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假设在不甚了解南齐历史的情形下，读任昉的《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兴许会认为“齐明帝”萧鸾是个相当正面的人物。
任昉此文被梁代萧统选入《文选》，虽然题目著为“齐明帝”，但萧鸾当时尚未坐拥皇位，否则自不必对区区“宣城郡公”一职反复推让。除去开头罗列官职的部分，任昉代拟的这篇让表起笔即云：“臣本庸才，智力浅短。”可谓极尽谦退之能事。
萧鸾“少孤”，由其叔父齐高帝萧道成抚养长大。所以表文紧接着说：“太祖高皇帝篤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萧鸾虽非萧道成所生，然“犹”如其“子”，这与史传所云萧道成对萧鸾“恩过诸子”（《南齐书·明帝纪》）的记载相表里。萧道成之子齐武帝萧赜，待萧鸾也不薄。表文所谓“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想来亦是实情，不然萧赜临终之时，便不会将辅佐皇太孙萧昭业的重任托付与萧鸾。从让表来看，萧鸾尽管自认“庸才”，但仍于顾命之际“导扬末命”，貌似与《尚书·顾命》的情节相差无几。
血缘上说，萧鸾是皇室近亲;职责上说，他又是顾命大臣。故而任昉写到“亲则东牟，任惟博陆”，用汉代的东牟侯刘兴居（《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博陆侯霍光比拟萧鸾，前者是汉室宗亲，后者则辅佐了数位汉代君主。
汉武帝晚年时，理应继承大统的卫太子因“巫蛊之祸”而死，继承权最终归属武帝少子刘弗陵。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虽为汉武帝宠姬，但年纪尚轻，汉武帝“恐女主颛恣乱国家”，及钩弋夫人“有过见谴”而“忧死”，乃立其子为皇太子（《汉书·外戚传》），又命素来“小心谨慎”的霍光辅佐少子。当时汉武帝曾命人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赐与霍光，提醒他要像周公那样行事。孰料汉昭帝刘弗陵病逝，又无子嗣，昌邑王刘贺被选为继承人，仍由霍光辅政。不过因昌邑王“行淫乱”，即位不久，就被废黜（《汉书·霍光传》）。
萧鸾对应着霍光，被废为郁林王的萧昭业仿佛也重复着昌邑王的命运。表文有谓：“徒怀子孟（霍光字）社稷之对，何救昌邑争臣之讥？”昔日霍光对刘贺所说“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的豪言壮语，似乎就是今时萧鸾对郁林王的绝佳解释。
彼时废黜昌邑王是以皇太后的名义，而今亦复如是。表文所谓“嗣君弃常，获罪宣德”，意思就是以宣德太后之名废黜萧昭业。尽管如此，对萧鸾来说，顾命不力，“四海之议，于何逃责”？是故，以“家国之事”为己任的萧鸾，一再承认“职臣之由”“非臣之尤，谁任其咎”，一力承担罪责，姿态至为谦卑。
让表中的萧鸾一面承担罪责，一面又担负重任。即使自“知不惬”，但因“自同体国”，所以“不为虚让”，悉数领受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中书监一系列官职。唯独“宣城郡公”之位，由于“光宅近甸”（宣城在今安徽，与南齐都城建康距离不远），万万“不敢闻命”。为表推辞之诚，任昉还搬出西晋羊祜让“开府仪同三司”、东晋庾亮让“中书监”的故事，一再表明萧鸾之志“难夺”（化用《论语·子罕》“匹夫不可夺志也”），固让不受。
如此读过任昉表文，萧鸾着实一副劳苦功高又隐忍谦退的面貌。然而，一旦放回南齐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篇让表的效果便大有不同。
时间回到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萧赜的胞弟萧嶷才于去年薨逝，刚跨越到新一年的正月，齐武帝又痛失皇太子萧长懋。继承人突然薨逝，南齐皇室不得不再次面临后嗣的选择。同年四月，萧长懋长子萧昭业立为皇太孙，成为合法继承人。年过半百的萧赜先是丧子，又逢北魏孝文帝“南伐”，而南齐境内更是“水旱成灾”“草窃充斥”，就在这一年的七月，齐武帝终于病倒。据说临终前，齐武帝颁布“遗诏”，云：“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南齐书·武帝纪》）言下之意，便是将萧昭业托付与萧长懋胞弟萧子良以及萧赜堂弟萧鸾。
