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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公司年会，如同一个阅兵台，展现出中国主流企业家对于“绿”的多样理解。相对这些高调言论，企业家的经营实践，才是绿色经济影响力的真实见证。从2005年中国第一家在纽约上市的光伏企业开始，资本的热钱蜂拥而至，不断围猎被政府热捧的绿色产业。“绿钱”，当然也不是局限于新能源行业，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热衷戴上“绿帽子”，要么已经挖到“绿钱”，要么期待被“绿钱”砸中。
争抢第一波“绿钱”
新能源市场，在政府与专家的相关阐述下，无疑是当前中国“绿江湖”最为显赫的一支生力军。跨过大跃进，如今热钱散去，喧嚣归于寂静。
2000年，在澳大利亚取得太阳能科学博士学位的施正荣遇到了无锡市经委主任李延人。经过一番计议，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于是定下计划，施正荣回国创业，李延人下海经商。
刚开始时，无锡尚德还曾经叫过无锡尚能光伏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是在无锡市新区黄山路1号东楼，那时候条件简陋，施正荣只能在阿里巴巴等商务网站上介绍产品。李延人调动他的人脉资源，上下游走，左右交通，融资600万美元，而施正荣投资4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60万美金的技术参股。
施正荣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多方努力，终于200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尚德案例的指引下，各地政府纷纷投钱、投地、投人，为新能源造势，充当“重要推手”，一時各地“太阳能产业规划”的政策及文件汗牛充栋。各路资金纷纷杀入光伏行业，中国十多家光伏企业相继海外上市。同一年，中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召开了全国风电建设会议，地方风电项目开始遍地开花，风电整机制造企业、零部件企业投资风起云涌。有业内专家预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前景很广阔，一旦发展进入到成熟期，将会带动上万亿的产值。
此时，以绿色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经济革命”正席卷全球，而中国已从国家层面全力推进“绿色新政”。2008年4月23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大功率风发电机组而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之后，国家绿色新政频出，中国新能源项目得到各地政府的政策与资金的扶持。
2005年，于是也就成为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的真正起步年。
在上市的蛊惑、资本的追捧下，加之地方政府的热情鼓励，中国淘“绿钱”者以加工制造业的思路发展风电和光伏产业，让一个原本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演变成了依靠组装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什么门槛，有钱买设备就可以上。”一位长期追踪新能源概念股的分析师表示。
但是到了2011年，行情急转直下。去年10月18日晚间，尚德突然传出“申请破产”的消息，令业界震撼，但公司方面随即否认。十几天前，江西赛维LDK亦被传言“申请破产保护”，赛维方面随即予以反驳。2011年下半年，中国数百家光伏企业已有五十多家倒闭，三分之一处于半停产状态。
另一个新能源宠儿风力发电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竞争激烈，风机整机的造价已从2008年的6500元/千瓦，下降到了3000元/千瓦，利润微薄。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风机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卖出去的也回款困难。即便华锐风电、金风科技这样的巨头，也利润大跌、库存高企，前者更因设备事故频发，各类麻烦缠身。
缺乏技术撒手锏，依然重复着传统行业低价销售，可以看作风电行业遭遇寒流的两大主因。政府更理性的“照顾”，也是一度“疯转”的风电行业“泄气”的原因。“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就像是给花浇水，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择优支持，看花浇水。哪有漂亮的花就往哪浇水，不漂亮的就少浇点水，那些市场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就要想办法使其变得漂亮点。”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如此解释政府现阶段的新能源政策。
相比风电行业，光伏行业市场主要在欧美，依靠的是欧美政府的财政补贴。而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各国光伏补贴大减，压缩了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也大大限制了企业对美国的出口。
新能源行业，无疑是资本狩猎“绿色红利”的第一战，但这些寻求短期利润甚至暴利的资金竭力开发着一个非市场化的、靠政府补贴存在的行业，这必然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自杀行为。
