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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环境，不仅没有压垮正来，而且“回也不改其志”，在富有邓正来特色的学术道路上，充满着寂寞的欢愉
1月24日，我正准备把《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讲座提纲上传到博客，收到一位学友的短信：“谢老师您好，我从网上刚看到消息，邓正来教授走了。”错愕之下，回复四字：“巨星陨落。”
晚八点，日知社广播讲座，准时开始。我禁不住悲从中来：回眸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关口，《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作者邓正来先生，驾鹤西游，讲座中重点讲述的百年中国法学地图中第五代学人的巨擘——邓正来先生，顿时成为背影，融入学术史的静水深流。
学术个体户
我以为，追思邓正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同情的理解，沿着邓正来“小路”，回溯邓氏成长的历程，并对邓正来的学术和思想，进行平实的分析和理性的反省，九泉之下的邓先生，必欣慰不已。
1913年6月9日，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先驱——沈家本先生逝世。回首已是百年身。百年中国法学，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如今处于什么状态？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法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究竟是如何贯通的？
百年中国法政图景，建构在晚晴、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大的历史关节之上。回溯百年中国法脉，五代法政人，薪火相传。沈家本、伍廷芳、梁启超、严复，第一代，筚路蓝缕；第二代王宠惠、周鲠生、王世杰、萧公权、钱端升，发凡起例；第三代周枏、瞿同祖、龚祥瑞、韩德培、王铁崖，承前启后；第四代，江平、郭道晖、王家福、李步云，沉郁顿挫；第五代，朱苏力、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许章润，浴火重生。
第五代法律人，是恢复法学尊严的一代。在第五代法律人里面，与梁治平、朱苏力、季卫东、贺卫方、许章润相较，邓正来在于本科阶段，并没有受到法学的科班训练，这一特点，使得邓正来旁逸斜出，在多个学科间，优游涵泳；但也让邓正来饱受指摘，“不够专业”。
1985年，结束在外交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后，在那个大学生都能得到分配的年代，邓正来没去任何一家学术单位谋职，而是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做了一个没户口，没住房，没收入的“学术个体户”，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奉行“三不原则”：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访问邀请；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约稿。原因是要做研究，没时间也没兴趣做没意义的事。
1985年，我入读中国人民大学，《走向未来》等丛书是我的精神滋养，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谈论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的小册子，可以说是邓正来的处女作。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邓正来这么一个人。王思睿和邓正来都是这套书的编委，两人在羊坊店地下室，比邻而居，共同拥有“学在民间”的理念。
邓正来有点唐·吉诃德的色彩，堪称具有狭义精神的浪漫骑士。要是把正来的生平，拍成电影，不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肯定好玩有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正来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有着文化自觉。
邓正来在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在八十年代成为“北漂”，换过七八家地下室，住过地铁站、同学办公室，对于豪情万丈的正来来说，只不过增添了一段故事而已。正来的一生，就是很好的励志故事。
邓正来自办的“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王思睿、李盛平创设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都是较早的民间学术团体。邓正来这个学术个体户，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学友，可谓吾道不孤。正来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列入二十世纪文库，获得一大笔可观的稿费；同时在刚刚兴起的外语培训学校讲课。邓正来通过自身的知识能力，在北京立足。
邓正来给我的“坏印象”
后来，我在上大学期间，与邓正来打过交道。初识邓正来，就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第一印象，也是很难改正的。缺少“礼数”，不按常理出牌，也是我对邓正来的最初的判断。
