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二适（1903-1977），原名锡璜，后取“适吾所适”之意，改名二适，字适父，曾署瘖盦、舒凫、麻铁道人、高亭主人。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一生精研文史、书法，博涉诸家，自出新意，成就卓著，与林散之、胡小石、萧娴并称为“金陵四老”。
高先生出生于江苏姜堰兴泰乡小甸址村（原属东台）一个塾师家庭。幼年入塾，1915年毕业于东台县高等小学，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结识章士钊、于右任、胡汉民、柳诒徵等社会名流，自始研易学。“七七事变”后，转任立法院秘书，随迁重庆。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重庆朝阳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高先生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语文教员。1953年调华东水利学院工作，协助陈肇经教授编写《中国水利史》。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次年精研章草，搜寻《急就章》各类版本，排比审核，矫误正源，撰文著述，历时十载。1977年3月15日，高先生在南京病逝，享年74岁。
高先生终生潜心国学书艺研究，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以上收录于章士钊《柳文指要》）《刘宾客辨易九六疏记》《刘梦得集校录》《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等。出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高二适书法选集》《二十世纪书法精典·高二适卷》。
高先生少承家学，早岁受知于本乡前辈戈以振、韩紫石。后与赵香宋（熙）、于右任多有知交。中年师事章士钊，为忘年交。章对其极爱之重之，赞其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学问“寝馈功深”，“史实研究”“无漏洞可塞”，斯为“天下一高”。
高先生为人狷介自持，1965年在与郭沫若的兰亭真伪论辩中，敢于冒着可为“世人矢的，被人唾嗓”的风险，独持异议，为世人所瞩目。
在书法史论方面颇有识鉴的高二适先生，是把书法艺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高先生终身临池不辍，以其非凡的学识对书法及其教育提出了独到的主张。这些见解主要散见于他的书信手札以及书帖的批注、题跋之中。高先生纵观古今、博览群书，常常对研究过的书帖随感随题，其眉批、评注、题记、跋语常使书页空处殆尽，字里行间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
曾作课徒之想
20世纪70年代，曾任湖州王一品斋笔店经理的费在山经常向高先生求教书法。在给费在山的一封书信中，高先生写道：“老来无长，倘得（苏）省市当局允许，我将在家招收学书门徒，传授笔法兼讲书史、书评，迩时当特邀足下一来参与也。”当时有人想学书法却苦于碑版法帖难寻，先生于是产生了招收门徒，教授书法的想法。在高校设立书法专业是十年后的事情了。高先生那时就有了将书法当作专门的学问来传授的想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殊为不易。他信中还写道：“南都有学生子要吾为本字格，忽忆足下书迹似欠临帖，然今碑版荡尽无可求，弟傥习吾此字格，乃所谓学王而不为者也，半载可见功。”字里行间不仅体现了高先生的高超的书法造诣，也充分展示了先生对书法教育的高度自信。
反对浅尝辄止
“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联结，字有光彩”是高先生指点后学的口诀，也是他本人的心得。高先生在学习传统时，不仅注意广度而且注意深度。他常常批评那些贪多求快、浅尝辄止的人。每遇佳拓或名迹，他总是细心揣摩，反复临写，深入研究。他说：“此事非纸成堆，笔成冢，不克见功效也。”一部《龙藏寺碑》，他临写了5年之久，体会到“写此碑纯用腕力。若非悬腕，不能成字”。他临《石门颂》时发现它“笔力深厚，以之练臂力乃佳”，于是“旦夕揣摩，其乐无既”。《十七帖》是他年轻时多次临写过的，后又每隔几年重临数十通。当他年逾花甲再次临写时，题下了这样的话：“吾年六十一矣，右军笔法于今始稍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高老晚年还在写字格，临前人墨迹，这在一般青年人是不可理解的。高老以其自身数十年的习书经历以及遍尝其中的甘苦得失，既告诫后学学习书法要深入再深入，又具体地说明了什么样的帖适合练习哪些方面的能力。
主张学草兼章
高先生的草书观是“学草要兼章”，也就是主张在学今草之外要兼习章草。50岁以后，先生在章草上下过极大的工夫，且成就卓著。然而高老推重章草，却是意在今草。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入俗矣。”作书唯俗不可医。高先生认为，习书者尤其是研习草书，要想不落俗套，必须从章草入手。“若草法由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他指出“右军书迹由章草变为今草，斯其初祖耳。”他对书法史上的张芝、索靖、羊欣、薄绍之四位擅长章草的书家颇为推崇。曾刻“骨节张索”、“江东羊薄”二印表明他的观点。他还对人们对章草大家皇象的淡忘表示出不满：“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