也许，新能源产业这十年之痛对社会而言正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一个公司并非选择了一个“绿”行业便稳据道德高地、高枕无忧。除了拿政府补贴，能否持续创新和作为，任何行业都无法脱离这样的拷问。
漂绿者圈钱秘笈
戴上时尚的“绿帽子”，以此逢迎政府与资本，并哄瞒社会舆论，一些企业家明里宣扬低碳与绿色，暗地无视环保与诚信，明“绿”暗“黑”，短时间内获取不菲“黑钱”。
2011年8月初，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铬渣非法倾倒事件被曝光。受铬渣污染最严重的兴隆村被称为“癌症村”，“为缓解病痛，患病村民竟食用臭虫以求保命”。污染事件曝光之后，主要活跃于云南的环保组织绿色流域，联手23家国内NGO联名向16家中资上市银行发出公开信，希望了解各银行是否与“肇事”化工及其两家关联企业有信贷业务关系，但只有兴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行了回复，声明其与上述三家企业并无信贷业务联系。
这种类似给予不良企业的信贷行为，无疑是违反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关规定，譬如“践行社会责任、助力绿色经济”。“在光鲜的口号下，银行究竟是在‘变绿’还是在‘漂绿’？”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发出这样的拷问。从源头上把控企业的资金来源，银行无疑是监控企业绿色与否的重要主体。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超威电池打着低碳的招牌，接二连三地在山东、安徽等地爆发大规模铅污染；宣扬着生态与安全的“中国茶油第一品牌”金浩茶油曾有9批次产品存在致癌物超标。此前，湖南省质监局查获此事，却因“维护社会稳定”并未公布，金浩茶油也据此“辟谣”称“质量安全”。
绿色，自然是大势所趋，企业变“绿”，自然为民众与社会所认同；而“漂绿”，意指一家企业宣称保护环境，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环保宣传。2007年，美国环境营销公司Terra Choice发布调查报告《漂绿六宗罪》，揭露企业界的虚假环保宣传行径。如今，这份调查报告已成为判断企业漂绿行为的主流标准。
这六宗罪包括：隐瞒弊端罪，比如纸或其他木材制品鼓吹它们可再循环，却回避它们生产过程中污染水污染空气等问题；举证不足罪，比如家用灯具宣称它们节能，却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撒谎诈骗罪，比如有产品没有得到官方环境认证却声称自己已经得到；含混不清罪，比如有些产品宣称自己无毒，但是其实不管是什么东西超过一定的剂量都是危险的；无关痛痒罪，比如杀虫剂宣称“不含氯氟烃”，但是其实这种物质早已被禁用；避重就轻罪，比如，有些宣称环保的产品跟同类产品比较是真的，但是这样的环保宣传却分散了消费者注意力，从而使人忽视了该类产品整体形成的环境危害，如“有机”香烟或者“环保”杀虫剂。
此书的作者在后续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项罪行：崇拜虚假标签罪。很多制造商开始创建自己环保标志。这些环保标志和加拿大和美国的官方环境标志是有区别的：合法的标签是建立在公开标准上，并通过开放的、公开的、透明的程序检验。而制造商们自己制造标签没有任何标准依据。他们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制造的标签贴在产品上，以此愚弄消费者。
《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真诚，本应是人类对待地球、对待“低碳”最基本的态度。一如美国著名环境营销专家Scot Case所言：“当‘漂绿’铺天盖地之时，必须让企业和公众意识到，不能诚实面对我们所谓的环保行动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我们将永远不能提高环保水平。”
与专家的悲观相比，企业家的看法值得重视。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关志华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企业的进步，大家都明白绿色行为会给企业带来长久的效益；一方面，出现不良的行为，应由法律法规去制裁，并严格执法。”
绿色分子的坚定与温和
正因为环保组织的监护，争抢“绿金”的危害，被大幅度消减。从最初敌对式的结果调查，到当下开厂前的环境评估，中国绿色分子赢得了更多护佑环境的机会。
2012年4月中旬，有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保护奖颁奖仪式在旧金山歌剧院内举行。中国环保人士马军获奖。组委会给予他的评价是：“他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地图，将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工厂向中国的广大公众公示。利用该污染信息数据库和地图，马军与诸多公司合作，帮助其改善生产行为，降低污染排放。”
以慈善家理查德·戈德曼夫妇之名設立的戈德曼环保奖，已有23年历史，组委会每年在全球挑选出6位草根环保人士，予以嘉奖。马军曾做过记者，颇为惊心的采访经历，让他对环保问题印象深刻。1997年，马军参加了一次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集体采访，听到对方说，黄河完全干涸可以被视为对有限水资源的最充分利用时，他惊讶，“这种观点太可怕了”。
