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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汉代《春秋》学理解为孔子当“素王”，宋代《春秋》学则理解为孔子“以天自处”。高拱以二说皆有损尊君之义，著《春秋正旨》驳正之。以为“天子之事”当指文、武之制，孔子作《春秋》，只是按文、武法度据事直书而已，并对“素王”说、“以天自处”说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将尊时王的意思推到了极致。文章从《春秋》学的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高拱的理论是取消了未来主义面向，将《春秋》降为一代之史，时王与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为减弱。
关键词：《春秋》;高拱;尊时王;鲁史;天子之事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4-0095-08
高拱字肃卿，谥文襄，河南新郑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著有《春秋正旨》一卷。在此书中，高拱 “以吾心君臣之义”①阐明《春秋》尊王大义，并批判了传统的“孔子素王”说和“孔子以天自处”说，将尊时王推到了极致，甚至明言：“《春秋》果假天子之权，即孔子之书，吾不敢谓然也……谓《春秋》假天子之权，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谓然也。”②而且在一卷的篇幅中，高拱通过看似零散的问答，系统地批评了旧说。本文试图从传统《春秋》学的角度，详细分析高拱诸多命题的意图，展示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提出批评。
一、 《春秋》学的两个主义
在传统《春秋》学中，孔子作《春秋》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现世中弑父弑君的行为，通过尊周王而诛讨乱臣贼子;另一方面是创设出一套理想的制度，供后代的王者取法。前者属于现世主义，后者属于未来主义。
这两层意思，在《孟子》和《史记》中都有提及。《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根据孟子之意，孔子因为畏惧弑父弑君之祸，故而作《春秋》诛讨乱臣贼子，这是出于现世主义的考虑。而“《春秋》天子之事”，赵岐注云：“孔子惧王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③“素王”，即空王，是借《春秋》设计出一套王者之制，供后王取法，这属于未来主义的面向。
同样地，《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3297页。所谓的“退诸侯，讨大夫”，就是现世中的尊王，通过贬退诸侯、大夫的僭越行为来维护周天子的权威;而“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见之行事”，则是面向未来订立制度，故而周天子也在贬损之列。
现世主义的尊时王，《春秋》多有论及。如有“王者无敌”的观念，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云：“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③④⑤⑥⑦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99页;第3536页;第409页;第686页;第376377页;第681682页。此处的史实是晋国击败了周天子。《春秋》从尊王的角度来看，晋国没有资格和周天子“战”，因为书“战”表明双方是平等的，周天子至高无上，没有敌体之人，故仅书“王师败绩于贸戎”，隐去晋国，好像是王师自败一样。又有“王者无外”的观念，如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羊传》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③祭伯为天子之大夫，出奔至鲁国，然《春秋》书“来”不书“出奔”，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鲁国的土地也是属于周天子的，故而无所谓“出奔”，以此表达尊王之义。此外，《春秋》不仅尊待周天子本人，王官亦在尊崇之列，如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公羊传》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④按照《春秋》名例，称“王人”表明是周天子的下士，地位低贱，会盟中的排序却在诸侯之上，这也是尊王观念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对于僭越天子的行为，《春秋》进行了严厉的声讨，如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公羊传》云：“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⑤按照《春秋》常例，诸侯卒时书其爵位，葬时则体察臣子尊荣君父之心，以臣子所称之名号书之。如齐国为侯爵，齐桓公卒时书“齐侯小白卒”，葬时则书“葬齐桓公”，称“侯”为本爵，称“公”则是臣子尊荣君父之辞。而吴、楚之君僭越了王号，按照上述规则书写，则会出现“葬楚某王”“葬吴某王”的文句，明显地僭越了周天子，故而《春秋》统一不书吴、楚之君的葬礼，以此彰显尊王之义。此外，对于某些事实上的有益之事，若僭越了天子之权，文辞上也要进行贬抑，以此绝嫌明疑。如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传》云：“孰城之？城卫也。曷为不言城卫？灭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⑥衛国被狄所灭，齐桓公助卫复国，将卫国都城迁至楚丘，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存亡继绝的善举，但是在礼制上，唯有天子才能封建诸侯，齐桓公的善举有僭越之嫌，故而《春秋》对此的评价是“实与而文不与”，实际上认同，而在文辞上不认同。由上可见，《春秋》极重尊时王之义。
《春秋》的未来主义，涉及的是“素王”以及“通三统”的问题，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这里面有一整套逻辑：第一，孔子通过作《春秋》为后世的王者定立制度，那么《春秋》就是孔子假托的新的王者，此即“素王”之法。《春秋》是新的王者，则天命改易，周从天下共主降为新的“二王后”，此即“新周”。而且“新周”是通过灾异体现的，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公羊传》云：“成周者何？东周也。宣谢者何？宣宫之谢也。何言乎成周宣谢灾？乐器藏焉尔。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⑦按照《春秋》之例，只记录鲁国的灾异，鲁国以外的灾异，除了“二王后”之外，例所不书。此处书成周之灾，即是周降为新的“二王后”的表征。另外，“《春秋》当新王”也是由灾异、祥瑞体现的，如哀公十四年书“西狩获麟”。按照一般的讲法，王者之世，麒麟才会出现，故而麒麟是王者之祥瑞。哀公十四年出现麒麟，则被认为是《春秋》受命之瑞，同时也是周亡失天下之异。第二，《春秋》新王之法是通过笔削两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来表达的，那么需要在《春秋》中假托一个国家来阐明新王治世之法，故而又有“王鲁”之说。可以说 “《春秋》当新王”与“王鲁”是一体之两面，前者是精神实质，后者是书法上的依托。第三，《春秋》另立一王法，有具体的改制内容，如改正朔、服色、爵制等等。以上几点构成了“素王”说的整体逻辑。 更加重要的是，在《春秋》中，现世主义与未来主义并行不悖，体现在尊周王与“王鲁”并不矛盾。如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曰：“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徐彦疏云：“《春秋》之义，讬鲁为王，而使旧王无敌者，见任为王，宁可会夺？正可时时内鲁见义而已。”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00页。此条的主旨是说明周天子的“王者无敌”，而徐彦提出了疑问，既然《春秋》以鲁国为王，为何还使周天子“王者无敌”？答曰：在现世中，时王之位不可剥夺，周不可退为诸侯，鲁不可进为王爵;所谓的“王鲁”仅是面向未来的假托，而且是通过“内鲁”文辞所体现的。具体来讲，是将鲁国的文辞和外诸侯区别开来，又不与周天子的文辞冲突。如按礼制，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而在《春秋》中，周天子称“崩”，鲁君称“薨”，外诸侯则称“卒”。鲁君称“薨”，是正常的诸侯文辞，而外诸侯的文辞则下降一等，这就彰显了王鲁之义;同时鲁国又不僭越周天子的文辞，则与尊时王不矛盾。故而皮锡瑞云：“《春秋》王鲁，不夺旧王，是《春秋》尊王之义，与王鲁之义，本可并行不悖也。”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华书局，2003年，第25页。