针对宋人草书多俗不可耐的现象，高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故致此耳。”先生曾忧心忡忡地说：“章法坠失已有千六百余年，若不及时整理，恐遂湮灭。”他在临写过多种碑帖后又醉心于章草，绝非好古矜奇，而是他深感“今人不作章草，竞趋今草；然今草已渐成恶札，考起原因，实章法之久不传也”。可见，他研究章草是为了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扬祖国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高先生站在书法史的高度，努力寻求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他改变了章草字字独立的格局，使得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相互呼应，相互关联，加强了节奏感和韵律感，开创出富有今草意趣的章草新风。高先生的“学草要兼章”的主张和自身的长期书法实践，理当引起书法教育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提倡崇帖贬碑
高先生顶着碑学风气，坚持帖学创作，使得帖学有了发展的空间。他崇尚帖学，对清代以来的碑学有着强烈的不满。“兰亭论辩”应当看作他对碑学的一次公开反叛，这是一次碑学笼罩下的帖学觉醒。如果说“兰亭论辩”表明了他崇尚帖学的鲜明立场，那么，他的书法则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千年帖学的传承和发展的风采。先生在《致费在山信札》中曾透露沈尹默对他书法的看法：“吾在蜀作唐人帖，吴兴沈下翁（沈尹默）见讶，告章行老，称三百年来无此笔法。新中国成立后，予在沪屡与秋明（沈尹默）晤谈（当时潘伯鹰尚健在），事隔二十余岁，伯鹰仍牵此陈事为笑乐。”由此可见，以振兴帖学为己任的沈尹默，对高先生为帖学的兴盛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高先生对二王一系帖学经典的崇尚在各种手札和题跋中可以读到：“平生只嗜晋帖，晋帖以后，只一五代杨风子，康里子山及宋仲温二人，此非十驾之功不可追也。”高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地提倡二王帖学。这在清代崇碑余风不减，帖学式微的现代书坛上，可谓振聋发聩。高先生丝毫不掩饰他对碑学的鄙视。从他在碑帖上只言片语的题跋上也能读出一些端倪来。他论包世臣：“其人于书无妙解。”他论康有为：“恶札可憎。”他论沈曾植：“字形拙劣，沈君枉有书名，现世无具眼久矣。”快人快语，爱憎分明，表明了他崇帖贬碑的书学立场。
重视书外功夫
曾有一个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找他看字。高先生说：“你不读书光写字不行。”这位书法家后来告诉林散之：“高老说我光写字不读书。”林老说：“高老很直率，他跟你讲的话，也是我想说的，但是我没有讲。”这件事对这位书法家影响很大，他在后来的学术会议上，多次重复高先生的教诲，以示后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高先生是十分重视读书对学习书法的重要影响的。
高先生曾在信中写道：“适二十年来提示友人，读书自养书法，更为怡怀之事。”他认为，读书可以滋养书法艺术的创作。只有多读书，明理析因，不断反思，学有所悟，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下笔不落尘埃。高先生一生嗜书如命，曾于《高常侍集》中题道：“我非藏书家，而系有书必读，是以一日无书则不能生。”他一直教育后生，“习字同时要多读点唐人诗，此为风雅入心之道”。他讲的“风雅”、“入心”、“自养”是书家的修养，其实就是书外功夫。
高先生为学必追根穷理，其读书常随感随题。他曾借得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的影宋本《柳河东集》，对照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以至这本《柳河东集》被圈、点、题、注，遍加朱墨，难言归还之期了。这期间，浙江湖州费在山与高二适经常通信请教，高便将自己对柳文的研究心得逐篇向费直言披露。频繁的书信往还，便产生了后来的一部《高二适存稿——〈柳河东集〉讲疏》。
正是因为高先生学养深厚，才敢于在“兰亭论辩”中挺身而出，引经据典，力证其真。也正是由于具有渊博的学识，高先生才能够超越常人提出了独到的“学草要兼章”、崇帖贬碑的书学主张，并付诸实践取得成效。
强调入古出新
在“入古出新”这条路上，高先生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他认为书法要“濯古来新，全靠变也”。早在1939年，他就在《黄初碑》上题云：“学此碑要变其字法，力避板滞，板滞即俗作。”在《孔羡碑》上，他题了“临此一定要加以变动，勿使过于方硬”。在《宣示帖》上，他题了“太傅书厚重，然亦《曹娥》所从生也。《曹娥》能变，故形虽异而神近之”。再临《晋祠铭》时，他深入思考：“太宗得力于右军《兰亭》而出以变化，笔法驰骋过之。今人要变易太宗形模，才能得手。”尤其是他在《宋仲温书谱》上题写的话：“子昂诸体微伤软美，仲温矩矱钟王，达以劲气，龙跳虎卧，可谓师古而能变，豪杰之士也！”从上述的一些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先生一方面重视对传统的学习，竭尽全力“打进去”，另一方面又不是泥古不化全盘继承，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纵观高先生学书的全过程，他正是一位“师古而能变”的书坛“豪杰之士”。“学古不须似”这是高老给学生的教导，也是他对学习传统的态度。他对古人，一是认真学，二是敢于超，故“不须似”。不是不要似，开始必须似，且从形到神都须似；似后必须不似，更当转益多师，蝉蜕龙变，自开生面。高先生自身的书法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喜用硬管狼毫