1988年，恩师萧延中先生有意介绍我到《北京青年报》帮助打杂，看是否合适做记者。我的志向非小，愿意进行类似《光明日报》“学者访谈录”的工作，为此，拜访过当时崭露头角的杨念群先生，遗憾的是，由于学养不足，我的工作并没有深入进行下去。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小插曲。
大约是1987年，邓正来成立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己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典型的夫妻店。《北京青年报》对这一新生事物，很是重视，予以报道。我到报社时，正好刊出对邓正来的采访。报社的朋友委托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
巧合的是，邓正来就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筒子楼。我当晚就在筒子楼二楼挨近楼梯的一间屋子，找到了这位“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与人交往，倒也简洁明快，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拿到报纸，就问我来自哪个系。当他听说我来自中共党史系，露出一脸的不屑，我带着满腹的委屈离开了。后来，我把遭遇告诉了谢选骏先生，谢先生倒是非常通达，说过“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第二次见到邓正来，是在古今学社举办的“民主与权威学者大型辩论会”。古今学社的创办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老尚——尚红科。这场辩论会，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空前的神话，郑也夫、吴稼祥、张炳久、荣剑、吴廷嘉、黎鸣，八十年代重量级学者，在谢韬老校长主持下，就中国到底当走民主还是权威的道路，进行主题论辩。
作为古今学社的顾问，我在八百人大礼堂会议室，招呼和接待参与辩论的学者和嘉宾。邓正来作为嘉宾，出席了辩论会。邓正来在水泄不通的八百人大礼堂，激昂呐喊：“尊重宪法的权威，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能去做，凡是法无明文禁止的，都属于自由的权利。”我见证了一场思想盛宴，也见识了邓正来雄辩的口才。
正来十四岁开始在西南医疗器械厂做童工，四川外国语学院，到西南政法学院“偷听”，北京外交学院读研究生，放弃“铁饭碗”，依靠著述翻译、外语培训的本领吃饭。邓正来不服输的草根品格，与生俱来，更可贵的是，艰难的环境，不仅没有压垮正来，而且“回也不改其志”，在富有邓正来特色的学术道路上，充满着寂寞的欢愉。 邓正来观察哨
邓正来重新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公南巡之后，东方风来满眼春，邓正来的能量充分地显露出来。邓正来主编两本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注重学术规范，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品格。
话说1996年初，石家庄青园街，新开了一家书店——嘟嘟知识书店，门匾由文化名家楚庄所题。我从1989至2011年，二十二年间，没有离开过青园街，可见，有着很深的缘分。嘟嘟知识书店，不仅增益这所城市的书香，而且，在我的精神生长史上，起着不可轻忽的作用。
记得是春节前夕，第一次来到嘟嘟知识书店，初见老板，就觉得有穿越感，眉目之间，活脱一个邓正来，令我疑惑不已。不禁开口问询：“老板怎样这么像邓正来呀？”老板倒也爽快：“那就对了，邓正来是我哥哥，我叫邓正坦。”天下真小，人生如梦。
下课后，溜达到嘟嘟知识书店，消磨时光，似乎成为必修的功课。我在嘟嘟知识书店，除了聊新上的书外，聊来聊去，就会聊到邓正来。这家书店，原就是以邓正来的女儿“邓嘟子”来命名的。据说，邓嘟子在真正的学术界，要比邓正来更加“大名鼎鼎”，这也是正来引以为豪的。于是，正来的弟弟又把邓嘟子的声名向石家庄传播。我思忖，这等绝妙的创意，怕是来自邓正来。
嘟嘟知识书店，一点都没辱没邓正来的名声，时尚、快餐、奶酪之类的图书绝不会在这里现身。邓正来，是这家书店的灵魂，因为这家书店的摆放充溢着邓正来的风格。进入店门，右手边第一个书架，邓正来的著述和编辑的刊物占据半壁江山：《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博登海默版《法理学》、《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自由秩序原理》，真是洋洋大观，先声夺人。不知不觉，我把嘟嘟知识书店当成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哨，梁治平、贺卫方、朱苏力、邓正来，四条汉子的身影，日益清晰。最终，在一篇博文中，我称之为“法学四剑客”。
初识邓正来，很恶劣的第一印象，在这里，揉碎了再拼接，可以说，嘟嘟书店功不可没。
从与邓正来弟弟的聊天中，似乎，也在印证着时代的转捩。邓正坦说起哥哥，也是风轻云淡。1989年，邓在深圳的一条大船上，老板开着工资，也不用做什么事情。这可不像有人说的，摆地摊。“邓正来摆地摊”，同样一件事情，在“布尔乔亚”看来，可能就是吃苦受罪，但，对于强悍的正来来说，并不比北京地下室和地铁站的日子难。正来在哪行干，都会吹皱一池春水，为其增添传奇色彩和江湖气息。
浪迹深圳的生涯，对邓正来而言，属于“潜龙在渊”，蓄积力量，王者归来，邓正来筹划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已然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1992年。
那一年春天，南巡讲话，点燃了大陆市场经济的热忱，忽如一夜春风来，各行各业，恍然大悟，加足马力，闯荡商海。三年前的那场风波和三年后的经商热，深深刺激着大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
