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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孟子》的研究国内外多以评价其哲学和文学价值为主，而极少提及孟子在修辞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了重新认识孟子作为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地位，本文提出从西方修辞学的视角解读《孟子》的修辞思想：孟子在“言”、“辨”和“受众”的观点上，利用西方修辞学关于修辞、论辩和受众的理论进行了剖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孟子》修辞观和西方修辞学之间的互通与分歧。
关键词：《孟子》 修辞论辩思想 西方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孟子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1世纪以来，随着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与传播，“亚圣”孟子的思想及记录其言行的著作《孟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孟子》中所体现的先秦儒家思想和言论在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语言学方面有着十分宝贵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修辞学在美国得到复兴，哲学的“语言转向”推动了新修辞运动的发展，也为世界言语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研究平台。今天，西方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维度、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时代，人们开始尝试寻求有关人类言语行为的普遍规律和观点。尽管欧美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修辞思想和实践，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和探讨，但是从西方修辞学的视角对《孟子》的论辩思想进行专门的解读却不多。西方修辞学传统上对论辩极为重视，因为演说和论辩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两大核心。孟子善辨，在其著作《孟子》中渗透着强烈而朴实的有关论辩的修辞思想，西方修辞学的框架为我国先秦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修辞论辩思想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平台，这也是先秦诸子百家论辩思想研究的一个全新视野。用西方修辞学理论透视《孟子》的修辞论辩思想，能够更深刻地彰显先秦儒家代表孟子在修辞论辩上的卓越成就；同时对中西修辞论辩思想的比较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
二 西方修辞学与中国儒家经典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辞”一说，但多指文章的遣词造句，文风文采；而在西方，“rhetoric”（修辞）一词源于古希腊，最初它指在正式场合如集会、法庭上进行的公共演说。伟大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认为“修辞是寻求可行的劝说方式的能力”（Aristotle，1996）。因此用“修辞”来解释西方的“rhetoric”是远远不够的，因为“rhetoric”包涵了更为广阔的外延：其一，修辞学的作用是用来调节社会关系；其二，修辞的本质是使用一切可能的象征手段来达成最终目的。因此西方修辞学超越了修辞仅仅作为文章文采的意义，它涉及到人类的一切交际活动，聚焦于调节社会关系，促成修辞者与受众的合作与交流，最终达成同一。
西方学者对《孟子》的关注由来已久。1932年，美国著名修辞学家，哲学家理查兹发表了论文“孟子论心：多重意义的考察”，这是西方学者首次对孟子思想的探索（Kennedy，1998）。华裔美籍修辞学家吕行对中国先秦时期修辞思想做了专门的研究，她认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在其社会交流、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中非常重视言语的使用，比如游说，其修辞思想很好地适应了当时受众生活的历史环境。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是杰出的论辩家、修辞家和语言实践家。首先他要调节一种社会关系，即他们代表的儒家思想，规劝帝王诸侯实施仁政；同时在与其它各个学派的游说竞争中，必须采用一切可能性的劝说方式迎合受众心理，让受众乐于接受这些观点，使受众与修辞者在思想上达成统一。孟子在此过程中的游说与传道等言语行为与西方修辞学中的劝说与演讲在本质上同出一辙。因而使用西方修辞学的理论阐释《孟子》具有可行性。
三 西方修辞学视野下的《孟子》的修辞论辩思想解读
1 《孟子》中的“言”
在先秦经典文学中，对“言”的讨论出现得非常频繁，其意义总是同言语行为紧密相连的，西方修辞学认为言语即修辞，那么孟子“言”的思想实际上反映出他的修辞思想。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言”的思想层出不穷，能够能言善辩的人被认为是学者和能人。在《孟子》中有关“言”的讨论出现了128次，从语言的功能上“言”的意义可以分为一般言语、口头演讲和辩论三大类；从语言的作用上分为“善言”、“实言”、“仁言”。从这点可以看出，《孟子》中对“言”的讨论与西方修辞学中交际话语有诸多相似之处，将语言按功能进行划分也是西方修辞学关注的问题之一。
