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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平行研究角度来看，法国作家莫泊桑与美国作家欧·亨利虽然生活时代与思想经历都不同，文风却有许多相通点，在创作背景、文字内容、结构艺术、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可比性，本文结合作品，分别从四个角度，试析这两住短篇小说大师在文体风格上的独特魅力及共通之处。
关键词：莫泊桑 欧·亨利 短篇小说
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与美国作家欧·亨利(1862-1910)是响誉十九世纪世界文坛的两大短篇小说巨匠。虽然来自不同民族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他们的作品中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性：简练生动的语言文字、对弱小人物的满腔同情、精巧灵动的构思布局冷静客观的创作手法，让我们频频感叹，欧·亨利岂不就是“美国的莫泊桑”。正如学界正盛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一平行研究所述，但凡文学、作家、作品“相似”、“类似”、“卓然可比”，都可以相较。因此对两位大师的文风比照，有重要意义。
莫泊桑走上创作之路，正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盛的19世纪后期，但他的创作大多遵从现实主义，在囊括生活的广度、挖掘思想的深度、概括典型的高度上都有极高的水准。因自小受教于福楼拜，“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理念，是他毕生所追随的。他的小说，无论涉及普法战争、农场工人、诺曼底农民还是巴黎小公务员，都保持着冷静客观的现实态度洞悉他们的生死悲欢。《菲菲小姐》里，德国侵略者对法国艺术品肆意疯狂的毁坏，对法国妓女从人格到肉体的侮辱摧残，以至愤怒的拉歇尔突然刺死“菲菲小姐”的瞬间定音，作者都真实而不动声色地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自己的爱憎隐于作品视线之外。他的自描手法、精炼语言、明确表述、几乎不含比喻的句型，让我们看到他坚持的不见作家意图、只见词语本身之美的匠心。而从不具象描绘人物的心理，却让它在人物的言行中自然显露，也是莫泊桑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使短篇小说更简洁流畅，合乎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外，莫泊桑又是“梅塘集团”的中心成员之一，对左拉的自然主义也有清醒认识，短篇《一个儿子》中的生理学描写就是范例。自然主义扭曲了现实主义，又不失为一种观照现代人心灵的方法。
美国文学起步较晚，彼时正青春年少，西欧诸国现代主义风行时，欧·亨利的创作正值全美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欧·亨利出身贫寒，受教不多，幼年就遍尝人间疾苦，流浪生涯使他接触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素材，也使他深知世事艰辛。为生计所迫，他对社会既有憎恶又有屈从，有时也迎合小市民趣味而写作。虽然有的作品内容尚浅，但大部分仍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他客观真切的“写实”传统、别具一格的幽默风格，皆从马克，吐温那里得来。在讽刺揶揄、夸张嘲讽的背后，是世态人情的可笑可叹、可怒可悲。作家仿佛从高处俯瞰众生、描摹现实，却能尽相。他的写实，又含带着美式特别的诙谐风趣，将小市民的琐细生活娓娓道出。不同于莫泊桑，欧-亨利的主观情感更为明朗，并不掩饰对自己笔下人物深沉的爱。如《灯火重燃》中，他对于舍豪门而选清贫、终与丹相守真爱的南希，流露了无比的钦佩和赞赏；对卢最后的放声痛哭，也给予了深挚同情。欧·亨利的语言虽质朴明白、不加润饰，却饱含感情，有极强的感染力。文字生动传神，常常使用的谐音、双关、俚语，又显弦外之音，耐人品读。
莫泊桑对资本主义生活种种黑暗面的剖析和鞭挞，笔锋犀利、毫不留情。《羊脂球》的小车厢，十个人，政要、商贾、贵族、修女、破落子弟加上妓女羊脂球。在法军溃败、普军侵城的风雨时局下，上层社会及其附庸都奇妙地进了这小小马车了。这些为已私利的资产者、贵妇甚至以“灵魂的抚慰者”自称的修女们，有意“屈尊”逼善良纯朴的羊脂球就范，达成目的后却轻易地撇弃了她。作者截这一社会横断面，无动于衷却又鲜明深刻地传达了他对人情世态的愤慨!纨绔子弟浮面的放浪伪善和内心的肮脏丑陋在《橄榄园》和《遗嘱》中都有体现。莫泊桑笔下的小人物，多是小公务员、小职员、妓女、下层劳动者，他们大多生活寂寞、孤独、贫乏、苦涩，受约于大人物的威势却又不免有爱慕虚荣、飞黄腾达之心，现实往往给他们沉痛一击，在这里，作者隐匿幕后、直观人性、对他们的平庸、自私、狭隘、势利不吝嘲讽。如《我的叔叔于勒》中，误以为于勒发迹时“我”的父母急于与他相认，而得知实情时却避之尤恐不及。这正是被金钱腐蚀的人性的尽致淋漓的展现。同类还有《项链》、《散步》、《骑马》、《勋章到手了》等。但如伊凡·蒲宁所说，莫泊桑是“在自己内心里渴望着全世界幸福的作家。”明里态度越是冷峻严肃，暗处同情越是深挚真诚。他“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文风，发人深省。纵然严酷的现实给了玛蒂尔德项链登台，却成了她的梦魇，这些富人的宝贝却让贫人遭难，莫泊桑怎能不起忧思?
