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防疫常态化以来，人们进入商场、医院、银行等公共场合，都需要扫码。因不熟悉智能手机，在日常生活中，一部分老年人几乎寸步难行。他们被称作数字贫困人群。
　　他们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可能是未来老去的我们。
　　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化社会，同时，这也是一个老龄化越来越明显的社会。
　　不同社会群体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不同，带来了社会排斥和不公平、不便利等问题。老人们遇到的数字鸿沟该如何被填平，是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热议的热点之一。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比起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重视和关怀这一群体更重要。
　　如果老人们不愿意被连接，社会需要尊重这种不被连接的权利，为非数字化生活方式预留通道。

不会扫码的老年人成了数字难民

　　自2020年年初疫情暴发以来，家住北京市密云区的王明志一直都注意防疫，基本上没怎么离开该区。直到今年春节期间，他要出京，去一趟河北。
　　按照防疫规定，王明志必须去医院做核酸检测才能出京。走到医院门口，保安拦住了王明志，让他对着门上印有宝塔图案的一张A4纸“扫健康码”。年近古稀的王明志知道，宝塔图案是北京健康宝，这就是“电子通行证”，只有显示绿色的“未见异常”才能进。
　　王明志掏出自己的直板老人机，向保安求助。保安一看他的旧手机，苦笑着直摇头：“大爷，您这手机没有扫码功能，您得换个手机。”
　　王明志老听儿子念叨，要他换一个智能手机，这样不管去哪儿就都方便了。但他就是习惯用那款声音响亮、电量能持续3天的直板老人机。好在保安开明，王明志说明情况后，就放他进去做核酸检测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在去年调研座谈时，从一些老人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故事。
　　不过，有些人可能没王明志这么幸运。一位大妈去医院看病，问一位工作人员到哪里挂号。工作人员一努嘴，把大妈指引到一台机器（自助挂号机）面前。
　　大妈眼神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自助挂号机，只好硬着头皮尝试。“没有人帮我。”大妈开始操作时，只剩下7个预留号码。等她满头大汗地倒腾进去，一个号都没有了。大妈只能气呼呼地回家，气到饭都没吃。
　　随后，其他大爷大妈也纷纷对刘红宇表示：“现在我们寸步难行。”
　　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例子。去年10月，安徽宿州一名58岁的男子因不会网上购票，到人工窗口连续5次买票失败，回不了家，急得大哭，下跪磕头。哈尔滨一辆公交车上，一位老人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司机拒载。老人不愿下车，乘客斥之为“为老不尊”，直至民警赶来，带走这位不知所措的老人。
　　只因不会“扫一扫”，老人们也被挡在电子支付之外。去年11月，湖北宜昌一位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被拒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工作人员称不收现金，老人要么找亲戚帮忙，要么自己在手机上支付。

　　有些人在微博、微信朋友圈发帖，呼吁大家出门带现金。一位博主出门跟一位老奶奶买东西，发现扫码付钱的话，钱就转到了老奶奶儿子的账户里。但儿子根本不会还钱给老奶奶。
　　2020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四分之三的老年人没有接触过互联网，具体人数大概有2亿人。
　　不会扫码的老年人，正在被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时代抛弃，成为数字难民。

考虑更具包容性的技术组合

　　国内的扫码防疫，是基于微信和支付宝的广泛应用。
　　据《北京晚报》报道，最早开发出健康码防疫的，是杭州市公安局防疫专班的民警钟毅。
　　杭州是支付宝的大本营。支付宝与城市的市政运营、商业活动紧密相连，用户基础庞大又成熟，在支付宝上开发应用比再造一个App容易，对于迫在眉睫的防疫局势来说，健康码是高效、立竿见影的。
　　2020年2月，疫情暴發初期，钟毅接到紧急召集令——研发“杭州健康码”。48个小时后，健康码出炉。2月11日，杭州健康码上线首日，申请量突破130万。各地纷纷效仿，40天后，“健康码”从杭州铺向全国。
　　运用支付宝和微信，将健康码接入已有的商业应用中，是国内独有的方法。快速、高效的防疫扫码，就像出厂设置，一旦设定，衣食住行便与之绑定，形成闭环，并产生路径依赖，很难改弦更张。
　　一些不装微信、支付宝，或者使用非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便寸步难行。
　　针对防疫，其他国家也应用手机进行大数据追踪，大多由政府开发出专门的App。
　　2020年4月13日，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旗下的季刊《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有一篇论文介绍新加坡的防疫App。
　　新加坡的防疫App名为Trace Together。只要打开蓝牙，同时打开App，不需要其他操作，这款App就可以利用蓝牙技术，存取离你足够近的人的手机信息，保留21天。
　　如果有确诊患者，新加坡卫生部就可以根据这个App获取患者信息，并判断谁是21天内的密接者。
　　这也适用于一部分使用非智能手机的人。 　　“就目前我们的技术而言，其实有许多技术组合可以减轻‘数字鸿沟’。”佐治亚理工学院技术史与技术社会学项目博士生邢麟舟对记者说。比如蓝牙技术，只要打开蓝牙，防疫App就能一直起作用，无需更多操作，对老人包容程度更高。
　　邢麟舟称，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来说，技术形塑人与世界的关系；从现象学来说，技术是人与周遭环境互动的一个媒介。
　　“所以，技术设计本身就带有将这种互动道德化的倾向。”邢麟舟认为，设计者在设计阶段，就需要考虑该技术产品是否能够涵盖某个群体，或者排斥某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负起人与世界互动的道德责任。