二、 高拱对于“孔子素王”说的批评
高拱《春秋正旨》意在尊崇时王，对于传统的“孔子素王”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取消《春秋》的未来主义面向，从现世主义的角度剥夺孔子贬天子之权，将《春秋》降为鲁史;一是彻底消解“素王”说的理论根基，将王鲁、灾异、改正朔等观念作系统性的批判。
1. 孔子无赏罚天子之权，《春秋》仅为鲁史
高拱云：“莫大乎君臣之义，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圣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圣也。则尊王之义，宜无如孔子者。是故惧乱贼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经，以扶人纪，正所以尊王也。”④⑤⑥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69页;第1070页;第1071页;第10741075页。《春秋》专为尊王而作，诛讨乱臣贼子是自然之事。然而天子为至尊之人，孔子仅为布衣，能否赏罚天子，依据何种理由赏罚，就成了一个问题。
在传统《春秋》学中，孔子面向未来，为后王立法，属于假托的“天子之事”，自然可以褒贬周天子。而高拱认为孔子布衣而行“天子之事”，本身属于莫大的僭越。高拱云：“（孔子）自托南面之权以行赏罚，是作威作福，躬蹈无君之罪。乱贼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贼乎？”④又云：“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诛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⑤高拱纯粹从现世主义出发，采取归谬法，认为孔子行天子事为最大的僭越，不可能再去诛讨乱臣贼子，故孔子本人无赏罚天子之权。
另一方面，传统《春秋》学中确有贬天子之文，如“王不称天”。即文公五年“王使召伯来会葬（成风）”，不称“天王”。据何休之意，因天子使召伯会葬成风不及时，故在名例上有所贬损。高拱却认为这是削罚天子，相当于诸侯的黜爵，大违尊王之义，高氏云：“此传者之谬也。且如鲁桓，簒弑之贼也，其‘公’则僭称也。孔子以宗国君臣之义，乃于簒弑之贼，尚不敢改其僭称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鲁桓？王，其本称也，何如僭‘公’？其事则葬成风也，何如簒弑？而乃如此特加削罚，岂其君臣之义于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国之君者欤！”⑥高氏再次使用归谬法，认为鲁国本为侯爵，而常称为“公”实际上鲁君称“公”并非僭称，而是臣子之辞，见内外之别。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因鲁臣子之辞称国君为“公”，此为内外之别，非为僭称，而外诸侯书葬之时，亦因其臣子辞而称“公”，亦非僭称。，这是名例上的僭越，而《春秋》因其为宗国之君而不改。又认为鲁桓公有篡弑之事，性质比周天子会葬诸侯之妾母不及时要更为恶劣，《春秋》亦不在名例上贬损。两相比较，则周天子更加不可削罚。高氏又云：“圣人立言，取诸大义，非若后世比对于一字之间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随便而言，无异同也。”②③④⑤⑥⑦⑧⑩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5页;第1075页;第1075页;第1075页;第1072页;第1072页;第1071页;第1076页;第10731074页。既然天子不可削罚，那么“王不称天”就是偶然异义，又进而否定了传统《春秋》学“一字褒贬”之书法。
那么是不是天子有过，《春秋》不可以批评呢？上引周天子遣使会葬一事，高拱亦以为是“以天子之尊而会葬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纪法扫地甚矣”，“何为其无贬也”②。但贬天子的方式是“据事直书，所贬自见，固不在乎王之天与不天也”③。高拱否定了一字褒贬，那么只能从据事直书上探讨褒贬。同时，孔子仅为匹夫，那么《春秋》贬天子的根据来自何处？高拱云：“文、武之褒贬之也。何谓文、武褒贬之也？曰：天下有圣贤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准之，以作《春秋》。其所书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赏者也，是即所谓褒也。其所书恶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罚者也，是即所谓贬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与法，则《春秋》所书褒贬自见，正不必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也。”④很显然，贬天子的只能是文、武之法，孔子虽为圣贤，也只是“据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号令，而《春秋》作焉”⑤。那么孟子所谓的“《春秋》天子之事”自然指的是文、武法度，故而高拱云：“‘《春秋》天子之事’，蓋谓周天子事。犹今人称‘我太祖旧制’云尔，非谓孔氏之为天子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则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后，政教号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时王安在哉？”⑥
高拱将孔子定为文、武之制的遵行者，《春秋》不过是遵循“太祖旧制”，“据事直书，所贬自见”，则与史书无别。高拱云：“《春秋》，孔氏之书欤？抑鲁国之书欤？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是鲁史也。”⑦定《春秋》为鲁史，是惊世骇俗的观点。传统《春秋》学都认为《春秋》是孔子笔削鲁史而成，不可等同于鲁史。且据高拱所引《孟子》，下文尚有“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而今文家认为，这就是孔子“加王心于鲁史”，属于“天子之事”。对此高拱反驳道：“曰：笔则笔，削则削，亦天子欤？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与法，笔削之也。可指言欤？曰：鲁史之旧文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据事直书，即所谓笔也。如齐侯、郑伯皆称‘公’，其赴报之书皆‘公’也。楚子、吴子皆称‘王’，其赴报之书皆‘王’也。鲁史旧文，固皆若是书也。孔子于齐公则削而为‘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于郑公则削而为‘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于楚王、吴王则皆削而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谓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⑧由此可见，鲁史完全依据列国赴告写成，而《春秋》则经过了孔子笔削。高拱并不否定笔削，只是笔削的根据在于文、武之法。