事实或许并未按照齐武帝的“遗诏”展开。齐武帝弥留之际，“物议疑立子良”（《南齐书·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据《南齐书》，时“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身为萧子良拥护者的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王融传》）。《南史》的记载愈发详细，王融“欲矫诏立子良，诏草已立。上重苏，朝事委西昌侯鸾”，“俄而帝崩，融乃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西昌侯闻，急驰到云龙门，不得进”，“仍排而入，奉太孙登殿”（《王弘传附曾孙融传》）。如此来看，王融与萧鸾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史书异辞，真相或难确知，但无论事实如何，王融终究事败，以致萧昭业即位后便将之下狱赐死。不久之后，萧子良也薨逝。
与萧子良相比，萧鸾并非继承人的潜在竞争者。当时王融拥立萧子良，萧鸾看似也扮演着守护萧昭业的角色。更甚者，王融行将处死，萧子良“不敢救”，处于敌对方的萧鸾却为之“固争”。萧鸾这一表现不见于萧嶷之子萧子显所著《南齐书》，而仅见于唐人李延寿的《南史》，因此引来王鸣盛对史料的怀疑。吕思勉反驳说：“表里之不必如一久矣，鸾虽隐与子良为敌，何尝不可显争融之死乎？”（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吕思勉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表里不一，可谓点破萧鸾的真面目。
萧鸾过去行事低调，“王子侯旧乘缠帷车”，他“独乘下帷，仪从如素士”（《南齐书·明帝纪》），即一显例。及萧昭业即位，萧鸾有意剪除其“羽翼”，野心逐渐暴露，这才被怀疑“有异志”。萧昭业也曾“谋诛”“谋出”萧鸾（《南齐书·郁林王纪》），可缺乏政治经验的少主根本不是前朝既已出仕、随后一路升迁的萧鸾的对手。仅一年的时间，萧昭业就被废为郁林王，继而遇弑。当此之时，萧鸾又扶立萧昭业弟萧昭文（《南齐书·海陵王纪》），而封为“宣城郡公”的萧鸾，正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
当充分了解南齐这段历史后，再读任昉为萧鸾代作的让表，不难读出表文所呈现的萧鸾谦卑形象的反面。
正所谓“扮演傻角的决不是个傻子”（堂·吉诃德语，钱锺书《读〈拉奥孔〉》，收入《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倘若果如任昉让表所言，萧鸾本是“庸才”，“智力浅短”，那么齐武帝又怎会临终顾命、委以重任？可令齐武帝意料不到的是，这位貌似“愚夫”的堂弟，竟然违背嘱托，成为“嗣君弃常”的真凶。“获罪宣德”，不过是借宣德太后之名，行废黜萧昭业之实。 表文将萧鸾比为霍光看似贴合：彼时刘贺被废，霍光迎立在民间的卫太子孙即“皇曾孙”刘病已;如今萧昭业被废，萧鸾则又扶立萧昭文。实际上，萧鸾并不甘心做霍光，乃欲“入纂皇统”（《南史·齐本纪下·废帝海陵王》）。不到一年，萧昭文即被废为海陵王，与郁林王同一命运，而“宣帝（刘病已）中兴汉室”的剧情并未在南齐上演（《南齐书·海陵王纪》）。可见“王室不造”确是“职臣之由”，萧鸾难辞其咎。
“嗣君”被废，当然意味着辅佐不力，想到齐高帝、齐武帝“陵土未干，训誓在耳”，表文中的萧鸾自责“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乃至“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家耻”“国危”念兹在兹，俨然一副忠臣孝子模样。然而，一旦认清萧鸾的真面目，这番说辞旋即不攻自破。
