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启超曾说：满洲人在统治中国人政策上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招纳降臣，“开科取士”，极尽利用之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十二年至康熙十年，为顺治帝亲政，通过糟蹋贰臣和一些下等念书人，兴文字狱摧残真正知识阶级，尽施高压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十二年以后，变高压为怀柔手段，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士，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1}戴名世青少年时代，即是清廷尽施高压与怀柔政策时期，因博览正史，深受其祖父辈以及博学隐士和前朝英烈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激愤和忧患意识。戴名世说：“得闻先世遗训”，听长辈“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余虽幼，备志之于心”。正是出于这种民族激愤和忧患意识，愤世嫉俗，揭露社会丑恶，抨击科举制度，立志史学，以改造时文为己任是戴名世散文的特色之一。
一、愤世之变，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
戴名世在《与刘大山书》中说：“生平尤留心先朝文献，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②显然，他这胸中的“百卷书”，主要是指明史而言。他要借修明史寄托他的亡国之痛，讴歌反清英雄，激发志节之士的抗暴精神。他的这样一部明史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南山集》的一些明代人物传记和史事记略中，人们可以分明地看出他的反清立场。他在《与余生书》中直写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决不是偶尔误书，而是有意为之的。不用新朝正朔，唯书先朝年号，正是他坚持民族气节的表现。他不但在《与余生书》、《孑遗录》中这样做了，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也是这样做的。如《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文题直署“弘光乙酉”，文中，他更是怀着无限景仰之情，笔酣墨饱地记叙了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奋勇抗清，誓死不屈的光辉事迹。正是出于这样的民族气节，他热情为明代志节之士如沈寿民、杨维岳、王养正、朱铭德、王学箕、画网巾等立传，盛赞他们守节不屈，义不仕清，慷慨殉国，智勇绝人。
二、嫉俗之衰，揭露社会腐败
戴名世生活的康熙时代，正统史家誉为“盛世”。确实，经过玄烨几十年的统治，明末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在镇压了各族人民的反抗之后，社会也渐趋稳定；特别是抗俄战争的胜利，准噶尔叛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的疆域。但“盛世”的表面繁荣，并不能消除社会骨子里的黑暗。在戴名世眼中，清初社会完全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败坏之世”，(《与弟书》) 戴名世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揭露了统治者残民自肥，以致民不聊生的现实。《赠王序纶之任婺源序》一文，就是集中揭露吏治的黑暗的：
“今也，一介之士，乘传捧符而来，无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于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盖子女玉帛，其尽于刀笔筐箧之间者，不知其几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之所上下，邑子里豪之袒之所左右，与夫过宾羁客之徒之所请谒烦滥，侈糜之费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于大吏之居其上者，睨而甘之，则又倾囷倒廪挈筐探囊以去而莫之敢违，盖己与民两受其敝，而天下盖以多故，不可胜理。”
这简直就是一幅大官小吏、差役幕僚、土豪劣绅沆瀣一气、鱼肉百姓的图画。戴名世认为，这绝不是局部的、个别的情况，而是整个吏治的问题。就在此文的末尾，他说：“呜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不以为非，而民之憔悴凋蔽，且不知其所止。”这是对当时所谓“盛世”的真实写照。在《艰贞叟传》中，他不但同样揭露了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而且指出了官贪而民困，民愈困而官愈贪的恶性循环，指出了封建吏治的不治之症。《钱神问对》数银钱之罪：“官之得失，政以贿成，敲骨吸髓，转相吞噬，而天下之死于汝手者，不可胜数也。挺土刻木以为人，而强自冠带，羊狠狼贪之徒，而恣侵暴刳穷孤，而汝之助虐者，不可胜数也。”③骂的是“钱神”，恨的却是贪官污吏。在这些地方，戴名世思想的人民性鲜明可见。
三、抨击科举制度，努力改造时文
科举取士制度不过是当权者诱致士人的名利之饵，而士人则以此为沽名钓禄之具。戴名世指出：“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久矣”，“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赠刘言洁序》)科举之祸，主要在于陷知识分子于利禄之途而不能自拔。真才实学毁，廉洁之心灭。《刘光禄墨卷序》于这一点说得最为透彻：
夫经义也者，是亦士之利器与耒耜也。而世俗之言曰：“以经义求举，譬若扣门之石然，门开而石即弃去。”信斯言也。则是昔之时以经明行修举者，既举而经可不明，行可不修也；以孝廉举者，既举而可不孝不廉也；以贤良方正举者，既举而可弃其素履即于邪僻也。
这即是说士人读经索义，一旦以科举得功名，就再也不明经修行了，孝廉、贤方早抛之九霄云外。科举兴而世道人心坏，他大声疾呼：“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吴士云制义序》)
当然，戴名世指斥科举时文之荼毒天下，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废除以文取士的制度，他要“扫除而更张”的，是科举残害人才，颠倒贤愚的敝端，是“臭败而不可近”的八股时文，从而使天下文行兼优的士人得以施展其才学。■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第12~13页.
