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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 歼灭敌军马步芳2.7万余人，解放了兰州。 当年9月，兰州举行欢迎解放军大会，我（方未艾，时为甘肃省文协副主席，省、市人民代表——编注）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总司令。随后还有多次的交往，那段往事，令人缅怀。
1949年9月的一天，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召开欢迎大会的（兰州）体育场。体育场是城郊的一个天然广场，没有经过大的修建。主席台设在一个土坡上，前边用石块和围着的土垒起，两侧有用石块砌成的台阶。
初次见面，彭总有力地握住我的手
我来到会场时，台上台下都挤满了解放军和群众，真是军民一家亲的景象。我不禁想起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老百姓见着当兵当官的都躲着走。大官出外更是不得了，小汽车、摩托车、护兵、马弁是前呼后拥。有的还要静街几小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我正一边走，一边想着，有一个人在身后拍了我一下：“你怎么这时才来？”我扭头一看，是一个穿军装的，原来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他一到兰州就去看过我，我们已经见过多次面。他和我先后在苏联学习过，便把我当成老同学，一见面总是无拘无束，亲亲热热。他扯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想要见彭总吗？他今天来了，正在台上。”
我们穿过人群走上了主席台。我看见一位5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同战士一样军装的人，正和一些人一边握手，一边谈话。他两眼炯炯有神，面含微笑。我和甘泗淇走到他的跟前，甘泗淇对他说：“这是我一位老同学，叫方未艾，也在苏联学习过。”我赶忙主动伸出手去，彭总用他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爽朗地笑着说：“我叫彭德怀，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叫我老彭也可以。”
我感到他既爽快又谦虚，急忙客气地回敬说：“岂敢！岂敢！”他说：“有什么不敢呢？我们都是同志嘛！”
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从人缝中挤出来，抢着去和彭总握手，还大声说：“彭伯伯，您好！”彭总握住他的小手，高兴地说：“小伢子，你也好！”听见的人都笑了，这个男孩也笑了。当时我把小伢子听成“小丫子”了，心里想：彭总怎把男孩子当成女孩子了？我把疑惑同甘泗淇讲了。他说：“小伢子是湖南人的方言，就是小孩子的意思。”我这才明白，也学会了一句方言。
后来我听说，彭总回来时，把马文留在了新疆工作，任省文教厅副厅长。韩静贞没来兰州，不知她是否直接去了新疆，还是仍在西安。“文革”结束后听外调人员对我说，马文后来回到西安任石油学院院长，“文革”时，被“造反派”认为是彭总的亲信，迫害致死。我想，是马文代替了我的工作，还代替了我的牺牲。每当想起，不禁悲痛万分，感慨万千。 西北文代会：彭总悄悄坐在我身旁
1950年9月，我担任甘肃省文联主席，在西安参加西北文代大会期间，又见到了彭总。大会议程是9月24日邀请彭总莅会讲话。这天上午已经开会，在有人讲话时，彭总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会场，他走到主席台下主席团的席位，正巧在我身旁的一个空位坐下。这样，我才发现了他。
我请他到主席台上去，他制止我不要惊动别人。在他座位那边坐的是豫剧演员常香玉，她看到彭总坐在她的身边，立刻站起来和彭总握手。这时，有人发现了他，就喊道：“彭总司令来了！”
这一喊惊得全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纷纷望着彭总鼓掌。主席台上讲话的人不讲了，也在鼓掌表示欢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急忙从主席台下来，把站在人们中间鼓掌答谢的彭总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在会场静下一会儿后，柯仲平宣布请彭总讲话，会场又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彭总讲话很自然、很诚恳，他没拿讲稿，首先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向到会的代表们及所有西北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西北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中及和平建设中，以卓越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教育群众，鼓舞战斗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对于解放大西北和建设大西北有过光辉的贡献。
他说，西北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悠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由于过去反动统治多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不斷地破坏，大好河山被弄得荒凉残破，人民文学艺术也得不到发展，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文学艺术走上了康庄大道，西北各族人民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进步的新西北。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要配合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开展西北文艺运动，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他说，希望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成为社会建设的工程师，应以精心的作品，启示广大群众，摆脱旧的影响，建立新的认识，万众一心，建设美好的将来。他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情感，学习他们的优秀语言，把整个身心浸润到所要表现的主题的核心去，创作大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发展提高祖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还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提高理论水平，深入实际生活，钻研写作技巧，要大家携起手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破除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封建旧习，不要搞庸俗的自由主义和市侩主义。他最后希望一切老的新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在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方针下，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勤奋写作，为建设光芒万丈的新中国而奋斗！