此前萧鸾已然领受种种要职，“骠骑上将之元勋，神州仪刑之列岳，尚书古称司会，中书实管王言”统統照单全收，唯独要让“宣城郡公”。表面上是“增一职已黩朝经”，不能再增加一职，实际却是“辞一官不减身累”，纵使辞去一官，也已权倾朝野。与终极目标相比，区区“宣城郡公”又何必让，即使让，也不过是“虚让”。无怪乎萧鸾读过此文，“恶其辞斥，甚愠”，导致任昉“终建武中（建武为齐明帝年号），位不过列校”（《梁书·任昉传》）。身为当事人，萧鸾不会不知个中原委，不会不晓任昉话里话外之音。换句话说，他根本无法像置身事外、不知实情的读者那样，对任昉笔下那个劳苦功高又隐忍谦退的“萧鸾”信以为真。任昉愈是极尽正面地书写，将萧鸾塑造成忠臣，便愈发显现出萧鸾的虚伪。
任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其中代笔尤多。《文选》选宋、齐、梁文最多者即为任昉，总计十九篇。在任昉众多文章中，仅有一篇为《梁书·任昉传》载录，即为萧鸾代作的让表。如果说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是作为文章范本选入《文选》，那么《梁书》所载录的让表则是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的文本。不妨设想这篇文章分别经由文集和史书进入不同读者的视野，或将得到截然相反的解读：从文集打开任昉此文的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正面”的萧鸾，而从史书打开任昉此文的读者，看到的却是与这一面完全相反的萧鸾。我们会看到萧鸾的哪一面，或许取决于打开任昉这篇文章的方式。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臣鸾言：被台司召，以臣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浅短，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武皇大渐，实奉话言。虽自见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识量己。实不忍自固于缀衣之辰，拒违于玉几之侧，遂荷顾托，导扬末命。虽嗣君弃常，获罪宣德，王室不造，职臣之由。何者？亲则东牟，任惟博陆，徒怀子孟社稷之封，何救昌邑争臣之讥？四海之议，于何逃责？且陵土未干，训誓在耳，家国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谁任其咎？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宁容复徼荣于家耻，宴安于国危？
骠骑上将之元勋，神州仪刑之列岳，尚书古称司会，中书实管王言。且虚饰宠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惬，物谁谓宜？但命轻鸿毛，责重山岳，存没同归，毁誉一贯，辞一官不减身累，增一职已黩朝经，便当自同体国，不为饰让。至于功均一匡，赏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殒越为期，不敢闻命。亦愿曲留降鉴，即垂顺许，钜平之恳诚必固，永昌之丹慊获申。乃知君臣之道，绰有余裕。苟日易昭，敢守难夺。故可庶心弘议，酌己亲物者矣。不胜荷惧屏营之诚，谨附某官某甲奉表以闻。臣讳诚惶诚恐。
任昉此文被梁代萧统选入《文选》，虽然题目著为“齐明帝”，但萧鸾当时尚未坐拥皇位，否则自不必对区区“宣城郡公”一职反复推让。除去开头罗列官职的部分，任昉代拟的这篇让表起笔即云：“臣本庸才，智力浅短。”可谓极尽谦退之能事。
萧鸾“少孤”，由其叔父齐高帝萧道成抚养长大。所以表文紧接着说：“太祖高皇帝篤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萧鸾虽非萧道成所生，然“犹”如其“子”，这与史传所云萧道成对萧鸾“恩过诸子”（《南齐书·明帝纪》）的记载相表里。萧道成之子齐武帝萧赜，待萧鸾也不薄。表文所谓“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想来亦是实情，不然萧赜临终之时，便不会将辅佐皇太孙萧昭业的重任托付与萧鸾。从让表来看，萧鸾尽管自认“庸才”，但仍于顾命之际“导扬末命”，貌似与《尚书·顾命》的情节相差无几。
