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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完善绿色生产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能为我国中小企业开展绿色生产保驾护航。基于此，文章基于元分析和案例分析，从企业内部、政府、消费者、市场竞争四个角度考察了企业绿色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完善我国绿色生产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绿色生产;驱动机制;政策导向;奖惩力度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现在，我国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开采和乱砍乱伐等一系列做法，使得环境问题明显的制约着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指出，绿色是发展中的一大特点。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队伍日益壮大，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对中小企业的绿色生产问题，更应该加强重视，这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绿色生产问题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大型企业来进行的。实际上，我国企业能否全面开展绿色生产，中小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绿色生产研究中可以发现，各国或地区的绿色企业管理与绿色技术研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概括起来，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模式、成本控制、绿色绩效、生产工艺、绿色技术等单个或多个因素协同驱动等方面，其中学术界对绿色技术的研究最早，其次是绿色观念与绿色消费，系统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导向研究相对较晚且成果最少，大多数研究显示各类因素对企业开展绿色生产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P.R.Jennings et al.，1979;李园园，2007;张希黔等，2011;黄娟和王幸楠，2015;秦书生和胡楠，2017;尚燕等，2018），但是，也有部分文献得到不同的结果（山丽杰，2008;张童朝等，2017），尤其是多个因素协同作用时，由于各因素的协同驱动关系，各因素对企业开展绿色生产的驱动效果呈现出制约性和复杂性（张涛，2004;李兆亮等，2017;黄炎忠等，2018;李芬妮等，2019）。还有学者认为评价体系和道德约束是企业开展绿色生产的主要动因（王贤琳和张华，2007;李杰中，2016）。
二、研究内容
本文在对绿色生产研究现状、绿色生产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绿色生产的实施现状，明确了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政策导向、法律环境、绿色认知、消费者认可度、市场竞争力、舆论环境、榜样规范），建立了中小企业绿色生产的驱动力模型，然后通过DID模型，进行了政策效应分析。同时，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中小企业实施绿色生产的驱动机制。最后，分别从政策奖励力度大于政策惩罚力度角度和政策奖励力度小于等于政策惩罚力度角度制定了中小企业绿色生产的实施措施，以期促进中小企业的绿色化进程，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基于元分析和案例分析，从企业内部、政府、消费者、市场竞争四个角度考察企业绿色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完善绿色生产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提供实证分析。企业绿色生产决策由理性决策和行为决策共同决定，而理性决策和行为决策均与企业因素和市场因素有关，以政策导向、法律环境、政策认知为主要的企业因素，以消费者认可度、市场竞争力、社会舆论、榜样模范为主要的市场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用双重差分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主要测验无废城市许昌市发制品中小型企业的绿色生产政策净效应。双重差分基准模型设置如下：
Yit=α0+α1du+α2dt+α3dudt+εit（1）
基准模型变形设置如下：
Yit=α0+α1dudt+λ1+νt+εit（2）
文中的潜变量有8个，均通过问卷来收集。其中绿色认知（GPC）的收集指标参考了中国矿业大学张孟豪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环境认知部分，文中分别从企业与员工、企业与民众、企业与政策、企业与战略目标等方面设计了8个题项，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设计“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其余潜变量的测量主要通过访谈收集汇总。其中决策意向（DS）包括7个题项，市场竞争力（IMD）包括4个题项，政策导向（IPP）和法律环境（LAW）各包括3个题项。
在问卷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方面，采用了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依次进行的方法，预调查的结果辅助完成了正式调查。问卷发放采用随机调查和预约访谈结合的方式，这两种渠道选择的样本几乎覆盖了调查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问卷共发放720份，收集有效问卷668份。其中，职位层次方面，普通员工占85%，管理人员占14%，这部分数据主要来自企业内部随机发放问卷，高层决策人员占1%，数据主要来自预约访谈;在工龄方面，1年内员工占35.5%，1～3年的占31.5%，3～5年的占27.5%，5年以上的占5.5%。从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分布具有合理性、代表性和全面性，能反应调查企业的整体情况。
四、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结果
