是好比有一座大坝，入水是大量的，出水却很慢，水位越来越高，大坝面临溃坝的危险。现在社会矛盾像水一样多，司法可以放掉一部分水，但是这口子不足够大，尤其是中国司法不独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就只能走信访，比如强化信访权，但信访渠道的用处注定也是很有限的。
要保住这座坝，只有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首先，你不能让水成为洪水，越积越高。民主制度就是在前期帮你化解问题。它让产生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好人，即便是坏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不敢随便做坏事。邓小平以前说过，制度搞好了，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搞不好，好人也能做坏事。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