邓正来擘画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集结凄风苦雨的学界，于1992年底，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无异于石破天惊。正来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逆风飞扬，生长为大陆学界领袖。
199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创刊号作者名单如下：王铁崖、赵宝煦、丁守和、罗荣渠、张显扬、刘志琴、黎鸣、沈大德、吴廷嘉、郑也夫、林毅夫、樊纲、杨冠三、王沪宁、孙立平、萧延中、邓正来、郑家栋、张小劲、景跃进、张静、俞可平。
王思睿先生阅后，深感欣慰：“在‘万马齐喑’几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重新集结和发出独立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实乃学术界的第一朵报春花。
邓正来的出关与闭关
“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历史学者马勇曾这样评价邓正来。
邓正来既爱“独处”，也爱“热闹”。邓氏进行“闭关”，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独行侠”，要是“出关”，又会是风生水起的学术领袖。邓正来身上的侠义精神、领袖欲望、狂傲不羁，其实，就是一回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在市民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的规范化研究、自由主义的引进，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袁伟时以为，邓正来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了。一位长期在体制外生存的民间学者，却引领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潮。这里面的因果，确实令人深思。
1985年，硕士未毕业，邓正来就已走上了“体制外”的小路。对体制持有激烈批判态度的邓正来，经历十八年体制外生存后，2003年，突然被吉林大学“招安”了，开始体制内生活，2008年12月5日，更上层楼，就任复旦高研院院长。
如何理解邓正来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穿越”？其实，这个问题，对邓正来本人而言，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2007年，正来在华东政法大学发表演讲，讲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正来既然以刷新中国社会科学为己任，如何最有效地进行知识转型和更新，才是正来的核心关注。对正来而言，体制外、体制内，只是形式上的区别而已。
正来批评所指向的，即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大路”，邓氏选择的“小路”，充满着寂寞的欢愉，进入体制之前，就强烈地感染着很多读书种子，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这几位学界翘楚，就是六郎庄读书小组的成员。进入体制之后，邓正来的强大气场，依然在体制之内伸展，小南湖读书小组、席明纳、学术午餐，这些来自“小路”的带有邓正来体温的作业方式，成为复旦大学高研院的学术传统。
邓正来通过著书立说、主持刊物、读书小组，特别是就任复旦高研院院长，“小路”越走越宽广，以至于“小路”骎骎乎成为一条“大路”，独辟蹊径的邓正来，无疑，在立言和立功方面走了一条成功的路径。这条路径，之所以能够走通，仔细体会，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存性智慧”。如果掌握不好“火候”，自下而上的生长，不是面临生存的“瓶颈”，便有可能由“沟通”变成“勾兑”。
邓正来在张文显先生的盛情之下，于2003年开始进入体制内，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十个年头的生涯，“小路”和“大路”并轨磨合的过程，邓正来先生有两大功课，引人注目。
一个是直面中国法学，“邓氏刀法”犀利酣畅，2006年1月，充满批判精神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甫一面世，洛阳纸贵，引发大陆法学界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入梳理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学图景，有力推动了法学界的文化自觉。
邓正来先生晚岁的另一功课，发表《“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以人类学的学理取向，对三十年来的“中国模式”，进行同情的理解。袁伟时先生以为，这时邓正来的法学理念，与朱苏力大同小异。原本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较为清晰的法律理想图景，顿时又变得迷茫起来。
邓正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升级换代”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邓正来作为“体制外人物”，对中国法学的“长驱直入”，试图“连根拔起”旧的“知识范式”，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何等令人神往。邓正来离世，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留下的空白，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填充。
