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23岁那年,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当时56岁的法国上校贝当。在幽静的斯卡贝河岸上,贝当给手下的军官们热火朝天地讲解火力的重要性。当他谈到孔代王子时,戴高乐插话说,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解救阿斯腊的。
　　面对一潭死水的军官们,这个高个儿、大嗓门、英姿飒爽的小伙子吸引了贝当的眼球。他拉着戴高乐的手,兴致勃勃地说起孔代和蒂雷纳各自的长处。
　　1913年法国国庆日,就在贝当上校要检阅部队的节骨眼儿上,戴高乐提前解散了部队。这纯属阴差阳错的无心之举,按照森严的军队条规,军官应该对这名自作主张的士兵给予惩治。戴高乐被勒令礼拜日老老实实窝在军队里,其他成员则可以去巴黎Happy。
　　正当戴高乐郁郁寡欢地埋头对着宿舍里单调的墨绿色行李卷儿时,他接到通知:“鉴于军官下令时戴高乐不知情,这次的惩罚取消,下不为例。”最后,老贝当还是心慈手软地给了这个冲动的小伙子惊喜。在通往巴黎的最后一趟火车鸣笛趋于尾声的当口儿,戴高乐飞快地爬上火车。他走进一间包厢,那里已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正是贝当。贝当关切地问:“小伙子,你差点就赶不上车了吧?”“是啊,不过我想,我是能够赶上的。”“可是那时你还被关着呢。”“那倒不假,但既然处分不公,我想你一定会撤销的。”
　　1914年,戴高乐被调到距里尔不远的北部边界。战争硝烟弥漫,在此期间,他负过两次伤。1916年至1919年间,戴高乐沦为俘虏。贝当以为他真的牺牲了,“追授”给这位年轻的上尉最高军章,并写下:该成员在激烈战争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无与伦比”这个词汇,或许可以算作贝当眼中的戴高乐的最佳注脚吧。
　　消失的这几年,戴高乐的第一部著作已经出版。他正考虑弃戎从笔,但贝当并未忘记这个可爱的小伙子。他让戴高乐当他的幕僚,带戴高乐回到军事学院,羞辱蔑视过他们的那些鼠目寸光的家伙。贝当就如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张开厚实的双臂,不遗余力地呵护着这个初出茅庐,甚至有些任性的孩子。
　　1929年,戴高乐又撞上了麻烦。戴高乐带兵驻扎在德国的特里尔,士兵们对待在气候干冷的异国他乡日复一日地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极度不满。有后门的计程车兵纷纷找人调回国。军队里人心涣散,一批批卸甲归乡的计程车兵得意洋洋走后,其他自认命苦的计程车兵便开始抱怨。这样低落的士气,是不适合冲锋陷阵的。戴高乐下令,凡试图调往他处的计程车兵一律惩处,全营要将营长的这一通告天天读上一遍。偏偏这时,他收到一位上司的电报,要求通融调走一个士兵。戴高乐惩罚了这个倒霉的计程车兵,这位上司向陆军军部告了一状。因为没有执行重量级领导的命令,戴高乐受到处罚,至少要关60天禁闭,弄不好,还会被停职处理。
　　戴高乐得知消息,马上乘火车奔赴巴黎。他来到荣军大街总司令部贝当的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阐述自己的境遇。贝当笑呵呵地安慰说:“小伙子,别急,有我呢。”贝当又一次将戴高乐身边的干戈化为玉帛。事后,他如释重负:“那真是一个肉中刺,我给他拔出来了。”
　　年轻的戴高乐对伯乐的知遇之恩溢于言表。1931年,他的《剑刃》一书问世,扉页上赫然写着:“本书只献给贝当元帅阁下一人,因为你的赫赫功绩证明,思想光辉所生成的行动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这不是泛泛的广告说辞,在戴高乐心底,贝当已成为他前行的标杆和动力。倘若没有遇见贝当,也许凭借实力,戴高乐也可以出人头地。可历史没有脚本,在他还是个傻小子时,有幸得到花甲之年的贝当青睐,让他顺风顺水地在人才浩如烟海的军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在戴高乐崎岖的政治旅途中弥足珍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戴高乐所幸邂逅贝当,受益终身。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