②{3}徐柏荣，郑法清.戴名世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94页，第50页.
一、愤世之变，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
戴名世在《与刘大山书》中说：“生平尤留心先朝文献，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②显然，他这胸中的“百卷书”，主要是指明史而言。他要借修明史寄托他的亡国之痛，讴歌反清英雄，激发志节之士的抗暴精神。他的这样一部明史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南山集》的一些明代人物传记和史事记略中，人们可以分明地看出他的反清立场。他在《与余生书》中直写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决不是偶尔误书，而是有意为之的。不用新朝正朔，唯书先朝年号，正是他坚持民族气节的表现。他不但在《与余生书》、《孑遗录》中这样做了，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也是这样做的。如《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文题直署“弘光乙酉”，文中，他更是怀着无限景仰之情，笔酣墨饱地记叙了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奋勇抗清，誓死不屈的光辉事迹。正是出于这样的民族气节，他热情为明代志节之士如沈寿民、杨维岳、王养正、朱铭德、王学箕、画网巾等立传，盛赞他们守节不屈，义不仕清，慷慨殉国，智勇绝人。
二、嫉俗之衰，揭露社会腐败
戴名世生活的康熙时代，正统史家誉为“盛世”。确实，经过玄烨几十年的统治，明末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在镇压了各族人民的反抗之后，社会也渐趋稳定；特别是抗俄战争的胜利，准噶尔叛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的疆域。但“盛世”的表面繁荣，并不能消除社会骨子里的黑暗。在戴名世眼中，清初社会完全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败坏之世”，(《与弟书》) 戴名世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揭露了统治者残民自肥，以致民不聊生的现实。《赠王序纶之任婺源序》一文，就是集中揭露吏治的黑暗的：
“今也，一介之士，乘传捧符而来，无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于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盖子女玉帛，其尽于刀笔筐箧之间者，不知其几矣，然而宿胥巨猾之手之所上下，邑子里豪之袒之所左右，与夫过宾羁客之徒之所请谒烦滥，侈糜之费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于大吏之居其上者，睨而甘之，则又倾囷倒廪挈筐探囊以去而莫之敢违，盖己与民两受其敝，而天下盖以多故，不可胜理。”
这简直就是一幅大官小吏、差役幕僚、土豪劣绅沆瀣一气、鱼肉百姓的图画。戴名世认为，这绝不是局部的、个别的情况，而是整个吏治的问题。就在此文的末尾，他说：“呜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以至小官，转而相食，不以为非，而民之憔悴凋蔽，且不知其所止。”这是对当时所谓“盛世”的真实写照。在《艰贞叟传》中，他不但同样揭露了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而且指出了官贪而民困，民愈困而官愈贪的恶性循环，指出了封建吏治的不治之症。《钱神问对》数银钱之罪：“官之得失，政以贿成，敲骨吸髓，转相吞噬，而天下之死于汝手者，不可胜数也。挺土刻木以为人，而强自冠带，羊狠狼贪之徒，而恣侵暴刳穷孤，而汝之助虐者，不可胜数也。”③骂的是“钱神”，恨的却是贪官污吏。在这些地方，戴名世思想的人民性鲜明可见。
三、抨击科举制度，努力改造时文
科举取士制度不过是当权者诱致士人的名利之饵，而士人则以此为沽名钓禄之具。戴名世指出：“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久矣”，“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赠刘言洁序》)科举之祸，主要在于陷知识分子于利禄之途而不能自拔。真才实学毁，廉洁之心灭。《刘光禄墨卷序》于这一点说得最为透彻：
夫经义也者，是亦士之利器与耒耜也。而世俗之言曰：“以经义求举，譬若扣门之石然，门开而石即弃去。”信斯言也。则是昔之时以经明行修举者，既举而经可不明，行可不修也；以孝廉举者，既举而可不孝不廉也；以贤良方正举者，既举而可弃其素履即于邪僻也。
这即是说士人读经索义，一旦以科举得功名，就再也不明经修行了，孝廉、贤方早抛之九霄云外。科举兴而世道人心坏，他大声疾呼：“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吴士云制义序》)
当然，戴名世指斥科举时文之荼毒天下，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废除以文取士的制度，他要“扫除而更张”的，是科举残害人才，颠倒贤愚的敝端，是“臭败而不可近”的八股时文，从而使天下文行兼优的士人得以施展其才学。■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第12~13页.
②{3}徐柏荣，郑法清.戴名世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94页，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