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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无畏地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以及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的外交工作方面，都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今天，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主要简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
积极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反对“左”倾路线
王稼祥从1925年到1930年2月，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他学习刻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31年夏，王稼祥回国后不久即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不久就被委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在这个关系到他一生的关键时刻，他善于把握自己，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努力亲近毛泽东，虚心听取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他尤其尊重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用心钻研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为敬佩。因而，当1932年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是积极反对者之一。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毛泽东，增进了同毛泽东的革命友谊。长征开始后，毛泽东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并帮助毛泽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积极反对“左”倾错误路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8.6万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西征中的行动。
由于李德、博古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中，实行的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大的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广泛的动员，造成大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
此时，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不能行走，只好坐担架行军，毛泽东也因恶性疟疾刚病愈而坐担架同行。每当到达宿营地休息时，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商谈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局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予王稼祥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这时，他们还商谈了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等事宜。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
从西征一开始，面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导致红军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的局面，领导集团间意见分歧相当严重。王稼祥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使红军转危为安。他对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反思总结，认为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那样伟大的胜利，是实行毛泽东所主张的诱敌深入、掩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博古、李德完全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行他们那一套“左”的错误主张，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才被迫撤离苏区进行西征。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此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这一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实行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面临空前的危机，处于全军覆灭的危险中。
过湘江后，聂荣臻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同聂荣臻也有机会在一起交换意见。王稼祥说，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所以能够取得那样伟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主张，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对博古、李德十分不满，并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和赞同。周恩来和朱德等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
在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王稼祥几乎都参加了，而且都积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王稼祥认为，在关系到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转危为安这样大的问题面前，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据周恩来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一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造成的。
在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举行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通道会议”上，王稼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只有西进，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有出路”的主张，极力反对李德的不顾实际情况，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在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的讨论战略方针问题的会议上，经过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与博古的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在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这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遵义会议的召开，固然是党内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客观的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积极促成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远见卓识和坚强的信念，是很难做到的。
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聂荣臻、李德以及各军团领导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地强调客观原因，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客观方面，掩盖了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紧接着，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积极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曾专门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而王稼祥生前从不讲功，更不诿过喧功。胡耀邦评价他说，作为我们党的一位卓越革命家，稼祥同志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他的历史功绩，连非常熟悉他的同志，也往往弄不清楚关键时期他对党的重大贡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说，作为身边最亲爱的人的我，几十年来，从未听到过稼祥和我谈论功劳的问题。即使像遵义会议那样的大事，我也是到60年代才听别人讲到稍知端倪的。
积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后不久的3月中旬，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中共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活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指挥下，积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苦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地使用这些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详尽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使广大干部明确认识到这种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同时，使广大指战员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实践中认识到，红军只有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才能不断取得胜利。新的三人军事指挥机构成立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又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当各路敌军增援贵阳特别是云南敌军也被调往贵阳以东后，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情况，红军随即翻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威逼昆明，至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从此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尾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积极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反对“左”倾路线
王稼祥从1925年到1930年2月，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他学习刻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31年夏，王稼祥回国后不久即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不久就被委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在这个关系到他一生的关键时刻，他善于把握自己，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努力亲近毛泽东，虚心听取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他尤其尊重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用心钻研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深为敬佩。因而，当1932年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是积极反对者之一。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毛泽东，增进了同毛泽东的革命友谊。长征开始后，毛泽东说服当时中央的很多同志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王稼祥一直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并帮助毛泽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积极反对“左”倾错误路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8.6万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西征中的行动。
由于李德、博古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中，实行的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大的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广泛的动员，造成大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
此时，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不能行走，只好坐担架行军，毛泽东也因恶性疟疾刚病愈而坐担架同行。每当到达宿营地休息时，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商谈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局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予王稼祥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这时，他们还商谈了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等事宜。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
从西征一开始，面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导致红军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的局面，领导集团间意见分歧相当严重。王稼祥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使红军转危为安。他对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反思总结，认为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那样伟大的胜利，是实行毛泽东所主张的诱敌深入、掩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博古、李德完全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行他们那一套“左”的错误主张，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才被迫撤离苏区进行西征。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此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这一战役使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实行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面临空前的危机，处于全军覆灭的危险中。
过湘江后，聂荣臻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同聂荣臻也有机会在一起交换意见。王稼祥说，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所以能够取得那样伟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主张，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对博古、李德十分不满，并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和赞同。周恩来和朱德等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
在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王稼祥几乎都参加了，而且都积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王稼祥认为，在关系到党和红军摆脱困境、转危为安这样大的问题面前，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据周恩来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一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造成的。
在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举行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通道会议”上，王稼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只有西进，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有出路”的主张，极力反对李德的不顾实际情况，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在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的讨论战略方针问题的会议上，经过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与博古的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在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这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遵义会议的召开，固然是党内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客观的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积极促成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远见卓识和坚强的信念，是很难做到的。
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聂荣臻、李德以及各军团领导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地强调客观原因，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客观方面，掩盖了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紧接着，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积极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曾专门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而王稼祥生前从不讲功，更不诿过喧功。胡耀邦评价他说，作为我们党的一位卓越革命家，稼祥同志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他的历史功绩，连非常熟悉他的同志，也往往弄不清楚关键时期他对党的重大贡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说，作为身边最亲爱的人的我，几十年来，从未听到过稼祥和我谈论功劳的问题。即使像遵义会议那样的大事，我也是到60年代才听别人讲到稍知端倪的。
积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后不久的3月中旬，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中共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活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指挥下，积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苦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地使用这些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详尽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使广大干部明确认识到这种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同时，使广大指战员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实践中认识到，红军只有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才能不断取得胜利。新的三人军事指挥机构成立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又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当各路敌军增援贵阳特别是云南敌军也被调往贵阳以东后，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情况，红军随即翻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威逼昆明，至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从此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尾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