那么将《春秋》定性为鲁史，着眼点不在笔削，在于定《春秋》为有周一代之书，即为史书。 一代之史与万世之法，在今文家看来，是经与史的区分，如皮锡瑞云：“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华书局，2003年，第2页。高拱将《春秋》定为鲁史，其实也注意到了万世的问题，只不过是认为有周一代即为万世，云：“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据而行也;使后王能行文、武之政，则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无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毕。故曰‘志在《春秋》也’。”⑩万世皆行文、武之法，那么“《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历史哲学内涵也被取消了，高拱云：“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西周盛时，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号令行于天下，罔敢有弗遵也。……周德虽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虽不共守，然有可考而知也。天子之号令虽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于是，据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号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诸鲁隐公，隐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诗》亡’之时也。《诗》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继二雅、表王迹，续接成周之命脉耳。”②③④⑥⑦⑧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11072页;第1072页;第1074页;第1074页;第1078页;第1079页;第1080页。按照高拱的逻辑，《春秋》是续接成周命脉，“王者之迹”实则未熄，时王即为新王，根本没有素王的位置，故高氏云：“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则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后，政教号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时王安在哉？”②
2. 对“素王”说的系统批判
高拱以时王为新王，定《春秋》为鲁史，认为文、武之制即为万世法。而“素王”说则认为周制仅是一代之法，本身有弊端，而《春秋》则是改制救弊，为未来的王者定立新制。此说自然受到了高拱批判，而且是系统性的解构。
首先，消解“王鲁”观念。《春秋》当新王，具体是假托鲁国为王者，阐释新王之法。高拱则对“王鲁”说进行了解构，以为：“《春秋》明天子之权，非以假天子之权也。以天子之权还诸天子，非以天子之权与鲁也。”③高拱认为，鲁国仅为诸侯，自然不可作为王者。又认为，《春秋》之所以依托于鲁史，是因为列国史记，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皆“语多张诩”“乱法干纪”，“惟鲁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征，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旧则，所谓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尝以假鲁也？”④如此，《春秋》依托于鲁，是因鲁国更好地保存了周制，这完全是从一代之史的角度出发，将指向未来的“王鲁”解释为保留周制的“托鲁”，则“王鲁”说被消解了。
其次，对于灾异、祥瑞观念的消解。《春秋》当新王的前提是周朝不再兴，然而这些判断是通过灾异、祥瑞隐晦地表达出来的。如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因麟与王者有对应关系，便与“素王”说紧密联系在一起。今文家认为孔子得麟而作《春秋》，获麟是“（《春秋》）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古文家则认为孔子成《春秋》而麟来瑞应。无论是获麟乃作《春秋》，还是成《春秋》而麟来，都可以证明《春秋》是“素王”，当继周而兴。关于今古文经学“素王”说的具体考证，可参见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8330页。高拱则斩断了获麟和孔子作《春秋》之间的联系，云：“曰：获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于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拨乱世，反之正，是万代之纲常也，而何与于麟？若曰‘感麟而作’，则使麟终不出，《春秋》固不作欤？使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间，《春秋》固遂止此欤？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则安知麟之所出，瑞为己欤？且后世亦每有麟焉，岂亦皆圣经之应欤？固又知其不然也。”⑥高拱认为，麟来与王者并没有直接联系，又从生活经验出发，否定了整个瑞应之事，云：“瑞应之事，有道者不言，谓其理之不可详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郑州生麟，予适过郑，亲见之。越岁，予门人王从诺氏家生麟，邑人皆见之，然迄无所应。则麟虽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诚何与于圣人之经也？”⑦高拱“麟其所麟”的观念，颇近乎今人，破除了“素王”说的祥瑞支撑。同时“素王”说的灾异支撑亦被破除，高拱云：“天诚有意诛罚无道，乃降水旱凶灾之谴，而使无辜之百姓当之，亦非所以为天矣，而况其理实有非人所能测识者乎？”⑧传统的灾异说都将灾异的原因归于君王的行为，如董仲舒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8页。意在通过灾异彰显天意，使人君反躬自省，以此限制君权。但高拱敏锐地看到，传统灾异说存在巨大的弊端，因为灾异伤害的是民众，与人君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将灾异与具体的事应联系在一起是非常荒谬的。所以《春秋》书灾异与祥瑞都是据事直书，没有其他附加的意思，那么“成周宣谢灾”就没有“新周”的意义，“西狩获麟”就不为“素王”而设，那么“素王”说中的灾异、祥瑞支持也被解构掉了。
再次，对于具体改制内容的消解。在“通三统”理论中，新的王朝崛起，要在制度上有所变革，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等等，以此表明天命的转移。就改正朔而言，夏朝的正月为建寅之月（即当今的农历正月），商朝正月为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周朝正月为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这三个月被称为“三正”，在王朝变革中不断循环。《春秋》继周而起，当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论语》中孔子答颜渊问为邦，有“行夏之时”一语，可以作为《春秋》改正朔的佐证。高拱则从根本上否定改正朔的观念，认为《春秋》是行文、武之政，而“行夏之时”则是另立一代制度，自然没有合法性，并将《论语》中孔子之语定为“私言”，云：“孔子之答颜渊也，以议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礼乐无不可者，盖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鲁国纪事之书也。”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21073页。 高拱不否认孔子可以斟酌四代礼乐来“立法”，但是这种“立法”没有未来主义的面向，不可能被后世王者取法，充其量只能作为“私言”。而《春秋》属于鲁史，而且表明有周一代之制将不断地延续，只有现世的尊王，一切假托的改制都是非法的。至此，高拱将“素王”说作了系统而彻底的解构。 三、 对“夏时冠周月”说及“孔子以天自处”说的批评
