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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1周年和逝世33周年。周总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为人们所称颂。提到周总理,总会让我的内心充满崇敬和感动,总会让我想起43年前总理视察石河子的情景,想起总理对石河子人民的亲切关怀和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平易近人的态度。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每当想起时,无不令我动容。
举城沸腾迎总理
1965年7月5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团出国访问,回到新疆乌鲁木齐时,专程来石河子视察工作。当时我任宣教科副科长,参与总理来石河子的一些接待工作,有幸亲历总理视察石河子的整个过程。
周总理来石河子的消息,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了迎接总理的到来,整个石河子处于紧张、忙碌和喜悦之中。每个单位都在紧张地工作,广大石河子群众包括附近团场职工在内,都在搞环境卫生,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以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到来。
总理来的那天,整个石河子人潮涌动,路两旁的电线杆上架着高音喇叭,大街小巷充满了歌声、欢呼声、锣鼓声,除了机要部门和工厂值班的同志坚守岗位外,各单位的同志和群众都有组织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无论是附近的连队官兵,还是工厂、学校、机关的同志,都根据上面的要求把自己的队伍集合好,从各个方向在子午路两旁规定的位置排好。过往的人群和家属、小孩、学生也都自觉地在各个路口组织成一支欢迎队伍,欢迎的人群大约有10万人左右。
当时,虽然街上人山人海,但非常有秩序、有纪律,所有人都听从高音喇叭的指挥。中午12点半过后,高音喇叭播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已经进入石河子的消息时,全城沸腾,锣鼓喧天,大家都非常激动,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踮着脚望着总理来的方向,焦急地期盼着。
总理进入石河子后,车队在子午路口312国道转盘的位置停下了,在前面等候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及兵团党政军领导迎了上去。握手之后,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在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步行向人群走来。
看到周总理健步走上子午路,人群立刻沸腾起来,所有的人都望着总理,看着总理朝自己走来。总理面带微笑,一边走一边亲切地和周围的群众打着招呼。走到我们文工团跟前时,我们的乐队和歌舞队立即演奏起来、唱起来、跳起来。总理很高兴地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示意。
等到总理一行到了招待所,高音喇叭宣布欢迎大会结束,这时参加迎接的队伍才各自散去。回去的路上,大家依然情绪高涨,非常地高兴,因为今天迎来了这个让人无比兴奋的时刻,因为看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参观石河子总场
周总理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后,于下午3点半钟到石河子总场(原一四五团)参观。第一站是二分场的葡萄园,当时是7月初,葡萄还没完全成熟。葡萄园职工到门口迎接,总理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一名干部领着总理进入葡萄园参观。总理看后非常高兴,称赞石河子有这么漂亮的葡萄园。
陪总理参观的年轻干部叫潘宝欣,是南京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刚到二分场工作半个月,他陪着总理慢慢地一路走一路看。刚走不久,总理就看到一个木牌子,上面标着:“1964年总产量6万斤,1965年要达到11万斤。”总理看到这个牌子后,就问潘宝欣:“去年才6万斤,今年就要达到11万斤,快翻一番了,是不是在浮夸呀?”潘宝欣说,我可以叫技术员过来谈这件事。技术员叫魏志洲,正修剪枝叶,听到潘宝欣喊他,就拿着剪子快步跑了过来。到了总理跟前,总理跟他握了手,问道:“那个牌子上写的产量是不是有点浮夸?”魏志洲回答说,没有浮夸,因为今年正是挂果的盛期,根据现在的生产情况看,可以达到11万斤。总理笑了,说:“是这个道理。”
