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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中国已经处在国民革命反帝反军阀运动的前夜。两年前（即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口号与纲领。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亦明确了“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將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目标。同年7月，由北京部分参众两院议员、社会团体联合发起的“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成立，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国共两党以及社会各界都对该组织进行了一定的支持、报道与评论。
多年来，学界仅限于简要介绍“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以下简称：“反帝联盟”）的成立过程，对其“成立背景”“社会反响与相关舆论”及其后续发展并未进行详细论述。实则发起该组织的部分议员如胡鄂公等，早在1924年上半年就发生在北京城中轰动一时的“李义元案”以及“中俄协定”等发表公开评论，博得了社会关注；“反帝联盟”成立后，不仅汇聚了北京城内多个爱国组织的力量，还发起了“九七国耻纪念”以及“反帝国主义运动周”等爱国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国共两党对于“反帝联盟”都表示支持，但针对其纲领中的部分条款也提出质疑。随着北京政府的弹压以及1925年革命高潮的到来，“反帝联盟”归于沉寂。“反帝联盟”因其成立时间、地点、人员的特殊性，在国民革命初期一度影响广大；而其纲领中的部分内容又与当时国共两党的反帝反军阀目标相冲突，两党特别是中共对“反帝联盟”也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在此过程中，两党进一步向社会宣传“反帝”与“反军阀”必须同时展开的必要性。
一、中外矛盾一触即发，北京城暗藏汹涌
1924年4月13日，北京城发生了“士兵李义元与洋人互殴案”。该案原委为陆军部卫队士兵李义元于崇文门大街接连殴伤意、美、英三国人员，随即被警察关押至使馆区内事务署。该案发生后，引起舆论关注，各地报纸接连刊文追踪事态发展过程。6月9日，李义元案开审，三位被害人均到庭指证。14日案件宣判，李义元被判处四个月零三天的有期徒刑。而就在案件发生后的4月22日，国会议员胡鄂公、黄攻素等在中央公园发起议员集会，针对“李案”拟定了八条决议办法，当中较激进的包括“要求英方道歉”“若英人不让步则在五七国耻（二十一条）纪念日当天举行大规模游行”“公众场合树碑禁止英人入内”等。胡鄂公正是日后“反帝联盟”成立时推选的临时主席。到了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以下简称《中俄协定》）。该协定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赞许，但也触怒了西方列强。6月中旬，胡鄂公等135名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宣言，支持《中俄协定》签署，赞赏“中俄两国协定之成立，即中俄两国人民反抗列强帝国主义奋斗之结果”，并称“中国外交，今后已取得新生命之机运”。部分国会议员借由“李案”与支持《中俄协定》，正式在全国面前表达了他们一定的“反帝立场”。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是国会议员胡鄂公（1884-1951）。他于清末便投身革命，武昌起义时还曾担任“鄂军水陆总指挥”。1913年，胡鄂公高票当选为首届国会众议员。1922年底至1924年初，他还担任过北京政府的教育次长。1920年代初，胡鄂公组织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结识了李大钊，一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李大钊南下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工作。
可以说在“反帝联盟”成立前，胡鄂公等国会议员不仅积攒了一定的社会声望，而且其特殊身份也有利于争取中共支持并联络其他社会进步团体。《学生杂志》在登载议员们支持《中俄协定》的宣言时，特意起了《北京将有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的标题。据其后成为联盟执委会委员的李汉石回忆：“及至中德，中俄协定相继告成，国人渐皆自信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非不可能，而对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愿望于是日切。我们认无（为）此时乃一发动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极适当的时机，于是相与联络商议一致行动的方法，而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乃因以产生。”在当时北京城反帝氛围渐浓的背景下，“反帝联盟”的成立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态势。
二、国会议员挺身而出，反帝联盟终成立