“素王”说遵循的是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两条路径，新王是假托，现世中仍尊待周天子，孔子既在历史中，又超然于历史之外。而到了宋代，孔子的神圣性不断增强，完全超然于历史之外，就有了“夏时冠周月”说和“孔子以天自处”说。
“夏时冠周月”是胡安国提出的，旨在《春秋》中贯彻《论语》“行夏之时”的观念，属于改正朔的范畴。胡安国云：“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胡氏的理论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改年、改月、改时。首先，胡安国认为夏、商、周三代分别以建寅（农历一月）、建丑（农历十二月）、建子（农历十一月）为首月，但是三代以夏历作为标准，商、周仅仅改年，而不改时、月，如周之正月为夏历十一月，而周代的一年之首记作“元年冬十一月”，仅以夏历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端，而不改时、月。其次，孔子在周代历法的基础之上改月，将建子之月改为正月胡安国认为周代本不改月，月为孔子所改，而朱子则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周制已经改了正月，非孔子所改。笔者认为朱子的批评是正确的，由于此处高拱批判的是胡安国的学说，故仍以胡氏说为准。，原来的“元年冬十一月”则变成“元年冬正月”，这个就是“夏时冠周月”说中的“周月”。再次，胡安国认为四季的标准本是固定的，以农历的一、二、三月为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这个恰好符合夏代的历法。而按照周代正月的算法，则以三、四、五月为春，六、七、八月为夏，九、十、十一月为秋，十二、一、二月为冬，所以岁首是“元年冬正月”。所谓“夏时冠周月”，是孔子将夏历四时和月份的对应关系移植到周月上，将“元年冬正月”改为“元年春正月”，而四季的实际范围也发生了变动。
由上可知，“夏时冠周月”的逻辑是很复杂的，高拱对此显然有误解，以为胡安国是直接使用“夏正”，《春秋》“元年春正月”指的是夏历正月，据此进行批评，云：“纪事而用夏正，则其所纪者，夏事欤？周事欤？用前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文;改当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史。圣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为之，以为国史，将为私言乎？将为公言乎？且《左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则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经书‘二月无冰’，使用夏正，则二月惊蛰，舟楫既通矣，何以书‘无冰’也？‘秋大水，无麦苗’，使用夏正，则秋安得有麦也？‘十月陨霜杀菽’，使用夏正，则十月安得有菽？陨霜犹谓迟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则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为灾也？”④⑤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3页;第10771078页;第1078页。高拱认为《春秋》用夏正，则二月无冰、十月有菽等皆不合时令，以此反驳胡安国之说，是一个巨大的误解。胡安国也以为《春秋》以建子之月为正月，非用夏正。问题的症结在于胡安国认定周代原本沿用夏历，仅改年而已，而孔子对于周代历法进行了直接的改动，从周史的“元年冬十一月”改为“元年春正月”。而在“素王”说中，周代原初的历法即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孔子没有直接改动周历，“行夏之时”是通过隐微的对比得出的即何休用“河阳冬言狩”与“获麟春言狩（而不讥）”的对比，得出孔子欲“行夏之时”的结论，而《春秋》本身则用的是周历。。而“夏时冠周月”说则是孔子完全超然于历史之外，直接改动正朔，这是莫大的僭越，故而高拱批评其“改当代之正朔”和“不可以成史”是正确的。至于指责胡安国直接用夏正，则是高拱粗疏武断的表现。
胡安国还有“孔子以天自处”说。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胡安国以为，先前夹谷之会，孔子以礼责齐，故齐侯归还三邑谢罪，《春秋》记录此条是孔子“自序其绩”，继而云：“《春秋》，夫子之笔削，自序其绩，可乎？圣人会人物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无所避也，于我皆真而无所忘也。其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处矣，而亦何嫌之有？”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8页。胡安国以为，孔子是“以天自处”，超越于历史，对于自身参与的事件，自然可以表功序绩。高拱驳云：“兹书曰‘及齐平，公会齐侯于夹谷’，后即书曰‘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是归郓、讙、龟阴田者，由公之及齐平也;使不及齐平，固不归也。”④将归田之事完全纳入现世政治中，认为是齐鲁讲和的结果。而且归田本为小事，即便是孔子自序其绩，也与“以天自处”无关，高氏云：“‘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区区归田，称圣人之神化，又设为‘以天自处’之说，而谓其不嫌自叙，则亦非所以语圣人矣。”⑤孔子超越历史本是未来主义面向，与现世的尊王并不矛盾，这也是“素王”说高明的地方。而宋以后将孔子不断神化，甚至取消了现世主义的面向，孔子可以直接改变时王之正朔，以天自处，是走向了一个极端。高拱的批评，纯粹从现世主义出发，将神化孔子的部分还原为现实政治，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谓是矫枉过正。
四、 余 论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高拱作《春秋正旨》，“盖以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其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经意，以订其谬”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231页下栏。。实则高拱以尊时王入手，批判了宋以来的“孔子以天自处”说，更是批判了汉代的“孔子素王”说。从文中单个命题来看，高拱所论，即便在明代亦非首创，正如周翔宇所云：“整部《春秋正旨》所辨，其实都并未超出明代中期《春秋》学已有的理论成果。”周翔宇：《经典诠释的新发展——明代〈春秋〉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256页。然其理论的体系性非常严密，有立亦有破，特别是将“孔子素王”说的理论构架进行了全面的消解。同时定《春秋》为鲁史，孔子仅是文、武之法的遵循者，与“天子之事”无关，则将尊时王的观念推到了极致。这当然是明代君权空前强盛在学术上的反映。或是高拱有实际的政治意图，因为《春秋正旨》作于隆庆六年高氏归田之后，书中极端地强调尊时王，或许是针对张居正与冯保的有为之言。
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中的孔子本人而言，作《春秋》肯定属于私言，仅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假托而已。但是对于后人而言，孔子就不仅是历史上的人物，其学说更是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本身超越于历史。后人实践孔子之言，或是提高孔子的地位，都是在现实政治之外保存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无论是“素王”说还是孔子“以天自处”说，都具备这一点。而高拱只重现世主义的维度，将时王与新王合一，极大地削弱了《春秋》的批判精神。且在论证中多有武断空疏的地方，如高拱屡次认为诸侯僭“公”，实则此为臣子之辞，《春秋》依托于鲁史，对鲁君的称谓本为“公”，非僭公爵。又如误解“夏时冠周月”之说，以为直接使用夏正等。总体来说，高拱以“吾心君臣之义”衡量《春秋》，极度尊君，强悍而又系统，在《春秋》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关键词：《春秋》;高拱;尊时王;鲁史;天子之事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4-0095-08