孟子认为“进善言”是君子必须遵循的准则之一，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尽心章句》）这里的“善言”指那些文字朴实通俗而意义深远的言语。而“实言”即讲真话，孟子批评了那些讲空话、不切实际的人，他说：“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离娄章句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孟子提倡进“仁言”。“仁言”是对君主的委婉规劝。他认为言语的使用能够揭示说话人的品格。孟子倡导“诚言”，诚言不仅指文章应该文风质朴，言之有物，还强调了说话人的道德品格。这一思想同亚里斯多德在西方修辞学劝说模式的ethos（修辞人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孟子》中的“辩”
根据华裔美国修辞学家吕行同David Frank在1993年的研究，他们认为先秦文学中提出的“辨”的思想与西方修辞学中的“rhetoric”从意义上最为接近（LV，1998）。汉学家Marry Garret（1993）分析了與中国古代先秦论辩理论最为接近的三个术语：一个是“辨”，指争论、辩驳等；另外两个是“说（shuō）”和“说（shuì）”，两者的意思都是劝说。他认为这三个术语能够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言语修辞实践的理解和认识。而《孟子》中的“辩”，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劝说方式或者通过论辩来使修辞参与者达成共识的方法。
孟子好辩，他解释“好辩”的原因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王公章句下》）在这里，孟子把寻求一位能施仁政的贤德君王作为政治理想；他对杨朱和墨翟的学说进行了批驳。据此，孟子的“辩”可以归纳有三个作用：其一、利用人格劝说，倡导仁政；其二、通过道德劝说规劝人们重获人性；其三、坚决对抗“异端邪说”。Kenedy（1998）指出“亚里斯多德认为修辞论辩的作用就是捍卫真理，劝说教导并且维护自己的观点，让他人接受。”西方修辞学中的论辩是基于“可能性”的言语行为，以受众为中心，劝说为目的。因此，孟子“辨”在实质上就是道德感化受众的一种论辩模式，目的就是要得到受众的认同。 3 《孟子》中的“受众”
孟子论辩特别注重对受众的选择。孟子的受众必须是有仁心的君子，而那些人格低劣的人被认为是不能被教化感召和规劝的。孟子曾经拒绝齐王的召见，因为齐王不是仁君。而孟子十分敬佩伯夷，称赞他能够选择仁义的君王去辅佐，选择仁厚的平民去教使：“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万章章句下》）另一方面，孟子对交谈游说的对象也是有选择性的。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是，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离娄章句上》）“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离娄章句上》）作为儒家思想的捍卫者，孟子在受众的选择方面有严格的准则，对于那些不仁之人、自暴自弃之人，都是他拒绝规劝的对象。
在佩雷尔曼的论辩理论中，演说者必须使用论辩策略来寻求“普遍受众”；与之不同的是，孟子根据“仁”的价值观来选择“特定受众”而不追求“普遍受众”。同时孟子提倡根据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演说方式；根据对受众的细致观察了解受众的心态，也强调了“天时地利人和”在整个修辞过程中对受众的影响。在西方修辞学传统中，受众也是一直受到极大关注的，柏拉图认为一个成功的演说者必须懂得受众的心理；亚里斯多德重申了劝说必须建立在同受众在观点上对事实的适应之上。西方修辞学和孟子修辞观在对“受众”的理解上虽有个体特点，但是本质上都是强调了对“受众”的重视。
四 《孟子》修辞观与西方修辞学的互通与分歧
《孟子》修辞观与西方修辞学有着很多互通之处，两者在对“言”、“辩”和“受众”的理解上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分歧。“东西方文化与现实的不同导致看待修辞学方式的不同。在西方，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对修辞学感兴趣；而东方不是没有修辞学，而是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出现，而是融化在哲学里。”（温科学，2002）因此关注两者的互通与分歧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对东西方修辞学本质规律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孟子修辞观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在古希腊，像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这些伟大的修辞家的演说和论辩也大都是政治性的，并认为修辞应该为政治服务。在这一点上，孟子的修辞目的与古希腊时期修辞的目的不谋而合。但是在对“巧言”的态度上，孟子拒绝使用华而不实和内容空虚的话语进行论辩，赞成“实言”的使用。不同于孟子，西方修辞学中的论辩基于或然性，他们认为既然在人文活动中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人们的观点往往取决于在法庭和集会上人们达成一致性的程度（Hauser，2002）。
其次，在孟子的修辞观中，从对人格（ethos）诉诸的重视不难看出孟子沿袭了儒家“仁”作为道德核心的传统。在《孟子》中，有关“仁”的讨论出现了157次，孟子认为一个好的演讲者必须拥有“仁心”即好的品质，这样才能影响听众；亚里斯多德把人格诉诸作为了劝说模式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苏格拉底也认为除了雄辩的口才和杰出的修辞技巧以外，优秀的演说者还需要具备崇高的品格和个人魅力。他们都认为人格诉诸在修辞劝说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对“受众”的选择上，胡曙光（1993）指出的：修辞交际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去适应听众的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孟子在“受众”选择上还是遵循“仁”这一核心问题，他要求受众必须具有“仁心”。同时孟子论辩的对象往往是诸如君主、学生这样单独的个体，虽然这与西方修辞学中的追求“普遍受众”的理论存在分歧，但是在对“受众”的关注问题上，两者还是有众多的相似之处。