高二适惯使硬毫，并因此与当时的湖州王一品斋笔店经理费在山先生结交。对书法用笔甚有心得，尝感叹云：“清人均称赵子昂、董其昌均用羊毫，故书成弱势，今之世稀有能使硬管者，此书法之所以日退也”。此见解与挚友林散之明显不同，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君子和而不同。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使用狼毫或羊毫与否，与我们书写的书体风格相关。适用的才是最好的。另外，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我们所学习的经典，应该尽量还原当时书者的书写状态，其中就包括书写时所使用的工具与材质。
兰亭论辩
1965年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先后刊载于《文物》和《光明日报》上。文章认为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是后人依托而成，其作者并非王羲之。该文发表后，学术界大为惊叹，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郭沫若在学界的地位，大多数人保持了沉默。但是高先生却奋然提笔，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公然向学界权威发起了挑战。毛泽东看了章士钊推荐的此文后做出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先生的论文得以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文物》上发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地兰亭论辩。
正如高先生写给章士钊的信中所表露的“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明知当时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但是为了追求真理，他甘冒的风险，独持异议。一时为世人所瞩目，海内外传为佳话。
后来文物出版社组织编辑《兰亭论辩》文集，共收入文章18篇，郭沫若以及与其观点相一致的文章共计15篇，而支持高老观点的文章却只有3篇。这本书的“出版说明”里却说“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唯心论的帽子无疑是给高二适戴的。如今，“兰亭论辩”虽已过去40多年，但是高先生在论辩中所展示的人格力量的伟大与崇高，其明辨执着、唯真理是从的学术品格仍然深受人们的敬佩。
嗜书如命
高先生少承家学，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一辈子精读详解，孜孜以求学问之道。他一生嗜书如命，无论在家或出行，总有书相伴，稍有得闲即展卷入神。幼时在家乡，夏日蚊多，夜读时则置盆水于桌下，双足插入以避蚊咬。在一本《高常侍集》上二适先生题了一段话：“我非藏书家，而系有书必读，以是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十年动乱”中，家中藏书悉数被抄家搜去，他惊怒交加，从此得了心脏病。其后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老师帮忙索还原书。 高先生为学必追根穷理，其读书常随感随题。他曾借得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的影宋本《柳河东集》，对照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以至这本《柳河东集》被圈、点、题、注，遍加朱墨，难言归还之期了。这期间，浙江湖州费在山与高二适经常通信请教，高便将自己对柳文的研究心得逐篇向费直言披露。频繁的书信往还，便产生了后来的一部《高二适存稿——〈柳河东集〉讲疏》。
吾爱真理
高先生生性刚直，坦率真诚，喜怒哀乐、赞叹批评皆溢于言表。而其气质性情与人生态度在名号上即有所表白。名“二适”，寓“适吾所适”之意，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色彩。章士钊年长高二适23岁，两人自1935年相识后，诗歌唱和，学问相契，订为忘年交，高先生尊章老为师。1971年，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经毛泽东同志特批，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作为礼品赠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高先生通读后发现不少错误，即写信给庄希祖要稿纸：“我将誊自著《柳文》俾纠正章老《指要》初版，以公诸世。我之学问深处，今人不能知，我今只争传世之事，不与不学无术之人计较。”他还写信给费在山：“至《柳文指要》一书，吾纠其谬凡百十处，钊老身前已大都见到，如得一不谤本师之处，吾将公开于世。盖学术为天下后世之公，当仁不让，自古所然。”高先生将其失误处一一摘出，写成《纠章二百则》。女儿高可可问他：“章先生是您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他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便对恩师，他也仍然以学术为重，当仁不让。这也正是传统中华文化之精髓所在。