高拱字肃卿，谥文襄，河南新郑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著有《春秋正旨》一卷。在此书中，高拱 “以吾心君臣之义”①阐明《春秋》尊王大义，并批判了传统的“孔子素王”说和“孔子以天自处”说，将尊时王推到了极致，甚至明言：“《春秋》果假天子之权，即孔子之书，吾不敢谓然也……谓《春秋》假天子之权，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谓然也。”②而且在一卷的篇幅中，高拱通过看似零散的问答，系统地批评了旧说。本文试图从传统《春秋》学的角度，详细分析高拱诸多命题的意图，展示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提出批评。
一、 《春秋》学的两个主义
在传统《春秋》学中，孔子作《春秋》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现世中弑父弑君的行为，通过尊周王而诛讨乱臣贼子;另一方面是创设出一套理想的制度，供后代的王者取法。前者属于现世主义，后者属于未来主义。
这两层意思，在《孟子》和《史记》中都有提及。《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根据孟子之意，孔子因为畏惧弑父弑君之祸，故而作《春秋》诛讨乱臣贼子，这是出于现世主义的考虑。而“《春秋》天子之事”，赵岐注云：“孔子惧王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③“素王”，即空王，是借《春秋》设计出一套王者之制，供后王取法，这属于未来主义的面向。
同样地，《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第3297页。所谓的“退诸侯，讨大夫”，就是现世中的尊王，通过贬退诸侯、大夫的僭越行为来维护周天子的权威;而“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见之行事”，则是面向未来订立制度，故而周天子也在贬损之列。
现世主义的尊时王，《春秋》多有论及。如有“王者无敌”的观念，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云：“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③④⑤⑥⑦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99页;第3536页;第409页;第686页;第376377页;第681682页。此处的史实是晋国击败了周天子。《春秋》从尊王的角度来看，晋国没有资格和周天子“战”，因为书“战”表明双方是平等的，周天子至高无上，没有敌体之人，故仅书“王师败绩于贸戎”，隐去晋国，好像是王师自败一样。又有“王者无外”的观念，如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羊传》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③祭伯为天子之大夫，出奔至鲁国，然《春秋》书“来”不书“出奔”，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鲁国的土地也是属于周天子的，故而无所谓“出奔”，以此表达尊王之义。此外，《春秋》不仅尊待周天子本人，王官亦在尊崇之列，如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洮”。《公羊传》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④按照《春秋》名例，称“王人”表明是周天子的下士，地位低贱，会盟中的排序却在诸侯之上，这也是尊王观念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对于僭越天子的行为，《春秋》进行了严厉的声讨，如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公羊传》云：“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⑤按照《春秋》常例，诸侯卒时书其爵位，葬时则体察臣子尊荣君父之心，以臣子所称之名号书之。如齐国为侯爵，齐桓公卒时书“齐侯小白卒”，葬时则书“葬齐桓公”，称“侯”为本爵，称“公”则是臣子尊荣君父之辞。而吴、楚之君僭越了王号，按照上述规则书写，则会出现“葬楚某王”“葬吴某王”的文句，明显地僭越了周天子，故而《春秋》统一不书吴、楚之君的葬礼，以此彰显尊王之义。此外，对于某些事实上的有益之事，若僭越了天子之权，文辞上也要进行贬抑，以此绝嫌明疑。如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传》云：“孰城之？城卫也。曷为不言城卫？灭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⑥衛国被狄所灭，齐桓公助卫复国，将卫国都城迁至楚丘，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存亡继绝的善举，但是在礼制上，唯有天子才能封建诸侯，齐桓公的善举有僭越之嫌，故而《春秋》对此的评价是“实与而文不与”，实际上认同，而在文辞上不认同。由上可见，《春秋》极重尊时王之义。
《春秋》的未来主义，涉及的是“素王”以及“通三统”的问题，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这里面有一整套逻辑：第一，孔子通过作《春秋》为后世的王者定立制度，那么《春秋》就是孔子假托的新的王者，此即“素王”之法。《春秋》是新的王者，则天命改易，周从天下共主降为新的“二王后”，此即“新周”。而且“新周”是通过灾异体现的，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公羊传》云：“成周者何？东周也。宣谢者何？宣宫之谢也。何言乎成周宣谢灾？乐器藏焉尔。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⑦按照《春秋》之例，只记录鲁国的灾异，鲁国以外的灾异，除了“二王后”之外，例所不书。此处书成周之灾，即是周降为新的“二王后”的表征。另外，“《春秋》当新王”也是由灾异、祥瑞体现的，如哀公十四年书“西狩获麟”。按照一般的讲法，王者之世，麒麟才会出现，故而麒麟是王者之祥瑞。哀公十四年出现麒麟，则被认为是《春秋》受命之瑞，同时也是周亡失天下之异。第二，《春秋》新王之法是通过笔削两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来表达的，那么需要在《春秋》中假托一个国家来阐明新王治世之法，故而又有“王鲁”之说。可以说 “《春秋》当新王”与“王鲁”是一体之两面，前者是精神实质，后者是书法上的依托。第三，《春秋》另立一王法，有具体的改制内容，如改正朔、服色、爵制等等。以上几点构成了“素王”说的整体逻辑。 更加重要的是，在《春秋》中，现世主义与未来主义并行不悖，体现在尊周王与“王鲁”并不矛盾。如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曰：“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徐彦疏云：“《春秋》之义，讬鲁为王，而使旧王无敌者，见任为王，宁可会夺？正可时时内鲁见义而已。”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00页。此条的主旨是说明周天子的“王者无敌”，而徐彦提出了疑问，既然《春秋》以鲁国为王，为何还使周天子“王者无敌”？答曰：在现世中，时王之位不可剥夺，周不可退为诸侯，鲁不可进为王爵;所谓的“王鲁”仅是面向未来的假托，而且是通过“内鲁”文辞所体现的。具体来讲，是将鲁国的文辞和外诸侯区别开来，又不与周天子的文辞冲突。如按礼制，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而在《春秋》中，周天子称“崩”，鲁君称“薨”，外诸侯则称“卒”。鲁君称“薨”，是正常的诸侯文辞，而外诸侯的文辞则下降一等，这就彰显了王鲁之义;同时鲁国又不僭越周天子的文辞，则与尊时王不矛盾。故而皮锡瑞云：“《春秋》王鲁，不夺旧王，是《春秋》尊王之义，与王鲁之义，本可并行不悖也。”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华书局，2003年，第25页。
