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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反华势力多年来把达赖宣扬为“非暴力”的代表，了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完全是弥天大谎。达赖集团不仅发动了1959年的西藏叛乱，还指挥一支“康巴游击队”割据尼泊尔边境的木斯塘，对西藏进行武装骚扰长达十几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其秘密豢养的这支反华武装曾长期秘而不宣，有些相关国家出于外交考虑也不愿提及，因而使其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为此，我们采访了长期研究军事历史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由他介绍这支国际反华别动队的兴亡及其历史原因。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文明和社会改革之风进入雪域高原，顽固坚持农奴制的反动上层以发动武装叛乱相对抗。1956年3月，四川西部康巴藏区准备民主改革时，农奴主们便发动了理塘叛乱，打响了藏区叛乱的第一枪，此后这股叛匪窜入西藏腹地，在1959年又逃入印度。从1960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出于骚扰中国西南的目的，从康巴叛匪中搜罗骨干到尼泊尔建立了“游击基地”。从那时起至70年代初，解放军西藏军区也在中尼边境展开了长期的反回窜斗争，以“封死”方式使这支国际性的反华别动队最终陷入绝境。虽然这股叛乱最早、顽抗时间最长的“康巴游击队”早被尼泊尔政府缴械。然而其残余和后裔仍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坚持进行分裂活动，因而人们在今天回顾其兴衰的过程仍有意义。
打响叛乱第一枪的康巴叛匪把武装顽抗坚持到最后
四川西部的藏族聚居区在民国年间属西康省管辖，亦称康巴地区。当地历史上常发生民族和部落间冲突，男子汉多有强悍骁勇风格，头人们虽在宗教上尊崇达赖却不归顺噶厦政权而自成土皇帝。国民党政权对康巴上层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不触动其利益。解放军进藏时得到当地民众支援，同时以高价雇牦牛进行运输，康区头人们在赚得大量银元时也曾纷纷表态拥护人民政府。1955年川西民族区实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后，一些反动农奴主见原有特权不能再维持，便于翌年春聚众叛乱。
康巴叛匪发生之初，受煽动裹胁的藏彝族参叛者达10余万人，有枪8万支，叛乱地区波及43个县、450个乡，有12座县城遭围攻。叛匪袭击区、乡政府和解放军守点分队达200处，伏击300起，残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达2 000余人(《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第43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军成都军区调集了34个团共计6.5万兵力实施平叛，同时以政治瓦解争取了大量受蒙蔽的民众。叛首公布扎西等随后率数千人渡金沙江窜入西藏腹地，得到当地分裂势力供养，打起了“四水六岗卫教军”旗帜，并从1957年夏季起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的武器和钱币支援。康巴叛匪中一批骨干还被秘密送到美国受训，从1958年起又陆续空投回来担任指挥。
1958年9月以后，公布扎西为首的康巴叛匪连续对解放军车队实施伏击，并对泽当镇的中共山南工委展开围攻。守卫当地的解放军一个营和党政干部、爱国藏胞在断绝水源的情况下靠雨水解渴，坚守了近半年。这股康巴叛匪在藏区叛乱武装中虽称最为凶悍，却缺乏重武器，对美国空投的无后坐力炮也不大会使用，开火时有些人站在后面被烧伤或熏成瞎子。随后，叛匪以挖掘坑道准备地下爆破的方式进逼，泽当守备部队则以挖壕沟、炸毁逼近坑道的方式打破了其爆破企图。1959年4月，解放军第54军进入拉萨后又向雅鲁藏布江的山南进军，康巴叛匪一部被歼，大部逃入印度。
当时印度政府虽高规格接待达赖等上层外逃者，却担心下层叛乱分子入境后作恶，因而在其进入印控区时便全部缴械，随后又集中到难民营管束。由于有几万人逃入印度境内，尼赫鲁总理声称自身也是穷国难以负担供养，便让收容的青壮年去修路。习惯高原生活的叛匪进入酷热的印北平原后身体多不适应，印度人又要他们干最苦的筑路劳役，据称不到一年就有大批人因水土不服和劳累死亡，其余也感到苦不堪言，纷纷抱怨“还不如去打仗”。