回归方程F统计量为96.94，且在1%水平下显著，调整R2为0.870，说明方程可以很好地拟合数据。政策效用对处理变量ds的影响为负向，说明政策实施对ds无促进作用，具体检验结果详见表1。
（二）共同趋势检验
在事发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应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这样，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结果是相对准确的，否则DID对事件发生结果的预估是不准确的。由图1可见，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在本文中试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是具有可比性的，即DID是适用的，具体检验结果详见图1。
（三）稳健性检验
模型从变量出发，将市场竞争力用消费者认购度衡量，将企业绿色认知用企业员工绿色培训衡量，进行重复实验。同时考虑了绿色政策变量是否会与遺漏变量相关。假设在εit中我们控制一部分影响企业决策意向的变量，如决策人员的绿色生产经历、绿色生产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一些虚拟变量等。故使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绿色生产决策意向的决定因素，所以，可以认为绿色政策在消除了诸多不可观察因素后与εit无关。在参数设定进行变化的过程中，上述实证结果没有随之变化，因此，该模型具有稳健性。 （四）模型结果分析
由模型结果可得出现有政策实施对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决策无促进作用，并没有取得政策效应预期的效果，经过再次查阅资料和二度走访分析之后，考虑模型结果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现有的绿色生产政策尚未顺畅的发挥作用。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小企业生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大部分中小企业已停工停产，主要反应在回归模型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面。而绿色生产政策的更新与具体化正好能及时引导各行各业复苏，尤其能加快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
2.现有的绿色生产政策的执行不具有普适性。由于中小企业主要特点为规模小，资金和技术方面实力薄弱，为了拓展利润空间往往不会主动选择成本较高的可循环利用的方式处理废弃物。现有的政策的执行尚未对中小企业废弃物处理有技术或经济方面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在绿色生产迫在眉睫的当下，中小企业发展绿色生产循环经济变得极其重要。
3.现有绿色生产政策的奖惩激励政策不具有针对性。中小企业建立绿色生产体系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然而有明确针对性的绿色生产奖惩政策正是激发竞争力提升的有效保障。尤其在薪酬设置上，应尽可能体现政府和企业对绿色生产的关注，比如注重浮动工资，将浮动工资与绩效考核相结合，鼓励员工主动提高绿色生产技能、主动更新绿色生产相关知识，发挥出自己的价值。同时，在福利制度建设中，应采取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相结合，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多种结合方式，有明确针对性的推动全员积极绿色生产。
4.现有绿色生产政策在行业内的开展不具有典型性。我国中小企业涉及各行各业，产品同质化程度高已成为普遍现象，巧妙设计政策使得产品差异化显著，是现有政策需要弥补的方面，例如行业绿色生产产品认证图标，绿色生产企业认证財政补贴等。
五、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讨论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做出如下讨论：
1.绿色生产政策奖励力度大于政策惩罚力度。在该种条件下，即增加鼓励措施，降低守法成本，结合中小企业及现行环保法规的特点分析如此下。1）政策奖励力度优于政策惩罚力度的道理并不复杂，效果应更显著，但真正实施的政策很少。2）政策奖励力度停留在表面，没有扩大范围，落实到各项实处。
2.绿色生产政策奖励力度小于等于政策惩罚力度。在该种条件下，即增加严惩条例，提高违法成本，结合中小企业及现行环保法规的特点分析如下。第一，惩罚力度不够，中小企业权衡利益之后仍会选择继续污染生产。建议引入“按日记罚”，同时对违规违法负责人加重处理，坚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要让中小企业不想污染生产、不敢污染生产、不能污染生产。第二，惩罚范围小，相关职责部门仍有侥幸心理。由于有的县市依靠此类企业创收，因此应对当地相关环境部门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在法律修订的时候，应对未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或履行不力的一些行政人员加重处分，加大配合处罚措施。
（二）政策建议
1.制定适用于中小企业各行各业的绿色生产技术标准，从严管控超出标准上线的中小企业，建立覆盖所有中小企业的绿色生产监测网络，实现中小企业绿色生产信息共享，加强中小企业环境事件联合治理。
2.细化强化政府对中小企业内部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绿色生产操作行为奖励机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联合组建技术研发中心，支持全行业绿色生产行为，促进绿色生产技术扩散外溢。
3.政府的环境管理部门要定期多渠道、多形式的向社会公开本城市绿色生产模范企业，曝光绿色生产不达标企业，倒逼中小企业绿色生产。
4.政府为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制度提供财政、税务、工商、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扶助，支持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制度的推行。
5. 加大处罚力度和处罚范围，杜绝中小企业污染生产惯性，积极投身开展绿色生产。
参考文献：
[1]邓学衷，李颜婧.绿色战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基于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92-100.