魏志洲能见到总理,其实是潘宝欣的主意,因为魏志洲的出身不太好,领导没有安排他接待周总理,可他非常想见到总理。潘宝欣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有问题就叫魏志洲来回答。
在葡萄园里,总理边看边问。走到一处葡萄架下时,总理问:“我能不能尝一尝?”技术员给总理摘下一串,总理尝后说了一句:“还不成熟。”陈毅副总理跟在其后也摘了一串,一尝也很酸。但是看到葡萄的长势,总理非常高兴,对陈毅副总理说:“你是诗人,是诗人就该作诗了。”随后拿扇子拍着他,督促他作诗。
陈毅副总理本来就陶醉在葡萄园的美景中,听了总理的话,就迈开大步踱了一下,即兴吟道: “乌鲁木齐欣暂住,石河寻访得逍遥。
白杨梯堤护农地,水道纵横育稻苗。
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常涌大波涛。 人人勤奋为集体,集体生根最自豪。”
回到招待所后,陈毅副总理亲自写下了这首诗,招待所请书法家写好了贴在招待所的墙壁上。写完诗后,陈毅副总理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太美了,就对总理说:“总理,能不能批准我退休后到这里来落户啊!”周总理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接见上海“支青”
周总理离开葡萄园后,走到前面的青年林场。那时农场条件有限,没有大的会议厅,便因地制宜地在农场干净的林带里,摆上些条桌、长凳接待总理。听说总理来了,农场的职工、干部还有支边青年都来了。
在林带里,陪同的领导把坐在总理身边的人一一作了介绍。总理和上海支边女青年郭文波握了手。郭文波那时年纪还小,总理知道她已经结婚后,跟她开玩笑说:“你都结婚了,还有了孩子,看不出来唷?”随后,又接见了11个上海支边女青年。总理和她们亲切握手,指着陈毅对大家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你们认识吧。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了。”陈毅副总理听到后马上说:“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随后就用上海话问:“侬住嘞啥地方?”“支青”们听到乡音很亲切,笑着回答:“阿拉家都住嘞徐汇区。”
总理亲切而随和,女“支青”们围在总理身边非常高兴。总理挨个问了她们每一个人的情况,询问她们的姓名、年龄、家庭、思想、文化程度等。问到杨永青时,总理得知她的父母都在香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她是为了响应号召参加边疆建设,自愿离开各方面条件都好的上海。总理说:“你在这里不容易,这里比香港苦,你照样可以独立生活,是好样的。”
谈话当中,张仲瀚政委递给总理一盘冰糕说:“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请总理尝一尝。”总理亲自把这些冰糕送到每个人的手中,一人一个。“支青”们拿着冰糕一直听总 理讲话,全然忘记手里还拿着冰糕,直到冰糕化成水滴下来。总理看到了连说:“快吃,快吃。”
问到卓爱玲时,总理问了她出身是什么情况。卓爱玲说:“我的家庭是资本家。”说完后很不好意思。总理又问她:“你们资本家拿不拿定息?”她急忙说:“我不拿定息,我不拿定息。”总理笑着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总理问到的不少“支青”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况,他说,出身在一些特殊家庭、社会关系不好的青年,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前途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这话后来被精练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对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总理给他们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轻装上阵,不用再背包袱了。
总理又问大家:“你们来新疆一年多了,都做出哪些成绩?”他们回答说:“我们120名青年在老职工的帮助和带领下,一共开了2700亩地,种了麦子,今年获得丰收。”有的比划说,自己种的棉花已经长了1尺多高:有的说他们学会了理发:有的说他们当了老师,给子弟兵教书,等等。总理很习惯地双手叉腰,认真听着他们的汇报。
听说上海支边青年应志毅是烈士的儿子,总理非常关切的问他:“你父亲是哪个部队的?是在什么地方牺牲的?”应志毅回答说:“是在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原华东野战军一纵队,1949年改编),1947年4月在博山附近牺牲的。”总理听后“哦”了一声,指着陈毅副总理说:“三野是陈老总指挥的。”陈毅副总理点头回忆说:“对,那场战役是我指挥的,战地离博山45公里路,打得很激烈。”
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心情非常沉重,静默片刻对革命先烈表示深切怀念。