之后，马军开始了对水资源的专业思考，出版过专著《中国水危机》。再之后，马军进了一家环境咨询公司。2004年，马军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得以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作比较性研究，并向美国各界人士介绍中国面对的严峻环境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和公众为保护环境付出的巨大努力。回国后，2006年，马军创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
马军坦言，这个平台的建立，是多家环保NGO合力行动的结果。这些合作，当然很多是冒着危险进行的。批评，实质上成为他与众多NGO人士针对企业的重要的声音，当然他们也是不良企业防备的“敌人”。
与马军工作的“凌厉”相比，张醒生的环保方式，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张醒生的工作经历也颇为丰富。14年前他是资深经理人；9年前他是企业掌门人；7年前是投资人；而4年前，他的人生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一个纯粹的环保推动者。
张醒生将人生拆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为了生存，第二个阶段为了事业，而第三个阶则是回馈社会。
张醒生的工作方式比较温和。他充分调动自己在商界、政界积累的人脉，把环保变成一个稳步推进的事业。譬如他会和企业家朋友一起去即将投资的地方，企业对环境的可能影响，他做专业评估，提供给投资者以备参考。张醒生作为重要嘉宾，已经受邀参加了五届绿公司年会，与国内企业巨头进行良性互动与直接对话，成为他的优势。
有意思的是，由中国知名企业家组成的团体SEE基金会，自2005年开始设立“SEE生态奖”，重奖环保机构或个人。而张醒生所在的大自然保护协会，也逐渐成为SEE基金会的合作方之一。
这些民间环保分子，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他们无疑是中国“绿江湖”的中坚理想主义者。
明星的“绿江湖”
明星企业家的行动，无疑具有巨大标杆意义，而一个示范平台的搭建，更具引领风气的作用，“至少，追戴‘绿帽子’，比戴‘黑帽子’更能让人抬头挺胸。”
2007年12月9日，91家企业在北京发出倡议：“……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我们将持续以往的积极努力，我们将开始新的探索，从做人，到做企业，做出绿色选择，留下绿色足迹，为人类共同福祉务实开拓、积极行动。”
操盘手刘东华试图汇聚全社会的“绿色”力量，组建中国绿色企业公司联盟，并以此推动评选中国的绿色公司。在刘东华看来，“绿色公司”是“基业长青”、“最受尊敬的公司”的代名词。而要成为会员，年营业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这个门槛，基本上将“绿色游戏”锁定在大中型企业身上。
目前中国最主要的企业，基本都是中国绿色公司联盟的成员。而自2008年开评的“中国绿公司百强榜”，绿盟成员有上有下。在5次年会上，基本上中国最大牌的企业明星都有“绿色”经。柳传志是发言最多的企业家，他2010年声称联想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一共投了10家有关环保方面的新能源企业。2011年他相信，改变能源生产的方式，确实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刘永好的见解很诚恳，他曾说，传统的鸡、猪、牛等养殖，对大气、对环境的破坏，某种程度上比工业污染还要严重。我们还应该通过科学的养殖方法使粮食得到合理利用。而王健林认为不要把低碳经济和发展对立起来，“好像一讲减碳、绿色价值观，就要减少发展、减少活动,应推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价值观。”他说万达集团从绿色发展中获得了实在的效益。
与企业大佬亦真亦幻的表态相比，张醒生的提醒比较温和：今天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绿色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火种”有了，用“火”的市场有了，政府认知也有了，社会认知也有了，但是还得具备政策推动以及企业家的动力。
在缺乏后两者的情况下，大佬的话，无疑加剧这样一个事实：信者信其有，不信者姑且听之。
而张跃则以自己的认知，丰富着人们对绿色的理解。作为个人，他曾经是三架私人喷气式飞机和一架直升机的拥有者，如今它们静静地停在停机坪上。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还有那辆深蓝色的劳斯莱斯超长豪华车和那辆淡黄色的法拉利跑车。理由是“碳排放太大”。同样的理由，他把衣服和裤子控制在10套以内。作为企业掌舵者，面对记者的追问，他认为，不行贿是“绿公司”最重要的价值，“贿赂打破了一切的秩序和心情，很多年以来我要咬紧牙关，杜绝一切的贿赂。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的一切东西都看不透。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他认为要打破这个逻辑，就要敢公开说不能贿赂，就是要大胆地说出来，“要有人天天说，不然别人会认为是天经地义。”
无论如何，柳传志、刘东华等人举办的绿公司年会，“仿佛一个巨大的秀场，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他们的表现，基本囊括了当前中国‘绿江湖’的各种情态。真实在做的大有其人，配合表演的大有人在，惆怅观望者为数不少，不过，混水摸鱼的江河日下确是事实。”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这个秀场，马云曾在一次绿公司年会上如此说：“如果公益是场秀，我希望能秀的人更多”。