[2]李创，邵莹.公众绿色行为驱动因素研究——以焦作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10）：20-25.
[3]王丽萍，李淑琴，李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05）：1110-1118.
[4]段书生，晋晓晓.政府、市场和公众协调促进绿色发展机制构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03）：93-98.
[5]李娅楠，林军，钱艳俊.环境规制下企业绿色生产决策及技术学习因素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9（05）：721-727.
[6]李创.企业环境战略及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6（03）：57-61.
[7]李巧华，唐明凤，潘明清.企业绿色创新因素影响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02）：110-114.
[8]杜建国，于晓慧，孟庆峰.基于计算实验的企业绿色产品生产行为演化[J].软科学，2016（11）：66-70+90.
[9]李创.环境管制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论环境管制政策的演化及其特征[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2）：175-179.
[10]王丽萍，刘明浩.企业自愿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动因和障碍性因素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09）：1104-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JY217）;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1A790010）;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ZZJH-135）。
（作者单位：李创，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聪慧，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关键词：绿色生产;驱动机制;政策导向;奖惩力度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现在，我国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开采和乱砍乱伐等一系列做法，使得环境问题明显的制约着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指出，绿色是发展中的一大特点。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队伍日益壮大，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对中小企业的绿色生产问题，更应该加强重视，这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绿色生产问题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大型企业来进行的。实际上，我国企业能否全面开展绿色生产，中小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绿色生产研究中可以发现，各国或地区的绿色企业管理与绿色技术研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概括起来，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模式、成本控制、绿色绩效、生产工艺、绿色技术等单个或多个因素协同驱动等方面，其中学术界对绿色技术的研究最早，其次是绿色观念与绿色消费，系统的法律制度与政策导向研究相对较晚且成果最少，大多数研究显示各类因素对企业开展绿色生产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P.R.Jennings et al.，1979;李园园，2007;张希黔等，2011;黄娟和王幸楠，2015;秦书生和胡楠，2017;尚燕等，2018），但是，也有部分文献得到不同的结果（山丽杰，2008;张童朝等，2017），尤其是多个因素协同作用时，由于各因素的协同驱动关系，各因素对企业开展绿色生产的驱动效果呈现出制约性和复杂性（张涛，2004;李兆亮等，2017;黄炎忠等，2018;李芬妮等，2019）。还有学者认为评价体系和道德约束是企业开展绿色生产的主要动因（王贤琳和张华，2007;李杰中，2016）。
二、研究内容
本文在对绿色生产研究现状、绿色生产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绿色生产的实施现状，明确了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政策导向、法律环境、绿色认知、消费者认可度、市场竞争力、舆论环境、榜样规范），建立了中小企业绿色生产的驱动力模型，然后通过DID模型，进行了政策效应分析。同时，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中小企业实施绿色生产的驱动机制。最后，分别从政策奖励力度大于政策惩罚力度角度和政策奖励力度小于等于政策惩罚力度角度制定了中小企业绿色生产的实施措施，以期促进中小企业的绿色化进程，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基于元分析和案例分析，从企业内部、政府、消费者、市场竞争四个角度考察企业绿色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完善绿色生产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提供实证分析。企业绿色生产决策由理性决策和行为决策共同决定，而理性决策和行为决策均与企业因素和市场因素有关，以政策导向、法律环境、政策认知为主要的企业因素，以消费者认可度、市场竞争力、社会舆论、榜样模范为主要的市场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用双重差分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主要测验无废城市许昌市发制品中小型企业的绿色生产政策净效应。双重差分基准模型设置如下：