不合时宜
在生活中，高二适爱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现自己的爱和憎的，不过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这一点高先生却是相反，心中有话，决不憋着不说。“文革”前夕，江苏史学会组织史可法讨论，其时论者多说史可法镇压农民起义有罪，而高二适独赞其为抗清的民族英雄。其“不合时宜”如此。
当面直言
日常生活中他也极耿直，譬如甲对他说乙的坏话，高二适便问：“你这话和乙当面说过没有？”甲自然说没有。于是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乙说才是正理，你若不说，我代你说。”如此这般，真到可爱的地步了，算得上绝无仅有。女儿可可多次劝他：“即使正确，也不要都说出来。”他驳道：“不对，既是话，就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搁在肚子里的？”
自信第一
高先生非常厌恶虚伪的自谦。1976年，有关部门组织中日本书法家作品联展。画家范曾来信说：“先生大作实为全场八十幅作品之冠。”正在住院的高先生阅后淡淡说了一句：“当然如此啦。”接着又补一句：“不过，我可是不劳他人夸奖啊！”所以他有一方闲章云：“草圣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
20世纪80年代，刘海粟在省人民医院特地托人约见高先生女儿。交谈中，高可可谈到高先生在书法艺术领域的自信时，海粟先生说：“我从来认为书和画本人都是天下第一，后来见到令尊的作品后决定让出一个，他是书法第一，我仍然是画画第一。”说罢哈哈大笑。好一对自信的老人。
江南诗人
很多人只知高二适是书法家，却不知他的诗文同样出色。高先生热爱诗文，生前却未出过诗集。生前的师友首重他的诗，陈树人对他的知遇缘于诗，章士钊先生“高亭”之题也缘于诗。苏渊雷先生誉之为“诗豪”。高先生1977年病逝于南京，挚友林散之含泪书碑，题为“江南诗人高二适之墓”。
高先生14岁通读《古诗源》，18岁读《杜诗镜铨》，此后终生研读不倦。尹树人后来搜集岳父的诗作30多年，仅得300余首，后幸得朋友之助，又从20世纪40年代的《中央日报》《瘖庵近诗》专栏（瘖庵为二适先生别号）中录出100余首。前后相加共得500余首，出版了《高二适诗存》。
高亭主人
抗战期间，高先生随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因敌人战机狂轰滥炸，公事渐废，高先生彻夜诵读孟浩然诗。章士钊得知后，指着立法院的一座小亭说：“湖北钟祥有亭名‘孟亭’，是后人纪念孟浩然的，我意立法院此亭应名‘高亭’，可以与‘孟亭’媲美。”为此章老特意写了一首诗赠给高先生：“过桥踏石上江村，偶怀乘舟归鹿门。从古诗人定名胜，高亭应比孟亭尊。”章老是高先生的师友，能得到老师如此高的评价，足见其诗卓尔不群。高先生晚年自号“高亭主人”，由此可知高先生对其诗歌也同样充满自信。
随性赠字
70年代初期，桑作楷经林散之先生介绍，向高二适先生学习书法。那时桑还在江苏省新华印刷厂当工人，某次因工伤手，先生走很远的路去看他，就在职工宿舍里即兴挥毫，为他书定巨幅。而当时有位省委领导托人向先生求取墨宝，先生拒绝道：“他既喜欢我的字，为什么不上门来求？”还有一次，先生到燕子矶中学看他的女婿尹树人，交谈之间，学校的校长搬来一张凳子给先生坐。事后，高先生即主动要给那校长写字，并说：“他知道敬老，并不知我是书家，我的字就要送这种人。”先生用真情写字，不为权势以字谋利，不仅让人想起那位“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的郑板桥。
手稿重现
后来出版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背后有则曲折的故事。高先生写了该序，后又复写序，寄给章士钊看，“敬求行老师教正”，文字上有所改动，里面有“吾如在堂上典乐，而众班齐列，各执笙管……”可见是他的得意之作。但文章寄出后，章士钊已带病去香港做统战工作，不久离世。高先生痛悼师长之余，写信给章士钊的儿子，请其翻阅章老遗物，希望找回自己的手稿。当时章老之子回信称未能找到。前几年，这份手稿出现在北京的拍卖会上，被连云港的一位收藏家以13万元买下，共15页。当即有人以31万元求购被拒。
天价作品
2011年6月10日，北京九歌2011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开槌，高二适先生的《兰亭论辩》信札拍出了1380万元的“天价”，创造了现当代书法家作品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天价”充分体现了这封信札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看，这是高先生1965年因“兰亭论辨”写给恩师章士钊的信函，是时兰亭真伪之争已如火如荼。从这封信函中可获得“兰亭论辩”当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这封信函中亦可见高先生遵循毛主席所倡导的“双百”方针，为鸣国家之盛，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决心为书艺兴废，不甘作寒蝉，默尔而息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兰亭论辩”影响和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先生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为当时学界树立了一种唯真理是从的良好风气，亦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高先生出生于江苏姜堰兴泰乡小甸址村（原属东台）一个塾师家庭。