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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越高的词其语法功能往往越多,而语法功能的复杂性则给这个词的定性归类增加了困难。实际上使用频率高的词,其词汇意义是明确的,从逻辑意义上应该能够确认其词性,然而由于汉语词的多功能性却使得语言学者有时难以判断一个词的词性,更难以判断是否兼类。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兼类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许多著名语言学家都对兼类问题发表过看法,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近几年胡明扬、郭锐对兼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都没有成为定论。随着最近语文辞书开始标注词性,兼类词的问题不只在语法学界继续讨论,词汇学与辞书学领域也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苏宝荣、黎良军、杨同用等都曾就语文辞书标注词性,尤其是对标注兼类词的词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然而实际操作起来,词性的标注尤其是兼类词的确认与标注仍存在很多困难。
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兼类现象主要是动名兼类,形名兼类和形动兼类。而动名兼类情况最复杂,争议也最多。形名兼类与动名兼类是相联系的,动名兼类的问题解决了,形名兼类的处理也就好办了。比起前两种兼类,形动兼类可能最容易判断、处理。
二、兼类与词的语法功能
关于动名兼类,实际上就是动词在一些语言环境中不再有动词的语法功能,而获得了名词的语法功能。胡明扬认为,可以用三条标准来检验一个动词是否兼有名词的词性。这三个标准是:(1)能直接受名量词或前置动量词修饰;(2)能直接做“有”的宾语;(3)能直接受名词的修
饰{1}。郭锐按照下面的标准确定动词兼有名词性,满足其中任何一项都算是有名词性:(1)做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如“有研究”“予以解决”“作贡献”;(2)能受作为定语的名词、区别词、形容词、其他动词的直接修饰,如“技术改造”“日常管理”“(进行)定量分析”“生产管理”{2}。比较两位先生的观点,实际上还是接近的。郭锐的两条标准与胡明扬的后两条标准基本一致。因为“有”是准谓宾动词的代表,而直接受名词修饰的词往往就同时能受区别词、形容词和其他动词的直接修饰。郭锐同时认为,能带名量性数量定语以及“许多、一些”数量词定语也是鉴别名词的一项标准,但他认为这条标准已由上面两条标准覆盖,所以处理动名兼类可以不考虑这一标准。胡先生认为,在他提出的三项标准中,可以按至少符合两项标准才算是动名兼类词,也可以按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项标准就算是动名兼类,无论采用其中的任何一项标准或同时采用任何两项标准来判断动名兼类都不会使兼类的数量过大。杨同用认为如果按至少符合两项标准才算是动名兼类词,从语法分布的角度看是无法操作的{3}。郭锐先生的两条标准是析取性标准,但他在其词类系统中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两条标准,也导致同样的搭配语境却看作不同词性的情况。
动名兼类,应当是一个具有动词主要句法功能的词在另一些语言环境中失去了动词的语法功能,却取得了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因而判断动名兼类,需要确定哪些是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从语法分布的角度看,确定动名兼类,不能是合取性标准,因为这会导致抽象意义转化方式一致的词在同样的语言环境下处理结果不一致的后果{4}。
形名兼类,应当是一个具有形容词主要句法功能的词在另一些语言环境中失去了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却取得了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贺阳根据名词语法特点设定的形名兼类标准是:(1)能直接受名量词修饰;(2)能受“很多”“许多”“不少”等表示数量的词语直接修饰;(3)能直接做“有”的宾语;(4)能直接受名词修饰。{5}这个标准与胡明扬确定动名兼类的标准基本对应。郭锐确定形名兼类则是采用了与确定动名兼类相同的方法。实际上,不论动词或形容词其语法性质还是比较接近的,它们大都可以作为指称出现在主宾语的位置上,但是如果把能在主宾语位置上出现的动词或形容词都看作名词,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的数量就会太多。为了使汉语词类体系更简明,更具有可操作性,应当选取更具有名词特点的语法功能作为判断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的标准。
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一条标准能够完全覆盖其他标准的情况下,宁可多找一些标准。为了保证在同样的语言环境下对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的处理情况一致,可以确定,在这诸多标准中,只要动词或形容词符合其中的一个标准,就认为这个动词或形容词发生了词类的转变,成为名词。下列条件可以作为判断动词或形容词是否兼名词的标准:(1)可受名量词或“很多”“许多”“不少”等表示数量的词语直接修饰;(2)可受名词直接修饰;(3)可受动词直接修饰;(4) 可做体宾动词、准谓宾动词的宾语;(5)可受区别词或非状形容词直接修饰。