周总理又问著名电影演员张伐的儿子张立勇:“你爸爸支持你来新疆吗?”张立勇立刻回答说:“支持!”总理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爸爸在电影里演的是英雄,英雄是不会拖儿子后腿的。”
听到这里,大家都十分钦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他们工作那么忙,却能记住这么多事情。
之后,周总理走出林带,到旁边的棉花田里去看。那时正好是棉花开花结桃的季节,总理进去后非常注意,把裤腿卷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在棉田里,害怕碰着、压着棉桃,还叮嘱大家要小心。看到一望无边的整齐的棉田和一行行长势喜人的棉花,总理对农场的农业机械化很满意。
离开石河子总场后,总理到了花园农场一四三团,看了那里的麦子。7月的麦田里,正结着金黄的麦粒,一派丰收的景象,总理高兴地赞扬国营农场的生产搞得好。总理在一四三团也接见了“支青”,并对团里领导讲了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极大鼓舞了团场的青年们,坚定了他们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信心。
离开一四三团后,总理没有回到招待所,而是直接来到八一毛纺厂。当时的毛纺厂已是现代化的生产线,工人们没有想到总理百忙中还深入到车间。总理走到大家跟前,很仔细地看着纺织工人进行生产,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劳动强度等。那时毛纺厂是“三班倒”,每个工人一天要紧张工作8个小时,总理说:“你们很辛苦。”总理又看了毛纺厂生产出来的毛条、毛布产品,看到厂里能生产出这样高质量的毛织品,他非常高兴。
总理一行回到招待所吃饭时,已是晚上9点钟左右。
参加群众舞会
晚上10点,当地准备了两台晚会请总理一行参加:一个是跳舞晚会,安排在农八师招待所一个可容200人的舞厅:一个是话剧晚会,安排在农八师大礼堂里,演出话剧《军垦战士》《军垦战士》是我们文工团自己创作的,这个戏得到过王震将军的肯定。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他们到底谁去看戏、谁去跳舞,就先把安排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决定和陈毅副总理参加跳舞,乔冠华、罗青长他们去看戏。对于当时总理的选择,我们认为其用意是想多接触群众,多和群众交谈,了解石河子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
整台舞会由我和任友志同志负责,舞厅里有兵团文工团和农八师文工团的乐队和演员来伴乐、伴舞。虽然是群众性舞会,但为了不使跳舞场地太拥挤,我们只选派了机关、工厂和学校的代表来参加,到场的约有100多人。晚会上我们还安排伴乐、伴唱人员分批上场,场内气氛非常融洽。参加舞会的群众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穿的服装也各不相同。工人穿工作服,工作服上有工厂的标志:演员们穿演出服和颜色比较艳丽的衣服:机关工作人员穿机关的服装。虽然服装各不相同,但一眼就能看出是做什么工作的,能看出哪个是干部、哪个是工人、哪个是演员。
开始跳舞时,女同志们都想抢着请总理跳。最先和总理跳舞的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参加过很多次活动,见过世面,性格活跃,又很会跳,而且她们的位置离乐队近,音乐一响,她们就抢先邀请总理跳,而女工人们都老老实实地坐着。总理十分细心,很快看到这个情况,因此在跟文工团的演员跳舞时,他跳了几步后就说:“请坐下。”然后主动邀请女工人跳。这样一来,大家都有机会和总理跳舞了。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下,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和周总理、陈副总理共舞。
跳舞时,我们文工团作伴唱,唱了许多革命歌曲和动听的民歌,其中有总理喜欢听的《洪湖水浪打浪》。总理听到这首歌时,边跳边唱,场上的气氛非常活跃。陈毅副总理跳得也很高兴,别看他身体胖,但跳起舞来非常轻松自如,大家拍手为陈副总理鼓掌,把舞厅气氛带到了高潮。
大约两个小时后,话剧《军垦战士》演完了,乔冠华、罗青长等人也来参加跳舞。刚进舞厅门口,他们就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汇报说:“这个戏演的不错,你们没看太遗憾了。”总理说:“那好嘛,我们将来有机会再看。”陈副总理说:“以后,我们请他们到北京来演出。”
张仲瀚政委听了,马上就跟在场的演员讲:“你们听到没有,陈毅副总理还要请你们到北京去呢。”演员们感到非常激动。当时,演员们还没有卸装,总理就说:“好,请他们一起来跳舞。”听总理这样一说,演员们连装都没卸,就赶快过来和总理跳舞。总理离开座位走到门口,亲自把演员们一一请到舞厅里来,说道:“哎呀,没有看到你们演的戏,陈毅副总理说有机会要请你们到北京演出!”大家听了,高兴极了。
