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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酝酿中的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势必提高国民的收入，从而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
这个变革正在影响中国，进而传导到世界。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在2007年首次为全球增长做出了最大贡献，而过去一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半来自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及俄罗斯。
国内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势必将牵动国内外的经济神经。
与“天无三日晴”的天气不同，这几天重庆那些引车卖浆的小地摊业主们的脸色比以前好看多了。
原因是他们可以出摊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又有了些着落了——当地的城管部门允许他们在一些距离大路稍远的偏僻地方营生。而在此前，国内绝大部分城市对小地摊业主们几乎是“一刀切”式的取缔，于是城管部门人员“抄”路边市场、追着小地摊业主跑的场面，成为国内城市的一大常见“景观”。
国内城市相当一部分执法部门开始意识到：社会低阶层的生计问题远远比市容整洁重要!当一些问题屡打不绝时，政府部门就要想想是不是自己的思路可以调整一下?小地摊的存在是因为小地摊业主摆摊而存在的吗?不。是因为有这个市场需求。那政府部门为什么只想着“打击供给方”，而很少想过去“满足需求方”?!难道满足市民这些琐碎而基本的需求，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应有内容之一吗?!
小地摊业主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国的执政党把科学发展观和民生问题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途径把民生问题落到实处。允许小地摊业主们在一些偏僻地方营生，就是提高这些社会中低阶层收入的现实而见效的举措。
2007年10月份在首都北京刚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党和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这个问题。据悉，除了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新说法，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之后，责成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等十多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草稿已经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更多的百姓手中有了更多的钱，国内庞大的消费潜力自然会释放出来。
“财产性收入”：十七大首次开闸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高级客户经理刘红眼里。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这个新说法中的每一个词汇都新意十足、内涵丰富。
刘红代表把这句话分拆成几个词组逐个解释说，“创造条件”是指多拓展渠道、多提供机会；“更多”意味着覆盖面更广：“群众”就是咱老百姓；“拥有”就是合理合法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指各方面的财富，涉及到诸多金融理财方式；整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报告一到手中，就发现了这个新提法，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十七大代表、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驻地说：“财产性收入必然会涉及到各种投资，除了实业投资等，还包括投资金融产品，涵盖了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
这个新说法暗合了报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新要求。十七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认为。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百姓收入包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前者涉及股息、利息、分红等收入，也就是财产性收入。报告的这个新说法，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不光来自工资，国家还将创造条件增加百姓的多元化收入，“有利于增加百姓财富，能使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那么，究竟什么是财产性收入，这背后蕴藏着什么含义?
作为一个专业经济术语，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在中国处于牛市阶段、全民皆股的时代，股票、基金当然是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资本市场是涉及投资金融领域最直接、最广泛的场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增加创造财富的机会，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广大投资者公平、公正地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权威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
国内消费潜力的空间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告诉记者。目前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位置较小，占比大约在2％左右。
财产性收入比重非常小，恰恰意味着它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小龙认为，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很大。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渠道的拓宽，百姓财富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这几年增速非常快。根据测算来看，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0多元。虽然基数小，但是发展潜力很大。“拿这两年来说，相比上一年度。2005年增幅为19.7％，2006年增幅为26.5％。”，预计2007、2008年的增速会更快，“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将是一个大趋势”。陈小龙说。
三管齐下：“调高”、“扩中”、“提低”
党的十七大之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牵动各界神经、最引人注目的话题。社会各界对那个尚未出台的、由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参与制订的《意见》高度关注。这个意见究竟会有哪些关键、实质内容?何时出台?
据悉，作为收入分配改革长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这次出台的《意见》是个一揽子方案，内容包括多方面，既涉及战略层次，也涉及战术层次。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透露说。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总体指导思想是，“调高”、“扩中”、“提低”三者缺一不可。
据透露，《意见》的内容和重点实际只有三个：一是进行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工资制度的改革。从目前的方案来看，这次改革范围将覆盖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万事业单位人员，3000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公务员及部分和军队有关的人员。通过改革，广大人民群众将能够更好地分享改革成果。二是再次提高相关人员特剐是社会保障对象的待遇和生活补助水平。具体包括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抚恤补 助标准、离退休干部待遇标准和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水平。三是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高辉清认为，在上述三个重点中，前两个实际上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偏低的问题。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调高”成为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
调节高收入虽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核心问题，但却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个人所得税难以承担“调高”的责任，国家正在引入辅助手段——第三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的三个层次中，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原始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对一次分配的调整，以税制为主要手段，通过政府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三次分配则是对二次分配的补充，以民间捐赠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
从国际经验看，“调高”主要是通过累计制的个人所得税来实现。鉴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还不透明，税制改革也还存在着多种制约，个人所得税还难以承担“调高”的责任。在西方国家。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业也较为发达。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我国社会分配不公矛盾日渐突出，除了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之外，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3％～5％，而我国目前只占0.1％。而且其中还有近80％来自海外。
西方国家的高遗产税税率，促进了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比如美国就达到了50％，所以很多美国的富豪都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而中国由于遗产税还没有出台，所以很多富豪更愿意积累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导致国内的第三次分配格局无法形成。
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将加速推进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前不久发文，对五种捐赠免征所得税，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后还可以扩大免税范围，让企业或公民通过“中介”的直接捐赠也可享免税待遇。但是这个减免税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应该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缴税时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却只有3％，而且就是这3％，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很难得到落实。目前实行的是特事特批的原则。企业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的优惠。
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通过高收入阶层的自愿捐献，来援助低收入阶层特别是社会最底层和生活不幸者，将在改善贫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缓解贫富阶层的社会矛盾和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九亿农民的收入如何提高?
