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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之境界观总体上的文化背景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特定的文化事件。“新理学”境界观的形成，既有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借鉴，更有冯友兰在心理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精神的特别关注。在获得此种境界的具体路径上，冯友兰又提出了所谓“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而“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则又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或哲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