1月24日，我正准备把《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讲座提纲上传到博客，收到一位学友的短信：“谢老师您好，我从网上刚看到消息，邓正来教授走了。”错愕之下，回复四字：“巨星陨落。”
晚八点，日知社广播讲座，准时开始。我禁不住悲从中来：回眸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关口，《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作者邓正来先生，驾鹤西游，讲座中重点讲述的百年中国法学地图中第五代学人的巨擘——邓正来先生，顿时成为背影，融入学术史的静水深流。
学术个体户
我以为，追思邓正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同情的理解，沿着邓正来“小路”，回溯邓氏成长的历程，并对邓正来的学术和思想，进行平实的分析和理性的反省，九泉之下的邓先生，必欣慰不已。
1913年6月9日，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先驱——沈家本先生逝世。回首已是百年身。百年中国法学，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如今处于什么状态？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法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究竟是如何贯通的？
百年中国法政图景，建构在晚晴、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大的历史关节之上。回溯百年中国法脉，五代法政人，薪火相传。沈家本、伍廷芳、梁启超、严复，第一代，筚路蓝缕；第二代王宠惠、周鲠生、王世杰、萧公权、钱端升，发凡起例；第三代周枏、瞿同祖、龚祥瑞、韩德培、王铁崖，承前启后；第四代，江平、郭道晖、王家福、李步云，沉郁顿挫；第五代，朱苏力、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许章润，浴火重生。
第五代法律人，是恢复法学尊严的一代。在第五代法律人里面，与梁治平、朱苏力、季卫东、贺卫方、许章润相较，邓正来在于本科阶段，并没有受到法学的科班训练，这一特点，使得邓正来旁逸斜出，在多个学科间，优游涵泳；但也让邓正来饱受指摘，“不够专业”。
1985年，结束在外交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后，在那个大学生都能得到分配的年代，邓正来没去任何一家学术单位谋职，而是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做了一个没户口，没住房，没收入的“学术个体户”，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奉行“三不原则”：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访问邀请；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约稿。原因是要做研究，没时间也没兴趣做没意义的事。
1985年，我入读中国人民大学，《走向未来》等丛书是我的精神滋养，走向未来丛书中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谈论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的小册子，可以说是邓正来的处女作。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邓正来这么一个人。王思睿和邓正来都是这套书的编委，两人在羊坊店地下室，比邻而居，共同拥有“学在民间”的理念。
邓正来有点唐·吉诃德的色彩，堪称具有狭义精神的浪漫骑士。要是把正来的生平，拍成电影，不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肯定好玩有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正来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有着文化自觉。
邓正来在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在八十年代成为“北漂”，换过七八家地下室，住过地铁站、同学办公室，对于豪情万丈的正来来说，只不过增添了一段故事而已。正来的一生，就是很好的励志故事。
邓正来自办的“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王思睿、李盛平创设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都是较早的民间学术团体。邓正来这个学术个体户，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学友，可谓吾道不孤。正来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列入二十世纪文库，获得一大笔可观的稿费；同时在刚刚兴起的外语培训学校讲课。邓正来通过自身的知识能力，在北京立足。
邓正来给我的“坏印象”
后来，我在上大学期间，与邓正来打过交道。初识邓正来，就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第一印象，也是很难改正的。缺少“礼数”，不按常理出牌，也是我对邓正来的最初的判断。
1988年，恩师萧延中先生有意介绍我到《北京青年报》帮助打杂，看是否合适做记者。我的志向非小，愿意进行类似《光明日报》“学者访谈录”的工作，为此，拜访过当时崭露头角的杨念群先生，遗憾的是，由于学养不足，我的工作并没有深入进行下去。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小插曲。
