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出版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一书，系北京师范大学年届八十的黎虎先生的一部力作。从16年前黎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之间的交往首用“外交”一词的慎重，到今天学术界普遍接受之，黎先生为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著当为矗立在中国古代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山，后来者研究汉代外交和中国古代外交，都要先逾此高山方可。此著的一大特点，在于揭示了汉代外交体制研究所体现的儒家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汉代外交思想的儒家化
　　这在《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一书的最后《跋语》中有直接的论述。黎先生以《软实力与外交》为标题，论述了“德”在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如所周知，德是儒家的重要理念之一。《管子心术上》：“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说文》：“德，升也，惠（de）声。”“惠，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左传》桓公二年解释说：“德者，得也，谓内得于心，外得于物，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德是行之未发者也，而德在于心不可闻见。”黎先生所论外交的德，实质上是中国古代乃至于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思想。德首先表现为对内有修德之为，然后才有对外的施德之行。此著对外交的宗旨有精致的论述。此著认为，汉代外交的最高宗旨，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家思想的指导，不是一方独赢，而是双方共赢。因此，汉代的外交，是在“汉德”的指导下，汉人与胡人的共赢。此等共赢思想的外交，依然对当今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儒家化的外交思想，旨在共赢而非独赢。
　　二是汉代外交制度的儒家化
　　黎先生所论汉代外交，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深层思想，即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此著对这种制度的研究，具体表现在宏观的外交与微观的外交、思想的外交与制度外交、政治的外交与军事的外交、物质的外交与文化的外交、中央的外交与地方的外交、男人的外交与女人的外交、政府的外交与民间的外交等多个侧面。这些外交制度的建立，均是儒家化的制度。儒家化的汉代外交制度，奠定了后代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基本格局。汉代以降的古代中国的外交制度，无不以汉代为榜样与示范，并在汉代外交制度的引领下，积极拓展中华民族的外交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
　　三是汉代外交人员行为的儒家化
　　此著虽然只是以制度为中心。但是，在制度的论述过程中，也对汉代的外交人员的行为进行了叙述。在这些叙述中，可见汉代外交人员的行为，多具备了儒家的政治人格。儒家“三不朽”的强大感召，时刻在鼓舞着外交人员。一些著名外交人员如苏武等人的行为，无不充满了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执著，也充满了儒家的正义色彩，他们行为的示范价值和历史意义，至今熠熠闪光，灿然可观。
　　四是汉代外交原动力的儒家化
　　此著对外交的原动力作了论述，尽管论述的文字不多，但却相当重要，从理论上解决外交的源头问题，即回答了外交的原动力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外交）。此著尽管没有把外交的原动力直接与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只是讲了“利欲本性的发挥”“好奇本性的发挥”“想象力本性的发挥”，但汉代外交的这三种原动力，均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家的思想，不是保守的思想，而是积极进取的思想。儒家对外界具有探索的动力，对社会充满了关爱，追求积极的人生价值。汉代具有影响力的外交，始于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汉武帝弃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而采用具有进取精神的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统治思想。正是汉武帝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统治思想，方有汉代积极的外交国策的出现，方有汉代的盛世出现。因此，在此著中，黎先生所言物欲本性的发挥、好奇本性的发挥、想象本性的发挥，正是儒家进取精神的原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