“至少，‘绿帽子’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人人心向往之，大家觉得‘绿钱’高尚，‘黑金’无耻。”关志华相信绿公司一定能成为商业价值观的引领者。
争抢第一波“绿钱”
新能源市场，在政府与专家的相关阐述下，无疑是当前中国“绿江湖”最为显赫的一支生力军。跨过大跃进，如今热钱散去，喧嚣归于寂静。
2000年，在澳大利亚取得太阳能科学博士学位的施正荣遇到了无锡市经委主任李延人。经过一番计议，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于是定下计划，施正荣回国创业，李延人下海经商。
刚开始时，无锡尚德还曾经叫过无锡尚能光伏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是在无锡市新区黄山路1号东楼，那时候条件简陋，施正荣只能在阿里巴巴等商务网站上介绍产品。李延人调动他的人脉资源，上下游走，左右交通，融资600万美元，而施正荣投资4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60万美金的技术参股。
施正荣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多方努力，终于200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尚德案例的指引下，各地政府纷纷投钱、投地、投人，为新能源造势，充当“重要推手”，一時各地“太阳能产业规划”的政策及文件汗牛充栋。各路资金纷纷杀入光伏行业，中国十多家光伏企业相继海外上市。同一年，中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召开了全国风电建设会议，地方风电项目开始遍地开花，风电整机制造企业、零部件企业投资风起云涌。有业内专家预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前景很广阔，一旦发展进入到成熟期，将会带动上万亿的产值。
此时，以绿色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经济革命”正席卷全球，而中国已从国家层面全力推进“绿色新政”。2008年4月23日，财政部发布通知，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企业为开发、制造大功率风发电机组而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原材料，所缴纳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实行先征后退。之后，国家绿色新政频出，中国新能源项目得到各地政府的政策与资金的扶持。
2005年，于是也就成为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的真正起步年。
在上市的蛊惑、资本的追捧下，加之地方政府的热情鼓励，中国淘“绿钱”者以加工制造业的思路发展风电和光伏产业，让一个原本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演变成了依靠组装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什么门槛，有钱买设备就可以上。”一位长期追踪新能源概念股的分析师表示。
但是到了2011年，行情急转直下。去年10月18日晚间，尚德突然传出“申请破产”的消息，令业界震撼，但公司方面随即否认。十几天前，江西赛维LDK亦被传言“申请破产保护”，赛维方面随即予以反驳。2011年下半年，中国数百家光伏企业已有五十多家倒闭，三分之一处于半停产状态。
另一个新能源宠儿风力发电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竞争激烈，风机整机的造价已从2008年的6500元/千瓦，下降到了3000元/千瓦，利润微薄。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风机积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卖出去的也回款困难。即便华锐风电、金风科技这样的巨头，也利润大跌、库存高企，前者更因设备事故频发，各类麻烦缠身。
缺乏技术撒手锏，依然重复着传统行业低价销售，可以看作风电行业遭遇寒流的两大主因。政府更理性的“照顾”，也是一度“疯转”的风电行业“泄气”的原因。“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就像是给花浇水，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择优支持，看花浇水。哪有漂亮的花就往哪浇水，不漂亮的就少浇点水，那些市场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就要想办法使其变得漂亮点。”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如此解释政府现阶段的新能源政策。
相比风电行业，光伏行业市场主要在欧美，依靠的是欧美政府的财政补贴。而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各国光伏补贴大减，压缩了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也大大限制了企业对美国的出口。
新能源行业，无疑是资本狩猎“绿色红利”的第一战，但这些寻求短期利润甚至暴利的资金竭力开发着一个非市场化的、靠政府补贴存在的行业，这必然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自杀行为。
也许，新能源产业这十年之痛对社会而言正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一个公司并非选择了一个“绿”行业便稳据道德高地、高枕无忧。除了拿政府补贴，能否持续创新和作为，任何行业都无法脱离这样的拷问。