形容词和动词的语法功能比较接近,一般把能否带宾语作为判断一个形容词是否兼动词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简单易行的。
语法学界关于兼类的讨论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本文目的不是讨论兼类词的判断标准,只是为了解决语文辞书标注词性的问题。
三、词的语法功能与词性标注
以往的汉语辞书大多不标注词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词性标注上则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词典标注词性有益于读者尤其是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掌握词的用法,同时对释义的准确性也有积极影响。(王仁强、章宜华,2006)以上两部辞书对兼类词的处理基本遵循词义优先的原则,周荐(2007)曾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兼类词词性与多义词义项的关系,发现该词典的编者对一个词的词义、词性关系的认识是:词的词汇意义的单一性是词的语法意义单纯性的前提和保障。在对待兼类词的问题上,不少人坚持“词义不变,词性不变”的主张,上述两部词典在对待词义没有明显变化但又具有不同语法功能的词的处理上就基本遵循这个原则。在兼类词问题远未得到解决的今天,词典这样处理一方面可以避免陷入到有关兼类词的争论中去,另一方面又能节省篇幅。这两部辞书针对的对象都是国内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着重解决读者对词义的理解问题,所以在词的功能方面就可以不太关注。然而语文辞书尽管是以解释词义为主,但在编纂中如果完全不考虑功能,对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读者来说,则无法掌握词目的用法。即使像上述两部辞书一样,只针对母语为汉语的读者对象,我们也会发现词典本身也会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两部词典都把“发展”“会谈”“调查”处理为单性的动词,所举例子也都是动词的用法。以下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例子:
发展:事态还在～/社会～规律/～新会员/～轻纺工业。(369页)
会谈:两国～。(611页)
调查:～事实真相/没有～,就没有发言权/事情还没有～清楚。(314页)
以下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例子:
发展:小企业～成了跨国公司/～党员。(357页)
会谈:两国总理举行了～。(585页)
调查:～研究。(307页)
然而从语法功能的角度看,“发展”还可以做“有”的宾语:有发展;能直接受名词修饰: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会谈”可以受前置动量词修饰:一次会谈;能直接受名词修饰:政治会谈。如果只把它们处理为动词,这些也就只能算是动词的功能了。而“调查”除了具有这些功能外,甚至还可以接受名量词的修饰:两项调查,一场调查。如果这也算动词的功能,这种情况下仍然看作动词就太勉强了。因而两部词典对于这类词中更接近名词用法的例子都尽量回避。然而,有些词的某种用法很多,这些用法是完全回避不了的。比如“预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文是:【动】预先报告(多用于天文、气象等方面):天气～。“天气”等名词作修饰语的情况是很多的,如果这时的中心词“预报”等仍看作动词,而这样两个词组成的短语却是名词性短语,这是难以解释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做法灵活一些,该词典的释文是:①【动】事先报告:～水情。②【名】事先的报告:发布天气～。
根据词义不变,词性不变的原则来确定词是否兼类,对于一部词典来说,自有其方便之处,也可以减少兼类词的数量。然而意义标准却并不容易把握,比如“预报”中的“预报水情”和“天气预报”意义是不是有所转变?《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有些词是处理为兼类词还是单性词,做法并不完全一致,不少是因为对词义的理解不同,或许还考虑了功能的因素。比如:
哀悼:【动】悲痛地悼念(死者):～死难烈士/表示沉痛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3页)
哀悼:【动】悲痛地悼念:沉痛～死者。【名】悲哀悼念的感情:表示深切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页)
报价:【动】卖方提出商品售价:～单/出口商品应统一～。【名】卖方货投标方所提出的价格:四家研制单位投标,中标单位的～比其他三家要低一百多万元。(《现代汉语词典》第50页)
报价:【动】卖方向买方报出商品的售价:这批货厂家～太高,难以成交。(《现代汉语规范词典》46页)
提示:【动】把对方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提出来,引起对方注意:～课文要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340页)
提示:【动】提起注意:历史～毋忘国耻。【名】提示读者的话:这段～很重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280页)
危险:【形】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期/～区/～标志/预防～/山路又陡又窄,攀登的时候非常～。(《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412页)
危险:【形】危急凶险:山路～/～关头。【名】遭到失败、损失或伤亡的可能性:受重伤的人随时都有死亡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350页)