二、 高拱对于“孔子素王”说的批评
高拱《春秋正旨》意在尊崇时王，对于传统的“孔子素王”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取消《春秋》的未来主义面向，从现世主义的角度剥夺孔子贬天子之权，将《春秋》降为鲁史;一是彻底消解“素王”说的理论根基，将王鲁、灾异、改正朔等观念作系统性的批判。
1. 孔子无赏罚天子之权，《春秋》仅为鲁史
高拱云：“莫大乎君臣之义，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圣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圣也。则尊王之义，宜无如孔子者。是故惧乱贼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经，以扶人纪，正所以尊王也。”④⑤⑥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69页;第1070页;第1071页;第10741075页。《春秋》专为尊王而作，诛讨乱臣贼子是自然之事。然而天子为至尊之人，孔子仅为布衣，能否赏罚天子，依据何种理由赏罚，就成了一个问题。
在传统《春秋》学中，孔子面向未来，为后王立法，属于假托的“天子之事”，自然可以褒贬周天子。而高拱认为孔子布衣而行“天子之事”，本身属于莫大的僭越。高拱云：“（孔子）自托南面之权以行赏罚，是作威作福，躬蹈无君之罪。乱贼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贼乎？”④又云：“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诛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⑤高拱纯粹从现世主义出发，采取归谬法，认为孔子行天子事为最大的僭越，不可能再去诛讨乱臣贼子，故孔子本人无赏罚天子之权。
另一方面，传统《春秋》学中确有贬天子之文，如“王不称天”。即文公五年“王使召伯来会葬（成风）”，不称“天王”。据何休之意，因天子使召伯会葬成风不及时，故在名例上有所贬损。高拱却认为这是削罚天子，相当于诸侯的黜爵，大违尊王之义，高氏云：“此传者之谬也。且如鲁桓，簒弑之贼也，其‘公’则僭称也。孔子以宗国君臣之义，乃于簒弑之贼，尚不敢改其僭称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鲁桓？王，其本称也，何如僭‘公’？其事则葬成风也，何如簒弑？而乃如此特加削罚，岂其君臣之义于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国之君者欤！”⑥高氏再次使用归谬法，认为鲁国本为侯爵，而常称为“公”实际上鲁君称“公”并非僭称，而是臣子之辞，见内外之别。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因鲁臣子之辞称国君为“公”，此为内外之别，非为僭称，而外诸侯书葬之时，亦因其臣子辞而称“公”，亦非僭称。，这是名例上的僭越，而《春秋》因其为宗国之君而不改。又认为鲁桓公有篡弑之事，性质比周天子会葬诸侯之妾母不及时要更为恶劣，《春秋》亦不在名例上贬损。两相比较，则周天子更加不可削罚。高氏又云：“圣人立言，取诸大义，非若后世比对于一字之间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随便而言，无异同也。”②③④⑤⑥⑦⑧⑩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5页;第1075页;第1075页;第1075页;第1072页;第1072页;第1071页;第1076页;第10731074页。既然天子不可削罚，那么“王不称天”就是偶然异义，又进而否定了传统《春秋》学“一字褒贬”之书法。
那么是不是天子有过，《春秋》不可以批评呢？上引周天子遣使会葬一事，高拱亦以为是“以天子之尊而会葬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纪法扫地甚矣”，“何为其无贬也”②。但贬天子的方式是“据事直书，所贬自见，固不在乎王之天与不天也”③。高拱否定了一字褒贬，那么只能从据事直书上探讨褒贬。同时，孔子仅为匹夫，那么《春秋》贬天子的根据来自何处？高拱云：“文、武之褒贬之也。何谓文、武褒贬之也？曰：天下有圣贤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准之，以作《春秋》。其所书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赏者也，是即所谓褒也。其所书恶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罚者也，是即所谓贬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与法，则《春秋》所书褒贬自见，正不必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也。”④很显然，贬天子的只能是文、武之法，孔子虽为圣贤，也只是“据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号令，而《春秋》作焉”⑤。那么孟子所谓的“《春秋》天子之事”自然指的是文、武法度，故而高拱云：“‘《春秋》天子之事’，蓋谓周天子事。犹今人称‘我太祖旧制’云尔，非谓孔氏之为天子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则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后，政教号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时王安在哉？”⑥
高拱将孔子定为文、武之制的遵行者，《春秋》不过是遵循“太祖旧制”，“据事直书，所贬自见”，则与史书无别。高拱云：“《春秋》，孔氏之书欤？抑鲁国之书欤？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是鲁史也。”⑦定《春秋》为鲁史，是惊世骇俗的观点。传统《春秋》学都认为《春秋》是孔子笔削鲁史而成，不可等同于鲁史。且据高拱所引《孟子》，下文尚有“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而今文家认为，这就是孔子“加王心于鲁史”，属于“天子之事”。对此高拱反驳道：“曰：笔则笔，削则削，亦天子欤？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与法，笔削之也。可指言欤？曰：鲁史之旧文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据事直书，即所谓笔也。如齐侯、郑伯皆称‘公’，其赴报之书皆‘公’也。楚子、吴子皆称‘王’，其赴报之书皆‘王’也。鲁史旧文，固皆若是书也。孔子于齐公则削而为‘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于郑公则削而为‘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于楚王、吴王则皆削而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谓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⑧由此可见，鲁史完全依据列国赴告写成，而《春秋》则经过了孔子笔削。高拱并不否定笔削，只是笔削的根据在于文、武之法。那么将《春秋》定性为鲁史，着眼点不在笔削，在于定《春秋》为有周一代之书，即为史书。 一代之史与万世之法，在今文家看来，是经与史的区分，如皮锡瑞云：“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中华书局，2003年，第2页。