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晚年曾说：“我一点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结构，却给了它新的解释。施耐庵提供了故事，金圣叹看出了毛病，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石秀虐杀杨雄的妻子潘巧云，是《水浒传》第四十五回里的事。金圣叹从这里看出了问题。
　　金圣叹批点说，石秀杀潘巧云，大大不同于武松杀潘金莲，“武松之于金莲也，武大已死，则武松不得不问，此实武松万不得已而出于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杀金莲者，法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己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已，并与杨雄无与也。观巧云所以污石秀者，亦即前日金莲所以污武松者。乃武松以亲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辩，而天下后世，亦无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则务必辩之：背后辩之，又必当面辩之，迎儿辩之，又必巧云辩之，务令杨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后已。呜呼！启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巉刻狠毒之恶物欤？”
　　石秀为什么一定要杀潘巧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务令杨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后已”；但金圣叹也分明感到，仅此不足以解释，天下为什么会“有此一种巉刻狠毒之恶物”？
　　五四之初，倡导“人的文学”，以此为标准检视旧文学，发现和批判其中“非人”的一面。周作人在那篇著名的《人的文学》的文章中，言词激烈地说：“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他举出十个大类——《水浒》被列在“强盗书类”——“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
　　从人性的角度，更具体地从性心理的角度去解释石秀的行为，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施蛰存的小说《石秀》。施蛰存晚年曾说，他对自己的小说最满意的是《石秀》这篇，“因为这篇小说写得最完整。我一点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石秀故事的结构，却给了它新的解释。施耐庵提供了故事，金圣叹看出了毛病，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欧梵认为施蜇存重写石秀的故事，是对《水浒传》进行了撒德式的改写，“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把撒德（Ｍａｇｕｉｓ ｄｅ Ｓａｄｅ）的虐待狂理论放进一篇改写古典小说的作品里。”“石秀变成了一个性变态的人物，他的性欲出于对女子虐待和杀戮的窥视，也可以说把《水浒传》原著所含有的反女性心理发展到了极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胆的尝试。”小说前面的大半部分叙述石秀对潘巧云的欲望与社会的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其心理尚属常态，可是到后来竟然变异为一种特殊的渴望：这种渴望只有恐怖、血腥的色欲、美感、快意才能满足。“石秀满心高兴，眼前直是浮荡着潘巧云和迎儿的赤露着的躯体，在荒凉的翠屏山上，横倒在丛草中。黑的头发，白的肌肉，鲜红的血，这样强烈的色彩的对照，看见之后，精神上和肉体上，将感受到怎样的轻快啊！”“看着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真是个奇观啊！分析下来，每一个肢体都是极美丽的。如果这些肢体合并拢来，能够再成为一个活着的女人，我是会得不顾着杨雄而抱持着她的呢。”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新近出版，《导论》中以《水浒传》的相关情节为例，指出，“这种描写实在起着引导读者肯定杨雄、石秀的凶残行为的作用。从而我们在阅读这些段落时，不但不能发生共鸣，反而感到厌恶；当然也就不能有美的感受。”
　　该《导论》从“人的一般本性”和“人性的发展”来解釋这一情节在不同时期激起的不同反应，阐述得很清晰：“对个体需要的否定和对个体生命的虐杀，本来是违背人的一般本性的，假如这些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曾为具体的人性所认同，那只是社会限于生产力水平而不得不采取的相应措施所导致的人性的变异。社会生产力水平一旦超越了这一阶段，具体的人性也必随之改变，进而反对这样的行为。所以，今天的读者和观众不能从《水浒传》的虐杀潘巧云的描写和京剧《翠屏山》中感受到美，实在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