在规划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明智地向一个人请教。那些上世纪90年代刚成年的人，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万里，现年91岁，但思维仍很清晰。
万里是党的17大开幕式上的特别嘉宾。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人物，我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在80年代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快步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万里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贫困省份安徽的省委书记。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90年代中国偏离了这些遵循市场的政策原则，这的确很不幸。当时，为了支持城市的工业发展，中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这种偏袒城市政策的影响巨大。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两位数的增幅，急剧下滑到4％左右。此后，在胡锦涛的领导下，这一比例回升至6％。
显然，如果中国的9亿农民无法分享改革的成果。收入无法提高。中国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不现实的。
黄亚生教授还认为，中国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拥有多少座高楼大厦，而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命运。如果农村收入没有提高，农民被迫为医疗和教育开支而储蓄，那么国内消费就无法增长。如果农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能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农村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服务。那么中国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关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近年来，中央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然而，由于农民基数大，收入增长幅度不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拉大。林毅夫认为，对农民不仅仅是多予资金和少取税收。还应研究制定新的农业产业及相关政策，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剪刀差，让农民切实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中获益；二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于农民。让农民拥有土地收益权增益权：三是在农村大力推广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共享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一直呈现出口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现象。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中略快的发展态势。要想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编辑 屈腾龙
这个变革正在影响中国，进而传导到世界。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在2007年首次为全球增长做出了最大贡献，而过去一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半来自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及俄罗斯。
国内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势必将牵动国内外的经济神经。
与“天无三日晴”的天气不同，这几天重庆那些引车卖浆的小地摊业主们的脸色比以前好看多了。
原因是他们可以出摊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又有了些着落了——当地的城管部门允许他们在一些距离大路稍远的偏僻地方营生。而在此前，国内绝大部分城市对小地摊业主们几乎是“一刀切”式的取缔，于是城管部门人员“抄”路边市场、追着小地摊业主跑的场面，成为国内城市的一大常见“景观”。
国内城市相当一部分执法部门开始意识到：社会低阶层的生计问题远远比市容整洁重要!当一些问题屡打不绝时，政府部门就要想想是不是自己的思路可以调整一下?小地摊的存在是因为小地摊业主摆摊而存在的吗?不。是因为有这个市场需求。那政府部门为什么只想着“打击供给方”，而很少想过去“满足需求方”?!难道满足市民这些琐碎而基本的需求，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应有内容之一吗?!
小地摊业主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国的执政党把科学发展观和民生问题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途径把民生问题落到实处。允许小地摊业主们在一些偏僻地方营生，就是提高这些社会中低阶层收入的现实而见效的举措。
2007年10月份在首都北京刚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党和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这个问题。据悉，除了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新说法，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之后，责成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等十多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草稿已经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更多的百姓手中有了更多的钱，国内庞大的消费潜力自然会释放出来。
“财产性收入”：十七大首次开闸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高级客户经理刘红眼里。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这个新说法中的每一个词汇都新意十足、内涵丰富。
刘红代表把这句话分拆成几个词组逐个解释说，“创造条件”是指多拓展渠道、多提供机会；“更多”意味着覆盖面更广：“群众”就是咱老百姓；“拥有”就是合理合法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指各方面的财富，涉及到诸多金融理财方式；整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报告一到手中，就发现了这个新提法，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十七大代表、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驻地说：“财产性收入必然会涉及到各种投资，除了实业投资等，还包括投资金融产品，涵盖了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
这个新说法暗合了报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新要求。十七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认为。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百姓收入包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前者涉及股息、利息、分红等收入，也就是财产性收入。报告的这个新说法，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不光来自工资，国家还将创造条件增加百姓的多元化收入，“有利于增加百姓财富，能使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那么，究竟什么是财产性收入，这背后蕴藏着什么含义?