“预报”“哀悼”“报价”“提示”“危险”等词,两部辞书的处理是不相同的,却很难说在不同语言环境下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之所以有些词目是作为兼类词来处理,我们分析辞书编者是考虑了词的功能的。实际上,即使有些词的处理两部词典完全一致,比如在不同语言环境下都处理为动词或形容词,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意义是否就没有任何变化呢?下面看两部辞书对几个词的释义:
保护:【动】尽力照顾,使不受损害:～眼睛/～妇女儿童的权益。(《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47页)
保护:【动】护卫使不受损害:～森林,人人有责/～视力。(《现代汉语规范词典》42页)
部署:【动】安排;布置(人力、任务):～工作/战略～/～了一个团的兵力。(《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20页)
部署:【动】有计划地安排或布置(多用于大的方面):～兵力。(《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13页)
烦恼:【形】烦闷苦恼:自寻～/不必为区区小事而～。(《现代汉语词典》375页)
烦恼:【形】烦闷苦恼:家庭纠纷使她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362页)
“保护”“部署”两部词典都处理为动词,但它们都可做“有”的宾语,可直接做名词修饰语,因而如果从功能上来看,可以把它们看作名词,“保护”可解释为“照顾使不受损害的行为”。“部署”可解释为“安排、布置的人力或任务”。“烦恼”两部词典都处理为单性形容词,但它还可受“许多”修饰,这种情况下用“烦闷苦恼”解释说得通,但如果标注为名词,用“烦闷苦恼的事情”来解释也不是不可以。
两部辞书把上述词都处理为单性的动词或形容词,但仔细分析,它们的例证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例证中词目的功能较单一,所举例子都是典型动词形容词的例子,如动词词目带宾语或受形容词修饰,形容词词目做谓语或受副词修饰,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目功能则要复杂一些,但其中有些例子看作名词似乎也说得通。由于这两部辞书都以词义是否变化作为判断是否兼类的标准,因而大多没有因为词目语法位置的不同而分为不同词性并分别释义。
我们注意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动词词目中都没有受名词直接修饰的例证,这或者是因为编者认为此类例证不典型,或者是因为编者认为这类用法不大适合看作动词,因而回避举这些例子。比较明显的是,两部辞书中有些原为动词的词目是可以受名量词修饰的,因为受名量词修饰是名词的典型功能,所以词典中处理为单性动词的只能不举这类例子,如“解答”“签名”可以受“个”修饰,“提示”可以受“项”修饰,“听写”可以受“段”修饰,但两部词典都没有这类例证;而只要举这类例子就都处理为动名兼类词,如:
主张:【动】对于如何行动持有某种见解:他～马上动身。【名】对于如何行动所持有的见解:自作～/这两种～都有理由。(《现代汉语词典》1781页)
主张:【动】对事物持有某种见解:我们～公平竞争。【名】对事物所持有的见解:我们的～很明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707页)
提议:【动】商讨问题时提出主张来请大家讨论:有人～,今天暂时休会。【名】商讨问题时提出的主张:大家都同意这个～。(《现代汉语词典》1340)项
提议:【动】提出建议或意见供讨论、研究:我～班长兼任学习委员。【名】提出的意见、建议:这个～获得大会通过。(《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707页)
两部词典都举了“提议”受量词“个”修饰的例子,“主张”也可以受“种”修饰(实际上这个量词不典型,不过它还可以受“项”修饰),因而两部词典就都把这两个词都处理成了动名兼类词。“提示”“主张”也都可以受“项”修饰,但词典中未出现例证,也就只处理成单性的动词。
尽管两部辞书都是以词义在不同语言环境下是否变化作为判断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是否兼名词的标准,但因为意义标准太难以把握,因而就有了处理不一致的现象。两部辞书的编者们潜意识中实际上还是把功能作为重要标准的,但我们分析这个标准的使用却是不自觉的,所以如果辞书中没有相关例证,编者就会忽视因为这个例证所体现的词的功能转移而导致词性转移的现象。
四、结语
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意义是否有变化,有时候很容易分辨,比如“代表”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圆”的名词性和形容词性,其名词性用法都可以受物量词修饰。但有时候却很难说清楚,上文提到的“预报”“提示”“部署”“危险”等词都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只要把这些词按不同词性分列义项,就总能按照名词的释义方式给出不同于动词或形容词的释义。如词典中把这类词看作动名兼类词,名词的释义可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将原来对动词的释义,转换为一个名词短语的形式,用这个名词短语作为对名词的释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 “预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预报”的释义都是用的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更简单,就是用已经解释的动词义解释名词。名词义可解释为“V的行为(或其他名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恋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迷信”的释义都是用的这种方法。(杨同用、何彦杰,2009)形名兼类词,名词的释义可以直接解释为“A的事情(或其他名词)”。当然,即使分列词性,我们也不能说不同语言环境下意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这也正是根据意义标准判断是否兼类词不可靠的一个理由。
