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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一句名言。在战场上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是士兵，但是他们冲锋在第一线；他们不是平民，但是在战场上他们被规定享受平民一样的待遇。他们用生命见证战乱，他们用鲜血书写真实。他们并不是不畏惧死亡，只是他们所在的这个职业就是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他们知道这个职业就是为人们提供关于战争最真实的信息，哪怕是以生命为代价。他们就是战地记者。
在中国抗日战争摄影史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沙飞，他不仅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沙飞后来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新闻出版人。再一个就是方大曾。他是抗战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1937年就在他的《平汉铁路的变化》报道发表后失去消息。他们以相机为武器，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在枪林弹雨中用生命和热血拍摄了一幅幅反映中国的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不畏艰险，英勇杀敌的经典图片。
抗战摄影第一人——沙飞
在河北省英烈英雄纪念园，这里伫立着一座沙飞的雕塑，在雕塑的不远处就是沙飞摄影艺术陈列馆，这里展览了沙飞生前拍摄的数百幅照片，看着这些记录抗战的珍贵照片，我们仿佛又回到那个山河破碎铁血如歌的岁月。
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1926年，14岁的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
1932年初，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当时受鲁迅文学作品的强烈影响，沙飞没有沉溺于个人的安逸，而是决心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呐喊”。面对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他将目光投向了国家、民族的命运。
1933年，沙飞在广东汕头与电台同事王辉结婚，为蜜月旅行买了照相机，以摄影为终生事业。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用相机记录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举行，沙飞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并为之拍照。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沙飞拍摄的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照片，刻画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一举成名！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基础。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的第一个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纪念鲁迅的照片26幅。有人形象地说：“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其中一组作品《国防前线的南澳岛》便显示出他对日本侵略行径的高度关注。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又在桂林初中举办了第二次个人影展。此次展览上的作品给人印象强烈，受到当地进步文化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在同步出版的《沙飞摄影展览专刊》中，进步文化人士千家驹、陈望道、洪雪邨等都写了评论，高度评价沙飞作品的时代意义。
1937年10月，沙飞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并正式由司徒传改名为沙飞，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12月，到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参加八路军不久，沙飞就和战友一起创立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立，沙飞任科长。这是根据地最早的新闻摄影机构。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大规模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作为随军摄影记者，沙飞跟着杨成武的部队过滹沱河去井陉煤矿，在这里拍摄了我军攻克井陉煤矿的多幅照片。就在百团大战期间，在井陉洪河漕村，沙飞拍摄了“将军救孤”的历史瞬间，为中日友好留下千古佳话。
1942年3月20日，沙飞首试出版《时事专刊》，喜获成功。6月，沙飞加入中国共产党。沙飞一直思索如何扩大新闻摄影宣传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平山县碾盘沟村出版，《晋察冀画报社》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军事新闻摄影上的主要媒体，也是中国革命摄影的摇篮。
正如沙飞发表在《桂林日报》（1937年1月18日）上的诗作《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中所宣言的：“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1937年8月15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文章，其中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沙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又来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摄影界才公开评价沙飞，这个记忆恢复的过程是那么的艰难而曲折。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恢复军籍党籍。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底片里的记忆——消失在抗战前线的“小方”
他经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引荐，迈入战地记者的行列。他被知名记者唐师曾称为“最欣赏的两位摄影记者之一”。但是，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熟悉。 当年，他的胞妹方澄敏叫他“小方”，中法大学经济系同学叫他“小方”，摄影社一拨儿朋友叫他“小方”，范长江、陆诒这些记者同行叫他“小方”，他发表文字和影像作品也自署“小方”。
1912年，方大曾出生在北京。1929年，17岁的方大曾发起成立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少年影社”曾举办过展览。自那时起，方大曾对摄影的感情，就从爱好逐渐发展成职业情结。当时有不少摄影沙龙，但其中弥漫着类似改良的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让方大曾觉得难以融入。他更愿意将相机镜头对准那些人力车夫、纤夫、矿工，那些在冷冰冰的生活里挣扎的劳苦大众。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境况，表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这位英俊青年在探索自己的摄影道路时，战争改变了一切。
1930年，方大曾考取中法大学经济系。第二年他就在大学里参加“反帝大联盟”，参与编写机关报《反帝新闻》，第三年，他又联合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直到方殷被捕。这个热血青年，拼命地想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记录施虐者的残暴和同胞的顽强。大学毕业后的方大曾来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吴寄寒、周勉之等人成立“中外新闻学社”，他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