作为一个专业经济术语，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在中国处于牛市阶段、全民皆股的时代，股票、基金当然是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资本市场是涉及投资金融领域最直接、最广泛的场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增加创造财富的机会，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广大投资者公平、公正地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权威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
国内消费潜力的空间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告诉记者。目前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位置较小，占比大约在2％左右。
财产性收入比重非常小，恰恰意味着它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小龙认为，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很大。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渠道的拓宽，百姓财富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这几年增速非常快。根据测算来看，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0多元。虽然基数小，但是发展潜力很大。“拿这两年来说，相比上一年度。2005年增幅为19.7％，2006年增幅为26.5％。”，预计2007、2008年的增速会更快，“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将是一个大趋势”。陈小龙说。
三管齐下：“调高”、“扩中”、“提低”
党的十七大之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牵动各界神经、最引人注目的话题。社会各界对那个尚未出台的、由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参与制订的《意见》高度关注。这个意见究竟会有哪些关键、实质内容?何时出台?
据悉，作为收入分配改革长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这次出台的《意见》是个一揽子方案，内容包括多方面，既涉及战略层次，也涉及战术层次。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透露说。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总体指导思想是，“调高”、“扩中”、“提低”三者缺一不可。
据透露，《意见》的内容和重点实际只有三个：一是进行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工资制度的改革。从目前的方案来看，这次改革范围将覆盖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万事业单位人员，3000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公务员及部分和军队有关的人员。通过改革，广大人民群众将能够更好地分享改革成果。二是再次提高相关人员特剐是社会保障对象的待遇和生活补助水平。具体包括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抚恤补 助标准、离退休干部待遇标准和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水平。三是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高辉清认为，在上述三个重点中，前两个实际上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偏低的问题。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调高”成为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
调节高收入虽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核心问题，但却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个人所得税难以承担“调高”的责任，国家正在引入辅助手段——第三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的三个层次中，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原始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对一次分配的调整，以税制为主要手段，通过政府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三次分配则是对二次分配的补充，以民间捐赠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
从国际经验看，“调高”主要是通过累计制的个人所得税来实现。鉴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还不透明，税制改革也还存在着多种制约，个人所得税还难以承担“调高”的责任。在西方国家。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业也较为发达。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我国社会分配不公矛盾日渐突出，除了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之外，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3％～5％，而我国目前只占0.1％。而且其中还有近80％来自海外。
西方国家的高遗产税税率，促进了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比如美国就达到了50％，所以很多美国的富豪都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而中国由于遗产税还没有出台，所以很多富豪更愿意积累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导致国内的第三次分配格局无法形成。
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将加速推进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前不久发文，对五种捐赠免征所得税，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后还可以扩大免税范围，让企业或公民通过“中介”的直接捐赠也可享免税待遇。但是这个减免税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应该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缴税时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却只有3％，而且就是这3％，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很难得到落实。目前实行的是特事特批的原则。企业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的优惠。
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通过高收入阶层的自愿捐献，来援助低收入阶层特别是社会最底层和生活不幸者，将在改善贫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缓解贫富阶层的社会矛盾和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九亿农民的收入如何提高?
在规划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明智地向一个人请教。那些上世纪90年代刚成年的人，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万里，现年91岁，但思维仍很清晰。
万里是党的17大开幕式上的特别嘉宾。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人物，我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在80年代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快步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万里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贫困省份安徽的省委书记。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90年代中国偏离了这些遵循市场的政策原则，这的确很不幸。当时，为了支持城市的工业发展，中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这种偏袒城市政策的影响巨大。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两位数的增幅，急剧下滑到4％左右。此后，在胡锦涛的领导下，这一比例回升至6％。
显然，如果中国的9亿农民无法分享改革的成果。收入无法提高。中国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不现实的。
黄亚生教授还认为，中国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拥有多少座高楼大厦，而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命运。如果农村收入没有提高，农民被迫为医疗和教育开支而储蓄，那么国内消费就无法增长。如果农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能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农村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服务。那么中国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关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近年来，中央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然而，由于农民基数大，收入增长幅度不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拉大。林毅夫认为，对农民不仅仅是多予资金和少取税收。还应研究制定新的农业产业及相关政策，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剪刀差，让农民切实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中获益；二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于农民。让农民拥有土地收益权增益权：三是在农村大力推广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共享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一直呈现出口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现象。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中略快的发展态势。要想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有利于拉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编辑 屈腾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