五 结语
为了重新认识孟子作为语言大师和修辞家的地位，我们尝试从西方修辞学的视野下对其著作中体现的修辞观进行解读。笔者认为，孟子对“言”和“辩”的描写符合了西方修辞学对修辞和论辩的认识。孟子修辞观与西方修辞学在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的互通大于分歧，说明了修辞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我们认识到，孟子是一位伟大的修辞家，正是由于他独特的修辞思想与见解，精湛的论辩策略和技巧，传承和捍卫了儒家学派的修辞思想，同时本文也期待对中国学者在先秦话语研究方法和中西修辞和论辩思想对比实践上，提供有益的参考和视角。
注：本文系“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XGS100001）的预期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Aristotle.On Rhetoric，translated by George A Kenned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 Hauser，Gerard A.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Theory[M].Illinois：Waveland Press. 2002.
[3] Kennedy，George A. Comparative rhetoric：A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Introduction[M].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 LV Xing.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C.E.[M].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
[5] Garrett，Mary.“Classical Chinese Conceptions of 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J]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1993.
[6] 胡曙中：《英漢修辞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 温科学：《中国传统修辞学是话语研究》，《修辞学习》，2002年第5期。
[8] 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曾薇，女，1980—，湖北武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修辞学，工作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孟子》 修辞论辩思想 西方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孟子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1世纪以来，随着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与传播，“亚圣”孟子的思想及记录其言行的著作《孟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孟子》中所体现的先秦儒家思想和言论在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和语言学方面有着十分宝贵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修辞学在美国得到复兴，哲学的“语言转向”推动了新修辞运动的发展，也为世界言语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研究平台。今天，西方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多维度、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时代，人们开始尝试寻求有关人类言语行为的普遍规律和观点。尽管欧美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修辞思想和实践，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和探讨，但是从西方修辞学的视角对《孟子》的论辩思想进行专门的解读却不多。西方修辞学传统上对论辩极为重视，因为演说和论辩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两大核心。孟子善辨，在其著作《孟子》中渗透着强烈而朴实的有关论辩的修辞思想，西方修辞学的框架为我国先秦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修辞论辩思想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平台，这也是先秦诸子百家论辩思想研究的一个全新视野。用西方修辞学理论透视《孟子》的修辞论辩思想，能够更深刻地彰显先秦儒家代表孟子在修辞论辩上的卓越成就；同时对中西修辞论辩思想的比较提供了一个参考视角。