大约是1987年，邓正来成立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己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典型的夫妻店。《北京青年报》对这一新生事物，很是重视，予以报道。我到报社时，正好刊出对邓正来的采访。报社的朋友委托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
巧合的是，邓正来就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筒子楼。我当晚就在筒子楼二楼挨近楼梯的一间屋子，找到了这位“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与人交往，倒也简洁明快，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拿到报纸，就问我来自哪个系。当他听说我来自中共党史系，露出一脸的不屑，我带着满腹的委屈离开了。后来，我把遭遇告诉了谢选骏先生，谢先生倒是非常通达，说过“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第二次见到邓正来，是在古今学社举办的“民主与权威学者大型辩论会”。古今学社的创办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老尚——尚红科。这场辩论会，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空前的神话，郑也夫、吴稼祥、张炳久、荣剑、吴廷嘉、黎鸣，八十年代重量级学者，在谢韬老校长主持下，就中国到底当走民主还是权威的道路，进行主题论辩。
作为古今学社的顾问，我在八百人大礼堂会议室，招呼和接待参与辩论的学者和嘉宾。邓正来作为嘉宾，出席了辩论会。邓正来在水泄不通的八百人大礼堂，激昂呐喊：“尊重宪法的权威，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能去做，凡是法无明文禁止的，都属于自由的权利。”我见证了一场思想盛宴，也见识了邓正来雄辩的口才。
正来十四岁开始在西南医疗器械厂做童工，四川外国语学院，到西南政法学院“偷听”，北京外交学院读研究生，放弃“铁饭碗”，依靠著述翻译、外语培训的本领吃饭。邓正来不服输的草根品格，与生俱来，更可贵的是，艰难的环境，不仅没有压垮正来，而且“回也不改其志”，在富有邓正来特色的学术道路上，充满着寂寞的欢愉。 邓正来观察哨
邓正来重新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公南巡之后，东方风来满眼春，邓正来的能量充分地显露出来。邓正来主编两本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注重学术规范，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品格。
话说1996年初，石家庄青园街，新开了一家书店——嘟嘟知识书店，门匾由文化名家楚庄所题。我从1989至2011年，二十二年间，没有离开过青园街，可见，有着很深的缘分。嘟嘟知识书店，不仅增益这所城市的书香，而且，在我的精神生长史上，起着不可轻忽的作用。
记得是春节前夕，第一次来到嘟嘟知识书店，初见老板，就觉得有穿越感，眉目之间，活脱一个邓正来，令我疑惑不已。不禁开口问询：“老板怎样这么像邓正来呀？”老板倒也爽快：“那就对了，邓正来是我哥哥，我叫邓正坦。”天下真小，人生如梦。
下课后，溜达到嘟嘟知识书店，消磨时光，似乎成为必修的功课。我在嘟嘟知识书店，除了聊新上的书外，聊来聊去，就会聊到邓正来。这家书店，原就是以邓正来的女儿“邓嘟子”来命名的。据说，邓嘟子在真正的学术界，要比邓正来更加“大名鼎鼎”，这也是正来引以为豪的。于是，正来的弟弟又把邓嘟子的声名向石家庄传播。我思忖，这等绝妙的创意，怕是来自邓正来。
嘟嘟知识书店，一点都没辱没邓正来的名声，时尚、快餐、奶酪之类的图书绝不会在这里现身。邓正来，是这家书店的灵魂，因为这家书店的摆放充溢着邓正来的风格。进入店门，右手边第一个书架，邓正来的著述和编辑的刊物占据半壁江山：《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博登海默版《法理学》、《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自由秩序原理》，真是洋洋大观，先声夺人。不知不觉，我把嘟嘟知识书店当成了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哨，梁治平、贺卫方、朱苏力、邓正来，四条汉子的身影，日益清晰。最终，在一篇博文中，我称之为“法学四剑客”。
初识邓正来，很恶劣的第一印象，在这里，揉碎了再拼接，可以说，嘟嘟书店功不可没。
从与邓正来弟弟的聊天中，似乎，也在印证着时代的转捩。邓正坦说起哥哥，也是风轻云淡。1989年，邓在深圳的一条大船上，老板开着工资，也不用做什么事情。这可不像有人说的，摆地摊。“邓正来摆地摊”，同样一件事情，在“布尔乔亚”看来，可能就是吃苦受罪，但，对于强悍的正来来说，并不比北京地下室和地铁站的日子难。正来在哪行干，都会吹皱一池春水，为其增添传奇色彩和江湖气息。
浪迹深圳的生涯，对邓正来而言，属于“潜龙在渊”，蓄积力量，王者归来，邓正来筹划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已然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1992年。
那一年春天，南巡讲话，点燃了大陆市场经济的热忱，忽如一夜春风来，各行各业，恍然大悟，加足马力，闯荡商海。三年前的那场风波和三年后的经商热，深深刺激着大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