高拱将《春秋》定为鲁史，其实也注意到了万世的问题，只不过是认为有周一代即为万世，云：“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据而行也;使后王能行文、武之政，则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无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毕。故曰‘志在《春秋》也’。”⑩万世皆行文、武之法，那么“《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历史哲学内涵也被取消了，高拱云：“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西周盛时，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号令行于天下，罔敢有弗遵也。……周德虽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虽不共守，然有可考而知也。天子之号令虽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于是，据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号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诸鲁隐公，隐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诗》亡’之时也。《诗》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继二雅、表王迹，续接成周之命脉耳。”②③④⑥⑦⑧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11072页;第1072页;第1074页;第1074页;第1078页;第1079页;第1080页。按照高拱的逻辑，《春秋》是续接成周命脉，“王者之迹”实则未熄，时王即为新王，根本没有素王的位置，故高氏云：“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则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后，政教号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时王安在哉？”②
2. 对“素王”说的系统批判
高拱以时王为新王，定《春秋》为鲁史，认为文、武之制即为万世法。而“素王”说则认为周制仅是一代之法，本身有弊端，而《春秋》则是改制救弊，为未来的王者定立新制。此说自然受到了高拱批判，而且是系统性的解构。
首先，消解“王鲁”观念。《春秋》当新王，具体是假托鲁国为王者，阐释新王之法。高拱则对“王鲁”说进行了解构，以为：“《春秋》明天子之权，非以假天子之权也。以天子之权还诸天子，非以天子之权与鲁也。”③高拱认为，鲁国仅为诸侯，自然不可作为王者。又认为，《春秋》之所以依托于鲁史，是因为列国史记，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皆“语多张诩”“乱法干纪”，“惟鲁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征，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旧则，所谓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尝以假鲁也？”④如此，《春秋》依托于鲁，是因鲁国更好地保存了周制，这完全是从一代之史的角度出发，将指向未来的“王鲁”解释为保留周制的“托鲁”，则“王鲁”说被消解了。
其次，对于灾异、祥瑞观念的消解。《春秋》当新王的前提是周朝不再兴，然而这些判断是通过灾异、祥瑞隐晦地表达出来的。如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因麟与王者有对应关系，便与“素王”说紧密联系在一起。今文家认为孔子得麟而作《春秋》，获麟是“（《春秋》）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古文家则认为孔子成《春秋》而麟来瑞应。无论是获麟乃作《春秋》，还是成《春秋》而麟来，都可以证明《春秋》是“素王”，当继周而兴。关于今古文经学“素王”说的具体考证，可参见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8330页。高拱则斩断了获麟和孔子作《春秋》之间的联系，云：“曰：获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于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拨乱世，反之正，是万代之纲常也，而何与于麟？若曰‘感麟而作’，则使麟终不出，《春秋》固不作欤？使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间，《春秋》固遂止此欤？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则安知麟之所出，瑞为己欤？且后世亦每有麟焉，岂亦皆圣经之应欤？固又知其不然也。”⑥高拱认为，麟来与王者并没有直接联系，又从生活经验出发，否定了整个瑞应之事，云：“瑞应之事，有道者不言，谓其理之不可详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郑州生麟，予适过郑，亲见之。越岁，予门人王从诺氏家生麟，邑人皆见之，然迄无所应。则麟虽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诚何与于圣人之经也？”⑦高拱“麟其所麟”的观念，颇近乎今人，破除了“素王”说的祥瑞支撑。同时“素王”说的灾异支撑亦被破除，高拱云：“天诚有意诛罚无道，乃降水旱凶灾之谴，而使无辜之百姓当之，亦非所以为天矣，而况其理实有非人所能测识者乎？”⑧传统的灾异说都将灾异的原因归于君王的行为，如董仲舒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8页。意在通过灾异彰显天意，使人君反躬自省，以此限制君权。但高拱敏锐地看到，传统灾异说存在巨大的弊端，因为灾异伤害的是民众，与人君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将灾异与具体的事应联系在一起是非常荒谬的。所以《春秋》书灾异与祥瑞都是据事直书，没有其他附加的意思，那么“成周宣谢灾”就没有“新周”的意义，“西狩获麟”就不为“素王”而设，那么“素王”说中的灾异、祥瑞支持也被解构掉了。
再次，对于具体改制内容的消解。在“通三统”理论中，新的王朝崛起，要在制度上有所变革，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等等，以此表明天命的转移。就改正朔而言，夏朝的正月为建寅之月（即当今的农历正月），商朝正月为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周朝正月为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这三个月被称为“三正”，在王朝变革中不断循环。《春秋》继周而起，当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论语》中孔子答颜渊问为邦，有“行夏之时”一语，可以作为《春秋》改正朔的佐证。高拱则从根本上否定改正朔的观念，认为《春秋》是行文、武之政，而“行夏之时”则是另立一代制度，自然没有合法性，并将《论语》中孔子之语定为“私言”，云：“孔子之答颜渊也，以议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礼乐无不可者，盖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鲁国纪事之书也。”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21073页。 高拱不否认孔子可以斟酌四代礼乐来“立法”，但是这种“立法”没有未来主义的面向，不可能被后世王者取法，充其量只能作为“私言”。而《春秋》属于鲁史，而且表明有周一代之制将不断地延续，只有现世的尊王，一切假托的改制都是非法的。至此，高拱将“素王”说作了系统而彻底的解构。 三、 对“夏时冠周月”说及“孔子以天自处”说的批评
“素王”说遵循的是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两条路径，新王是假托，现世中仍尊待周天子，孔子既在历史中，又超然于历史之外。而到了宋代，孔子的神圣性不断增强，完全超然于历史之外，就有了“夏时冠周月”说和“孔子以天自处”说。