1960年初，达赖接见了“四水六岗卫教军”代表，答应以“政府”名义为他们向美国求助。据美国解密的历史档案称，当时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家安全会议的讲话中曾批评藏军不该同中共军队打正规战，认为中国军队的“士兵参加过朝鲜战争，个个久经沙场，抵抗力量集中兵力与中共军队进行大规模作战，犯了严重错误，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意识到游击战的要领是组织小股部队作战”。同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代表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达赖二哥嘉洛顿珠及康巴匪首公布扎西在加尔各答会谈，议定由美方出资招募2100人，建立能到西藏进行“游击战”的基地，并派100人去美国接受训练后回来充当骨干，此外还拨款救济藏人难民营中的老弱。到印度后深感日子难熬的康巴叛匪得知美国愿意出钱供养他们，便纷纷化整为零潜入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建立营地，成为藏区叛乱中的最后一支顽匪。
美国不提供“免费午餐”，出战回窜才给钱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康巴叛匪选中尼泊尔同西藏接壤的木斯塘扎营，是因那里山高林密，地方首领信喇嘛教并不服尼政府管辖(居民多信印度教)。当地有野兽可打，居民又饲养不少牛羊，叛匪们适应此处高海拔生活，还可用美国供给的印度卢比采购生活用品。
叛匪们零散入境时，尼泊尔政府便已发觉。却因曾向印度承诺不得封闭边境而难以拦阻。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时，随行人员便发现国宾馆周围有康巴叛匪活动，这些家伙还扬言要采取暗杀，尼政府为此实行了严密防护。此后，一些叛匪家属和普通流亡者留在平原区，参加“康巴游击队”的强壮者(美方提出的标准是25岁左右)则徒步翻山越岭进入木斯塘。同年夏木斯塘已集合了2800名叛匪，主要系康巴人，编成14个连队和1个警卫队。此后，陆续又有不少外逃流亡者前来木斯塘，认为到此地就能找到一个可靠的饭碗。然而美国的援款却迟迟几月不到。使他们嗷嗷待哺，训练时也只好用木头枪。
1961年3月，经过美国中情局秘密派人到木斯塘点验“康巴游击队”，肯尼迪总统批准了每月几十万美元的拨款。美国政府又通过援助诱惑和施加压力，使尼泊尔王国同意在首都附近提供一处备用机场，中央情报局使用的E-130运输机入境后可到那里中转降落，印度政府也默许了入尼的美机可飞越其领土上空。由于担心飞机坠落或被迫降引发外交麻烦，美国中央情报局不用本国公民而雇佣东欧流亡者充当飞行员，并涂去机身上的标志。
从1961年春天至秋季，美机向木斯塘投下2000余支枪(多为M-1半自动步枪，还有部分轻机枪)，8门60毫米迫击炮，还有炸药等爆破器材、电台、野营用品和可在尼泊尔通用的印度卢比。不过美国每批空投品到达时，都伴有出战的命令。据首任营地司令巴巴益西在晚年向记者说：“没有援助时苦不堪言，得到援助后更难，美方命令一个接一个，要求打进西藏，天天在那里催。”他只好派人入藏搞了一次袭击，返回者说摧毁了中国军车。美国中情局马上要求报车号，这些人又说不出来，结 果被中情局代表用很难听的话臭骂了一顿。
“康巴游击队”回窜时，最大的困难是个人行李、枪支、粮食和单兵配备的几百发子弹都要靠自己携带。1960年末西藏全境完成民主改革，拥护人民政府的翻身农奴建立起基层政权，叛匪一般不敢进村找粮，仅靠随身携带的食品在野外过活自然无法久留。当时木斯塘有两条终年可进入西藏的骡马道，边民常以此做“盐粮交换”贸易，冬季却很少有人通行。此外当地边境还有六条季节性小道。雨季也难以行走。于是叛匪便在夏天伪装为边民入境侦察，秋冬季则以小股分队回窜。由于此地冬季天气极冷且缺氧更严重，解放军边防人员起初在入冬前都撤回内线，叛匪便有了可乘之隙。
1961年10月，康巴叛匪用美国供给的钱买了25匹马(每匹可携带单兵半个月给养和其它用品)，派25人骑乘回窜，并在日喀则至阿里的公路边进行了一次伏击。据袭击者多年后回忆，他们埋伏了六天，才发现有一辆军车驶来，马上用机枪向其扫射了一小时，打了千余发子弹。起初车上还有零星还击，却未能打中伏击者，待枪声完全沉寂后叛匪们才敢冲上去，发现车内11人大都已死，剩下的也奄奄一息。他们用刀砍杀伤员并取物件时，遥望远处又有一串军车开来，就迅速骑马返回，去时两天的路只用一天便跑回来。吸取上次的教训，叛匪拿回车上带血的军衔领章、军帽并取下车牌向美方邀功，声称打死了16人(实际虚报了5人)，还带回许多文件。美国中情局驻尼代表看后大为夸奖，声称十几年间还从未搞到过这么多的中共机密文件。