二 西方修辞学与中国儒家经典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辞”一说，但多指文章的遣词造句，文风文采；而在西方，“rhetoric”（修辞）一词源于古希腊，最初它指在正式场合如集会、法庭上进行的公共演说。伟大的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认为“修辞是寻求可行的劝说方式的能力”（Aristotle，1996）。因此用“修辞”来解释西方的“rhetoric”是远远不够的，因为“rhetoric”包涵了更为广阔的外延：其一，修辞学的作用是用来调节社会关系；其二，修辞的本质是使用一切可能的象征手段来达成最终目的。因此西方修辞学超越了修辞仅仅作为文章文采的意义，它涉及到人类的一切交际活动，聚焦于调节社会关系，促成修辞者与受众的合作与交流，最终达成同一。
西方学者对《孟子》的关注由来已久。1932年，美国著名修辞学家，哲学家理查兹发表了论文“孟子论心：多重意义的考察”，这是西方学者首次对孟子思想的探索（Kennedy，1998）。华裔美籍修辞学家吕行对中国先秦时期修辞思想做了专门的研究，她认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在其社会交流、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中非常重视言语的使用，比如游说，其修辞思想很好地适应了当时受众生活的历史环境。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是杰出的论辩家、修辞家和语言实践家。首先他要调节一种社会关系，即他们代表的儒家思想，规劝帝王诸侯实施仁政；同时在与其它各个学派的游说竞争中，必须采用一切可能性的劝说方式迎合受众心理，让受众乐于接受这些观点，使受众与修辞者在思想上达成统一。孟子在此过程中的游说与传道等言语行为与西方修辞学中的劝说与演讲在本质上同出一辙。因而使用西方修辞学的理论阐释《孟子》具有可行性。
三 西方修辞学视野下的《孟子》的修辞论辩思想解读
1 《孟子》中的“言”
在先秦经典文学中，对“言”的讨论出现得非常频繁，其意义总是同言语行为紧密相连的，西方修辞学认为言语即修辞，那么孟子“言”的思想实际上反映出他的修辞思想。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言”的思想层出不穷，能够能言善辩的人被认为是学者和能人。在《孟子》中有关“言”的讨论出现了128次，从语言的功能上“言”的意义可以分为一般言语、口头演讲和辩论三大类；从语言的作用上分为“善言”、“实言”、“仁言”。从这点可以看出，《孟子》中对“言”的讨论与西方修辞学中交际话语有诸多相似之处，将语言按功能进行划分也是西方修辞学关注的问题之一。
孟子认为“进善言”是君子必须遵循的准则之一，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尽心章句》）这里的“善言”指那些文字朴实通俗而意义深远的言语。而“实言”即讲真话，孟子批评了那些讲空话、不切实际的人，他说：“言无实不详，不详之实，蔽贤者当之。”（《离娄章句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孟子提倡进“仁言”。“仁言”是对君主的委婉规劝。他认为言语的使用能够揭示说话人的品格。孟子倡导“诚言”，诚言不仅指文章应该文风质朴，言之有物，还强调了说话人的道德品格。这一思想同亚里斯多德在西方修辞学劝说模式的ethos（修辞人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孟子》中的“辩”
根据华裔美国修辞学家吕行同David Frank在1993年的研究，他们认为先秦文学中提出的“辨”的思想与西方修辞学中的“rhetoric”从意义上最为接近（LV，1998）。汉学家Marry Garret（1993）分析了與中国古代先秦论辩理论最为接近的三个术语：一个是“辨”，指争论、辩驳等；另外两个是“说（shuō）”和“说（shuì）”，两者的意思都是劝说。他认为这三个术语能够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言语修辞实践的理解和认识。而《孟子》中的“辩”，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劝说方式或者通过论辩来使修辞参与者达成共识的方法。
孟子好辩，他解释“好辩”的原因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王公章句下》）在这里，孟子把寻求一位能施仁政的贤德君王作为政治理想；他对杨朱和墨翟的学说进行了批驳。据此，孟子的“辩”可以归纳有三个作用：其一、利用人格劝说，倡导仁政；其二、通过道德劝说规劝人们重获人性；其三、坚决对抗“异端邪说”。Kenedy（1998）指出“亚里斯多德认为修辞论辩的作用就是捍卫真理，劝说教导并且维护自己的观点，让他人接受。”西方修辞学中的论辩是基于“可能性”的言语行为，以受众为中心，劝说为目的。因此，孟子“辨”在实质上就是道德感化受众的一种论辩模式，目的就是要得到受众的认同。 3 《孟子》中的“受众”
孟子论辩特别注重对受众的选择。孟子的受众必须是有仁心的君子，而那些人格低劣的人被认为是不能被教化感召和规劝的。孟子曾经拒绝齐王的召见，因为齐王不是仁君。而孟子十分敬佩伯夷，称赞他能够选择仁义的君王去辅佐，选择仁厚的平民去教使：“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万章章句下》）另一方面，孟子对交谈游说的对象也是有选择性的。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是，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离娄章句上》）“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离娄章句上》）作为儒家思想的捍卫者，孟子在受众的选择方面有严格的准则，对于那些不仁之人、自暴自弃之人，都是他拒绝规劝的对象。
在佩雷尔曼的论辩理论中，演说者必须使用论辩策略来寻求“普遍受众”；与之不同的是，孟子根据“仁”的价值观来选择“特定受众”而不追求“普遍受众”。同时孟子提倡根据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演说方式；根据对受众的细致观察了解受众的心态，也强调了“天时地利人和”在整个修辞过程中对受众的影响。在西方修辞学传统中，受众也是一直受到极大关注的，柏拉图认为一个成功的演说者必须懂得受众的心理；亚里斯多德重申了劝说必须建立在同受众在观点上对事实的适应之上。西方修辞学和孟子修辞观在对“受众”的理解上虽有个体特点，但是本质上都是强调了对“受众”的重视。
