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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生如烟，人生如梦，我认为人生是乐，人生如歌。浩浩宇宙，漫漫人生，是那么令人向往憧憬，可人生道路上却多有崎岖坎坷、悲愁和不幸，这歌，这乐，在哪里呢？我觉得追求正义、珍惜友谊就是最美的歌。
上篇：株连者
我1957年参军，1969年抽调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副股长，也是当年轰动全国的“王亚卓事件”军人中的唯一受株连者。
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的复出赢得了民心，也惹怒了“四人帮”及其同伙，他们首先从新闻媒体上大做文章扰乱视听。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日记摘抄，按语中指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随着《人民日报》对此选题的转载，全国学校出现了混乱。我当时负责分管团里的宣传报道、宣传队和3所小学，就连这些内蒙古小娃娃也闹起来了，上课拿粉笔头儿打老师！我觉得这种坏风气的来头太猛太快了……
1974年初春，我在北京探亲。2月11日，夫人突然从单位跑回家：“你们团出事儿了！”我接过她手中的《人民日报》：“××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头版头条，通篇文章还加了双线的大框子，我脑子一下就懵了！
这“王”是宣传干事、天津知青王文尧，“亚”是电影放映员、北京知青恩亚立，“卓”是新闻报道员、保定知青邢卓，他们3位都是我的兵，都是我从基层连队挑选上来的佼佼者呀。大冷天顿时就出了一身汗，一场“运动”恐怕又要开始了。
我赶紧让战士们带着我去了恩亚立家，他当时也在探亲。恩告诉我，他们是看了有关报道后有不同意见，认为学生和教师不该是敌我对立面，不应该上升到“师道尊严”的高度，所以给那个小学生写了这封信，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们一边安慰他一边帮助收拾行装，因为团里来加急电报催他返回。我回家后才知道催我的加急电报也到了。
到团里的当天晚上团首长即找我谈话：“回来了？”
“接到电报就回来了，我是军人得听指挥嘛。他们都是我的兵，对这件事，我们议论过。咱这里离北京那么远，消息不通，报纸看得也少……这些都是接受再教育的青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我说。
团首长很郑重：“小崔，你知道他们给那个小学生写信吗？”
“我是后来知道的。这是大哥哥给小妹妹写的私人探讨信件，又不是通讯报道稿件，没必要经过我。好家伙，《人民日报》的头一版，真够可以的，不就是跟那个小学生交流一下教育革命的形式嘛！这很正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实事求是。
首长十分严肃：“这么说不对，是要犯错误的。要知道，你是穿军装的军人，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好好想想问题的严重性，端正态度，认识问题……小崔呀，你要听党的话，要听领导的话，要提高认识，可不能站在对立面哪！”
“……”对立面？我的血压顿时就上来了。怎么，不就因为年轻人说了几句大实话嘛！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当年对王亚卓的上纲上线。若干年后咱们才知道了真相：在小学生的复信发表前，王亚卓的信已经江青、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等看过，迟群还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江青还对有关媒体提出：“版面排突出些，生动活泼些。”
因此，王文尧、恩亚立、邢卓顿时就成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
我知道，团首长原本是打算让我给他们做工作的，万万没想到一贯玩命出色完成任务的我这次却没有服从命令。我和王亚卓他们原本住在一起，因为这件事，他们被分别隔离，大字报像雪片一样地飞来，贴满了团部大礼堂。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个广播车，车上的大喇叭不停地叫喊着。
由于我的“态度不好”，很难和他们见面，真是惦记呀：王文尧这时已经是党员，党内对他的压力肯定很大；恩亚立和邢卓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当初调他们很是费了周折，尤其是执笔人邢卓，家庭背景加上“现行”！我担心他们顶不住压力寻短见哪，在非常有限的相见时间里，只有给他们打气：“得挺住啊，别吓倒了！你们还很年轻，路还长着呢，还得走下去！暴风雨来了，就得顶得住！”
比起王亚卓，我受的冲击不大。一是大家都了解我仗义执言的秉性，二是军人们对当时大环境很有想法，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记得团里还收到全国各地写给王亚卓的声援信，这些信件全部送到干部股，我和当事人根本看不到，可干事们总悄悄地告诉我：“哎，又来信了！”
“说什么啦？”我问。
他们悄悄说：“明明是黑龙江的邮戳，怎么写河南的地址啊？”他们还告诉我，很多信中说王亚卓“就是黑夜中的明灯”，“这样做是对我们教师队伍最大的关怀！”“没想到你们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理论！”“你们真是好样的！”等等，等等。
在40多天大会、小会的严肃批判和自我检查中，上面还派来了个调查员，经了解王亚卓没有历史背景后便很快回京汇报，王文尧、恩亚立和邢卓在遭到批斗和隔离审查后下放连队劳动，我手下也就没兵了……
“……你没有反党动机，怎么胆儿这么大，敢这么干呢！”艰难岁月中，人们说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刺痛着我。自己不愿做违心事，也不愿意给部队找麻烦，巨大压力下还勾起血压高的病根，万般无奈，只有退役，我忍痛脱下穿了17年的心爱军装……(未完待续)