1961年10月25日这次遇伏，牺牲了日喀则军分区第5团副团长盛永琛以下11人，还被劫走大批文件。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带队干部思想麻痹，认为西藏境内的叛匪已肃清，未估计到单车跑远途仍有危险。遭受伏击时，他们又呆在车内以短枪和步枪还击，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这种临机反应方式也不当。此次损失的发生，引起中央军委和西藏军区对木斯塘叛匪回窜的重视，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木斯塘叛匪的袭击首次得手后，自认为会得到犒赏，没想到美国政府突然大发雷霆。原来，叛匪让一个美国记者拍摄了训I练攻击的镜头并在国际上播出，暴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援行动，美方怒责其违反保密协议而中断援助七个月。在此期间叛匪回窜几十次，向边境藏民抢得牛羊1.5万只才得以过冬，不过仍有一些下层叛众因冻饿而死。至1962年夏天，经达赖的“流亡政府”向美国说情，中央情报局也感到豢养这批人还有用，空投才得到恢复。
用封堵方式守卫边境，使木斯塘叛匪日益困窘
一个国家的叛乱武装受他国情报机构豢养，并占据邻国边境地区袭击本国，明显是对国际法准则的践踏，中国政府自然有权做出适当反应。考虑到60年代初国家处于复杂困难的环境之中，加上尼泊尔政府对华表示友好，中方便希望尼方自行解决此问题。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曾向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致歉，说明因受压力而无力解决此事，中方也表示了理解。
鉴于对木斯塘叛匪不能采取此前越境打击国民党在缅残军的方式，解放军西藏军区从1961年末开始采取封堵措施，翌年内击毙回窜叛匪21人，活捉57人。不过，由于中尼两国在木斯塘一带边境的地形复杂，叛匪被发现便掉头狂逃，解放军又不能越境追击，只好采取“堵它几年，来了就打，不来就算”的对策。为方便两国边民生活，西藏军区还规定保护中尼贸易往来，继续允许尼泊尔边民过境放牧，只是加强了检查措施以辨别混入其中的匪特。
为了加强封堵，解放军西藏军区调动了步兵第5团、第33团进入邻近木斯塘的边境地区，在前沿建立了13个边防点。指战员克服高寒缺氧区的种种困难，建设起能御寒的营房，冬季也派驻分队且经常巡逻，在一些制高点和空旷地带还建立起了望台，发现叛匪或行迹可疑人员可迅速前往拦截。同时，边防部队还发扬人民战争的传统，派工作组、武工队深入边境各乡，组织广大翻身农奴参加反回窜斗争。各村大都建立起藏族民兵组织，除加强盘查外，还注意监视可能接应叛匪的危险人物(主要是受过打击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并抓获了一些内线。此后入境的叛匪因得不到落脚点和情报，大都如聋似瞎且恐慌异常，许多人还在军民联防中落网。如一次两名入境侦察者穿着与众不同的印度鞋被当地群众认为可疑，马上向政府报告使其被擒。有一伙入境叛匪在室内拍电报时被年仅几岁的藏族小孩看到，他们并不在意还拿出食物去哄，不料随后就引来解放军和民兵将其一网打尽。
随着边防力量的日益加强，木斯塘叛匪回窜次数从1964年起大幅下降。196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又指示：“堵上两年，不叫叛乱分子进来，这样可以促使叛乱分子内部、叛乱分子与尼泊尔的关系发生变化。”同年下半年，叛匪回窜只有4起共45人，入境都不超过30千米便迅速逃回。1967年，第5团在一次防堵中毙匪6人。此后三年间回窜仅有零星出现，随后木斯塘叛匪因内部陷于混乱和困窘再也无力回窜。
在军事防堵的同时，解放军还展开了政策攻心。当时被抓获的叛匪通过教育大都悔罪，并交待了其营地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边防部队就此有针对性地用各种方式向其宣传宽大政策。几年间，木斯塘叛匪营地中陆续有260名参叛武装人员及其家属回国投诚，并得到妥善安置。叛匪头目虽以抽马鞭、关黑屋甚至处死的方式恫吓部属，也无法改变离心倾向。多数叛匪虽畏于过去的罪行严重而不敢回归，也只想多捞钱财以安家异国，其营地的内讧由此日益加剧，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参确定的以堵促其内乱的方针终于发挥了成效。
穷途末路时被尼军缴械。其残余仍充当反华势力走卒
走狗不走，自然引来主人冷落，从1965年起美国中情局便一再削减对木斯塘的援助。由于中国的国力提升和对外关系发展，同年尼泊尔政府封闭了允许美机降落的机场，空投就此停止，“康巴游击队”领经费时只好派人去印度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据当年的叛匪后来回忆说，取款者要把体积不小的钱袋(内有卢比钞票和大量硬币)放在大罐或背包中，再乘火车、汽车加徒步千里跋涉。途中若遇到印度警察检查，这些钱便会以走私和黑钱名义被没收，此外还遭到过抢劫，有的取款者又贪污中饱。美国中情局驻尼秘密人员曾抱怨说“藏人很会吃钱”，总来核查最终收到的数额，发现短缺便停发下一笔款项，木斯塘营地内就此屡屡断炊而怨声沸腾。