四 《孟子》修辞观与西方修辞学的互通与分歧
《孟子》修辞观与西方修辞学有着很多互通之处，两者在对“言”、“辩”和“受众”的理解上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分歧。“东西方文化与现实的不同导致看待修辞学方式的不同。在西方，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对修辞学感兴趣；而东方不是没有修辞学，而是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出现，而是融化在哲学里。”（温科学，2002）因此关注两者的互通与分歧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对东西方修辞学本质规律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孟子修辞观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在古希腊，像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这些伟大的修辞家的演说和论辩也大都是政治性的，并认为修辞应该为政治服务。在这一点上，孟子的修辞目的与古希腊时期修辞的目的不谋而合。但是在对“巧言”的态度上，孟子拒绝使用华而不实和内容空虚的话语进行论辩，赞成“实言”的使用。不同于孟子，西方修辞学中的论辩基于或然性，他们认为既然在人文活动中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人们的观点往往取决于在法庭和集会上人们达成一致性的程度（Hauser，2002）。
其次，在孟子的修辞观中，从对人格（ethos）诉诸的重视不难看出孟子沿袭了儒家“仁”作为道德核心的传统。在《孟子》中，有关“仁”的讨论出现了157次，孟子认为一个好的演讲者必须拥有“仁心”即好的品质，这样才能影响听众；亚里斯多德把人格诉诸作为了劝说模式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苏格拉底也认为除了雄辩的口才和杰出的修辞技巧以外，优秀的演说者还需要具备崇高的品格和个人魅力。他们都认为人格诉诸在修辞劝说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对“受众”的选择上，胡曙光（1993）指出的：修辞交际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去适应听众的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孟子在“受众”选择上还是遵循“仁”这一核心问题，他要求受众必须具有“仁心”。同时孟子论辩的对象往往是诸如君主、学生这样单独的个体，虽然这与西方修辞学中的追求“普遍受众”的理论存在分歧，但是在对“受众”的关注问题上，两者还是有众多的相似之处。
五 结语
为了重新认识孟子作为语言大师和修辞家的地位，我们尝试从西方修辞学的视野下对其著作中体现的修辞观进行解读。笔者认为，孟子对“言”和“辩”的描写符合了西方修辞学对修辞和论辩的认识。孟子修辞观与西方修辞学在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的互通大于分歧，说明了修辞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我们认识到，孟子是一位伟大的修辞家，正是由于他独特的修辞思想与见解，精湛的论辩策略和技巧，传承和捍卫了儒家学派的修辞思想，同时本文也期待对中国学者在先秦话语研究方法和中西修辞和论辩思想对比实践上，提供有益的参考和视角。
注：本文系“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XGS100001）的预期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Aristotle.On Rhetoric，translated by George A Kenned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 Hauser，Gerard A.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Theory[M].Illinois：Waveland Press. 2002.
[3] Kennedy，George A. Comparative rhetoric：A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Introduction[M].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 LV Xing.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C.E.[M].Carolin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
[5] Garrett，Mary.“Classical Chinese Conceptions of 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J]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1993.
[6] 胡曙中：《英漢修辞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 温科学：《中国传统修辞学是话语研究》，《修辞学习》，2002年第5期。
[8] 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曾薇，女，1980—，湖北武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西方修辞学，工作单位：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