幼年入塾，1915年毕业于东台县高等小学，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结识章士钊、于右任、胡汉民、柳诒徵等社会名流，自始研易学。“七七事变”后，转任立法院秘书，随迁重庆。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重庆朝阳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高先生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语文教员。1953年调华东水利学院工作，协助陈肇经教授编写《中国水利史》。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次年精研章草，搜寻《急就章》各类版本，排比审核，矫误正源，撰文著述，历时十载。1977年3月15日，高先生在南京病逝，享年74岁。
高先生终生潜心国学书艺研究，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以上收录于章士钊《柳文指要》）《刘宾客辨易九六疏记》《刘梦得集校录》《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等。出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高二适书法选集》《二十世纪书法精典·高二适卷》。
高先生少承家学，早岁受知于本乡前辈戈以振、韩紫石。后与赵香宋（熙）、于右任多有知交。中年师事章士钊，为忘年交。章对其极爱之重之，赞其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学问“寝馈功深”，“史实研究”“无漏洞可塞”，斯为“天下一高”。
高先生为人狷介自持，1965年在与郭沫若的兰亭真伪论辩中，敢于冒着可为“世人矢的，被人唾嗓”的风险，独持异议，为世人所瞩目。
在书法史论方面颇有识鉴的高二适先生，是把书法艺术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高先生终身临池不辍，以其非凡的学识对书法及其教育提出了独到的主张。这些见解主要散见于他的书信手札以及书帖的批注、题跋之中。高先生纵观古今、博览群书，常常对研究过的书帖随感随题，其眉批、评注、题记、跋语常使书页空处殆尽，字里行间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
曾作课徒之想
20世纪70年代，曾任湖州王一品斋笔店经理的费在山经常向高先生求教书法。在给费在山的一封书信中，高先生写道：“老来无长，倘得（苏）省市当局允许，我将在家招收学书门徒，传授笔法兼讲书史、书评，迩时当特邀足下一来参与也。”当时有人想学书法却苦于碑版法帖难寻，先生于是产生了招收门徒，教授书法的想法。在高校设立书法专业是十年后的事情了。高先生那时就有了将书法当作专门的学问来传授的想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殊为不易。他信中还写道：“南都有学生子要吾为本字格，忽忆足下书迹似欠临帖，然今碑版荡尽无可求，弟傥习吾此字格，乃所谓学王而不为者也，半载可见功。”字里行间不仅体现了高先生的高超的书法造诣，也充分展示了先生对书法教育的高度自信。
反对浅尝辄止
“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联结，字有光彩”是高先生指点后学的口诀，也是他本人的心得。高先生在学习传统时，不仅注意广度而且注意深度。他常常批评那些贪多求快、浅尝辄止的人。每遇佳拓或名迹，他总是细心揣摩，反复临写，深入研究。他说：“此事非纸成堆，笔成冢，不克见功效也。”一部《龙藏寺碑》，他临写了5年之久，体会到“写此碑纯用腕力。若非悬腕，不能成字”。他临《石门颂》时发现它“笔力深厚，以之练臂力乃佳”，于是“旦夕揣摩，其乐无既”。《十七帖》是他年轻时多次临写过的，后又每隔几年重临数十通。当他年逾花甲再次临写时，题下了这样的话：“吾年六十一矣，右军笔法于今始稍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高老晚年还在写字格，临前人墨迹，这在一般青年人是不可理解的。高老以其自身数十年的习书经历以及遍尝其中的甘苦得失，既告诫后学学习书法要深入再深入，又具体地说明了什么样的帖适合练习哪些方面的能力。
主张学草兼章
高先生的草书观是“学草要兼章”，也就是主张在学今草之外要兼习章草。50岁以后，先生在章草上下过极大的工夫，且成就卓著。然而高老推重章草，却是意在今草。他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入俗矣。”作书唯俗不可医。高先生认为，习书者尤其是研习草书，要想不落俗套，必须从章草入手。“若草法由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他指出“右军书迹由章草变为今草，斯其初祖耳。”他对书法史上的张芝、索靖、羊欣、薄绍之四位擅长章草的书家颇为推崇。曾刻“骨节张索”、“江东羊薄”二印表明他的观点。他还对人们对章草大家皇象的淡忘表示出不满：“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人不知”。