1924年7月13日，胡鄂公等联络北京各界人士二百三十余人、五十余团体代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集会，正式成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根据当时报道，到会团体有：北京学生联合会、华侨实业协进会、蒙事促进会、国民对英联席会议、中俄问题研究会、今日学会、中国外交改善会、民治主义同志会、国民外交改进会、中俄协进会、文化学会、民一会、旅京江西国民同志会、北京学界青年同志会、政治生活周报社、社会青年团、经济学会、建设同志会、人权运动会、女子共学社、事业学校学生联合会、不平学会、农业促进会、国际问题研究会、益群社。集会过程中选举了雷殷、王文璞、胡鄂公、周道文、谢复初、陈冕亚、包世杰、邝摩汉、余调生、王建功、尹鸣珂、刘骏、樊德音、李汉石、李世璋共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公推胡鄂公为临时主席。随后，“联盟”公布《宣言》，《宣言》中规定的宗旨与任务共计四点，包括：“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二）凡国内外各公私团体以及各个人，有与我们表同情，愿加入这个大联盟，作国家的或国际的反帝国主义工作者，我们即应认为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四）我们因为反抗帝国主义，凡有甘愿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或做我们的汉奸者，我们必须用扑灭帝国主义的手段来扑灭他。”联盟还公布了《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向“朝鲜，缅甸，菲律宾群岛，暹罗，波斯，埃及，阿拉伯，马来半岛”等地的被压迫民众喊话，表明世界范围内反帝运动低落的原因是各国“没有心力一致的缘故”。所以信中最后说：“朋友们呀！我们中国国人已经创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了。我们的意思是要把反帝国主义的同志们所有的力量，紧紧的团结一气，并不是仅限于中国一部分的势力范围。我们知道你们也是必定要来和列强来斗争的。但是不知道你们的力量和斗争的方法是怎样，这正同‘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力量和斗争的方法是怎样的’一样的隔阂；我们当要彼此接近些，应当交换彼此的经验，应当彼此如同兄弟似的（握）着亲爱的手，我们很愿意跟你们立起亲密的接洽，很希望彼此以反帝国主义大同的精神扫除一切障碍，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自由。”此外，在成立大会上，执委会委员、议员雷殷主张“对内（一）收回旅大，（二）收回威海，（三）收回广州湾，（四）收回北京东交民巷，俄使馆附带收回，不主张交还。对外（一）联络东亚被压迫民族（如朝鲜安南印度等），（二）联络欧洲被压迫民族（如俄德奥等）。” 7月20日，联盟执行委员在来今雨轩召开第二次执委会，主要议决了“通过致英美法日等国政府电”与“通过援助沙面华工罢工团电并筹款汇往接济”事项。
7月27日，联盟为答谢各报记者对于联盟成立的报道与支持，特邀中外记者一百二十余人在来今雨轩召开联欢大会。《京报》社长邵飘萍等发表了演说。
8月11日，胡鄂公等人发出通电，主张“定阳历九月七日为国耻节”；同时规定“九月三日起至九月九日止，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呼吁“九月七日各官署机关均停止办公一日，并一律下国旗半旗，以志耻辱”。
8月24日，联盟执行委员又在中山公园召开第六次执委会。主要议题就是决定“发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周特刊”，在“九七”当天“举行游行示威，揭布反帝国主义旗帜，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并在各地散布反帝国主义传单，讲演帝国主义之罪恶，主张废除辛丑和约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综上可知，“反帝联盟”在成立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相继发布了《宣言》与《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声援广东沙面罢工，积极联络在京与各省反帝爱国团体，组织“九七纪念”与“反帝运动周”活动。可以说，“反帝联盟”于短时期内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成为了1924年下半年间受全国瞩目的爱国团体。
三、引发全国反帝浪潮，部分纲领惹争议
北京“反帝联盟”成立的消息传播开来后，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其他“反帝联盟”也迅速建立起来。据李汉石描述，“大联盟在此时，遂分别电促各地组织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以期一致行动。于是天津、湖南、上海、武汉、山东、青州、杭州、广州、四川、山西、保定各地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纷纷成立。一致努力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唤起全国人民的阶级自觉。”而在“反帝运动周”兴起后，各地更是紧随其后，“北京之外，天津，上海，长沙，广州，武汉，襄阳，杭州，重庆，成都，九江，开封，太原，济南，青州，大连，东三省，……各地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或市民团体，都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内举行讲演大会，国民大会，游行示威等极悲壮的运动。从此，签订辛丑条约纪念日，就成为一个要求中国独立的节日了”。
各地反帝联盟在其宣言中都对于北京的“反帝联盟”表达了敬意。如《天津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宣言》中说：“北京同志们发起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了，沪，汉，湘，鲁……都响应了我们天津正当帝国主义侵略之冲，受害更加厉害，因此我们成立分会，誓与全国取一致行动。”《上海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宣言》中说：“处在国际帝国主义横暴的压迫下面的中国国民，现在已经渐渐觉醒奋起反抗了。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之于前，各省反帝国主义同盟应之于后，一切不甘奴服不甘被压迫的国民，都已先后集中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旗帜之下了！”长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也通电称：“今幸北京人士，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意欲内而团结全国人士，外而联络弱小民族，大举民族反抗之运动。敝省各界极表赞同，省议会亦已通电响应，兹复于本月二十六日由外交后援会发起召集各公团及军政绅商工学各界开发起大会，一致表决组织湖南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与全国同志共策进行，一依民族平等之精神，剪除帝国主义之横暴，使中华民族，有真正之平等自由与独立而后已。”连当时台湾地区的报纸也进行了報道，登载了北京“反帝联盟”的《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称：“北京的外国人闻，恐怕这排外运动恶化而对外国人施下危险很是忧虑的。”