实际上,如果根据功能来判断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以及其他的兼类问题更便于操作,更可靠。而如果一个典型的动词或形容词语法功能有了较大的改变,意义必然就发生了变化。比如“代表”“领导”本为动词,但还可以受名量词“个”“位”等修饰,因而没人怀疑它们是动名兼类,不少语法学者甚至还把它们看作不同的词。所以如果把意义是否转变作为判断兼类的标准太不可靠,而功能标准则更容易把握,当然要根据哪些功能来判断各种兼类也需要研究。
注释
{1}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262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2}郭锐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187页,商务印书馆,2002
{3}{4}杨同用 《从语法搭配看动名兼类的复杂性——兼论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辞书研究》2008年第2期
{5}贺阳《形名兼类的计量考察》,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162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黎良军《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基本经验》,《辞书研究》2006年第2期
苏宝荣《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及其对释义的影响》,《辞书研究》2002年第2期
苏宝荣、武建宇《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的几点思考》,《辞书研究》2009年第1期
王仁强、章宜华《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对译义准确性的影响调查》,《现代外语》2006年第2期
周荐 《 兼类词词性与多义词义项关系试说——〈现汉〉第5版“V+N”式双字词词性标注问题解读》,《辞书研究》2007年第3期
(通讯地址:050016 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越高的词其语法功能往往越多,而语法功能的复杂性则给这个词的定性归类增加了困难。实际上使用频率高的词,其词汇意义是明确的,从逻辑意义上应该能够确认其词性,然而由于汉语词的多功能性却使得语言学者有时难以判断一个词的词性,更难以判断是否兼类。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兼类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许多著名语言学家都对兼类问题发表过看法,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近几年胡明扬、郭锐对兼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都没有成为定论。随着最近语文辞书开始标注词性,兼类词的问题不只在语法学界继续讨论,词汇学与辞书学领域也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苏宝荣、黎良军、杨同用等都曾就语文辞书标注词性,尤其是对标注兼类词的词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然而实际操作起来,词性的标注尤其是兼类词的确认与标注仍存在很多困难。
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兼类现象主要是动名兼类,形名兼类和形动兼类。而动名兼类情况最复杂,争议也最多。形名兼类与动名兼类是相联系的,动名兼类的问题解决了,形名兼类的处理也就好办了。比起前两种兼类,形动兼类可能最容易判断、处理。
二、兼类与词的语法功能
关于动名兼类,实际上就是动词在一些语言环境中不再有动词的语法功能,而获得了名词的语法功能。胡明扬认为,可以用三条标准来检验一个动词是否兼有名词的词性。这三个标准是:(1)能直接受名量词或前置动量词修饰;(2)能直接做“有”的宾语;(3)能直接受名词的修
饰{1}。郭锐按照下面的标准确定动词兼有名词性,满足其中任何一项都算是有名词性:(1)做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如“有研究”“予以解决”“作贡献”;(2)能受作为定语的名词、区别词、形容词、其他动词的直接修饰,如“技术改造”“日常管理”“(进行)定量分析”“生产管理”{2}。比较两位先生的观点,实际上还是接近的。郭锐的两条标准与胡明扬的后两条标准基本一致。因为“有”是准谓宾动词的代表,而直接受名词修饰的词往往就同时能受区别词、形容词和其他动词的直接修饰。郭锐同时认为,能带名量性数量定语以及“许多、一些”数量词定语也是鉴别名词的一项标准,但他认为这条标准已由上面两条标准覆盖,所以处理动名兼类可以不考虑这一标准。胡先生认为,在他提出的三项标准中,可以按至少符合两项标准才算是动名兼类词,也可以按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项标准就算是动名兼类,无论采用其中的任何一项标准或同时采用任何两项标准来判断动名兼类都不会使兼类的数量过大。杨同用认为如果按至少符合两项标准才算是动名兼类词,从语法分布的角度看是无法操作的{3}。郭锐先生的两条标准是析取性标准,但他在其词类系统中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两条标准,也导致同样的搭配语境却看作不同词性的情况。