因微薄的出身和窘迫的家境，欧·亨利也对世情冷暖体察人微，对丑恶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奢侈享乐、金钱至上和冷漠势利，借讽刺之笔加以抨击，在表面祥和承平的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直见它的虚假内质。幽默中见哀伤，讽刺中见愤然。如《警察与赞美诗》开头的景色渲染出凄清萧飒之气，这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其实比枯叶都无情，像苏比这样的底层百姓，生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但欧·亨利更着意于描画繁华纽约都市中的小市民、办事员、流浪汉，展现他们的患难与共、贫能守志的高尚品格，连“无赖骗子小说”都旨在表现“反面人物”们向善的那面。他尤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万象的作品著称，被誉为“曼哈顿的桂冠诗人”。他笔下看似轻淡，却淡处见真情，于微言大义外，更有悲悯情怀。《麦琪的礼物》中，德拉和杰姆因生计所迫，分别为对方卖掉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置办圣诞礼物，但他们的质朴真情远胜过达官贵人的玉食锦衣。《最后一片藤叶》中那位重病在身、贫寒无依的老画家，在风雨之夜出门为病中的少女画出老树上最后一片藤叶，永远不会被刮掉的藤叶，她生命的希望，自己却永远离去了。欧·亨利总是在活泼泼生动诙谐的语调中讲述着令人心酸的故事，从平凡小人物身上发掘人性本来的真善或是扭曲，娓娓道出，意味隽永，饱含“含泪的笑”和“含笑的泪”，又使人感叹怅然。可以说，一生历经坎坷、颠沛流离的他，仍然热爱生活、相信生活，他既是冷静严肃的社会批评家，又是乐天知命的达观幽默者。
谈到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我们自然想到“欧·亨利结尾”，即意出尘外却又理在其中。这包括两方面，一是结构的明暗重叠，明线掩暗线，在故事进展中始终隐瞒一些环节。保留最重要的秘密，也即对“情节空白”的运用。二是反笔。就是在小说的铺垫中巧设机关，给读者造成错觉，却又“草灰蛇线，伏脉千里”，在结尾处真相大白。这样独特新奇的构思，巧妙安设的情节，缜密精深的笔法，一唱三叹的结局，正是欧-亨利独有的。《麦琪的礼物》可算是代表，德拉卖掉了美丽的长发为杰姆买表链，可杰姆送给德拉的整套发梳，却正是用自己的金表换来的!《警察 与赞美诗》中的流浪汉苏比几经努力，试图人狱过冬都奇迹般地无法实现，当他听到赞美诗时心底的美好情感被唤起，却又莫名地被警察带走，送去了他原本朝思暮想的地方!“蓄势艺术”的娴熟运用，使结尾新高潮的拔起，形成了艺术的持久冲击。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称其为“有意味的形式”。一句“布莱克威尔岛，三个月’11顷泻出19世纪纽约社会底层的全影，作者的态度也明见其中：现实冷酷，是美国社会把苏比推向绝望的深渊，毁了一个有理想的正直青年。类似情境，在《爱的付出》、《华而不实》等许多作品中都有完美体现。文末的恍悟，总将全篇思想一举升华，启人深思。
莫泊桑的设置情节也跌宕起伏。名篇《项链》，仿佛是欧·亨利结尾的再现，文章首尾不凡，结构上点线串联、虚实错杂、明暗相间，在周密的心理活动和细节描写中，层层递进。平凡人家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从偶遇机缘实现上流梦，到失去项链顷刻间跌落现实，本已是双重转折，却不料。她不幸丢失、并耗尽自己十年光阴和全部幻想的项链是假的，这对她那小资产阶级虚荣心是多大的讽刺!末旬既道出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所谓时尚，将境界托起。又使作者的褒贬爱憎沉淀其中。《一个修软座椅的女人》、《珠宝》等也在情节上呈现了这种戏剧般的“陡转”、“惊变”，结局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而在故事进程中，作者也已巧设机关，便使结局合乎情理、余蕴无限了。
虽然都追求情节精巧，但他们着眼点不同。欧·亨利追求新奇的巧、“不奇之奇”，即化生活之常为艺术之奇，从都市、城镇、民家的平凡生活中，提炼出妙趣横生却又真实可信的情节。而莫泊桑追求自然流畅的巧。他在选材上并不以离奇情节取胜，而善于运用对他题材有益的具有特征性的细节、不露痕迹的转换手法，巧妙布局，以突出表现那些被观察者忽略、却对作品意义重大的情节。