国共两党更是对“反帝同盟”表达了支持。国民党中央发函电表示将“赞助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称赞：“何幸诸君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压迫环境中，有此决心抵抗之大同盟，不独令为虎作伥之徒，丧其魂魄，其足令磨牙吮血者，知吾国尚有人在。”共产党方面，陈独秀称：“在空气污浊沉闷的北京，居然有了一个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盟，虽然这个运动之分子当中可惜夹杂了一些议员，总比什么头发运动马蜂运动有点意义。”倾向中共的《共进》杂志更在《北京五十余团体合组的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一文中提到：“我们十分的诚恳的渴望‘反帝国主义联盟’成立于全国，作进一步的工作。”另据当时身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共党员林可彝回忆，“反帝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他的几位朋友“都回去了，并且在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里面，很卖些力气”。
不过，虽然“反帝联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时轰动，但其《宣言》中的部分宗旨也遭到了舆论特别是中共一定程度的批判。矛盾焦点主要聚焦在《宣言》第三条即“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瞿秋白就批评这句话“有些不问内政的嫌疑”。他认为“现时中国实在没有可以‘不与闻’的事”，如果“反帝同盟”“对于国内许多间接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的事不去与闻”，则表明“北京大同盟的反帝国主义始终是不彻底的”。此外，他还提到《致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书》中许多语句像“外交部的陈词滥调”。陈独秀也批评道：“若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和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乃是同样的错误。”他更警告：“我们希望加入联盟的诸君十分注意，勿令任何好名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会变相，尤其是在官僚窟的北京！”面对质疑，“反帝联盟”相关人员事后解释称：“第三点的声明，不过是防止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派渗入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在国内与所谓进步的军阀相勾结，在国际进行一种新兴的外交系的交易，以阻碍真正革命的工作罢了。”而《宣言》中第四点“已包括有打倒军阀，过问内政的意思”。
四、积极参与国民革命，历史功绩难忽视
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后，“反帝联盟”为响应孙中山号召，也发表了《对时局第二次宣言》，表示拥护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胡鄂公还发表了名为《我们对于孙中山先生北来的愿望》一文，向孙致敬。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联盟”除在北京进行声援工作外，还通知各地反帝联盟组织援助上海工人和学生，并发表宣言谴责英日的暴行。1927年，上海公理书店出版了《打倒帝国主义》一书，胡鄂公、李汉石等“反帝联盟”成员均为其撰文。
不过，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反帝同盟”除其纲领部分内容被中共批评外，其另一弱点就在于其领导层为当时北京政府的国会议员。在经历了“曹锟贿选”事件后，国会议员的形象在社会中大打折扣。故在联盟成立后，社会上也有舆论对其冷嘲热讽。如称：“猪仔这次运动，我们表示相当的同情自不必说，但是站在东交民巷外交团御用的北京军阀政府之下反抗帝国主义，是梦呓呢？还是替军阀政府掩耳盗铃？”还说：“老实说，不反抗帝国主义的固然不配反对北京政府，不反对北京政府的也决不配反抗帝国主义！有志反抗帝国主义的猪仔，你们应该立即跳出猪圈，同时倒戈向北京政府反攻！这样，倒还不失为中国的国民！”言语间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自成立之日起，便引起了国共两党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与支持；其借1924年正在酝酿之中的“反帝浪潮”扮演了引领国民革命初期反帝运动的团体领头羊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其发起的“九七纪念”与“反帝运动周”等活动，成功将“国耻记忆”与“反帝运动”联结在了一起，不仅唤起了国人的勇气与斗志，更为后来的反帝运动提供了借鉴。
随着北京政府的弹压以及1925年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涨，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逐渐归于沉寂。但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反帝爱国组织先驱”作用却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5.
[2]孙中山.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G].北京：中华书局，2011：126.
[3]李义元案之扩大[N].天津益世报.1924-4-23（3）；国内专电·北京电[N].申报.1924-4-24（4）.