舞会越来越热闹,时间快到凌晨1点钟时,大家担心影响总理休息,准备散场。最后,总理站起来说:“好,那咱们一起唱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唱歌时,总理站在乐队前指挥,大家从总理这个位置开始排,手挽手共同高唱。散场后总理出来时,在场外有序等候的成千上万的群众热烈鼓掌,欢送总理上车。
总理回到招待所后,听警卫、保安人员和招待所工作人员说,总理并没有马上休息,回去后又把当天的情况向在北京的毛主席作了汇报。医生说周总理房间的灯到3点钟后才熄灭。从抵达石河子起到此时的凌晨3点,总理已经有近15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我们深深感到总理实在是太辛苦了,他真是一个处处为人民的好总理。
临别与代表合影
7月6日早晨,总理在吃早餐时,还叫了一些劳模和老红军干部代表座谈,一直到上午10点。总理离开石河子前还有一个安排,就是要和兵团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劳动模范、职工代表、复员军人及支边青年代表一起合影,总共有500多人参加。那时要合影,没有这么大的地方,而且要安排500多人照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头天晚上就选择好照相地点,做好准备工作,地点选在招待所对面马路的林带里,那里种了许多白杨,就在林带里摆凳子、安桌子、搭架子,这样摆了六七层。当得到通知要和总理照相时,参加照相的代表都非常高兴,6日清晨天刚亮,大家都换好了衣服,从四面八方赶来。
10点,总理从招待所出来,来到了照相地点,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与侯正元等劳模握手后,总理没有坐下来,他回头看到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衣服正望着他,总理一招手说:“你们也过来一起照吧。”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总理不仅叫大家都过来,而且还把他们安排在前排的最中间。接着,总理请王恩茂、赛福鼎、陶峙岳、郭鹏、裴周玉等领导往中间坐,自己却走到离中间偏右7个位置的地方坐下了。
临别照相的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总理对地方领导的尊重,对一般工作人员的以诚相待。
视察结束后,周总理将拍照时的讲话书写为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这一题词后来镌刻在石河子周总理纪念碑的南面,这是对兵团各族人民群众执行“三个队”任务和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极大鼓舞了扎根边疆的一代又一代军垦儿女。
举城沸腾迎总理
1965年7月5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团出国访问,回到新疆乌鲁木齐时,专程来石河子视察工作。当时我任宣教科副科长,参与总理来石河子的一些接待工作,有幸亲历总理视察石河子的整个过程。
周总理来石河子的消息,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了迎接总理的到来,整个石河子处于紧张、忙碌和喜悦之中。每个单位都在紧张地工作,广大石河子群众包括附近团场职工在内,都在搞环境卫生,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以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到来。
总理来的那天,整个石河子人潮涌动,路两旁的电线杆上架着高音喇叭,大街小巷充满了歌声、欢呼声、锣鼓声,除了机要部门和工厂值班的同志坚守岗位外,各单位的同志和群众都有组织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无论是附近的连队官兵,还是工厂、学校、机关的同志,都根据上面的要求把自己的队伍集合好,从各个方向在子午路两旁规定的位置排好。过往的人群和家属、小孩、学生也都自觉地在各个路口组织成一支欢迎队伍,欢迎的人群大约有10万人左右。
当时,虽然街上人山人海,但非常有秩序、有纪律,所有人都听从高音喇叭的指挥。中午12点半过后,高音喇叭播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已经进入石河子的消息时,全城沸腾,锣鼓喧天,大家都非常激动,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踮着脚望着总理来的方向,焦急地期盼着。
总理进入石河子后,车队在子午路口312国道转盘的位置停下了,在前面等候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及兵团党政军领导迎了上去。握手之后,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在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步行向人群走来。