叙述方式在小说创作中至关重要。欧·亨利和莫泊桑都能充分根据小说的情节内容的需要，在叙述人称和角度上巧作安排，用“全知叙述”(第三人称)或“自传体叙述”(第一人称)，将其娓娓道出。
不同的是，欧·亨利小说的叙述方式较少变化，他的小说以传统讲故事方式进行，无论置身事外的第三人称，还是身处事中的第一人称。一般都由一个人称叙述到底。客观叙述中，他还会时时加些“插入语”，即自己的见解，或在小说的开头或结尾来一段看似与主题无关的议论，实际却是别有深意的。如《财神与爱神》结尾提及了执爱之箭、胖胖又淘气的小男孩丘比特，《灯火重燃》以与读者对话的形式开篇。又以愉快的口气引入对两位女主人公的介绍：“六个月过去了，我请求读者诸君与她们见面”。其间，作者一直流露着对受压抑被损害的人们的人文关怀。
但莫泊桑却破单一叙述的旧路，开创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技巧。他的叙述人称常常有变化。最常用的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的框架式，这很像《十日谈》，一个特定环境中几人相遇，其中一人讲故事，大家评论。而讲故事的人往往又是故事中的角色，有时听故事的也被带入故事，一同寻找故事中的人，参与故事。如《一个诺曼底人》中，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当地教堂看守人的故事，又不觉把“我”带到那里，让“我”结识了那个看守，并和他一起亲历故事中的事。《米龙老爹》里的米龙叙述他杀死德国鬼子的场面，人称转换了三次，使读者从不同侧面，看到这个传奇式的农民的朴素的英雄气概。作者的思索也彰显在叙述人称的变化中。
因此，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对，可以看出，这两位生活于19世纪末期的短篇小说大师，艺术里程起终并不一致，思想也并不尽像，但许多创作仍有异曲同工处，富有研究的价值。一位冷静其笔，一位笑中含泪，都在讽刺或批判的背后寄予了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忧。笔法上的出奇相似，也来自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自我表达习惯。但不论爱憎在文本之外，还是感怀在讽喻之中，两位大师都以对现实人生的坚守和魔法般幻化出精彩结局的笔力。触及人物的灵魂深处，留给我们无尽感思。
参考文献：
[1]陈惇，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评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4)
[2]杜鹃，莫泊桑与欧·亨利短篇小说创作手法比较，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7)
[3]李辰民，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短篇小说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4]汪泽洲，惊人的相似：《警察与赞美诗》和《项链》的结尾，世界文学评论，2007，(1)
[5]或华，试谈“三度”——莫泊桑短篇小说艺术风格浅探，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2，(2)
关键词：莫泊桑 欧·亨利 短篇小说
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与美国作家欧·亨利(1862-1910)是响誉十九世纪世界文坛的两大短篇小说巨匠。虽然来自不同民族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他们的作品中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性：简练生动的语言文字、对弱小人物的满腔同情、精巧灵动的构思布局冷静客观的创作手法，让我们频频感叹，欧·亨利岂不就是“美国的莫泊桑”。正如学界正盛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一平行研究所述，但凡文学、作家、作品“相似”、“类似”、“卓然可比”，都可以相较。因此对两位大师的文风比照，有重要意义。