[4]国会议员维持中俄协定宣言[N].申报.1924-6-20（9）.
[5]北京将有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J].学生杂志.1924（7）.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多年来，学界仅限于简要介绍“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以下简称：“反帝联盟”）的成立过程，对其“成立背景”“社会反响与相关舆论”及其后续发展并未进行详细论述。实则发起该组织的部分议员如胡鄂公等，早在1924年上半年就发生在北京城中轰动一时的“李义元案”以及“中俄协定”等发表公开评论，博得了社会关注；“反帝联盟”成立后，不仅汇聚了北京城内多个爱国组织的力量，还发起了“九七国耻纪念”以及“反帝国主义运动周”等爱国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国共两党对于“反帝联盟”都表示支持，但针对其纲领中的部分条款也提出质疑。随着北京政府的弹压以及1925年革命高潮的到来，“反帝联盟”归于沉寂。“反帝联盟”因其成立时间、地点、人员的特殊性，在国民革命初期一度影响广大；而其纲领中的部分内容又与当时国共两党的反帝反军阀目标相冲突，两党特别是中共对“反帝联盟”也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在此过程中，两党进一步向社会宣传“反帝”与“反军阀”必须同时展开的必要性。
一、中外矛盾一触即发，北京城暗藏汹涌
1924年4月13日，北京城发生了“士兵李义元与洋人互殴案”。该案原委为陆军部卫队士兵李义元于崇文门大街接连殴伤意、美、英三国人员，随即被警察关押至使馆区内事务署。该案发生后，引起舆论关注，各地报纸接连刊文追踪事态发展过程。6月9日，李义元案开审，三位被害人均到庭指证。14日案件宣判，李义元被判处四个月零三天的有期徒刑。而就在案件发生后的4月22日，国会议员胡鄂公、黄攻素等在中央公园发起议员集会，针对“李案”拟定了八条决议办法，当中较激进的包括“要求英方道歉”“若英人不让步则在五七国耻（二十一条）纪念日当天举行大规模游行”“公众场合树碑禁止英人入内”等。胡鄂公正是日后“反帝联盟”成立时推选的临时主席。到了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以下简称《中俄协定》）。该协定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赞许，但也触怒了西方列强。6月中旬，胡鄂公等135名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宣言，支持《中俄协定》签署，赞赏“中俄两国协定之成立，即中俄两国人民反抗列强帝国主义奋斗之结果”，并称“中国外交，今后已取得新生命之机运”。部分国会议员借由“李案”与支持《中俄协定》，正式在全国面前表达了他们一定的“反帝立场”。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是国会议员胡鄂公（1884-1951）。他于清末便投身革命，武昌起义时还曾担任“鄂军水陆总指挥”。1913年，胡鄂公高票当选为首届国会众议员。1922年底至1924年初，他还担任过北京政府的教育次长。1920年代初，胡鄂公组织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结识了李大钊，一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李大钊南下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工作。
可以说在“反帝联盟”成立前，胡鄂公等国会议员不仅积攒了一定的社会声望，而且其特殊身份也有利于争取中共支持并联络其他社会进步团体。《学生杂志》在登载议员们支持《中俄协定》的宣言时，特意起了《北京将有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的标题。据其后成为联盟执委会委员的李汉石回忆：“及至中德，中俄协定相继告成，国人渐皆自信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非不可能，而对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愿望于是日切。我们认无（为）此时乃一发动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极适当的时机，于是相与联络商议一致行动的方法，而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乃因以产生。”在当时北京城反帝氛围渐浓的背景下，“反帝联盟”的成立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态势。
二、国会议员挺身而出，反帝联盟终成立
1924年7月13日，胡鄂公等联络北京各界人士二百三十余人、五十余团体代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集会，正式成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根据当时报道，到会团体有：北京学生联合会、华侨实业协进会、蒙事促进会、国民对英联席会议、中俄问题研究会、今日学会、中国外交改善会、民治主义同志会、国民外交改进会、中俄协进会、文化学会、民一会、旅京江西国民同志会、北京学界青年同志会、政治生活周报社、社会青年团、经济学会、建设同志会、人权运动会、女子共学社、事业学校学生联合会、不平学会、农业促进会、国际问题研究会、益群社。集会过程中选举了雷殷、王文璞、胡鄂公、周道文、谢复初、陈冕亚、包世杰、邝摩汉、余调生、王建功、尹鸣珂、刘骏、樊德音、李汉石、李世璋共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公推胡鄂公为临时主席。随后，“联盟”公布《宣言》，《宣言》中规定的宗旨与任务共计四点，包括：“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二）凡国内外各公私团体以及各个人，有与我们表同情，愿加入这个大联盟，作国家的或国际的反帝国主义工作者，我们即应认为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四）我们因为反抗帝国主义，凡有甘愿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或做我们的汉奸者，我们必须用扑灭帝国主义的手段来扑灭他。”