当时台湾在尼泊尔的情报人员为配合“反攻大陆”，一再与木斯塘联络。早在1959年拉萨叛乱发生后，台湾“副总统”陈诚在新闻发布会上便称自1957年以来就同西藏反共组织有密切联系。美国政府马上授意驻台北大使警告国民党当局不得再做这类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吹嘘，并称此种说法会把西藏人“起义”的性质搞混，北京可乘机宣传西藏叛乱是国民党发动的。此后，美国在援助达赖和康巴叛匪时故意把台湾排除在外，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和情报机构却派人到印度和尼泊尔联络拉 拢流亡藏人，木斯塘部分叛匪缺钱时也曾以饥不择食的心态表示“服从中华民国政府”并同意“加入”国民党。前去联络的台湾特务为显示“发展组织”成绩，声称谁站到蒋介石像前照一张像便算完成“入党”手续，然后把照片送到台北报功。不过随后国民党当局拨来的几万美元“援助”，大都落在居中联络的掮客之手，被招到台湾接受特工训练的37个人也都不肯回藏而赖在岛上择业。最后一任木斯塘司令旺堆嘉措恼怒之下，枪毙了台湾派来游说的一个原四川喇嘛，这更加剧了在尼泊尔的各流亡组织的分裂，一些团伙声称此后不再服从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而靠台湾供养。
1964年，木斯塘营地内为争夺外援的钱财首次发生大规模血腥冲突，首任司令巴巴益西被赶下台后就派手下二十多人携款逃走，达赖的“流亡政府”委任的新司令旺堆嘉措(第二批空投回藏的塞班岛训练班毕业生)派人追赶，将这些人全部击毙并把钱抢回。1968年营地内发生规模更大的火并。激战几天后。失败的巴巴益西率几百人下山向尼政府投降，得到尼泊尔国籍和安置地。1969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后，从拉拢中国抗苏的战略需求出发，下令停援“康巴游击队”，至1971年又中止资助达赖的“流亡政府”。木斯塘叛匪失去美援。除了向达赖的“流亡政府”求得少量钱款(部分来自印度政府，部分系对在印谋生的藏人征税)，主要靠向居民强征或劫掠度日，更引起尼泊尔政府和民众愤恨。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向中国领导人承诺将解决木斯塘问题，他归国不久就派官员通知木斯塘营地必须缴械。据当事者后来回忆说，尼方警察代表到达营地边缘后找到其头目，直接了当地说明：“我们的山这边是老虎(指中国)，山那边是豹子(指印度)，尼泊尔夹在中间是只羊羔，对谁也不想得罪。你们如果还想在这里住，就必须把武器交出来。”叛军末任司令旺堆嘉措却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对尼政府的要求既不拒绝也不服从。
尼泊尔政府见这股在其国内占山为王的匪帮不肯就范，决定采取武力解决。尼军因不熟悉当地情况，并认为木斯塘叛军的美制武器还优于本国军队的英制落后装备。担心会有一场恶战，便调动了3500人的军队和2000名警察进山缓缓逼近，还让六年前投诚的巴巴益西率300人前来配合并引路。1974年7月，尼军对木斯塘营地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为保存力量，急忙派代表赶去播放了“达赖陛下”关于不要同东道主对抗并转为和平居民的录音带，已亡命十几年的康巴人也因多不愿再打仗纷纷交枪。此时，叛军司令旺堆嘉措仍想去找“流亡政府”，于是率死党37人突围向印度奔逃，尼军出动直升机和地面部队实施拦截。这个早年在印度学英语、后来又曾到美国受训几年的叛匪头目跑到接近印度国境的山口时，被追剿的尼军击毙，存在了18年的叛乱武装就此划上了句号。
木斯塘最后的近2000名康巴叛匪缴械后，尼泊尔政府为示惩罚而未给予其本国国籍，只当作难民安置在境内务农，多数人又在当地成家。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因世界战略格局变化而重新资助达赖集团，居住尼泊尔的2万～3万藏族人(因流动性大无准确统计，其中数千人为康巴叛匪及其家属)又引起西方关注。据尼泊尔土著民族基金会秘书长、前驻拉萨总领事达姆拉乌克雅布向记者介绍，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将5000余名在尼藏人送往美国“重新安置”，并优先考虑为自己卖过命的“康巴游击队”成员及其家属，以示“还债”。尼泊尔政府却重申支持中方立场，不允许这些人前往美国，防止他们成为美国反华的新工具。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尼泊尔的“藏独”分子疯狂闹事，当地军警对其抓捕的镜头被不少西方媒体张冠李戴地解释为“中国军警镇压”，在国际上广泛宣扬，结果很快被揭穿。近年来，以康巴叛匪后代为骨干的在尼“藏独”分子已主要靠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其它反华势力的资助为生，为此不断上街或到中国驻尼大使馆前演出“悲情”闹剧，由等候在那里的西方记者拍摄再向国际播放，实际以充当反华影像节目的“固定演员”来讨取报酬。了解历史的人看到那些年轻“藏独”分子狂叫和撒泼的丑态，便不禁联想到他们的上一代受美国豢养、驱使和一度被弃之如敞履的过程，也料定这批人充当国际反华势力走狗的结局不会好。