看到周总理健步走上子午路,人群立刻沸腾起来,所有的人都望着总理,看着总理朝自己走来。总理面带微笑,一边走一边亲切地和周围的群众打着招呼。走到我们文工团跟前时,我们的乐队和歌舞队立即演奏起来、唱起来、跳起来。总理很高兴地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示意。
等到总理一行到了招待所,高音喇叭宣布欢迎大会结束,这时参加迎接的队伍才各自散去。回去的路上,大家依然情绪高涨,非常地高兴,因为今天迎来了这个让人无比兴奋的时刻,因为看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参观石河子总场
周总理吃完午饭稍事休息后,于下午3点半钟到石河子总场(原一四五团)参观。第一站是二分场的葡萄园,当时是7月初,葡萄还没完全成熟。葡萄园职工到门口迎接,总理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一名干部领着总理进入葡萄园参观。总理看后非常高兴,称赞石河子有这么漂亮的葡萄园。
陪总理参观的年轻干部叫潘宝欣,是南京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刚到二分场工作半个月,他陪着总理慢慢地一路走一路看。刚走不久,总理就看到一个木牌子,上面标着:“1964年总产量6万斤,1965年要达到11万斤。”总理看到这个牌子后,就问潘宝欣:“去年才6万斤,今年就要达到11万斤,快翻一番了,是不是在浮夸呀?”潘宝欣说,我可以叫技术员过来谈这件事。技术员叫魏志洲,正修剪枝叶,听到潘宝欣喊他,就拿着剪子快步跑了过来。到了总理跟前,总理跟他握了手,问道:“那个牌子上写的产量是不是有点浮夸?”魏志洲回答说,没有浮夸,因为今年正是挂果的盛期,根据现在的生产情况看,可以达到11万斤。总理笑了,说:“是这个道理。”
魏志洲能见到总理,其实是潘宝欣的主意,因为魏志洲的出身不太好,领导没有安排他接待周总理,可他非常想见到总理。潘宝欣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有问题就叫魏志洲来回答。
在葡萄园里,总理边看边问。走到一处葡萄架下时,总理问:“我能不能尝一尝?”技术员给总理摘下一串,总理尝后说了一句:“还不成熟。”陈毅副总理跟在其后也摘了一串,一尝也很酸。但是看到葡萄的长势,总理非常高兴,对陈毅副总理说:“你是诗人,是诗人就该作诗了。”随后拿扇子拍着他,督促他作诗。
陈毅副总理本来就陶醉在葡萄园的美景中,听了总理的话,就迈开大步踱了一下,即兴吟道: “乌鲁木齐欣暂住,石河寻访得逍遥。
白杨梯堤护农地,水道纵横育稻苗。
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常涌大波涛。 人人勤奋为集体,集体生根最自豪。”
回到招待所后,陈毅副总理亲自写下了这首诗,招待所请书法家写好了贴在招待所的墙壁上。写完诗后,陈毅副总理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太美了,就对总理说:“总理,能不能批准我退休后到这里来落户啊!”周总理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接见上海“支青”
周总理离开葡萄园后,走到前面的青年林场。那时农场条件有限,没有大的会议厅,便因地制宜地在农场干净的林带里,摆上些条桌、长凳接待总理。听说总理来了,农场的职工、干部还有支边青年都来了。
在林带里,陪同的领导把坐在总理身边的人一一作了介绍。总理和上海支边女青年郭文波握了手。郭文波那时年纪还小,总理知道她已经结婚后,跟她开玩笑说:“你都结婚了,还有了孩子,看不出来唷?”随后,又接见了11个上海支边女青年。总理和她们亲切握手,指着陈毅对大家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你们认识吧。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了。”陈毅副总理听到后马上说:“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随后就用上海话问:“侬住嘞啥地方?”“支青”们听到乡音很亲切,笑着回答:“阿拉家都住嘞徐汇区。”
总理亲切而随和,女“支青”们围在总理身边非常高兴。总理挨个问了她们每一个人的情况,询问她们的姓名、年龄、家庭、思想、文化程度等。问到杨永青时,总理得知她的父母都在香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她是为了响应号召参加边疆建设,自愿离开各方面条件都好的上海。总理说:“你在这里不容易,这里比香港苦,你照样可以独立生活,是好样的。”
谈话当中,张仲瀚政委递给总理一盘冰糕说:“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请总理尝一尝。”总理亲自把这些冰糕送到每个人的手中,一人一个。“支青”们拿着冰糕一直听总 理讲话,全然忘记手里还拿着冰糕,直到冰糕化成水滴下来。总理看到了连说:“快吃,快吃。”