动名兼类,应当是一个具有动词主要句法功能的词在另一些语言环境中失去了动词的语法功能,却取得了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因而判断动名兼类,需要确定哪些是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从语法分布的角度看,确定动名兼类,不能是合取性标准,因为这会导致抽象意义转化方式一致的词在同样的语言环境下处理结果不一致的后果{4}。
形名兼类,应当是一个具有形容词主要句法功能的词在另一些语言环境中失去了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却取得了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贺阳根据名词语法特点设定的形名兼类标准是:(1)能直接受名量词修饰;(2)能受“很多”“许多”“不少”等表示数量的词语直接修饰;(3)能直接做“有”的宾语;(4)能直接受名词修饰。{5}这个标准与胡明扬确定动名兼类的标准基本对应。郭锐确定形名兼类则是采用了与确定动名兼类相同的方法。实际上,不论动词或形容词其语法性质还是比较接近的,它们大都可以作为指称出现在主宾语的位置上,但是如果把能在主宾语位置上出现的动词或形容词都看作名词,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的数量就会太多。为了使汉语词类体系更简明,更具有可操作性,应当选取更具有名词特点的语法功能作为判断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的标准。
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一条标准能够完全覆盖其他标准的情况下,宁可多找一些标准。为了保证在同样的语言环境下对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的处理情况一致,可以确定,在这诸多标准中,只要动词或形容词符合其中的一个标准,就认为这个动词或形容词发生了词类的转变,成为名词。下列条件可以作为判断动词或形容词是否兼名词的标准:(1)可受名量词或“很多”“许多”“不少”等表示数量的词语直接修饰;(2)可受名词直接修饰;(3)可受动词直接修饰;(4) 可做体宾动词、准谓宾动词的宾语;(5)可受区别词或非状形容词直接修饰。
形容词和动词的语法功能比较接近,一般把能否带宾语作为判断一个形容词是否兼动词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简单易行的。
语法学界关于兼类的讨论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本文目的不是讨论兼类词的判断标准,只是为了解决语文辞书标注词性的问题。
三、词的语法功能与词性标注
以往的汉语辞书大多不标注词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词性标注上则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词典标注词性有益于读者尤其是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掌握词的用法,同时对释义的准确性也有积极影响。(王仁强、章宜华,2006)以上两部辞书对兼类词的处理基本遵循词义优先的原则,周荐(2007)曾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兼类词词性与多义词义项的关系,发现该词典的编者对一个词的词义、词性关系的认识是:词的词汇意义的单一性是词的语法意义单纯性的前提和保障。在对待兼类词的问题上,不少人坚持“词义不变,词性不变”的主张,上述两部词典在对待词义没有明显变化但又具有不同语法功能的词的处理上就基本遵循这个原则。在兼类词问题远未得到解决的今天,词典这样处理一方面可以避免陷入到有关兼类词的争论中去,另一方面又能节省篇幅。这两部辞书针对的对象都是国内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着重解决读者对词义的理解问题,所以在词的功能方面就可以不太关注。然而语文辞书尽管是以解释词义为主,但在编纂中如果完全不考虑功能,对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读者来说,则无法掌握词目的用法。即使像上述两部辞书一样,只针对母语为汉语的读者对象,我们也会发现词典本身也会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两部词典都把“发展”“会谈”“调查”处理为单性的动词,所举例子也都是动词的用法。以下是《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例子:
发展:事态还在～/社会～规律/～新会员/～轻纺工业。(369页)
会谈:两国～。(611页)
调查:～事实真相/没有～,就没有发言权/事情还没有～清楚。(314页)
以下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例子:
发展:小企业～成了跨国公司/～党员。(357页)
会谈:两国总理举行了～。(585页)
调查:～研究。(307页)