[编辑／李海峰]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文明和社会改革之风进入雪域高原，顽固坚持农奴制的反动上层以发动武装叛乱相对抗。1956年3月，四川西部康巴藏区准备民主改革时，农奴主们便发动了理塘叛乱，打响了藏区叛乱的第一枪，此后这股叛匪窜入西藏腹地，在1959年又逃入印度。从1960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出于骚扰中国西南的目的，从康巴叛匪中搜罗骨干到尼泊尔建立了“游击基地”。从那时起至70年代初，解放军西藏军区也在中尼边境展开了长期的反回窜斗争，以“封死”方式使这支国际性的反华别动队最终陷入绝境。虽然这股叛乱最早、顽抗时间最长的“康巴游击队”早被尼泊尔政府缴械。然而其残余和后裔仍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坚持进行分裂活动，因而人们在今天回顾其兴衰的过程仍有意义。
打响叛乱第一枪的康巴叛匪把武装顽抗坚持到最后
四川西部的藏族聚居区在民国年间属西康省管辖，亦称康巴地区。当地历史上常发生民族和部落间冲突，男子汉多有强悍骁勇风格，头人们虽在宗教上尊崇达赖却不归顺噶厦政权而自成土皇帝。国民党政权对康巴上层采取的是安抚政策，不触动其利益。解放军进藏时得到当地民众支援，同时以高价雇牦牛进行运输，康区头人们在赚得大量银元时也曾纷纷表态拥护人民政府。1955年川西民族区实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后，一些反动农奴主见原有特权不能再维持，便于翌年春聚众叛乱。
康巴叛匪发生之初，受煽动裹胁的藏彝族参叛者达10余万人，有枪8万支，叛乱地区波及43个县、450个乡，有12座县城遭围攻。叛匪袭击区、乡政府和解放军守点分队达200处，伏击300起，残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达2 000余人(《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第43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军成都军区调集了34个团共计6.5万兵力实施平叛，同时以政治瓦解争取了大量受蒙蔽的民众。叛首公布扎西等随后率数千人渡金沙江窜入西藏腹地，得到当地分裂势力供养，打起了“四水六岗卫教军”旗帜，并从1957年夏季起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的武器和钱币支援。康巴叛匪中一批骨干还被秘密送到美国受训，从1958年起又陆续空投回来担任指挥。
1958年9月以后，公布扎西为首的康巴叛匪连续对解放军车队实施伏击，并对泽当镇的中共山南工委展开围攻。守卫当地的解放军一个营和党政干部、爱国藏胞在断绝水源的情况下靠雨水解渴，坚守了近半年。这股康巴叛匪在藏区叛乱武装中虽称最为凶悍，却缺乏重武器，对美国空投的无后坐力炮也不大会使用，开火时有些人站在后面被烧伤或熏成瞎子。随后，叛匪以挖掘坑道准备地下爆破的方式进逼，泽当守备部队则以挖壕沟、炸毁逼近坑道的方式打破了其爆破企图。1959年4月，解放军第54军进入拉萨后又向雅鲁藏布江的山南进军，康巴叛匪一部被歼，大部逃入印度。
当时印度政府虽高规格接待达赖等上层外逃者，却担心下层叛乱分子入境后作恶，因而在其进入印控区时便全部缴械，随后又集中到难民营管束。由于有几万人逃入印度境内，尼赫鲁总理声称自身也是穷国难以负担供养，便让收容的青壮年去修路。习惯高原生活的叛匪进入酷热的印北平原后身体多不适应，印度人又要他们干最苦的筑路劳役，据称不到一年就有大批人因水土不服和劳累死亡，其余也感到苦不堪言，纷纷抱怨“还不如去打仗”。
