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高度重视党性修养，其重要特征就是勤于作严格的自我批评。1942年9月16日，他为《新华日报》副刊《团结》撰写发刊词，开宗明义要“吾日三省吾身”，强调这种“反省功夫”对个人和政党的益处。
　　新中国建立后，在不同场合，他又多次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自我批评”，“要经常反省”，“经常‘洗澡’”。周恩来坚持知行合一，既积极倡导又身体力行。尽管投身革命的时间比较早，在党内长期处于领导核心层，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文过饰非，总能以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经常自我反省，以真诚而严肃的态度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使自身的党性修养不断得到完善。在特殊的时期、关键的时刻，为了维护党的团结，推进上下同心，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在困难面前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主动承担责任，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化解了无数的矛盾和风险，使党和国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彰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以自我批评检视问题、纠正错误
　　中国革命处于探索阶段时，形势错综复杂，难免遇到挫折，出现各种失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胸怀坦荡，面对问题不是隐瞒回避，而是主动认领，知错即改，并诚恳道歉，自觉作自我批评。

　　1934年初，博古、李德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把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下令逮捕，并决定在党内、军内开展斗争。周恩来出席公审会，并被指定为公诉人。公审大会判决萧劲光5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一年后，周恩来找萧劲光谈话，表示搞错了，恢复了萧的党籍、军籍。后来，周恩来曾多次检讨这一错误。延安整风期间，他又专门同萧劲光谈心，十分坦诚地说：把你搞错了，这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至今深为内疚。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上，周恩来作副报告，完全改变博古报告中强调客观、掩盖错误的倾向，鲜明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为会议的顺利推进发挥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时，特别强调“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3月25日，周恩来在准备西苑机场检阅和引导领导人前往香山过程中，因情况不明，先后两次严厉批评了当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扬帆。获悉实情后，周恩来知道批评有误，专门找到扬帆，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说完之后，周恩来紧紧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以自我批评反思历史、汲取教训

　　周恩来旅欧时期就加入了党组织，大革命失败不久就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层。中共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经历过无数的曲折，周恩来置身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产生困惑，留下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对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周恩来的政治地位日趋稳固，个人威望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历史教训铭记在心，经常反思，利用各种机会毫无保留地“曝光”自己，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
　　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初期在重庆，按照中央统一要求，领导南方局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学习中，他“在大会上系统讲述陈独秀的投降主義、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错误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他特别把自己摆进去，不止一次地讲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回到延安后，他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没有因为自己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而回避问题，在确认“‘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同时，指出“‘六大’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并从三个“不认识”和一个“没有”作了深刻剖析。
　　1945年4月，周恩来经过深入思考和实践总结，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对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作了系统回顾和精辟分析。而在此过程中，他没有忘记对自身问题的检讨，坦诚地说自己在此期间“犯了不少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并毫无保留地作了具体剖析。他指出：“当时在武汉做领导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
　　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内容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报告中讲到南昌起义，他进行了冷静反思，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检讨。

以自我批评弥合分歧、维护团结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之路，由于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并非一帆风顺。在党内，有思想的共识，也出现过认识的严重分歧;有和谐的氛围，也出现过矛盾冲突的局面;有团结一心的良好状态，也出现过分化对立的重大危机。但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善于用自我批评的方式化解矛盾、弥合分歧、维护团结。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纠正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整个工作转向正轨。但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导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以对李立三“搞调和主义”为由把周恩来作为事实上的批判对象，试图逼其退出政治局，脱离党的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面对党内严重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周恩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三中全会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不为自己辩解，而是恳切地说服有对立情绪的同志不要意气用事，精诚团结，使党避免了一次大的分裂，度过了那段十分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