然而从语法功能的角度看,“发展”还可以做“有”的宾语:有发展;能直接受名词修饰: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会谈”可以受前置动量词修饰:一次会谈;能直接受名词修饰:政治会谈。如果只把它们处理为动词,这些也就只能算是动词的功能了。而“调查”除了具有这些功能外,甚至还可以接受名量词的修饰:两项调查,一场调查。如果这也算动词的功能,这种情况下仍然看作动词就太勉强了。因而两部词典对于这类词中更接近名词用法的例子都尽量回避。然而,有些词的某种用法很多,这些用法是完全回避不了的。比如“预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文是:【动】预先报告(多用于天文、气象等方面):天气～。“天气”等名词作修饰语的情况是很多的,如果这时的中心词“预报”等仍看作动词,而这样两个词组成的短语却是名词性短语,这是难以解释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做法灵活一些,该词典的释文是:①【动】事先报告:～水情。②【名】事先的报告:发布天气～。
根据词义不变,词性不变的原则来确定词是否兼类,对于一部词典来说,自有其方便之处,也可以减少兼类词的数量。然而意义标准却并不容易把握,比如“预报”中的“预报水情”和“天气预报”意义是不是有所转变?《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有些词是处理为兼类词还是单性词,做法并不完全一致,不少是因为对词义的理解不同,或许还考虑了功能的因素。比如:
哀悼:【动】悲痛地悼念(死者):～死难烈士/表示沉痛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3页)
哀悼:【动】悲痛地悼念:沉痛～死者。【名】悲哀悼念的感情:表示深切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页)
报价:【动】卖方提出商品售价:～单/出口商品应统一～。【名】卖方货投标方所提出的价格:四家研制单位投标,中标单位的～比其他三家要低一百多万元。(《现代汉语词典》第50页)
报价:【动】卖方向买方报出商品的售价:这批货厂家～太高,难以成交。(《现代汉语规范词典》46页)
提示:【动】把对方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提出来,引起对方注意:～课文要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340页)
提示:【动】提起注意:历史～毋忘国耻。【名】提示读者的话:这段～很重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280页)
危险:【形】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期/～区/～标志/预防～/山路又陡又窄,攀登的时候非常～。(《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412页)
危险:【形】危急凶险:山路～/～关头。【名】遭到失败、损失或伤亡的可能性:受重伤的人随时都有死亡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350页)
“预报”“哀悼”“报价”“提示”“危险”等词,两部辞书的处理是不相同的,却很难说在不同语言环境下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化。之所以有些词目是作为兼类词来处理,我们分析辞书编者是考虑了词的功能的。实际上,即使有些词的处理两部词典完全一致,比如在不同语言环境下都处理为动词或形容词,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意义是否就没有任何变化呢?下面看两部辞书对几个词的释义:
保护:【动】尽力照顾,使不受损害:～眼睛/～妇女儿童的权益。(《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47页)
保护:【动】护卫使不受损害:～森林,人人有责/～视力。(《现代汉语规范词典》42页)
部署:【动】安排;布置(人力、任务):～工作/战略～/～了一个团的兵力。(《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20页)
部署:【动】有计划地安排或布置(多用于大的方面):～兵力。(《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13页)
烦恼:【形】烦闷苦恼:自寻～/不必为区区小事而～。(《现代汉语词典》375页)
烦恼:【形】烦闷苦恼:家庭纠纷使她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362页)
“保护”“部署”两部词典都处理为动词,但它们都可做“有”的宾语,可直接做名词修饰语,因而如果从功能上来看,可以把它们看作名词,“保护”可解释为“照顾使不受损害的行为”。“部署”可解释为“安排、布置的人力或任务”。“烦恼”两部词典都处理为单性形容词,但它还可受“许多”修饰,这种情况下用“烦闷苦恼”解释说得通,但如果标注为名词,用“烦闷苦恼的事情”来解释也不是不可以。
两部辞书把上述词都处理为单性的动词或形容词,但仔细分析,它们的例证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例证中词目的功能较单一,所举例子都是典型动词形容词的例子,如动词词目带宾语或受形容词修饰,形容词词目做谓语或受副词修饰,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目功能则要复杂一些,但其中有些例子看作名词似乎也说得通。由于这两部辞书都以词义是否变化作为判断是否兼类的标准,因而大多没有因为词目语法位置的不同而分为不同词性并分别释义。
我们注意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动词词目中都没有受名词直接修饰的例证,这或者是因为编者认为此类例证不典型,或者是因为编者认为这类用法不大适合看作动词,因而回避举这些例子。比较明显的是,两部辞书中有些原为动词的词目是可以受名量词修饰的,因为受名量词修饰是名词的典型功能,所以词典中处理为单性动词的只能不举这类例子,如“解答”“签名”可以受“个”修饰,“提示”可以受“项”修饰,“听写”可以受“段”修饰,但两部词典都没有这类例证;而只要举这类例子就都处理为动名兼类词,如:
主张:【动】对于如何行动持有某种见解:他～马上动身。【名】对于如何行动所持有的见解:自作～/这两种～都有理由。(《现代汉语词典》1781页)
主张:【动】对事物持有某种见解:我们～公平竞争。【名】对事物所持有的见解:我们的～很明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707页)
提议:【动】商讨问题时提出主张来请大家讨论:有人～,今天暂时休会。【名】商讨问题时提出的主张:大家都同意这个～。(《现代汉语词典》1340)项
提议:【动】提出建议或意见供讨论、研究:我～班长兼任学习委员。【名】提出的意见、建议:这个～获得大会通过。(《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707页)
两部词典都举了“提议”受量词“个”修饰的例子,“主张”也可以受“种”修饰(实际上这个量词不典型,不过它还可以受“项”修饰),因而两部词典就都把这两个词都处理成了动名兼类词。“提示”“主张”也都可以受“项”修饰,但词典中未出现例证,也就只处理成单性的动词。
尽管两部辞书都是以词义在不同语言环境下是否变化作为判断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是否兼名词的标准,但因为意义标准太难以把握,因而就有了处理不一致的现象。两部辞书的编者们潜意识中实际上还是把功能作为重要标准的,但我们分析这个标准的使用却是不自觉的,所以如果辞书中没有相关例证,编者就会忽视因为这个例证所体现的词的功能转移而导致词性转移的现象。
四、结语
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意义是否有变化,有时候很容易分辨,比如“代表”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圆”的名词性和形容词性,其名词性用法都可以受物量词修饰。但有时候却很难说清楚,上文提到的“预报”“提示”“部署”“危险”等词都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只要把这些词按不同词性分列义项,就总能按照名词的释义方式给出不同于动词或形容词的释义。如词典中把这类词看作动名兼类词,名词的释义可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将原来对动词的释义,转换为一个名词短语的形式,用这个名词短语作为对名词的释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 “预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预报”的释义都是用的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更简单,就是用已经解释的动词义解释名词。名词义可解释为“V的行为(或其他名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恋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迷信”的释义都是用的这种方法。(杨同用、何彦杰,2009)形名兼类词,名词的释义可以直接解释为“A的事情(或其他名词)”。当然,即使分列词性,我们也不能说不同语言环境下意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这也正是根据意义标准判断是否兼类词不可靠的一个理由。
实际上,如果根据功能来判断动名兼类或形名兼类以及其他的兼类问题更便于操作,更可靠。而如果一个典型的动词或形容词语法功能有了较大的改变,意义必然就发生了变化。比如“代表”“领导”本为动词,但还可以受名量词“个”“位”等修饰,因而没人怀疑它们是动名兼类,不少语法学者甚至还把它们看作不同的词。所以如果把意义是否转变作为判断兼类的标准太不可靠,而功能标准则更容易把握,当然要根据哪些功能来判断各种兼类也需要研究。
注释
{1}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262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2}郭锐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187页,商务印书馆,2002
{3}{4}杨同用 《从语法搭配看动名兼类的复杂性——兼论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辞书研究》2008年第2期
{5}贺阳《形名兼类的计量考察》,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162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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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宝荣《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及其对释义的影响》,《辞书研究》2002年第2期
苏宝荣、武建宇《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的几点思考》,《辞书研究》2009年第1期
王仁强、章宜华《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对译义准确性的影响调查》,《现代外语》2006年第2期
周荐 《 兼类词词性与多义词义项关系试说——〈现汉〉第5版“V+N”式双字词词性标注问题解读》,《辞书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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