1960年初，达赖接见了“四水六岗卫教军”代表，答应以“政府”名义为他们向美国求助。据美国解密的历史档案称，当时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家安全会议的讲话中曾批评藏军不该同中共军队打正规战，认为中国军队的“士兵参加过朝鲜战争，个个久经沙场，抵抗力量集中兵力与中共军队进行大规模作战，犯了严重错误，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意识到游击战的要领是组织小股部队作战”。同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代表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达赖二哥嘉洛顿珠及康巴匪首公布扎西在加尔各答会谈，议定由美方出资招募2100人，建立能到西藏进行“游击战”的基地，并派100人去美国接受训练后回来充当骨干，此外还拨款救济藏人难民营中的老弱。到印度后深感日子难熬的康巴叛匪得知美国愿意出钱供养他们，便纷纷化整为零潜入尼泊尔境内的木斯塘建立营地，成为藏区叛乱中的最后一支顽匪。
美国不提供“免费午餐”，出战回窜才给钱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康巴叛匪选中尼泊尔同西藏接壤的木斯塘扎营，是因那里山高林密，地方首领信喇嘛教并不服尼政府管辖(居民多信印度教)。当地有野兽可打，居民又饲养不少牛羊，叛匪们适应此处高海拔生活，还可用美国供给的印度卢比采购生活用品。
叛匪们零散入境时，尼泊尔政府便已发觉。却因曾向印度承诺不得封闭边境而难以拦阻。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时，随行人员便发现国宾馆周围有康巴叛匪活动，这些家伙还扬言要采取暗杀，尼政府为此实行了严密防护。此后，一些叛匪家属和普通流亡者留在平原区，参加“康巴游击队”的强壮者(美方提出的标准是25岁左右)则徒步翻山越岭进入木斯塘。同年夏木斯塘已集合了2800名叛匪，主要系康巴人，编成14个连队和1个警卫队。此后，陆续又有不少外逃流亡者前来木斯塘，认为到此地就能找到一个可靠的饭碗。然而美国的援款却迟迟几月不到。使他们嗷嗷待哺，训练时也只好用木头枪。
1961年3月，经过美国中情局秘密派人到木斯塘点验“康巴游击队”，肯尼迪总统批准了每月几十万美元的拨款。美国政府又通过援助诱惑和施加压力，使尼泊尔王国同意在首都附近提供一处备用机场，中央情报局使用的E-130运输机入境后可到那里中转降落，印度政府也默许了入尼的美机可飞越其领土上空。由于担心飞机坠落或被迫降引发外交麻烦，美国中央情报局不用本国公民而雇佣东欧流亡者充当飞行员，并涂去机身上的标志。
从1961年春天至秋季，美机向木斯塘投下2000余支枪(多为M-1半自动步枪，还有部分轻机枪)，8门60毫米迫击炮，还有炸药等爆破器材、电台、野营用品和可在尼泊尔通用的印度卢比。不过美国每批空投品到达时，都伴有出战的命令。据首任营地司令巴巴益西在晚年向记者说：“没有援助时苦不堪言，得到援助后更难，美方命令一个接一个，要求打进西藏，天天在那里催。”他只好派人入藏搞了一次袭击，返回者说摧毁了中国军车。美国中情局马上要求报车号，这些人又说不出来，结 果被中情局代表用很难听的话臭骂了一顿。
“康巴游击队”回窜时，最大的困难是个人行李、枪支、粮食和单兵配备的几百发子弹都要靠自己携带。1960年末西藏全境完成民主改革，拥护人民政府的翻身农奴建立起基层政权，叛匪一般不敢进村找粮，仅靠随身携带的食品在野外过活自然无法久留。当时木斯塘有两条终年可进入西藏的骡马道，边民常以此做“盐粮交换”贸易，冬季却很少有人通行。此外当地边境还有六条季节性小道。雨季也难以行走。于是叛匪便在夏天伪装为边民入境侦察，秋冬季则以小股分队回窜。由于此地冬季天气极冷且缺氧更严重，解放军边防人员起初在入冬前都撤回内线，叛匪便有了可乘之隙。
1961年10月，康巴叛匪用美国供给的钱买了25匹马(每匹可携带单兵半个月给养和其它用品)，派25人骑乘回窜，并在日喀则至阿里的公路边进行了一次伏击。据袭击者多年后回忆，他们埋伏了六天，才发现有一辆军车驶来，马上用机枪向其扫射了一小时，打了千余发子弹。起初车上还有零星还击，却未能打中伏击者，待枪声完全沉寂后叛匪们才敢冲上去，发现车内11人大都已死，剩下的也奄奄一息。他们用刀砍杀伤员并取物件时，遥望远处又有一串军车开来，就迅速骑马返回，去时两天的路只用一天便跑回来。吸取上次的教训，叛匪拿回车上带血的军衔领章、军帽并取下车牌向美方邀功，声称打死了16人(实际虚报了5人)，还带回许多文件。美国中情局驻尼代表看后大为夸奖，声称十几年间还从未搞到过这么多的中共机密文件。
1961年10月25日这次遇伏，牺牲了日喀则军分区第5团副团长盛永琛以下11人，还被劫走大批文件。出事的主要原因是带队干部思想麻痹，认为西藏境内的叛匪已肃清，未估计到单车跑远途仍有危险。遭受伏击时，他们又呆在车内以短枪和步枪还击，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这种临机反应方式也不当。此次损失的发生，引起中央军委和西藏军区对木斯塘叛匪回窜的重视，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木斯塘叛匪的袭击首次得手后，自认为会得到犒赏，没想到美国政府突然大发雷霆。原来，叛匪让一个美国记者拍摄了训I练攻击的镜头并在国际上播出，暴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援行动，美方怒责其违反保密协议而中断援助七个月。在此期间叛匪回窜几十次，向边境藏民抢得牛羊1.5万只才得以过冬，不过仍有一些下层叛众因冻饿而死。至1962年夏天，经达赖的“流亡政府”向美国说情，中央情报局也感到豢养这批人还有用，空投才得到恢复。