莫泊桑走上创作之路，正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盛的19世纪后期，但他的创作大多遵从现实主义，在囊括生活的广度、挖掘思想的深度、概括典型的高度上都有极高的水准。因自小受教于福楼拜，“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理念，是他毕生所追随的。他的小说，无论涉及普法战争、农场工人、诺曼底农民还是巴黎小公务员，都保持着冷静客观的现实态度洞悉他们的生死悲欢。《菲菲小姐》里，德国侵略者对法国艺术品肆意疯狂的毁坏，对法国妓女从人格到肉体的侮辱摧残，以至愤怒的拉歇尔突然刺死“菲菲小姐”的瞬间定音，作者都真实而不动声色地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自己的爱憎隐于作品视线之外。他的自描手法、精炼语言、明确表述、几乎不含比喻的句型，让我们看到他坚持的不见作家意图、只见词语本身之美的匠心。而从不具象描绘人物的心理，却让它在人物的言行中自然显露，也是莫泊桑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使短篇小说更简洁流畅，合乎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外，莫泊桑又是“梅塘集团”的中心成员之一，对左拉的自然主义也有清醒认识，短篇《一个儿子》中的生理学描写就是范例。自然主义扭曲了现实主义，又不失为一种观照现代人心灵的方法。
美国文学起步较晚，彼时正青春年少，西欧诸国现代主义风行时，欧·亨利的创作正值全美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欧·亨利出身贫寒，受教不多，幼年就遍尝人间疾苦，流浪生涯使他接触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素材，也使他深知世事艰辛。为生计所迫，他对社会既有憎恶又有屈从，有时也迎合小市民趣味而写作。虽然有的作品内容尚浅，但大部分仍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他客观真切的“写实”传统、别具一格的幽默风格，皆从马克，吐温那里得来。在讽刺揶揄、夸张嘲讽的背后，是世态人情的可笑可叹、可怒可悲。作家仿佛从高处俯瞰众生、描摹现实，却能尽相。他的写实，又含带着美式特别的诙谐风趣，将小市民的琐细生活娓娓道出。不同于莫泊桑，欧-亨利的主观情感更为明朗，并不掩饰对自己笔下人物深沉的爱。如《灯火重燃》中，他对于舍豪门而选清贫、终与丹相守真爱的南希，流露了无比的钦佩和赞赏；对卢最后的放声痛哭，也给予了深挚同情。欧·亨利的语言虽质朴明白、不加润饰，却饱含感情，有极强的感染力。文字生动传神，常常使用的谐音、双关、俚语，又显弦外之音，耐人品读。
莫泊桑对资本主义生活种种黑暗面的剖析和鞭挞，笔锋犀利、毫不留情。《羊脂球》的小车厢，十个人，政要、商贾、贵族、修女、破落子弟加上妓女羊脂球。在法军溃败、普军侵城的风雨时局下，上层社会及其附庸都奇妙地进了这小小马车了。这些为已私利的资产者、贵妇甚至以“灵魂的抚慰者”自称的修女们，有意“屈尊”逼善良纯朴的羊脂球就范，达成目的后却轻易地撇弃了她。作者截这一社会横断面，无动于衷却又鲜明深刻地传达了他对人情世态的愤慨!纨绔子弟浮面的放浪伪善和内心的肮脏丑陋在《橄榄园》和《遗嘱》中都有体现。莫泊桑笔下的小人物，多是小公务员、小职员、妓女、下层劳动者，他们大多生活寂寞、孤独、贫乏、苦涩，受约于大人物的威势却又不免有爱慕虚荣、飞黄腾达之心，现实往往给他们沉痛一击，在这里，作者隐匿幕后、直观人性、对他们的平庸、自私、狭隘、势利不吝嘲讽。如《我的叔叔于勒》中，误以为于勒发迹时“我”的父母急于与他相认，而得知实情时却避之尤恐不及。这正是被金钱腐蚀的人性的尽致淋漓的展现。同类还有《项链》、《散步》、《骑马》、《勋章到手了》等。但如伊凡·蒲宁所说，莫泊桑是“在自己内心里渴望着全世界幸福的作家。”明里态度越是冷峻严肃，暗处同情越是深挚真诚。他“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文风，发人深省。纵然严酷的现实给了玛蒂尔德项链登台，却成了她的梦魇，这些富人的宝贝却让贫人遭难，莫泊桑怎能不起忧思?