针对宋人草书多俗不可耐的现象，高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故致此耳。”先生曾忧心忡忡地说：“章法坠失已有千六百余年，若不及时整理，恐遂湮灭。”他在临写过多种碑帖后又醉心于章草，绝非好古矜奇，而是他深感“今人不作章草，竞趋今草；然今草已渐成恶札，考起原因，实章法之久不传也”。可见，他研究章草是为了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扬祖国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高先生站在书法史的高度，努力寻求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他改变了章草字字独立的格局，使得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相互呼应，相互关联，加强了节奏感和韵律感，开创出富有今草意趣的章草新风。高先生的“学草要兼章”的主张和自身的长期书法实践，理当引起书法教育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提倡崇帖贬碑
高先生顶着碑学风气，坚持帖学创作，使得帖学有了发展的空间。他崇尚帖学，对清代以来的碑学有着强烈的不满。“兰亭论辩”应当看作他对碑学的一次公开反叛，这是一次碑学笼罩下的帖学觉醒。如果说“兰亭论辩”表明了他崇尚帖学的鲜明立场，那么，他的书法则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千年帖学的传承和发展的风采。先生在《致费在山信札》中曾透露沈尹默对他书法的看法：“吾在蜀作唐人帖，吴兴沈下翁（沈尹默）见讶，告章行老，称三百年来无此笔法。新中国成立后，予在沪屡与秋明（沈尹默）晤谈（当时潘伯鹰尚健在），事隔二十余岁，伯鹰仍牵此陈事为笑乐。”由此可见，以振兴帖学为己任的沈尹默，对高先生为帖学的兴盛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高先生对二王一系帖学经典的崇尚在各种手札和题跋中可以读到：“平生只嗜晋帖，晋帖以后，只一五代杨风子，康里子山及宋仲温二人，此非十驾之功不可追也。”高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清醒的头脑，旗帜鲜明地提倡二王帖学。这在清代崇碑余风不减，帖学式微的现代书坛上，可谓振聋发聩。高先生丝毫不掩饰他对碑学的鄙视。从他在碑帖上只言片语的题跋上也能读出一些端倪来。他论包世臣：“其人于书无妙解。”他论康有为：“恶札可憎。”他论沈曾植：“字形拙劣，沈君枉有书名，现世无具眼久矣。”快人快语，爱憎分明，表明了他崇帖贬碑的书学立场。
重视书外功夫
曾有一个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找他看字。高先生说：“你不读书光写字不行。”这位书法家后来告诉林散之：“高老说我光写字不读书。”林老说：“高老很直率，他跟你讲的话，也是我想说的，但是我没有讲。”这件事对这位书法家影响很大，他在后来的学术会议上，多次重复高先生的教诲，以示后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高先生是十分重视读书对学习书法的重要影响的。
高先生曾在信中写道：“适二十年来提示友人，读书自养书法，更为怡怀之事。”他认为，读书可以滋养书法艺术的创作。只有多读书，明理析因，不断反思，学有所悟，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下笔不落尘埃。高先生一生嗜书如命，曾于《高常侍集》中题道：“我非藏书家，而系有书必读，是以一日无书则不能生。”他一直教育后生，“习字同时要多读点唐人诗，此为风雅入心之道”。他讲的“风雅”、“入心”、“自养”是书家的修养，其实就是书外功夫。
高先生为学必追根穷理，其读书常随感随题。他曾借得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的影宋本《柳河东集》，对照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以至这本《柳河东集》被圈、点、题、注，遍加朱墨，难言归还之期了。这期间，浙江湖州费在山与高二适经常通信请教，高便将自己对柳文的研究心得逐篇向费直言披露。频繁的书信往还，便产生了后来的一部《高二适存稿——〈柳河东集〉讲疏》。
正是因为高先生学养深厚，才敢于在“兰亭论辩”中挺身而出，引经据典，力证其真。也正是由于具有渊博的学识，高先生才能够超越常人提出了独到的“学草要兼章”、崇帖贬碑的书学主张，并付诸实践取得成效。
强调入古出新
在“入古出新”这条路上，高先生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他认为书法要“濯古来新，全靠变也”。早在1939年，他就在《黄初碑》上题云：“学此碑要变其字法，力避板滞，板滞即俗作。”在《孔羡碑》上，他题了“临此一定要加以变动，勿使过于方硬”。在《宣示帖》上，他题了“太傅书厚重，然亦《曹娥》所从生也。《曹娥》能变，故形虽异而神近之”。再临《晋祠铭》时，他深入思考：“太宗得力于右军《兰亭》而出以变化，笔法驰骋过之。今人要变易太宗形模，才能得手。”尤其是他在《宋仲温书谱》上题写的话：“子昂诸体微伤软美，仲温矩矱钟王，达以劲气，龙跳虎卧，可谓师古而能变，豪杰之士也！”从上述的一些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先生一方面重视对传统的学习，竭尽全力“打进去”，另一方面又不是泥古不化全盘继承，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纵观高先生学书的全过程，他正是一位“师古而能变”的书坛“豪杰之士”。“学古不须似”这是高老给学生的教导，也是他对学习传统的态度。他对古人，一是认真学，二是敢于超，故“不须似”。不是不要似，开始必须似，且从形到神都须似；似后必须不似，更当转益多师，蝉蜕龙变，自开生面。高先生自身的书法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喜用硬管狼毫