1936年，他和范长江相遇。这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深感神交已久。范长江了解到方大曾做战地记者的志向，引荐他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小方至大同，同溪映同来，据云：系在保定闻八路军挺进热河，故赶去参加，到绥始知不确。并自承认单独行动之欠考虑。我们于是与秋江四人在轰炸中的大同城内商以后工作计划。战局紧急时，我们所住大同招待所在白日已无食物供给，我们经常在城墙边防空洞旁写文章。大同吃紧时，我与小方先后到石家庄。当时协定溪映坚持绥远宁夏线，秋江支持同蒲线，而小方则仍挺进平汉线。那时保定以万分吃紧，卫立煌将军所部三师增援南口落空，正与敌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小方当时异常兴奋，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脉中去。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这是范长江在《忆小方》中对于当时小方在抗战前线工作的场景。自此，他多次孤身一人前往激战前沿，传递出大量有价值的独家新闻报道。1936年11月，小方在北平写成《宛平之行》采访记。20天后，他辗转到河北唐山、昌黎等地，采访冀东伪政府辖区，完成《冀东一瞥》。12月，他来到绥远抗战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采访，完成《绥东前线视察记》。在绥远前线，他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照片。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3天后，小方前往卢沟桥采访。“我在第一时间到达”——小方在报道中写道。完成采访后回到北平，23日，他寄出《卢沟桥抗战记》报道，内分6节：“保卫北平的二十九军”“卢沟桥事件的发动”“战地踏察”“卢沟桥的形势”“长辛店巡礼”“日总动员以后”，并配以照片发表于《世界知识》第6卷第10号里。“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是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对于战争前线一段真实而鲜活的报道。当年9月间上海《大公报》登了许多小方所拍照片，并有通讯：《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报道了将士们的英勇与决心感人泪下。又以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的身份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分析了当时平汉线北段敌我的力量及动向。
1937年9月30日，是能找到小方最后消息的日期。他在这一天从河北寄出《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此后就再无音讯。每次离家去拍摄，他总是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了。1935年，方大曾在报道绥东战争时照了一张头戴钢盔的照片寄回家中，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儿小方摄于1935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方澄敏回忆说，小方采访时极少拍摄自己的照片，更难得寄回家。这张照片是不是表明，他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奔赴前线？
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即使70年过去了，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急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着还杀伤两个敌人……”
方大曾作为一名失踪的战地记者，时年仅25岁。1937年，这段传奇永远定格在了25岁的年轻 “小方”身上。小方怀着悲悯为平凡的劳动者留下影像，也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中国留下珍贵的见证。
在中国抗日战争摄影史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沙飞，他不仅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沙飞后来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新闻出版人。再一个就是方大曾。他是抗战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1937年就在他的《平汉铁路的变化》报道发表后失去消息。他们以相机为武器，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在枪林弹雨中用生命和热血拍摄了一幅幅反映中国的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不畏艰险，英勇杀敌的经典图片。
抗战摄影第一人——沙飞
在河北省英烈英雄纪念园，这里伫立着一座沙飞的雕塑，在雕塑的不远处就是沙飞摄影艺术陈列馆，这里展览了沙飞生前拍摄的数百幅照片，看着这些记录抗战的珍贵照片，我们仿佛又回到那个山河破碎铁血如歌的岁月。
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1926年，14岁的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
1932年初，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当时受鲁迅文学作品的强烈影响，沙飞没有沉溺于个人的安逸，而是决心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呐喊”。面对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他将目光投向了国家、民族的命运。
1933年，沙飞在广东汕头与电台同事王辉结婚，为蜜月旅行买了照相机，以摄影为终生事业。1935年6月，沙飞加入上海黑白影社。1936年9月，沙飞离开汕头，来到上海。从此，他开始用相机记录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举行，沙飞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并为之拍照。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沙飞拍摄的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的照片，刻画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一举成名！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基础。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的第一个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纪念鲁迅的照片26幅。有人形象地说：“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其中一组作品《国防前线的南澳岛》便显示出他对日本侵略行径的高度关注。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又在桂林初中举办了第二次个人影展。此次展览上的作品给人印象强烈，受到当地进步文化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在同步出版的《沙飞摄影展览专刊》中，进步文化人士千家驹、陈望道、洪雪邨等都写了评论，高度评价沙飞作品的时代意义。
1937年10月，沙飞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批准，加入八路军，并正式由司徒传改名为沙飞，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12月，到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任副主任。参加八路军不久，沙飞就和战友一起创立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立，沙飞任科长。这是根据地最早的新闻摄影机构。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大规模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作为随军摄影记者，沙飞跟着杨成武的部队过滹沱河去井陉煤矿，在这里拍摄了我军攻克井陉煤矿的多幅照片。就在百团大战期间，在井陉洪河漕村，沙飞拍摄了“将军救孤”的历史瞬间，为中日友好留下千古佳话。