“夏时冠周月”是胡安国提出的，旨在《春秋》中贯彻《论语》“行夏之时”的观念，属于改正朔的范畴。胡安国云：“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胡氏的理论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改年、改月、改时。首先，胡安国认为夏、商、周三代分别以建寅（农历一月）、建丑（农历十二月）、建子（农历十一月）为首月，但是三代以夏历作为标准，商、周仅仅改年，而不改时、月，如周之正月为夏历十一月，而周代的一年之首记作“元年冬十一月”，仅以夏历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端，而不改时、月。其次，孔子在周代历法的基础之上改月，将建子之月改为正月胡安国认为周代本不改月，月为孔子所改，而朱子则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周制已经改了正月，非孔子所改。笔者认为朱子的批评是正确的，由于此处高拱批判的是胡安国的学说，故仍以胡氏说为准。，原来的“元年冬十一月”则变成“元年冬正月”，这个就是“夏时冠周月”说中的“周月”。再次，胡安国认为四季的标准本是固定的，以农历的一、二、三月为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这个恰好符合夏代的历法。而按照周代正月的算法，则以三、四、五月为春，六、七、八月为夏，九、十、十一月为秋，十二、一、二月为冬，所以岁首是“元年冬正月”。所谓“夏时冠周月”，是孔子将夏历四时和月份的对应关系移植到周月上，将“元年冬正月”改为“元年春正月”，而四季的实际范围也发生了变动。
由上可知，“夏时冠周月”的逻辑是很复杂的，高拱对此显然有误解，以为胡安国是直接使用“夏正”，《春秋》“元年春正月”指的是夏历正月，据此进行批评，云：“纪事而用夏正，则其所纪者，夏事欤？周事欤？用前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文;改当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史。圣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为之，以为国史，将为私言乎？将为公言乎？且《左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则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经书‘二月无冰’，使用夏正，则二月惊蛰，舟楫既通矣，何以书‘无冰’也？‘秋大水，无麦苗’，使用夏正，则秋安得有麦也？‘十月陨霜杀菽’，使用夏正，则十月安得有菽？陨霜犹谓迟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则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为灾也？”④⑤高拱：《春秋正旨》，见《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73页;第10771078页;第1078页。高拱认为《春秋》用夏正，则二月无冰、十月有菽等皆不合时令，以此反驳胡安国之说，是一个巨大的误解。胡安国也以为《春秋》以建子之月为正月，非用夏正。问题的症结在于胡安国认定周代原本沿用夏历，仅改年而已，而孔子对于周代历法进行了直接的改动，从周史的“元年冬十一月”改为“元年春正月”。而在“素王”说中，周代原初的历法即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孔子没有直接改动周历，“行夏之时”是通过隐微的对比得出的即何休用“河阳冬言狩”与“获麟春言狩（而不讥）”的对比，得出孔子欲“行夏之时”的结论，而《春秋》本身则用的是周历。。而“夏时冠周月”说则是孔子完全超然于历史之外，直接改动正朔，这是莫大的僭越，故而高拱批评其“改当代之正朔”和“不可以成史”是正确的。至于指责胡安国直接用夏正，则是高拱粗疏武断的表现。
胡安国还有“孔子以天自处”说。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胡安国以为，先前夹谷之会，孔子以礼责齐，故齐侯归还三邑谢罪，《春秋》记录此条是孔子“自序其绩”，继而云：“《春秋》，夫子之笔削，自序其绩，可乎？圣人会人物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无所避也，于我皆真而无所忘也。其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处矣，而亦何嫌之有？”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8页。胡安国以为，孔子是“以天自处”，超越于历史，对于自身参与的事件，自然可以表功序绩。高拱驳云：“兹书曰‘及齐平，公会齐侯于夹谷’，后即书曰‘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是归郓、讙、龟阴田者，由公之及齐平也;使不及齐平，固不归也。”④将归田之事完全纳入现世政治中，认为是齐鲁讲和的结果。而且归田本为小事，即便是孔子自序其绩，也与“以天自处”无关，高氏云：“‘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区区归田，称圣人之神化，又设为‘以天自处’之说，而谓其不嫌自叙，则亦非所以语圣人矣。”⑤孔子超越历史本是未来主义面向，与现世的尊王并不矛盾，这也是“素王”说高明的地方。而宋以后将孔子不断神化，甚至取消了现世主义的面向，孔子可以直接改变时王之正朔，以天自处，是走向了一个极端。高拱的批评，纯粹从现世主义出发，将神化孔子的部分还原为现实政治，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谓是矫枉过正。
四、 余 论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高拱作《春秋正旨》，“盖以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其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经意，以订其谬”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231页下栏。。实则高拱以尊时王入手，批判了宋以来的“孔子以天自处”说，更是批判了汉代的“孔子素王”说。从文中单个命题来看，高拱所论，即便在明代亦非首创，正如周翔宇所云：“整部《春秋正旨》所辨，其实都并未超出明代中期《春秋》学已有的理论成果。”周翔宇：《经典诠释的新发展——明代〈春秋〉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256页。然其理论的体系性非常严密，有立亦有破，特别是将“孔子素王”说的理论构架进行了全面的消解。同时定《春秋》为鲁史，孔子仅是文、武之法的遵循者，与“天子之事”无关，则将尊时王的观念推到了极致。这当然是明代君权空前强盛在学术上的反映。或是高拱有实际的政治意图，因为《春秋正旨》作于隆庆六年高氏归田之后，书中极端地强调尊时王，或许是针对张居正与冯保的有为之言。
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中的孔子本人而言，作《春秋》肯定属于私言，仅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假托而已。但是对于后人而言，孔子就不仅是历史上的人物，其学说更是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本身超越于历史。后人实践孔子之言，或是提高孔子的地位，都是在现实政治之外保存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无论是“素王”说还是孔子“以天自处”说，都具备这一点。而高拱只重现世主义的维度，将时王与新王合一，极大地削弱了《春秋》的批判精神。且在论证中多有武断空疏的地方，如高拱屡次认为诸侯僭“公”，实则此为臣子之辞，《春秋》依托于鲁史，对鲁君的称谓本为“公”，非僭公爵。又如误解“夏时冠周月”之说，以为直接使用夏正等。总体来说，高拱以“吾心君臣之义”衡量《春秋》，极度尊君，强悍而又系统，在《春秋》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