漂绿者圈钱秘笈
戴上时尚的“绿帽子”，以此逢迎政府与资本，并哄瞒社会舆论，一些企业家明里宣扬低碳与绿色，暗地无视环保与诚信，明“绿”暗“黑”，短时间内获取不菲“黑钱”。
2011年8月初，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铬渣非法倾倒事件被曝光。受铬渣污染最严重的兴隆村被称为“癌症村”，“为缓解病痛，患病村民竟食用臭虫以求保命”。污染事件曝光之后，主要活跃于云南的环保组织绿色流域，联手23家国内NGO联名向16家中资上市银行发出公开信，希望了解各银行是否与“肇事”化工及其两家关联企业有信贷业务关系，但只有兴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行了回复，声明其与上述三家企业并无信贷业务联系。
这种类似给予不良企业的信贷行为，无疑是违反银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关规定，譬如“践行社会责任、助力绿色经济”。“在光鲜的口号下，银行究竟是在‘变绿’还是在‘漂绿’？”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发出这样的拷问。从源头上把控企业的资金来源，银行无疑是监控企业绿色与否的重要主体。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超威电池打着低碳的招牌，接二连三地在山东、安徽等地爆发大规模铅污染；宣扬着生态与安全的“中国茶油第一品牌”金浩茶油曾有9批次产品存在致癌物超标。此前，湖南省质监局查获此事，却因“维护社会稳定”并未公布，金浩茶油也据此“辟谣”称“质量安全”。
绿色，自然是大势所趋，企业变“绿”，自然为民众与社会所认同；而“漂绿”，意指一家企业宣称保护环境，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环保宣传。2007年，美国环境营销公司Terra Choice发布调查报告《漂绿六宗罪》，揭露企业界的虚假环保宣传行径。如今，这份调查报告已成为判断企业漂绿行为的主流标准。
这六宗罪包括：隐瞒弊端罪，比如纸或其他木材制品鼓吹它们可再循环，却回避它们生产过程中污染水污染空气等问题；举证不足罪，比如家用灯具宣称它们节能，却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撒谎诈骗罪，比如有产品没有得到官方环境认证却声称自己已经得到；含混不清罪，比如有些产品宣称自己无毒，但是其实不管是什么东西超过一定的剂量都是危险的；无关痛痒罪，比如杀虫剂宣称“不含氯氟烃”，但是其实这种物质早已被禁用；避重就轻罪，比如，有些宣称环保的产品跟同类产品比较是真的，但是这样的环保宣传却分散了消费者注意力，从而使人忽视了该类产品整体形成的环境危害，如“有机”香烟或者“环保”杀虫剂。
此书的作者在后续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项罪行：崇拜虚假标签罪。很多制造商开始创建自己环保标志。这些环保标志和加拿大和美国的官方环境标志是有区别的：合法的标签是建立在公开标准上，并通过开放的、公开的、透明的程序检验。而制造商们自己制造标签没有任何标准依据。他们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制造的标签贴在产品上，以此愚弄消费者。
《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真诚，本应是人类对待地球、对待“低碳”最基本的态度。一如美国著名环境营销专家Scot Case所言：“当‘漂绿’铺天盖地之时，必须让企业和公众意识到，不能诚实面对我们所谓的环保行动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我们将永远不能提高环保水平。”
与专家的悲观相比，企业家的看法值得重视。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关志华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企业的进步，大家都明白绿色行为会给企业带来长久的效益；一方面，出现不良的行为，应由法律法规去制裁，并严格执法。”
绿色分子的坚定与温和
正因为环保组织的监护，争抢“绿金”的危害，被大幅度消减。从最初敌对式的结果调查，到当下开厂前的环境评估，中国绿色分子赢得了更多护佑环境的机会。
2012年4月中旬，有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保护奖颁奖仪式在旧金山歌剧院内举行。中国环保人士马军获奖。组委会给予他的评价是：“他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地图，将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工厂向中国的广大公众公示。利用该污染信息数据库和地图，马军与诸多公司合作，帮助其改善生产行为，降低污染排放。”
以慈善家理查德·戈德曼夫妇之名設立的戈德曼环保奖，已有23年历史，组委会每年在全球挑选出6位草根环保人士，予以嘉奖。马军曾做过记者，颇为惊心的采访经历，让他对环保问题印象深刻。1997年，马军参加了一次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集体采访，听到对方说，黄河完全干涸可以被视为对有限水资源的最充分利用时，他惊讶，“这种观点太可怕了”。
之后，马军开始了对水资源的专业思考，出版过专著《中国水危机》。再之后，马军进了一家环境咨询公司。2004年，马军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得以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作比较性研究，并向美国各界人士介绍中国面对的严峻环境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和公众为保护环境付出的巨大努力。回国后，2006年，马军创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