Yit=α0+α1du+α2dt+α3dudt+εit（1）
基准模型变形设置如下：
Yit=α0+α1dudt+λ1+νt+εit（2）
文中的潜变量有8个，均通过问卷来收集。其中绿色认知（GPC）的收集指标参考了中国矿业大学张孟豪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环境认知部分，文中分别从企业与员工、企业与民众、企业与政策、企业与战略目标等方面设计了8个题项，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设计“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其余潜变量的测量主要通过访谈收集汇总。其中决策意向（DS）包括7个题项，市场竞争力（IMD）包括4个题项，政策导向（IPP）和法律环境（LAW）各包括3个题项。
在问卷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方面，采用了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依次进行的方法，预调查的结果辅助完成了正式调查。问卷发放采用随机调查和预约访谈结合的方式，这两种渠道选择的样本几乎覆盖了调查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问卷共发放720份，收集有效问卷668份。其中，职位层次方面，普通员工占85%，管理人员占14%，这部分数据主要来自企业内部随机发放问卷，高层决策人员占1%，数据主要来自预约访谈;在工龄方面，1年内员工占35.5%，1～3年的占31.5%，3～5年的占27.5%，5年以上的占5.5%。从统计结果来看，样本分布具有合理性、代表性和全面性，能反应调查企业的整体情况。
四、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结果
回归方程F统计量为96.94，且在1%水平下显著，调整R2为0.870，说明方程可以很好地拟合数据。政策效用对处理变量ds的影响为负向，说明政策实施对ds无促进作用，具体检验结果详见表1。
（二）共同趋势检验
在事发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应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这样，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结果是相对准确的，否则DID对事件发生结果的预估是不准确的。由图1可见，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在本文中试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是具有可比性的，即DID是适用的，具体检验结果详见图1。
（三）稳健性检验
模型从变量出发，将市场竞争力用消费者认购度衡量，将企业绿色认知用企业员工绿色培训衡量，进行重复实验。同时考虑了绿色政策变量是否会与遺漏变量相关。假设在εit中我们控制一部分影响企业决策意向的变量，如决策人员的绿色生产经历、绿色生产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一些虚拟变量等。故使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绿色生产决策意向的决定因素，所以，可以认为绿色政策在消除了诸多不可观察因素后与εit无关。在参数设定进行变化的过程中，上述实证结果没有随之变化，因此，该模型具有稳健性。 （四）模型结果分析
由模型结果可得出现有政策实施对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决策无促进作用，并没有取得政策效应预期的效果，经过再次查阅资料和二度走访分析之后，考虑模型结果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现有的绿色生产政策尚未顺畅的发挥作用。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小企业生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大部分中小企业已停工停产，主要反应在回归模型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面。而绿色生产政策的更新与具体化正好能及时引导各行各业复苏，尤其能加快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
2.现有的绿色生产政策的执行不具有普适性。由于中小企业主要特点为规模小，资金和技术方面实力薄弱，为了拓展利润空间往往不会主动选择成本较高的可循环利用的方式处理废弃物。现有的政策的执行尚未对中小企业废弃物处理有技术或经济方面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在绿色生产迫在眉睫的当下，中小企业发展绿色生产循环经济变得极其重要。
3.现有绿色生产政策的奖惩激励政策不具有针对性。中小企业建立绿色生产体系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然而有明确针对性的绿色生产奖惩政策正是激发竞争力提升的有效保障。尤其在薪酬设置上，应尽可能体现政府和企业对绿色生产的关注，比如注重浮动工资，将浮动工资与绩效考核相结合，鼓励员工主动提高绿色生产技能、主动更新绿色生产相关知识，发挥出自己的价值。同时，在福利制度建设中，应采取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相结合，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多种结合方式，有明确针对性的推动全员积极绿色生产。