问到卓爱玲时,总理问了她出身是什么情况。卓爱玲说:“我的家庭是资本家。”说完后很不好意思。总理又问她:“你们资本家拿不拿定息?”她急忙说:“我不拿定息,我不拿定息。”总理笑着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总理问到的不少“支青”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况,他说,出身在一些特殊家庭、社会关系不好的青年,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前途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这话后来被精练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对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总理给他们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可以轻装上阵,不用再背包袱了。
总理又问大家:“你们来新疆一年多了,都做出哪些成绩?”他们回答说:“我们120名青年在老职工的帮助和带领下,一共开了2700亩地,种了麦子,今年获得丰收。”有的比划说,自己种的棉花已经长了1尺多高:有的说他们学会了理发:有的说他们当了老师,给子弟兵教书,等等。总理很习惯地双手叉腰,认真听着他们的汇报。
听说上海支边青年应志毅是烈士的儿子,总理非常关切的问他:“你父亲是哪个部队的?是在什么地方牺牲的?”应志毅回答说:“是在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原华东野战军一纵队,1949年改编),1947年4月在博山附近牺牲的。”总理听后“哦”了一声,指着陈毅副总理说:“三野是陈老总指挥的。”陈毅副总理点头回忆说:“对,那场战役是我指挥的,战地离博山45公里路,打得很激烈。”
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心情非常沉重,静默片刻对革命先烈表示深切怀念。
周总理又问著名电影演员张伐的儿子张立勇:“你爸爸支持你来新疆吗?”张立勇立刻回答说:“支持!”总理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爸爸在电影里演的是英雄,英雄是不会拖儿子后腿的。”
听到这里,大家都十分钦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他们工作那么忙,却能记住这么多事情。
之后,周总理走出林带,到旁边的棉花田里去看。那时正好是棉花开花结桃的季节,总理进去后非常注意,把裤腿卷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在棉田里,害怕碰着、压着棉桃,还叮嘱大家要小心。看到一望无边的整齐的棉田和一行行长势喜人的棉花,总理对农场的农业机械化很满意。
离开石河子总场后,总理到了花园农场一四三团,看了那里的麦子。7月的麦田里,正结着金黄的麦粒,一派丰收的景象,总理高兴地赞扬国营农场的生产搞得好。总理在一四三团也接见了“支青”,并对团里领导讲了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极大鼓舞了团场的青年们,坚定了他们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信心。
离开一四三团后,总理没有回到招待所,而是直接来到八一毛纺厂。当时的毛纺厂已是现代化的生产线,工人们没有想到总理百忙中还深入到车间。总理走到大家跟前,很仔细地看着纺织工人进行生产,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劳动强度等。那时毛纺厂是“三班倒”,每个工人一天要紧张工作8个小时,总理说:“你们很辛苦。”总理又看了毛纺厂生产出来的毛条、毛布产品,看到厂里能生产出这样高质量的毛织品,他非常高兴。
总理一行回到招待所吃饭时,已是晚上9点钟左右。
参加群众舞会
晚上10点,当地准备了两台晚会请总理一行参加:一个是跳舞晚会,安排在农八师招待所一个可容200人的舞厅:一个是话剧晚会,安排在农八师大礼堂里,演出话剧《军垦战士》《军垦战士》是我们文工团自己创作的,这个戏得到过王震将军的肯定。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他们到底谁去看戏、谁去跳舞,就先把安排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决定和陈毅副总理参加跳舞,乔冠华、罗青长他们去看戏。对于当时总理的选择,我们认为其用意是想多接触群众,多和群众交谈,了解石河子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