高二适惯使硬毫，并因此与当时的湖州王一品斋笔店经理费在山先生结交。对书法用笔甚有心得，尝感叹云：“清人均称赵子昂、董其昌均用羊毫，故书成弱势，今之世稀有能使硬管者，此书法之所以日退也”。此见解与挚友林散之明显不同，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君子和而不同。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使用狼毫或羊毫与否，与我们书写的书体风格相关。适用的才是最好的。另外，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我们所学习的经典，应该尽量还原当时书者的书写状态，其中就包括书写时所使用的工具与材质。
兰亭论辩
1965年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先后刊载于《文物》和《光明日报》上。文章认为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是后人依托而成，其作者并非王羲之。该文发表后，学术界大为惊叹，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郭沫若在学界的地位，大多数人保持了沉默。但是高先生却奋然提笔，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公然向学界权威发起了挑战。毛泽东看了章士钊推荐的此文后做出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先生的论文得以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文物》上发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地兰亭论辩。
正如高先生写给章士钊的信中所表露的“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明知当时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但是为了追求真理，他甘冒的风险，独持异议。一时为世人所瞩目，海内外传为佳话。
后来文物出版社组织编辑《兰亭论辩》文集，共收入文章18篇，郭沫若以及与其观点相一致的文章共计15篇，而支持高老观点的文章却只有3篇。这本书的“出版说明”里却说“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唯心论的帽子无疑是给高二适戴的。如今，“兰亭论辩”虽已过去40多年，但是高先生在论辩中所展示的人格力量的伟大与崇高，其明辨执着、唯真理是从的学术品格仍然深受人们的敬佩。
嗜书如命
高先生少承家学，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一辈子精读详解，孜孜以求学问之道。他一生嗜书如命，无论在家或出行，总有书相伴，稍有得闲即展卷入神。幼时在家乡，夏日蚊多，夜读时则置盆水于桌下，双足插入以避蚊咬。在一本《高常侍集》上二适先生题了一段话：“我非藏书家，而系有书必读，以是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十年动乱”中，家中藏书悉数被抄家搜去，他惊怒交加，从此得了心脏病。其后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老师帮忙索还原书。 高先生为学必追根穷理，其读书常随感随题。他曾借得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的影宋本《柳河东集》，对照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以至这本《柳河东集》被圈、点、题、注，遍加朱墨，难言归还之期了。这期间，浙江湖州费在山与高二适经常通信请教，高便将自己对柳文的研究心得逐篇向费直言披露。频繁的书信往还，便产生了后来的一部《高二适存稿——〈柳河东集〉讲疏》。
吾爱真理
高先生生性刚直，坦率真诚，喜怒哀乐、赞叹批评皆溢于言表。而其气质性情与人生态度在名号上即有所表白。名“二适”，寓“适吾所适”之意，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色彩。章士钊年长高二适23岁，两人自1935年相识后，诗歌唱和，学问相契，订为忘年交，高先生尊章老为师。1971年，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经毛泽东同志特批，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作为礼品赠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高先生通读后发现不少错误，即写信给庄希祖要稿纸：“我将誊自著《柳文》俾纠正章老《指要》初版，以公诸世。我之学问深处，今人不能知，我今只争传世之事，不与不学无术之人计较。”他还写信给费在山：“至《柳文指要》一书，吾纠其谬凡百十处，钊老身前已大都见到，如得一不谤本师之处，吾将公开于世。盖学术为天下后世之公，当仁不让，自古所然。”高先生将其失误处一一摘出，写成《纠章二百则》。女儿高可可问他：“章先生是您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他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便对恩师，他也仍然以学术为重，当仁不让。这也正是传统中华文化之精髓所在。
不合时宜
