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过一番精彩预言：“许多王冠会被打落到地上而无人捡拾。”一战让世界上从此少了4个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有沙皇俄国。战争与革命大概率会带来政权更迭、王朝陨落，一战其实并非孤例。
　　早在17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危机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環车祸一样“干掉”了太多王朝与政权，危机引发的动荡、战争如病毒一样侵袭着欧洲大陆诸国。王纲由此解纽，乾坤因此涤荡，社会结构打乱重组，世界从此头也不回地奔向了另一条道路，东西方也开始了至今仍令人疑惑、聚讼不已的“大分流”。

躲不开的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成为近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热点问题。环保主义者的核心论点有二：人类工业（尤其是碳排放）给地球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直接后果就是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终将危及人类文明的存续。
　　17世纪的这场以“小冰河期、全球变冷”为标志的气候变化，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严重气候事件。
　　根据冰川学的研究，17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周而复始的“小冰河期”。去而复返的冰川留下的冰芯遗迹，成为今人研究彼时气候状况的忠实证人。阿尔卑斯山的冰芯显示，17世纪中叶的冰川向前推进了1.5英里之多。其中最重要的资料来自瑞士的阿雷奇冰川、戈尔内冰川、格林德瓦冰川、隆河冰川，以及法国勃朗峰地区的冰川。冰川的推进让17世纪北半球的均温下降了1.5℃之多，这样的温度变化看似微不足道，却给全球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严重影响。冰川吞噬了田地、村庄与牧场，直接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气温下降也缩短了农作物的生长季，处处造成大量减产、青黄不接与随之而来的饥荒。
　　《全球危机：战争，气候变化与17世纪大灾难》的作者乔弗里·帕克以“笨蛋，是气候！”（模仿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大选时的竞选口号“笨蛋，是经济！”）来形容气候变化在宇宙学视角里的“天命”性质。仅仅在有信史记载的人类世，几千年来的地球经历了若干次大的气候变化。举凡地球之外（太阳活动、小行星、宇宙射线，乃至引力波、超新星爆发）与地球之内（造山运动、大陆漂移、小冰河期、大气层变动），宏观尺度上的“气候事件”在品类与频率上都远超人类个体经验所能感受的极限，更遑论古人一鳞半爪的史料记载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变冷与祸不单行的全球危机，17世纪的人们有点手足无措。无论是危机的成因还是危机的后果，古人都有些茫然失措。他们要么将之归因于上帝的降怒，比如比利时历史学家帕里瓦尔“坏天气是暴怒上帝的仆人”的说法;要么安慰自己“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17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兰切洛蒂。但与今日的观测技术和政治思想环境不同，即便不考虑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因素，我们也不能苛责前人对这场危机成因与后果的无知。这场危机绝不仅仅是什么“茶杯里的风暴”。

避不了的连锁反应

　　躲不开的气候变化，引发了避不了的连锁反应——“致命合力”（fatal synergy），这是比人们熟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更进一步的社会科学概念。与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块骨牌倒下，就会推动所有骨牌”的简单模型相比，“致命合力”的概念要更为复杂：在全局中有若干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或者各自独立，或者彼此之间有所联系（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都有），在结构化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点点火星就会引发整个系统的连锁反应，造就毁天灭地的“致命合力”。
　　17世纪的“致命合力”主要有两种模式：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合力，人为因素之间的合力。如前所述，小冰河期第一时间就造成了农作物的大量减产，这对极度依赖天候的前现代人类社会而言，不啻为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在那个还没有储备粮与高产作物的年代，粮食减产几乎与饥荒画上了等号。大饥荒与小饥荒肆虐于亚欧大陆的两端，“饿殍遍地”也是各国史料里如出一辙的景况实录。饥荒与死亡，也是全球变冷之后率先亮相的两大骑士。在医疗条件有限的17世纪，遍地饿殍的下一步就是瘟疫横行，“疫气弥漫”也成为时人笔下史不绝书的标准化措辞，这样一来，瘟疫这名骑士也出场了。
　　三大骑士都已出动，下一步就是人为因素之间的合力。孔子的名言“苛政猛于虎”用在这里恰如其分：老虎会睡觉，苛政不休息。天灾如同老虎一样，时而出没时而休息;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统治模式一时间遭遇了他们那一代人也没经历过的骤然变故，根本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萧规曹随（至少缺乏切身经历与实操经验）——天灾来了，究竟要不要减税恤民？减税恤民的话，庞大的行政开支要到哪里筹措？打仗的军费怎么办？这么多官员与贵族要怎么养？遍地都是逃荒的饥民，要不要出兵把住边界防止人们逃往他国避荒？实在不行的话，要不要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以战备荒？
　　这些问题并非孤起，而是彼此相连的连环难题。各国政府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前现代的社会结构与统治模式根本无力招架天灾派生的结构化震荡，各个阶层、地域、国别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最终引发了不绝如缕的武力相向，17世纪的黑色旋风诞育了最后一名天启骑士——战争。生逢此时的霍布斯亲眼目睹了英国本土与欧洲大陆此起彼伏的暴乱、革命、战争，引发他思考“人和人是狼”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些哲学概念，他在《利维坦》第13章中这样表述：“产业将无法存在，因其成果并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栽培、航海、海外进口商品之应用、宜居之建筑、移动与卸除皆须耗费巨大力量的物体之工具、地貌知识、时间之记载、艺术、文学、社会都将不复存在。最为糟糕的是，人们持续处于暴力死亡之恐惧与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史料记载，17世纪的欧洲仅有3个年头没有战争——1610年、1670年与1682年。