上篇：株连者
我1957年参军，1969年抽调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副股长，也是当年轰动全国的“王亚卓事件”军人中的唯一受株连者。
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的复出赢得了民心，也惹怒了“四人帮”及其同伙，他们首先从新闻媒体上大做文章扰乱视听。1973年12月《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日记摘抄，按语中指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随着《人民日报》对此选题的转载，全国学校出现了混乱。我当时负责分管团里的宣传报道、宣传队和3所小学，就连这些内蒙古小娃娃也闹起来了，上课拿粉笔头儿打老师！我觉得这种坏风气的来头太猛太快了……
1974年初春，我在北京探亲。2月11日，夫人突然从单位跑回家：“你们团出事儿了！”我接过她手中的《人民日报》：“××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头版头条，通篇文章还加了双线的大框子，我脑子一下就懵了！
这“王”是宣传干事、天津知青王文尧，“亚”是电影放映员、北京知青恩亚立，“卓”是新闻报道员、保定知青邢卓，他们3位都是我的兵，都是我从基层连队挑选上来的佼佼者呀。大冷天顿时就出了一身汗，一场“运动”恐怕又要开始了。
我赶紧让战士们带着我去了恩亚立家，他当时也在探亲。恩告诉我，他们是看了有关报道后有不同意见，认为学生和教师不该是敌我对立面，不应该上升到“师道尊严”的高度，所以给那个小学生写了这封信，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们一边安慰他一边帮助收拾行装，因为团里来加急电报催他返回。我回家后才知道催我的加急电报也到了。
到团里的当天晚上团首长即找我谈话：“回来了？”
“接到电报就回来了，我是军人得听指挥嘛。他们都是我的兵，对这件事，我们议论过。咱这里离北京那么远，消息不通，报纸看得也少……这些都是接受再教育的青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我说。
团首长很郑重：“小崔，你知道他们给那个小学生写信吗？”
“我是后来知道的。这是大哥哥给小妹妹写的私人探讨信件，又不是通讯报道稿件，没必要经过我。好家伙，《人民日报》的头一版，真够可以的，不就是跟那个小学生交流一下教育革命的形式嘛！这很正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实事求是。
首长十分严肃：“这么说不对，是要犯错误的。要知道，你是穿军装的军人，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好好想想问题的严重性，端正态度，认识问题……小崔呀，你要听党的话，要听领导的话，要提高认识，可不能站在对立面哪！”
“……”对立面？我的血压顿时就上来了。怎么，不就因为年轻人说了几句大实话嘛！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当年对王亚卓的上纲上线。若干年后咱们才知道了真相：在小学生的复信发表前，王亚卓的信已经江青、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等看过，迟群还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江青还对有关媒体提出：“版面排突出些，生动活泼些。”
因此，王文尧、恩亚立、邢卓顿时就成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
我知道，团首长原本是打算让我给他们做工作的，万万没想到一贯玩命出色完成任务的我这次却没有服从命令。我和王亚卓他们原本住在一起，因为这件事，他们被分别隔离，大字报像雪片一样地飞来，贴满了团部大礼堂。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个广播车，车上的大喇叭不停地叫喊着。
由于我的“态度不好”，很难和他们见面，真是惦记呀：王文尧这时已经是党员，党内对他的压力肯定很大；恩亚立和邢卓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当初调他们很是费了周折，尤其是执笔人邢卓，家庭背景加上“现行”！我担心他们顶不住压力寻短见哪，在非常有限的相见时间里，只有给他们打气：“得挺住啊，别吓倒了！你们还很年轻，路还长着呢，还得走下去！暴风雨来了，就得顶得住！”
比起王亚卓，我受的冲击不大。一是大家都了解我仗义执言的秉性，二是军人们对当时大环境很有想法，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记得团里还收到全国各地写给王亚卓的声援信，这些信件全部送到干部股，我和当事人根本看不到，可干事们总悄悄地告诉我：“哎，又来信了！”
“说什么啦？”我问。
他们悄悄说：“明明是黑龙江的邮戳，怎么写河南的地址啊？”他们还告诉我，很多信中说王亚卓“就是黑夜中的明灯”，“这样做是对我们教师队伍最大的关怀！”“没想到你们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理论！”“你们真是好样的！”等等，等等。
在40多天大会、小会的严肃批判和自我检查中，上面还派来了个调查员，经了解王亚卓没有历史背景后便很快回京汇报，王文尧、恩亚立和邢卓在遭到批斗和隔离审查后下放连队劳动，我手下也就没兵了……
“……你没有反党动机，怎么胆儿这么大，敢这么干呢！”艰难岁月中，人们说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刺痛着我。自己不愿做违心事，也不愿意给部队找麻烦，巨大压力下还勾起血压高的病根，万般无奈，只有退役，我忍痛脱下穿了17年的心爱军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