联盟还公布了《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向“朝鲜，缅甸，菲律宾群岛，暹罗，波斯，埃及，阿拉伯，马来半岛”等地的被压迫民众喊话，表明世界范围内反帝运动低落的原因是各国“没有心力一致的缘故”。所以信中最后说：“朋友们呀！我们中国国人已经创立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了。我们的意思是要把反帝国主义的同志们所有的力量，紧紧的团结一气，并不是仅限于中国一部分的势力范围。我们知道你们也是必定要来和列强来斗争的。但是不知道你们的力量和斗争的方法是怎样，这正同‘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力量和斗争的方法是怎样的’一样的隔阂；我们当要彼此接近些，应当交换彼此的经验，应当彼此如同兄弟似的（握）着亲爱的手，我们很愿意跟你们立起亲密的接洽，很希望彼此以反帝国主义大同的精神扫除一切障碍，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自由。”此外，在成立大会上，执委会委员、议员雷殷主张“对内（一）收回旅大，（二）收回威海，（三）收回广州湾，（四）收回北京东交民巷，俄使馆附带收回，不主张交还。对外（一）联络东亚被压迫民族（如朝鲜安南印度等），（二）联络欧洲被压迫民族（如俄德奥等）。” 7月20日，联盟执行委员在来今雨轩召开第二次执委会，主要议决了“通过致英美法日等国政府电”与“通过援助沙面华工罢工团电并筹款汇往接济”事项。
7月27日，联盟为答谢各报记者对于联盟成立的报道与支持，特邀中外记者一百二十余人在来今雨轩召开联欢大会。《京报》社长邵飘萍等发表了演说。
8月11日，胡鄂公等人发出通电，主张“定阳历九月七日为国耻节”；同时规定“九月三日起至九月九日止，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呼吁“九月七日各官署机关均停止办公一日，并一律下国旗半旗，以志耻辱”。
8月24日，联盟执行委员又在中山公园召开第六次执委会。主要议题就是决定“发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周特刊”，在“九七”当天“举行游行示威，揭布反帝国主义旗帜，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并在各地散布反帝国主义传单，讲演帝国主义之罪恶，主张废除辛丑和约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综上可知，“反帝联盟”在成立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相继发布了《宣言》与《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声援广东沙面罢工，积极联络在京与各省反帝爱国团体，组织“九七纪念”与“反帝运动周”活动。可以说，“反帝联盟”于短时期内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成为了1924年下半年间受全国瞩目的爱国团体。
三、引发全国反帝浪潮，部分纲领惹争议
北京“反帝联盟”成立的消息传播开来后，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其他“反帝联盟”也迅速建立起来。据李汉石描述，“大联盟在此时，遂分别电促各地组织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以期一致行动。于是天津、湖南、上海、武汉、山东、青州、杭州、广州、四川、山西、保定各地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纷纷成立。一致努力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唤起全国人民的阶级自觉。”而在“反帝运动周”兴起后，各地更是紧随其后，“北京之外，天津，上海，长沙，广州，武汉，襄阳，杭州，重庆，成都，九江，开封，太原，济南，青州，大连，东三省，……各地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或市民团体，都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内举行讲演大会，国民大会，游行示威等极悲壮的运动。从此，签订辛丑条约纪念日，就成为一个要求中国独立的节日了”。
各地反帝联盟在其宣言中都对于北京的“反帝联盟”表达了敬意。如《天津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宣言》中说：“北京同志们发起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了，沪，汉，湘，鲁……都响应了我们天津正当帝国主义侵略之冲，受害更加厉害，因此我们成立分会，誓与全国取一致行动。”《上海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宣言》中说：“处在国际帝国主义横暴的压迫下面的中国国民，现在已经渐渐觉醒奋起反抗了。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之于前，各省反帝国主义同盟应之于后，一切不甘奴服不甘被压迫的国民，都已先后集中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旗帜之下了！”长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也通电称：“今幸北京人士，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意欲内而团结全国人士，外而联络弱小民族，大举民族反抗之运动。敝省各界极表赞同，省议会亦已通电响应，兹复于本月二十六日由外交后援会发起召集各公团及军政绅商工学各界开发起大会，一致表决组织湖南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与全国同志共策进行，一依民族平等之精神，剪除帝国主义之横暴，使中华民族，有真正之平等自由与独立而后已。”连当时台湾地区的报纸也进行了報道，登载了北京“反帝联盟”的《致世界被压迫民族书》，称：“北京的外国人闻，恐怕这排外运动恶化而对外国人施下危险很是忧虑的。”