用封堵方式守卫边境，使木斯塘叛匪日益困窘
一个国家的叛乱武装受他国情报机构豢养，并占据邻国边境地区袭击本国，明显是对国际法准则的践踏，中国政府自然有权做出适当反应。考虑到60年代初国家处于复杂困难的环境之中，加上尼泊尔政府对华表示友好，中方便希望尼方自行解决此问题。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曾向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致歉，说明因受压力而无力解决此事，中方也表示了理解。
鉴于对木斯塘叛匪不能采取此前越境打击国民党在缅残军的方式，解放军西藏军区从1961年末开始采取封堵措施，翌年内击毙回窜叛匪21人，活捉57人。不过，由于中尼两国在木斯塘一带边境的地形复杂，叛匪被发现便掉头狂逃，解放军又不能越境追击，只好采取“堵它几年，来了就打，不来就算”的对策。为方便两国边民生活，西藏军区还规定保护中尼贸易往来，继续允许尼泊尔边民过境放牧，只是加强了检查措施以辨别混入其中的匪特。
为了加强封堵，解放军西藏军区调动了步兵第5团、第33团进入邻近木斯塘的边境地区，在前沿建立了13个边防点。指战员克服高寒缺氧区的种种困难，建设起能御寒的营房，冬季也派驻分队且经常巡逻，在一些制高点和空旷地带还建立起了望台，发现叛匪或行迹可疑人员可迅速前往拦截。同时，边防部队还发扬人民战争的传统，派工作组、武工队深入边境各乡，组织广大翻身农奴参加反回窜斗争。各村大都建立起藏族民兵组织，除加强盘查外，还注意监视可能接应叛匪的危险人物(主要是受过打击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并抓获了一些内线。此后入境的叛匪因得不到落脚点和情报，大都如聋似瞎且恐慌异常，许多人还在军民联防中落网。如一次两名入境侦察者穿着与众不同的印度鞋被当地群众认为可疑，马上向政府报告使其被擒。有一伙入境叛匪在室内拍电报时被年仅几岁的藏族小孩看到，他们并不在意还拿出食物去哄，不料随后就引来解放军和民兵将其一网打尽。
随着边防力量的日益加强，木斯塘叛匪回窜次数从1964年起大幅下降。196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又指示：“堵上两年，不叫叛乱分子进来，这样可以促使叛乱分子内部、叛乱分子与尼泊尔的关系发生变化。”同年下半年，叛匪回窜只有4起共45人，入境都不超过30千米便迅速逃回。1967年，第5团在一次防堵中毙匪6人。此后三年间回窜仅有零星出现，随后木斯塘叛匪因内部陷于混乱和困窘再也无力回窜。
在军事防堵的同时，解放军还展开了政策攻心。当时被抓获的叛匪通过教育大都悔罪，并交待了其营地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边防部队就此有针对性地用各种方式向其宣传宽大政策。几年间，木斯塘叛匪营地中陆续有260名参叛武装人员及其家属回国投诚，并得到妥善安置。叛匪头目虽以抽马鞭、关黑屋甚至处死的方式恫吓部属，也无法改变离心倾向。多数叛匪虽畏于过去的罪行严重而不敢回归，也只想多捞钱财以安家异国，其营地的内讧由此日益加剧，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参确定的以堵促其内乱的方针终于发挥了成效。
穷途末路时被尼军缴械。其残余仍充当反华势力走卒
走狗不走，自然引来主人冷落，从1965年起美国中情局便一再削减对木斯塘的援助。由于中国的国力提升和对外关系发展，同年尼泊尔政府封闭了允许美机降落的机场，空投就此停止，“康巴游击队”领经费时只好派人去印度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据当年的叛匪后来回忆说，取款者要把体积不小的钱袋(内有卢比钞票和大量硬币)放在大罐或背包中，再乘火车、汽车加徒步千里跋涉。途中若遇到印度警察检查，这些钱便会以走私和黑钱名义被没收，此外还遭到过抢劫，有的取款者又贪污中饱。美国中情局驻尼秘密人员曾抱怨说“藏人很会吃钱”，总来核查最终收到的数额，发现短缺便停发下一笔款项，木斯塘营地内就此屡屡断炊而怨声沸腾。