邓正来擘画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集结凄风苦雨的学界，于1992年底，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无异于石破天惊。正来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逆风飞扬，生长为大陆学界领袖。
199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创刊号作者名单如下：王铁崖、赵宝煦、丁守和、罗荣渠、张显扬、刘志琴、黎鸣、沈大德、吴廷嘉、郑也夫、林毅夫、樊纲、杨冠三、王沪宁、孙立平、萧延中、邓正来、郑家栋、张小劲、景跃进、张静、俞可平。
王思睿先生阅后，深感欣慰：“在‘万马齐喑’几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重新集结和发出独立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实乃学术界的第一朵报春花。
邓正来的出关与闭关
“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历史学者马勇曾这样评价邓正来。
邓正来既爱“独处”，也爱“热闹”。邓氏进行“闭关”，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独行侠”，要是“出关”，又会是风生水起的学术领袖。邓正来身上的侠义精神、领袖欲望、狂傲不羁，其实，就是一回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在市民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的规范化研究、自由主义的引进，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袁伟时以为，邓正来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了。一位长期在体制外生存的民间学者，却引领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潮。这里面的因果，确实令人深思。
1985年，硕士未毕业，邓正来就已走上了“体制外”的小路。对体制持有激烈批判态度的邓正来，经历十八年体制外生存后，2003年，突然被吉林大学“招安”了，开始体制内生活，2008年12月5日，更上层楼，就任复旦高研院院长。
如何理解邓正来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穿越”？其实，这个问题，对邓正来本人而言，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2007年，正来在华东政法大学发表演讲，讲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正来既然以刷新中国社会科学为己任，如何最有效地进行知识转型和更新，才是正来的核心关注。对正来而言，体制外、体制内，只是形式上的区别而已。
正来批评所指向的，即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大路”，邓氏选择的“小路”，充满着寂寞的欢愉，进入体制之前，就强烈地感染着很多读书种子，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这几位学界翘楚，就是六郎庄读书小组的成员。进入体制之后，邓正来的强大气场，依然在体制之内伸展，小南湖读书小组、席明纳、学术午餐，这些来自“小路”的带有邓正来体温的作业方式，成为复旦大学高研院的学术传统。
邓正来通过著书立说、主持刊物、读书小组，特别是就任复旦高研院院长，“小路”越走越宽广，以至于“小路”骎骎乎成为一条“大路”，独辟蹊径的邓正来，无疑，在立言和立功方面走了一条成功的路径。这条路径，之所以能够走通，仔细体会，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存性智慧”。如果掌握不好“火候”，自下而上的生长，不是面临生存的“瓶颈”，便有可能由“沟通”变成“勾兑”。
邓正来在张文显先生的盛情之下，于2003年开始进入体制内，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十个年头的生涯，“小路”和“大路”并轨磨合的过程，邓正来先生有两大功课，引人注目。
一个是直面中国法学，“邓氏刀法”犀利酣畅，2006年1月，充满批判精神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甫一面世，洛阳纸贵，引发大陆法学界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入梳理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学图景，有力推动了法学界的文化自觉。
邓正来先生晚岁的另一功课，发表《“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以人类学的学理取向，对三十年来的“中国模式”，进行同情的理解。袁伟时先生以为，这时邓正来的法学理念，与朱苏力大同小异。原本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较为清晰的法律理想图景，顿时又变得迷茫起来。
邓正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升级换代”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邓正来作为“体制外人物”，对中国法学的“长驱直入”，试图“连根拔起”旧的“知识范式”，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何等令人神往。邓正来离世，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留下的空白，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