在生活中，高二适爱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现自己的爱和憎的，不过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这一点高先生却是相反，心中有话，决不憋着不说。“文革”前夕，江苏史学会组织史可法讨论，其时论者多说史可法镇压农民起义有罪，而高二适独赞其为抗清的民族英雄。其“不合时宜”如此。
当面直言
日常生活中他也极耿直，譬如甲对他说乙的坏话，高二适便问：“你这话和乙当面说过没有？”甲自然说没有。于是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乙说才是正理，你若不说，我代你说。”如此这般，真到可爱的地步了，算得上绝无仅有。女儿可可多次劝他：“即使正确，也不要都说出来。”他驳道：“不对，既是话，就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搁在肚子里的？”
自信第一
高先生非常厌恶虚伪的自谦。1976年，有关部门组织中日本书法家作品联展。画家范曾来信说：“先生大作实为全场八十幅作品之冠。”正在住院的高先生阅后淡淡说了一句：“当然如此啦。”接着又补一句：“不过，我可是不劳他人夸奖啊！”所以他有一方闲章云：“草圣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
20世纪80年代，刘海粟在省人民医院特地托人约见高先生女儿。交谈中，高可可谈到高先生在书法艺术领域的自信时，海粟先生说：“我从来认为书和画本人都是天下第一，后来见到令尊的作品后决定让出一个，他是书法第一，我仍然是画画第一。”说罢哈哈大笑。好一对自信的老人。
江南诗人
很多人只知高二适是书法家，却不知他的诗文同样出色。高先生热爱诗文，生前却未出过诗集。生前的师友首重他的诗，陈树人对他的知遇缘于诗，章士钊先生“高亭”之题也缘于诗。苏渊雷先生誉之为“诗豪”。高先生1977年病逝于南京，挚友林散之含泪书碑，题为“江南诗人高二适之墓”。
高先生14岁通读《古诗源》，18岁读《杜诗镜铨》，此后终生研读不倦。尹树人后来搜集岳父的诗作30多年，仅得300余首，后幸得朋友之助，又从20世纪40年代的《中央日报》《瘖庵近诗》专栏（瘖庵为二适先生别号）中录出100余首。前后相加共得500余首，出版了《高二适诗存》。
高亭主人
抗战期间，高先生随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因敌人战机狂轰滥炸，公事渐废，高先生彻夜诵读孟浩然诗。章士钊得知后，指着立法院的一座小亭说：“湖北钟祥有亭名‘孟亭’，是后人纪念孟浩然的，我意立法院此亭应名‘高亭’，可以与‘孟亭’媲美。”为此章老特意写了一首诗赠给高先生：“过桥踏石上江村，偶怀乘舟归鹿门。从古诗人定名胜，高亭应比孟亭尊。”章老是高先生的师友，能得到老师如此高的评价，足见其诗卓尔不群。高先生晚年自号“高亭主人”，由此可知高先生对其诗歌也同样充满自信。
随性赠字
70年代初期，桑作楷经林散之先生介绍，向高二适先生学习书法。那时桑还在江苏省新华印刷厂当工人，某次因工伤手，先生走很远的路去看他，就在职工宿舍里即兴挥毫，为他书定巨幅。而当时有位省委领导托人向先生求取墨宝，先生拒绝道：“他既喜欢我的字，为什么不上门来求？”还有一次，先生到燕子矶中学看他的女婿尹树人，交谈之间，学校的校长搬来一张凳子给先生坐。事后，高先生即主动要给那校长写字，并说：“他知道敬老，并不知我是书家，我的字就要送这种人。”先生用真情写字，不为权势以字谋利，不仅让人想起那位“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的郑板桥。
手稿重现
后来出版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背后有则曲折的故事。高先生写了该序，后又复写序，寄给章士钊看，“敬求行老师教正”，文字上有所改动，里面有“吾如在堂上典乐，而众班齐列，各执笙管……”可见是他的得意之作。但文章寄出后，章士钊已带病去香港做统战工作，不久离世。高先生痛悼师长之余，写信给章士钊的儿子，请其翻阅章老遗物，希望找回自己的手稿。当时章老之子回信称未能找到。前几年，这份手稿出现在北京的拍卖会上，被连云港的一位收藏家以13万元买下，共15页。当即有人以31万元求购被拒。
天价作品
2011年6月10日，北京九歌2011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开槌，高二适先生的《兰亭论辩》信札拍出了1380万元的“天价”，创造了现当代书法家作品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天价”充分体现了这封信札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看，这是高先生1965年因“兰亭论辨”写给恩师章士钊的信函，是时兰亭真伪之争已如火如荼。从这封信函中可获得“兰亭论辩”当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这封信函中亦可见高先生遵循毛主席所倡导的“双百”方针，为鸣国家之盛，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决心为书艺兴废，不甘作寒蝉，默尔而息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兰亭论辩”影响和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先生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为当时学界树立了一种唯真理是从的良好风气，亦为后学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