4.现有绿色生产政策在行业内的开展不具有典型性。我国中小企业涉及各行各业，产品同质化程度高已成为普遍现象，巧妙设计政策使得产品差异化显著，是现有政策需要弥补的方面，例如行业绿色生产产品认证图标，绿色生产企业认证財政补贴等。
五、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讨论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做出如下讨论：
1.绿色生产政策奖励力度大于政策惩罚力度。在该种条件下，即增加鼓励措施，降低守法成本，结合中小企业及现行环保法规的特点分析如此下。1）政策奖励力度优于政策惩罚力度的道理并不复杂，效果应更显著，但真正实施的政策很少。2）政策奖励力度停留在表面，没有扩大范围，落实到各项实处。
2.绿色生产政策奖励力度小于等于政策惩罚力度。在该种条件下，即增加严惩条例，提高违法成本，结合中小企业及现行环保法规的特点分析如下。第一，惩罚力度不够，中小企业权衡利益之后仍会选择继续污染生产。建议引入“按日记罚”，同时对违规违法负责人加重处理，坚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要让中小企业不想污染生产、不敢污染生产、不能污染生产。第二，惩罚范围小，相关职责部门仍有侥幸心理。由于有的县市依靠此类企业创收，因此应对当地相关环境部门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在法律修订的时候，应对未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或履行不力的一些行政人员加重处分，加大配合处罚措施。
（二）政策建议
1.制定适用于中小企业各行各业的绿色生产技术标准，从严管控超出标准上线的中小企业，建立覆盖所有中小企业的绿色生产监测网络，实现中小企业绿色生产信息共享，加强中小企业环境事件联合治理。
2.细化强化政府对中小企业内部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绿色生产操作行为奖励机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联合组建技术研发中心，支持全行业绿色生产行为，促进绿色生产技术扩散外溢。
3.政府的环境管理部门要定期多渠道、多形式的向社会公开本城市绿色生产模范企业，曝光绿色生产不达标企业，倒逼中小企业绿色生产。
4.政府为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制度提供财政、税务、工商、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扶助，支持中小企业绿色生产制度的推行。
5. 加大处罚力度和处罚范围，杜绝中小企业污染生产惯性，积极投身开展绿色生产。
参考文献：
[1]邓学衷，李颜婧.绿色战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基于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92-100.
[2]李创，邵莹.公众绿色行为驱动因素研究——以焦作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10）：20-25.
[3]王丽萍，李淑琴，李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05）：1110-1118.
[4]段书生，晋晓晓.政府、市场和公众协调促进绿色发展机制构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03）：93-98.
[5]李娅楠，林军，钱艳俊.环境规制下企业绿色生产决策及技术学习因素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9（05）：721-727.
[6]李创.企业环境战略及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6（03）：57-61.
[7]李巧华，唐明凤，潘明清.企业绿色创新因素影响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02）：110-114.
[8]杜建国，于晓慧，孟庆峰.基于计算实验的企业绿色产品生产行为演化[J].软科学，2016（11）：66-70+90.
[9]李创.环境管制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论环境管制政策的演化及其特征[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2）：175-179.
[10]王丽萍，刘明浩.企业自愿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动因和障碍性因素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09）：1104-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JY217）;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1A790010）;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ZZJH-135）。
（作者单位：李创，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聪慧，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郑州理工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