因微薄的出身和窘迫的家境，欧·亨利也对世情冷暖体察人微，对丑恶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奢侈享乐、金钱至上和冷漠势利，借讽刺之笔加以抨击，在表面祥和承平的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直见它的虚假内质。幽默中见哀伤，讽刺中见愤然。如《警察与赞美诗》开头的景色渲染出凄清萧飒之气，这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其实比枯叶都无情，像苏比这样的底层百姓，生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但欧·亨利更着意于描画繁华纽约都市中的小市民、办事员、流浪汉，展现他们的患难与共、贫能守志的高尚品格，连“无赖骗子小说”都旨在表现“反面人物”们向善的那面。他尤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万象的作品著称，被誉为“曼哈顿的桂冠诗人”。他笔下看似轻淡，却淡处见真情，于微言大义外，更有悲悯情怀。《麦琪的礼物》中，德拉和杰姆因生计所迫，分别为对方卖掉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置办圣诞礼物，但他们的质朴真情远胜过达官贵人的玉食锦衣。《最后一片藤叶》中那位重病在身、贫寒无依的老画家，在风雨之夜出门为病中的少女画出老树上最后一片藤叶，永远不会被刮掉的藤叶，她生命的希望，自己却永远离去了。欧·亨利总是在活泼泼生动诙谐的语调中讲述着令人心酸的故事，从平凡小人物身上发掘人性本来的真善或是扭曲，娓娓道出，意味隽永，饱含“含泪的笑”和“含笑的泪”，又使人感叹怅然。可以说，一生历经坎坷、颠沛流离的他，仍然热爱生活、相信生活，他既是冷静严肃的社会批评家，又是乐天知命的达观幽默者。
谈到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我们自然想到“欧·亨利结尾”，即意出尘外却又理在其中。这包括两方面，一是结构的明暗重叠，明线掩暗线，在故事进展中始终隐瞒一些环节。保留最重要的秘密，也即对“情节空白”的运用。二是反笔。就是在小说的铺垫中巧设机关，给读者造成错觉，却又“草灰蛇线，伏脉千里”，在结尾处真相大白。这样独特新奇的构思，巧妙安设的情节，缜密精深的笔法，一唱三叹的结局，正是欧-亨利独有的。《麦琪的礼物》可算是代表，德拉卖掉了美丽的长发为杰姆买表链，可杰姆送给德拉的整套发梳，却正是用自己的金表换来的!《警察 与赞美诗》中的流浪汉苏比几经努力，试图人狱过冬都奇迹般地无法实现，当他听到赞美诗时心底的美好情感被唤起，却又莫名地被警察带走，送去了他原本朝思暮想的地方!“蓄势艺术”的娴熟运用，使结尾新高潮的拔起，形成了艺术的持久冲击。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称其为“有意味的形式”。一句“布莱克威尔岛，三个月’11顷泻出19世纪纽约社会底层的全影，作者的态度也明见其中：现实冷酷，是美国社会把苏比推向绝望的深渊，毁了一个有理想的正直青年。类似情境，在《爱的付出》、《华而不实》等许多作品中都有完美体现。文末的恍悟，总将全篇思想一举升华，启人深思。
莫泊桑的设置情节也跌宕起伏。名篇《项链》，仿佛是欧·亨利结尾的再现，文章首尾不凡，结构上点线串联、虚实错杂、明暗相间，在周密的心理活动和细节描写中，层层递进。平凡人家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从偶遇机缘实现上流梦，到失去项链顷刻间跌落现实，本已是双重转折，却不料。她不幸丢失、并耗尽自己十年光阴和全部幻想的项链是假的，这对她那小资产阶级虚荣心是多大的讽刺!末旬既道出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所谓时尚，将境界托起。又使作者的褒贬爱憎沉淀其中。《一个修软座椅的女人》、《珠宝》等也在情节上呈现了这种戏剧般的“陡转”、“惊变”，结局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而在故事进程中，作者也已巧设机关，便使结局合乎情理、余蕴无限了。