马军坦言，这个平台的建立，是多家环保NGO合力行动的结果。这些合作，当然很多是冒着危险进行的。批评，实质上成为他与众多NGO人士针对企业的重要的声音，当然他们也是不良企业防备的“敌人”。
与马军工作的“凌厉”相比，张醒生的环保方式，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张醒生的工作经历也颇为丰富。14年前他是资深经理人；9年前他是企业掌门人；7年前是投资人；而4年前，他的人生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一个纯粹的环保推动者。
张醒生将人生拆分成三段，第一个阶段为了生存，第二个阶段为了事业，而第三个阶则是回馈社会。
张醒生的工作方式比较温和。他充分调动自己在商界、政界积累的人脉，把环保变成一个稳步推进的事业。譬如他会和企业家朋友一起去即将投资的地方，企业对环境的可能影响，他做专业评估，提供给投资者以备参考。张醒生作为重要嘉宾，已经受邀参加了五届绿公司年会，与国内企业巨头进行良性互动与直接对话，成为他的优势。
有意思的是，由中国知名企业家组成的团体SEE基金会，自2005年开始设立“SEE生态奖”，重奖环保机构或个人。而张醒生所在的大自然保护协会，也逐渐成为SEE基金会的合作方之一。
这些民间环保分子，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他们无疑是中国“绿江湖”的中坚理想主义者。
明星的“绿江湖”
明星企业家的行动，无疑具有巨大标杆意义，而一个示范平台的搭建，更具引领风气的作用，“至少，追戴‘绿帽子’，比戴‘黑帽子’更能让人抬头挺胸。”
2007年12月9日，91家企业在北京发出倡议：“……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我们将持续以往的积极努力，我们将开始新的探索，从做人，到做企业，做出绿色选择，留下绿色足迹，为人类共同福祉务实开拓、积极行动。”
操盘手刘东华试图汇聚全社会的“绿色”力量，组建中国绿色企业公司联盟，并以此推动评选中国的绿色公司。在刘东华看来，“绿色公司”是“基业长青”、“最受尊敬的公司”的代名词。而要成为会员，年营业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这个门槛，基本上将“绿色游戏”锁定在大中型企业身上。
目前中国最主要的企业，基本都是中国绿色公司联盟的成员。而自2008年开评的“中国绿公司百强榜”，绿盟成员有上有下。在5次年会上，基本上中国最大牌的企业明星都有“绿色”经。柳传志是发言最多的企业家，他2010年声称联想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一共投了10家有关环保方面的新能源企业。2011年他相信，改变能源生产的方式，确实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刘永好的见解很诚恳，他曾说，传统的鸡、猪、牛等养殖，对大气、对环境的破坏，某种程度上比工业污染还要严重。我们还应该通过科学的养殖方法使粮食得到合理利用。而王健林认为不要把低碳经济和发展对立起来，“好像一讲减碳、绿色价值观，就要减少发展、减少活动,应推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价值观。”他说万达集团从绿色发展中获得了实在的效益。
与企业大佬亦真亦幻的表态相比，张醒生的提醒比较温和：今天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绿色科技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火种”有了，用“火”的市场有了，政府认知也有了，社会认知也有了，但是还得具备政策推动以及企业家的动力。
在缺乏后两者的情况下，大佬的话，无疑加剧这样一个事实：信者信其有，不信者姑且听之。
而张跃则以自己的认知，丰富着人们对绿色的理解。作为个人，他曾经是三架私人喷气式飞机和一架直升机的拥有者，如今它们静静地停在停机坪上。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还有那辆深蓝色的劳斯莱斯超长豪华车和那辆淡黄色的法拉利跑车。理由是“碳排放太大”。同样的理由，他把衣服和裤子控制在10套以内。作为企业掌舵者，面对记者的追问，他认为，不行贿是“绿公司”最重要的价值，“贿赂打破了一切的秩序和心情，很多年以来我要咬紧牙关，杜绝一切的贿赂。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的一切东西都看不透。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他认为要打破这个逻辑，就要敢公开说不能贿赂，就是要大胆地说出来，“要有人天天说，不然别人会认为是天经地义。”
无论如何，柳传志、刘东华等人举办的绿公司年会，“仿佛一个巨大的秀场，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他们的表现，基本囊括了当前中国‘绿江湖’的各种情态。真实在做的大有其人，配合表演的大有人在，惆怅观望者为数不少，不过，混水摸鱼的江河日下确是事实。”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这个秀场，马云曾在一次绿公司年会上如此说：“如果公益是场秀，我希望能秀的人更多”。
“至少，‘绿帽子’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人人心向往之，大家觉得‘绿钱’高尚，‘黑金’无耻。”关志华相信绿公司一定能成为商业价值观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