彭总讲的这些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大家，引起热烈的掌声。彭总讲完走下主席台，又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许多代表拿着本子请他在上面题字、签名作为纪念。
与彭总的最后一次聚餐
9月26日晚间，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在西北局礼堂设宴招待大会全体代表，彭总参加了这次宴会。
负责招待的干部有意地把几省的代表团团长、几位年老的代表、知名人士的席位名签和彭总的席位名签放在一个席桌上。
这天同桌的有彭德怀、程伯仁、张季纯、马健翎、鲁直、郑伯奇、樊粹庭、范紫东、杨醉乡。西北局礼堂很大，华灯高照，各族代表，济济一堂，无限欢腾。大家就坐后，彭总看见我坐在他的身旁，笑着对我说：“我们真是有缘，开会时坐在一起，现在又坐在一起。”我也笑着说：“我们这次是第五次见面了，不但有缘，还很有纪念意义啊！”
彭总对同桌的人恳切地说：“我现在向各位有个请求，希望各位能够同意。这几天我的胃口不好，不能够多喝酒，只能敬代表们一杯酒，再不能多喝了。”
彭总说完，端起一杯酒先站起来，说了几句在宴席上常讲的客气话，就请大家干杯。这时我注意到彭总的面容，是有些病态，比在兰州会见时更消瘦，不过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声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过了一会儿，其他餐席上的人都过来向彭总祝酒，彭总站起来，举起空的酒杯示意。
我看到他有几次都是这样，同桌的人有的不禁抿着嘴笑。彭总看到了就很严肃地说：“这是我用的军事策略，希望大家保守军事秘密。”
几位年长者说，这是彭总发明的“空杯计”。彭总的“空杯计”用了几次，竟被青海的“牧羊歌手”才旦卓玛给识破了。她拿着一个酒瓶，给彭总的酒杯斟满，就唱起藏族民歌，彭总如不喝干，她就不停止歌唱，彭总只得又真的喝了一杯。
大家知道彭总有胃病不能喝酒，再向他敬酒时，也就不勉强他干杯了。
这次聚餐，大家无拘无束感到很尽兴尽欢，直到夜深才先后散去。我从这次见到彭总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过他，没有想到，这是与彭总的最后一次聚餐。
参加西北文代会以后，我被调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参加了青岛文联、青岛中苏友协工作，离开了兰州，也离开了西北。 1959年8月，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过以后，我一直不知彭总的消息，直到“文革”时，才听到他被“造反派”揪到北京，1974年1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党中央给他彻底平了反。
每当我回忆与他的几次相见，我就不禁悲从中来，对这样一位有功于党，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身经百战，忠贞不渝的彭大将军， 总是内心充满崇敬之情，深切缅怀！
1949年9月的一天，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召开欢迎大会的（兰州）体育场。体育场是城郊的一个天然广场，没有经过大的修建。主席台设在一个土坡上，前边用石块和围着的土垒起，两侧有用石块砌成的台阶。
初次见面，彭总有力地握住我的手
我来到会场时，台上台下都挤满了解放军和群众，真是军民一家亲的景象。我不禁想起在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老百姓见着当兵当官的都躲着走。大官出外更是不得了，小汽车、摩托车、护兵、马弁是前呼后拥。有的还要静街几小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我正一边走，一边想着，有一个人在身后拍了我一下：“你怎么这时才来？”我扭头一看，是一个穿军装的，原来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他一到兰州就去看过我，我们已经见过多次面。他和我先后在苏联学习过，便把我当成老同学，一见面总是无拘无束，亲亲热热。他扯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想要见彭总吗？他今天来了，正在台上。”
我们穿过人群走上了主席台。我看见一位5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同战士一样军装的人，正和一些人一边握手，一边谈话。他两眼炯炯有神，面含微笑。我和甘泗淇走到他的跟前，甘泗淇对他说：“这是我一位老同学，叫方未艾，也在苏联学习过。”我赶忙主动伸出手去，彭总用他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爽朗地笑着说：“我叫彭德怀，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叫我老彭也可以。”
我感到他既爽快又谦虚，急忙客气地回敬说：“岂敢！岂敢！”他说：“有什么不敢呢？我们都是同志嘛！”
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从人缝中挤出来，抢着去和彭总握手，还大声说：“彭伯伯，您好！”彭总握住他的小手，高兴地说：“小伢子，你也好！”听见的人都笑了，这个男孩也笑了。当时我把小伢子听成“小丫子”了，心里想：彭总怎把男孩子当成女孩子了？我把疑惑同甘泗淇讲了。他说：“小伢子是湖南人的方言，就是小孩子的意思。”我这才明白，也学会了一句方言。
后来我听说，彭总回来时，把马文留在了新疆工作，任省文教厅副厅长。韩静贞没来兰州，不知她是否直接去了新疆，还是仍在西安。“文革”结束后听外调人员对我说，马文后来回到西安任石油学院院长，“文革”时，被“造反派”认为是彭总的亲信，迫害致死。我想，是马文代替了我的工作，还代替了我的牺牲。每当想起，不禁悲痛万分，感慨万千。 西北文代会：彭总悄悄坐在我身旁
1950年9月，我担任甘肃省文联主席，在西安参加西北文代大会期间，又见到了彭总。大会议程是9月24日邀请彭总莅会讲话。这天上午已经开会，在有人讲话时，彭总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会场，他走到主席台下主席团的席位，正巧在我身旁的一个空位坐下。这样，我才发现了他。
我请他到主席台上去，他制止我不要惊动别人。在他座位那边坐的是豫剧演员常香玉，她看到彭总坐在她的身边，立刻站起来和彭总握手。这时，有人发现了他，就喊道：“彭总司令来了！”