国共两党更是对“反帝同盟”表达了支持。国民党中央发函电表示将“赞助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称赞：“何幸诸君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压迫环境中，有此决心抵抗之大同盟，不独令为虎作伥之徒，丧其魂魄，其足令磨牙吮血者，知吾国尚有人在。”共产党方面，陈独秀称：“在空气污浊沉闷的北京，居然有了一个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盟，虽然这个运动之分子当中可惜夹杂了一些议员，总比什么头发运动马蜂运动有点意义。”倾向中共的《共进》杂志更在《北京五十余团体合组的反帝国主义大联盟》一文中提到：“我们十分的诚恳的渴望‘反帝国主义联盟’成立于全国，作进一步的工作。”另据当时身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共党员林可彝回忆，“反帝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他的几位朋友“都回去了，并且在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里面，很卖些力气”。
不过，虽然“反帝联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时轰动，但其《宣言》中的部分宗旨也遭到了舆论特别是中共一定程度的批判。矛盾焦点主要聚焦在《宣言》第三条即“我们这个大联盟，除却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瞿秋白就批评这句话“有些不问内政的嫌疑”。他认为“现时中国实在没有可以‘不与闻’的事”，如果“反帝同盟”“对于国内许多间接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的事不去与闻”，则表明“北京大同盟的反帝国主义始终是不彻底的”。此外，他还提到《致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书》中许多语句像“外交部的陈词滥调”。陈独秀也批评道：“若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和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乃是同样的错误。”他更警告：“我们希望加入联盟的诸君十分注意，勿令任何好名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会变相，尤其是在官僚窟的北京！”面对质疑，“反帝联盟”相关人员事后解释称：“第三点的声明，不过是防止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派渗入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在国内与所谓进步的军阀相勾结，在国际进行一种新兴的外交系的交易，以阻碍真正革命的工作罢了。”而《宣言》中第四点“已包括有打倒军阀，过问内政的意思”。
四、积极参与国民革命，历史功绩难忽视
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后，“反帝联盟”为响应孙中山号召，也发表了《对时局第二次宣言》，表示拥护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胡鄂公还发表了名为《我们对于孙中山先生北来的愿望》一文，向孙致敬。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联盟”除在北京进行声援工作外，还通知各地反帝联盟组织援助上海工人和学生，并发表宣言谴责英日的暴行。1927年，上海公理书店出版了《打倒帝国主义》一书，胡鄂公、李汉石等“反帝联盟”成员均为其撰文。
不过，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反帝同盟”除其纲领部分内容被中共批评外，其另一弱点就在于其领导层为当时北京政府的国会议员。在经历了“曹锟贿选”事件后，国会议员的形象在社会中大打折扣。故在联盟成立后，社会上也有舆论对其冷嘲热讽。如称：“猪仔这次运动，我们表示相当的同情自不必说，但是站在东交民巷外交团御用的北京军阀政府之下反抗帝国主义，是梦呓呢？还是替军阀政府掩耳盗铃？”还说：“老实说，不反抗帝国主义的固然不配反对北京政府，不反对北京政府的也决不配反抗帝国主义！有志反抗帝国主义的猪仔，你们应该立即跳出猪圈，同时倒戈向北京政府反攻！这样，倒还不失为中国的国民！”言语间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自成立之日起，便引起了国共两党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与支持；其借1924年正在酝酿之中的“反帝浪潮”扮演了引领国民革命初期反帝运动的团体领头羊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其发起的“九七纪念”与“反帝运动周”等活动，成功将“国耻记忆”与“反帝运动”联结在了一起，不仅唤起了国人的勇气与斗志，更为后来的反帝运动提供了借鉴。
随着北京政府的弹压以及1925年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涨，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逐渐归于沉寂。但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反帝爱国组织先驱”作用却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5.
[2]孙中山.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G].北京：中华书局，2011：126.
[3]李义元案之扩大[N].天津益世报.1924-4-23（3）；国内专电·北京电[N].申报.1924-4-24（4）.
[4]国会议员维持中俄协定宣言[N].申报.1924-6-20（9）.
[5]北京将有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J].学生杂志.1924（7）.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