歪打正着的“天人感应”

　　人为因素之间的“致命合力”，也是17世纪全球危机中最为激烈灼人的一段悲剧。在那个东西方都盛行“天人感应”理论的时代，天灾的到来被认为是上天或上帝的惩罚，而人间君主的应对不力，恰恰“自我归因”式地“印证”了上天或上帝的愤怒。
　　在亚欧大陆两端，全球变冷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最后都转化成了政治军事灾难。传统社会的统治者，遇到天灾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认为这是上天或上帝降责。中国明朝的崇祯皇帝频频下“罪己诏”，热心天主教的英國查理一世也加强了他自己版本的“宗教改革”。不过，这些绝对君主随之而来的内外政策，恰恰与危机之后的民生需要背道而驰。崇祯皇帝加派三饷的同时精简行政机构（比如裁撤驿站），同时惹恼了国内的各个阶层;查理一世一边加税一边镇压苏格兰，最终也走向了自我毁灭。危机引发革命，革命推翻君主。
　　危机也引发了暴动与起义。在法国，人民对马扎然主教的不满引发了“投石党之乱”;在意大利南部，起来造反的底层贫民让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红旗遍布”;在奥斯曼帝国，世界末日的景象催生了天启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黎凡特与小亚细亚经受了海啸一般的政治混乱与社会骚动。
　　在中欧、东欧与南欧，予智自雄的统治者为了转嫁危机不惜发动战争。本国的粮食不够，就去外国抢;本国的统治不稳，就把人民的怒火转向外敌。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认为，危机正好是代表上帝镇压葡萄牙、加泰罗尼亚与尼德兰的大好机会，不惜加重人民负担也要穷兵黩武;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则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以邻为壑，大打出手的同时还引入外力，触发了一场将德意志化为焦土的“30年战争”，战争期间不乏“马格德堡大屠杀”这种假借宗教之名消化危机损失的人道灾难;在东欧，波兰-立陶宛联邦与俄国之间无日无之的战争，在一马平川的东欧大平原上经年累月，吞噬生命的同时也引爆了波俄两国的政治震荡。各国也在纷纷着手寻找危机的替罪羊。除了敌对教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印第安人、犹太人、女巫都曾经成为危机前后的替死鬼。

　　17世纪的全球危机确实造成了“天人感应”——人间君主的拙劣应对，延长了危机的时间，增大了危机的破坏力，扩充了危机的波及范围。

气候变化注定带来“四骑士”吗？

　　历史上，《圣经·启示录》在全球危机到来之时总是特别流行。《启示录》预言的“天启四骑士”（战争、瘟疫、饥馑、死亡）在17世纪紧随气候变化“如约而至”，更是让号泣悲鸣的受灾民众如坐针毡。“如果真有世界末日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成为时人挂在嘴边的末日想象。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而言，世界末日固然并未如期而至，不过另一个问题恐怕仍然躲不开——“天启四骑士”一定会在气候变化之后接踵而至吗？
　　这里要引入另外一个与“致命合力”相对应的理论——“关键变量”。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基础设施”与“突发事件”。一国或是一个地区的行政管理水平、社会财富总量都属于“基础设施”，它们决定了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突发事件”到来之时，该国或该地区的应对结果。
　　在“突发事件”骤然降临的时刻，“关键变量”就尤为重要，它能决定“连锁反应”与“致命合力”的规模大小与持续时间。诚如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阿普比所言，“关键变量往往并非是天气，而是应对天气的能力。”遍观17世纪的全球，各国各地区在应对这场天降灾祸的时候展现出了万花筒一般的不同策略，千人千面，言人人殊。最终，并非每一个国家都完整迎来了全部四个骑士，每一个国家也都在经历震荡之后走上了完全不同于危机前的道路。17世纪的黑色悲剧诱使东西方走上了分途发展的道路——“大分流”。西欧从此快速强盛起来，福利国家取代之前的军事政体，科学勃兴启蒙兴起，工业革命与对外殖民互为表里，一举奠定了领先世界的基础;东方则在危机之后裹足不前、故步自封，王朝循环与政权兴衰的戏份旧剧重演。回望这场17世纪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危机，观瞻东西方在危机前后的命运，我们发现有一点是相通的：正是各国应对危机的“关键变量”决定了天灾究竟会引发多少人祸，天启四骑士会来几个，以及天灾人祸之后国家、社会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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