这一喊惊得全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纷纷望着彭总鼓掌。主席台上讲话的人不讲了，也在鼓掌表示欢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急忙从主席台下来，把站在人们中间鼓掌答谢的彭总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在会场静下一会儿后，柯仲平宣布请彭总讲话，会场又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彭总讲话很自然、很诚恳，他没拿讲稿，首先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向到会的代表们及所有西北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西北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中及和平建设中，以卓越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教育群众，鼓舞战斗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对于解放大西北和建设大西北有过光辉的贡献。
他说，西北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悠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由于过去反动统治多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不斷地破坏，大好河山被弄得荒凉残破，人民文学艺术也得不到发展，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文学艺术走上了康庄大道，西北各族人民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进步的新西北。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要配合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开展西北文艺运动，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他说，希望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成为社会建设的工程师，应以精心的作品，启示广大群众，摆脱旧的影响，建立新的认识，万众一心，建设美好的将来。他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情感，学习他们的优秀语言，把整个身心浸润到所要表现的主题的核心去，创作大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发展提高祖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还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提高理论水平，深入实际生活，钻研写作技巧，要大家携起手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破除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封建旧习，不要搞庸俗的自由主义和市侩主义。他最后希望一切老的新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在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方针下，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勤奋写作，为建设光芒万丈的新中国而奋斗！
彭总讲的这些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大家，引起热烈的掌声。彭总讲完走下主席台，又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许多代表拿着本子请他在上面题字、签名作为纪念。
与彭总的最后一次聚餐
9月26日晚间，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在西北局礼堂设宴招待大会全体代表，彭总参加了这次宴会。
负责招待的干部有意地把几省的代表团团长、几位年老的代表、知名人士的席位名签和彭总的席位名签放在一个席桌上。
这天同桌的有彭德怀、程伯仁、张季纯、马健翎、鲁直、郑伯奇、樊粹庭、范紫东、杨醉乡。西北局礼堂很大，华灯高照，各族代表，济济一堂，无限欢腾。大家就坐后，彭总看见我坐在他的身旁，笑着对我说：“我们真是有缘，开会时坐在一起，现在又坐在一起。”我也笑着说：“我们这次是第五次见面了，不但有缘，还很有纪念意义啊！”
彭总对同桌的人恳切地说：“我现在向各位有个请求，希望各位能够同意。这几天我的胃口不好，不能够多喝酒，只能敬代表们一杯酒，再不能多喝了。”
彭总说完，端起一杯酒先站起来，说了几句在宴席上常讲的客气话，就请大家干杯。这时我注意到彭总的面容，是有些病态，比在兰州会见时更消瘦，不过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声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过了一会儿，其他餐席上的人都过来向彭总祝酒，彭总站起来，举起空的酒杯示意。
我看到他有几次都是这样，同桌的人有的不禁抿着嘴笑。彭总看到了就很严肃地说：“这是我用的军事策略，希望大家保守军事秘密。”
几位年长者说，这是彭总发明的“空杯计”。彭总的“空杯计”用了几次，竟被青海的“牧羊歌手”才旦卓玛给识破了。她拿着一个酒瓶，给彭总的酒杯斟满，就唱起藏族民歌，彭总如不喝干，她就不停止歌唱，彭总只得又真的喝了一杯。
大家知道彭总有胃病不能喝酒，再向他敬酒时，也就不勉强他干杯了。
这次聚餐，大家无拘无束感到很尽兴尽欢，直到夜深才先后散去。我从这次见到彭总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过他，没有想到，这是与彭总的最后一次聚餐。
参加西北文代会以后，我被调到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参加了青岛文联、青岛中苏友协工作，离开了兰州，也离开了西北。 1959年8月，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过以后，我一直不知彭总的消息，直到“文革”时，才听到他被“造反派”揪到北京，1974年1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党中央给他彻底平了反。
每当我回忆与他的几次相见，我就不禁悲从中来，对这样一位有功于党，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身经百战，忠贞不渝的彭大将军， 总是内心充满崇敬之情，深切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