虽然都追求情节精巧，但他们着眼点不同。欧·亨利追求新奇的巧、“不奇之奇”，即化生活之常为艺术之奇，从都市、城镇、民家的平凡生活中，提炼出妙趣横生却又真实可信的情节。而莫泊桑追求自然流畅的巧。他在选材上并不以离奇情节取胜，而善于运用对他题材有益的具有特征性的细节、不露痕迹的转换手法，巧妙布局，以突出表现那些被观察者忽略、却对作品意义重大的情节。
叙述方式在小说创作中至关重要。欧·亨利和莫泊桑都能充分根据小说的情节内容的需要，在叙述人称和角度上巧作安排，用“全知叙述”(第三人称)或“自传体叙述”(第一人称)，将其娓娓道出。
不同的是，欧·亨利小说的叙述方式较少变化，他的小说以传统讲故事方式进行，无论置身事外的第三人称，还是身处事中的第一人称。一般都由一个人称叙述到底。客观叙述中，他还会时时加些“插入语”，即自己的见解，或在小说的开头或结尾来一段看似与主题无关的议论，实际却是别有深意的。如《财神与爱神》结尾提及了执爱之箭、胖胖又淘气的小男孩丘比特，《灯火重燃》以与读者对话的形式开篇。又以愉快的口气引入对两位女主人公的介绍：“六个月过去了，我请求读者诸君与她们见面”。其间，作者一直流露着对受压抑被损害的人们的人文关怀。
但莫泊桑却破单一叙述的旧路，开创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技巧。他的叙述人称常常有变化。最常用的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的框架式，这很像《十日谈》，一个特定环境中几人相遇，其中一人讲故事，大家评论。而讲故事的人往往又是故事中的角色，有时听故事的也被带入故事，一同寻找故事中的人，参与故事。如《一个诺曼底人》中，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当地教堂看守人的故事，又不觉把“我”带到那里，让“我”结识了那个看守，并和他一起亲历故事中的事。《米龙老爹》里的米龙叙述他杀死德国鬼子的场面，人称转换了三次，使读者从不同侧面，看到这个传奇式的农民的朴素的英雄气概。作者的思索也彰显在叙述人称的变化中。
因此，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对，可以看出，这两位生活于19世纪末期的短篇小说大师，艺术里程起终并不一致，思想也并不尽像，但许多创作仍有异曲同工处，富有研究的价值。一位冷静其笔，一位笑中含泪，都在讽刺或批判的背后寄予了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忧。笔法上的出奇相似，也来自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自我表达习惯。但不论爱憎在文本之外，还是感怀在讽喻之中，两位大师都以对现实人生的坚守和魔法般幻化出精彩结局的笔力。触及人物的灵魂深处，留给我们无尽感思。
参考文献：
[1]陈惇，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评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4)
[2]杜鹃，莫泊桑与欧·亨利短篇小说创作手法比较，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7)
[3]李辰民，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短篇小说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4]汪泽洲，惊人的相似：《警察与赞美诗》和《项链》的结尾，世界文学评论，2007，(1)
[5]或华，试谈“三度”——莫泊桑短篇小说艺术风格浅探，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