当时台湾在尼泊尔的情报人员为配合“反攻大陆”，一再与木斯塘联络。早在1959年拉萨叛乱发生后，台湾“副总统”陈诚在新闻发布会上便称自1957年以来就同西藏反共组织有密切联系。美国政府马上授意驻台北大使警告国民党当局不得再做这类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吹嘘，并称此种说法会把西藏人“起义”的性质搞混，北京可乘机宣传西藏叛乱是国民党发动的。此后，美国在援助达赖和康巴叛匪时故意把台湾排除在外，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和情报机构却派人到印度和尼泊尔联络拉 拢流亡藏人，木斯塘部分叛匪缺钱时也曾以饥不择食的心态表示“服从中华民国政府”并同意“加入”国民党。前去联络的台湾特务为显示“发展组织”成绩，声称谁站到蒋介石像前照一张像便算完成“入党”手续，然后把照片送到台北报功。不过随后国民党当局拨来的几万美元“援助”，大都落在居中联络的掮客之手，被招到台湾接受特工训练的37个人也都不肯回藏而赖在岛上择业。最后一任木斯塘司令旺堆嘉措恼怒之下，枪毙了台湾派来游说的一个原四川喇嘛，这更加剧了在尼泊尔的各流亡组织的分裂，一些团伙声称此后不再服从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而靠台湾供养。
1964年，木斯塘营地内为争夺外援的钱财首次发生大规模血腥冲突，首任司令巴巴益西被赶下台后就派手下二十多人携款逃走，达赖的“流亡政府”委任的新司令旺堆嘉措(第二批空投回藏的塞班岛训练班毕业生)派人追赶，将这些人全部击毙并把钱抢回。1968年营地内发生规模更大的火并。激战几天后。失败的巴巴益西率几百人下山向尼政府投降，得到尼泊尔国籍和安置地。1969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后，从拉拢中国抗苏的战略需求出发，下令停援“康巴游击队”，至1971年又中止资助达赖的“流亡政府”。木斯塘叛匪失去美援。除了向达赖的“流亡政府”求得少量钱款(部分来自印度政府，部分系对在印谋生的藏人征税)，主要靠向居民强征或劫掠度日，更引起尼泊尔政府和民众愤恨。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向中国领导人承诺将解决木斯塘问题，他归国不久就派官员通知木斯塘营地必须缴械。据当事者后来回忆说，尼方警察代表到达营地边缘后找到其头目，直接了当地说明：“我们的山这边是老虎(指中国)，山那边是豹子(指印度)，尼泊尔夹在中间是只羊羔，对谁也不想得罪。你们如果还想在这里住，就必须把武器交出来。”叛军末任司令旺堆嘉措却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对尼政府的要求既不拒绝也不服从。
尼泊尔政府见这股在其国内占山为王的匪帮不肯就范，决定采取武力解决。尼军因不熟悉当地情况，并认为木斯塘叛军的美制武器还优于本国军队的英制落后装备。担心会有一场恶战，便调动了3500人的军队和2000名警察进山缓缓逼近，还让六年前投诚的巴巴益西率300人前来配合并引路。1974年7月，尼军对木斯塘营地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为保存力量，急忙派代表赶去播放了“达赖陛下”关于不要同东道主对抗并转为和平居民的录音带，已亡命十几年的康巴人也因多不愿再打仗纷纷交枪。此时，叛军司令旺堆嘉措仍想去找“流亡政府”，于是率死党37人突围向印度奔逃，尼军出动直升机和地面部队实施拦截。这个早年在印度学英语、后来又曾到美国受训几年的叛匪头目跑到接近印度国境的山口时，被追剿的尼军击毙，存在了18年的叛乱武装就此划上了句号。
木斯塘最后的近2000名康巴叛匪缴械后，尼泊尔政府为示惩罚而未给予其本国国籍，只当作难民安置在境内务农，多数人又在当地成家。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因世界战略格局变化而重新资助达赖集团，居住尼泊尔的2万～3万藏族人(因流动性大无准确统计，其中数千人为康巴叛匪及其家属)又引起西方关注。据尼泊尔土著民族基金会秘书长、前驻拉萨总领事达姆拉乌克雅布向记者介绍，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将5000余名在尼藏人送往美国“重新安置”，并优先考虑为自己卖过命的“康巴游击队”成员及其家属，以示“还债”。尼泊尔政府却重申支持中方立场，不允许这些人前往美国，防止他们成为美国反华的新工具。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尼泊尔的“藏独”分子疯狂闹事，当地军警对其抓捕的镜头被不少西方媒体张冠李戴地解释为“中国军警镇压”，在国际上广泛宣扬，结果很快被揭穿。近年来，以康巴叛匪后代为骨干的在尼“藏独”分子已主要靠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其它反华势力的资助为生，为此不断上街或到中国驻尼大使馆前演出“悲情”闹剧，由等候在那里的西方记者拍摄再向国际播放，实际以充当反华影像节目的“固定演员”来讨取报酬。了解历史的人看到那些年轻“藏独”分子狂叫和撒泼的丑态，便不禁联想到他们的上一代受美国豢养、驱使和一度被弃之如敞履的过程，也料定这批人充当国际反华势力走狗的结局不会好。
[编辑／李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