整台舞会由我和任友志同志负责,舞厅里有兵团文工团和农八师文工团的乐队和演员来伴乐、伴舞。虽然是群众性舞会,但为了不使跳舞场地太拥挤,我们只选派了机关、工厂和学校的代表来参加,到场的约有100多人。晚会上我们还安排伴乐、伴唱人员分批上场,场内气氛非常融洽。参加舞会的群众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穿的服装也各不相同。工人穿工作服,工作服上有工厂的标志:演员们穿演出服和颜色比较艳丽的衣服:机关工作人员穿机关的服装。虽然服装各不相同,但一眼就能看出是做什么工作的,能看出哪个是干部、哪个是工人、哪个是演员。
开始跳舞时,女同志们都想抢着请总理跳。最先和总理跳舞的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参加过很多次活动,见过世面,性格活跃,又很会跳,而且她们的位置离乐队近,音乐一响,她们就抢先邀请总理跳,而女工人们都老老实实地坐着。总理十分细心,很快看到这个情况,因此在跟文工团的演员跳舞时,他跳了几步后就说:“请坐下。”然后主动邀请女工人跳。这样一来,大家都有机会和总理跳舞了。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下,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和周总理、陈副总理共舞。
跳舞时,我们文工团作伴唱,唱了许多革命歌曲和动听的民歌,其中有总理喜欢听的《洪湖水浪打浪》。总理听到这首歌时,边跳边唱,场上的气氛非常活跃。陈毅副总理跳得也很高兴,别看他身体胖,但跳起舞来非常轻松自如,大家拍手为陈副总理鼓掌,把舞厅气氛带到了高潮。
大约两个小时后,话剧《军垦战士》演完了,乔冠华、罗青长等人也来参加跳舞。刚进舞厅门口,他们就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汇报说:“这个戏演的不错,你们没看太遗憾了。”总理说:“那好嘛,我们将来有机会再看。”陈副总理说:“以后,我们请他们到北京来演出。”
张仲瀚政委听了,马上就跟在场的演员讲:“你们听到没有,陈毅副总理还要请你们到北京去呢。”演员们感到非常激动。当时,演员们还没有卸装,总理就说:“好,请他们一起来跳舞。”听总理这样一说,演员们连装都没卸,就赶快过来和总理跳舞。总理离开座位走到门口,亲自把演员们一一请到舞厅里来,说道:“哎呀,没有看到你们演的戏,陈毅副总理说有机会要请你们到北京演出!”大家听了,高兴极了。
舞会越来越热闹,时间快到凌晨1点钟时,大家担心影响总理休息,准备散场。最后,总理站起来说:“好,那咱们一起唱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唱歌时,总理站在乐队前指挥,大家从总理这个位置开始排,手挽手共同高唱。散场后总理出来时,在场外有序等候的成千上万的群众热烈鼓掌,欢送总理上车。
总理回到招待所后,听警卫、保安人员和招待所工作人员说,总理并没有马上休息,回去后又把当天的情况向在北京的毛主席作了汇报。医生说周总理房间的灯到3点钟后才熄灭。从抵达石河子起到此时的凌晨3点,总理已经有近15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我们深深感到总理实在是太辛苦了,他真是一个处处为人民的好总理。
临别与代表合影
7月6日早晨,总理在吃早餐时,还叫了一些劳模和老红军干部代表座谈,一直到上午10点。总理离开石河子前还有一个安排,就是要和兵团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劳动模范、职工代表、复员军人及支边青年代表一起合影,总共有500多人参加。那时要合影,没有这么大的地方,而且要安排500多人照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头天晚上就选择好照相地点,做好准备工作,地点选在招待所对面马路的林带里,那里种了许多白杨,就在林带里摆凳子、安桌子、搭架子,这样摆了六七层。当得到通知要和总理照相时,参加照相的代表都非常高兴,6日清晨天刚亮,大家都换好了衣服,从四面八方赶来。
10点,总理从招待所出来,来到了照相地点,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与侯正元等劳模握手后,总理没有坐下来,他回头看到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衣服正望着他,总理一招手说:“你们也过来一起照吧。”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总理不仅叫大家都过来,而且还把他们安排在前排的最中间。接着,总理请王恩茂、赛福鼎、陶峙岳、郭鹏、裴周玉等领导往中间坐,自己却走到离中间偏右7个位置的地方坐下了。
临别照相的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总理对地方领导的尊重,对一般工作人员的以诚相待。
视察结束后,周总理将拍照时的讲话书写为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这一题词后来镌刻在石河子周总理纪念碑的南面,这是对兵团各族人民群众执行“三个队”任务和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极大鼓舞了扎根边疆的一代又一代军垦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