创造适老连接，也保障不连接的权利

　　2020年10月，民政部公布的数据顯示，到2025年，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3亿人。
　　眼下，数字化便利了年轻人，困住了部分老年人，这种两极分化状态与科技创新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对老龄化社会不友好。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除机场、铁路车站、长途客运站等特殊场所外，一般不检查健康码，通过技术手段简化操作以适合老年人使用；有条件的地区和场所，要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设立“无障碍通道”。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央行等多部委正在着手研究解决老年人被智能技术所困的问题。工信部于去年12月宣布，将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推动115家网站、43个App进行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微信、淘宝、京东、支付宝、滴滴出行、叮当快药等App位列首批改造名单。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认为，企业有必要开发适老、关怀类产品，但存在着现实挑战。
　　邢麟舟认为，思维意识是最大挑战。“如果遇到一个问题，想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这背后的思维是：默认技术是一种用最低成本最高效率解决问题的手段。这背后是关于效率和速度的崇拜，或者说对这两者优先考虑。”
　　而老人是低效率、慢速度的群体。“如果用效率优先和速度优先的思维，就不可能考虑用技术手段来解决一个低效率的问题，更不会考虑用一个非技术的方法来解决。”邢麟舟说，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思维认知。比如，照顾老年人、包容老年人、包容弱势群体，到底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企业不管是出于道德还是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都会想办法进一步包容上述群体。“企业的思维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会比较困难。”邢麟舟如此表示。
　　主流科技企业的员工年龄构成，一般偏年轻，在互联网大厂里超过35岁就是尴尬的鸡肋。“试想一下，一群年轻人在设计产品，他们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或者对老年人的需要感同身受吗？”邢麟舟说。
　　邢麟舟建议，从产品设计阶段就让老年人参与——可以从社会上招募受试者，或者将年纪较长的专业人士留在研发团队内。只有用户参与设计，对产品提升才可能有较好的效果。
　　上海市在征求适老产品创意方面先行一步。去年4月，上海市民政局就尝试发布首批12个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向社会各界和企业征求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这些场景需求包括防走失、卧床护理、无接触智能消毒、出入管控等。

　　国际老龄产业研究平台“系龄人”分析师辛彤对记者说，如果不把老人自主上网的基础设施铺设好，后续的老年消费市场则无从谈起。
　　根据辛彤的调研，目前国内主要是公益组织在实际推进技术赋能，一些互联网企业也开始进入社区，为老人提供智慧养老的志愿服务。想让所有产品和服务适老化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辛彤认为，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与市场资源下，需要排出优先级，以更有效地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一线城市基本都有一些老年群体蓝皮书。这些研究格外强调老人在医疗、照料、社交、出行等方面的需求。”辛彤说，这是现成的可利用的资源。
　　通过适老化方式、App优化，让老年人和互联网连接；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称，还需要反思和坚持一种价值观——保障不连接的权利。
　　如果一些人出于隐私安全考虑或者生活习惯使然，不想和网络连接，又或者耄耋翁妪不便使用手机、不能连接，那么非数字化生活空间需要给予尊重，并有必要保留。
　　无锡火车站就为不便扫码的旅客预留了一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登记一下，领个出站通行证就能出站。
　　无锡火车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小组负责人胡志广称，每天有2000多人进出车站，1/8到1/7的人不会扫码或者手机不具备扫码功能，这些人大部分是老人。
　　相对于“数字扶贫”，老人更需要的，其实是对现有状态的包容和尊重。
　　（摘自《新周刊》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