1942年3月20日，沙飞首试出版《时事专刊》，喜获成功。6月，沙飞加入中国共产党。沙飞一直思索如何扩大新闻摄影宣传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7月7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平山县碾盘沟村出版，《晋察冀画报社》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军事新闻摄影上的主要媒体，也是中国革命摄影的摇篮。
正如沙飞发表在《桂林日报》（1937年1月18日）上的诗作《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中所宣言的：“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1937年8月15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文章，其中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沙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又来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摄影界才公开评价沙飞，这个记忆恢复的过程是那么的艰难而曲折。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恢复军籍党籍。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底片里的记忆——消失在抗战前线的“小方”
他经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引荐，迈入战地记者的行列。他被知名记者唐师曾称为“最欣赏的两位摄影记者之一”。但是，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熟悉。 当年，他的胞妹方澄敏叫他“小方”，中法大学经济系同学叫他“小方”，摄影社一拨儿朋友叫他“小方”，范长江、陆诒这些记者同行叫他“小方”，他发表文字和影像作品也自署“小方”。
1912年，方大曾出生在北京。1929年，17岁的方大曾发起成立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少年影社”曾举办过展览。自那时起，方大曾对摄影的感情，就从爱好逐渐发展成职业情结。当时有不少摄影沙龙，但其中弥漫着类似改良的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让方大曾觉得难以融入。他更愿意将相机镜头对准那些人力车夫、纤夫、矿工，那些在冷冰冰的生活里挣扎的劳苦大众。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境况，表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这位英俊青年在探索自己的摄影道路时，战争改变了一切。
1930年，方大曾考取中法大学经济系。第二年他就在大学里参加“反帝大联盟”，参与编写机关报《反帝新闻》，第三年，他又联合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直到方殷被捕。这个热血青年，拼命地想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记录施虐者的残暴和同胞的顽强。大学毕业后的方大曾来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吴寄寒、周勉之等人成立“中外新闻学社”，他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
1936年，他和范长江相遇。这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深感神交已久。范长江了解到方大曾做战地记者的志向，引荐他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小方至大同，同溪映同来，据云：系在保定闻八路军挺进热河，故赶去参加，到绥始知不确。并自承认单独行动之欠考虑。我们于是与秋江四人在轰炸中的大同城内商以后工作计划。战局紧急时，我们所住大同招待所在白日已无食物供给，我们经常在城墙边防空洞旁写文章。大同吃紧时，我与小方先后到石家庄。当时协定溪映坚持绥远宁夏线，秋江支持同蒲线，而小方则仍挺进平汉线。那时保定以万分吃紧，卫立煌将军所部三师增援南口落空，正与敌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小方当时异常兴奋，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脉中去。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这是范长江在《忆小方》中对于当时小方在抗战前线工作的场景。自此，他多次孤身一人前往激战前沿，传递出大量有价值的独家新闻报道。1936年11月，小方在北平写成《宛平之行》采访记。20天后，他辗转到河北唐山、昌黎等地，采访冀东伪政府辖区，完成《冀东一瞥》。12月，他来到绥远抗战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采访，完成《绥东前线视察记》。在绥远前线，他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照片。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3天后，小方前往卢沟桥采访。“我在第一时间到达”——小方在报道中写道。完成采访后回到北平，23日，他寄出《卢沟桥抗战记》报道，内分6节：“保卫北平的二十九军”“卢沟桥事件的发动”“战地踏察”“卢沟桥的形势”“长辛店巡礼”“日总动员以后”，并配以照片发表于《世界知识》第6卷第10号里。“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日军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的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是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对于战争前线一段真实而鲜活的报道。当年9月间上海《大公报》登了许多小方所拍照片，并有通讯：《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报道了将士们的英勇与决心感人泪下。又以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的身份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分析了当时平汉线北段敌我的力量及动向。
1937年9月30日，是能找到小方最后消息的日期。他在这一天从河北寄出《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此后就再无音讯。每次离家去拍摄，他总是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了。1935年，方大曾在报道绥东战争时照了一张头戴钢盔的照片寄回家中，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儿小方摄于1935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方澄敏回忆说，小方采访时极少拍摄自己的照片，更难得寄回家。这张照片是不是表明，他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奔赴前线？
在小方的笔下，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即使70年过去了，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仿佛那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的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急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着还杀伤两个敌人……”
方大曾作为一名失踪的战地记者，时年仅25岁。1937年，这段传奇永远定格在了25岁的年轻 “小方”身上。小方怀着悲悯为平凡的劳动者留下影像，也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中国留下珍贵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