血缘上说，萧鸾是皇室近亲;职责上说，他又是顾命大臣。故而任昉写到“亲则东牟，任惟博陆”，用汉代的东牟侯刘兴居（《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博陆侯霍光比拟萧鸾，前者是汉室宗亲，后者则辅佐了数位汉代君主。
汉武帝晚年时，理应继承大统的卫太子因“巫蛊之祸”而死，继承权最终归属武帝少子刘弗陵。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虽为汉武帝宠姬，但年纪尚轻，汉武帝“恐女主颛恣乱国家”，及钩弋夫人“有过见谴”而“忧死”，乃立其子为皇太子（《汉书·外戚传》），又命素来“小心谨慎”的霍光辅佐少子。当时汉武帝曾命人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赐与霍光，提醒他要像周公那样行事。孰料汉昭帝刘弗陵病逝，又无子嗣，昌邑王刘贺被选为继承人，仍由霍光辅政。不过因昌邑王“行淫乱”，即位不久，就被废黜（《汉书·霍光传》）。
萧鸾对应着霍光，被废为郁林王的萧昭业仿佛也重复着昌邑王的命运。表文有谓：“徒怀子孟（霍光字）社稷之对，何救昌邑争臣之讥？”昔日霍光对刘贺所说“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的豪言壮语，似乎就是今时萧鸾对郁林王的绝佳解释。
彼时废黜昌邑王是以皇太后的名义，而今亦复如是。表文所谓“嗣君弃常，获罪宣德”，意思就是以宣德太后之名废黜萧昭业。尽管如此，对萧鸾来说，顾命不力，“四海之议，于何逃责”？是故，以“家国之事”为己任的萧鸾，一再承认“职臣之由”“非臣之尤，谁任其咎”，一力承担罪责，姿态至为谦卑。
让表中的萧鸾一面承担罪责，一面又担负重任。即使自“知不惬”，但因“自同体国”，所以“不为虚让”，悉数领受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中书监一系列官职。唯独“宣城郡公”之位，由于“光宅近甸”（宣城在今安徽，与南齐都城建康距离不远），万万“不敢闻命”。为表推辞之诚，任昉还搬出西晋羊祜让“开府仪同三司”、东晋庾亮让“中书监”的故事，一再表明萧鸾之志“难夺”（化用《论语·子罕》“匹夫不可夺志也”），固让不受。
如此读过任昉表文，萧鸾着实一副劳苦功高又隐忍谦退的面貌。然而，一旦放回南齐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篇让表的效果便大有不同。
时间回到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萧赜的胞弟萧嶷才于去年薨逝，刚跨越到新一年的正月，齐武帝又痛失皇太子萧长懋。继承人突然薨逝，南齐皇室不得不再次面临后嗣的选择。同年四月，萧长懋长子萧昭业立为皇太孙，成为合法继承人。年过半百的萧赜先是丧子，又逢北魏孝文帝“南伐”，而南齐境内更是“水旱成灾”“草窃充斥”，就在这一年的七月，齐武帝终于病倒。据说临终前，齐武帝颁布“遗诏”，云：“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南齐书·武帝纪》）言下之意，便是将萧昭业托付与萧长懋胞弟萧子良以及萧赜堂弟萧鸾。
事实或许并未按照齐武帝的“遗诏”展开。齐武帝弥留之际，“物议疑立子良”（《南齐书·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据《南齐书》，时“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身为萧子良拥护者的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王融传》）。《南史》的记载愈发详细，王融“欲矫诏立子良，诏草已立。上重苏，朝事委西昌侯鸾”，“俄而帝崩，融乃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西昌侯闻，急驰到云龙门，不得进”，“仍排而入，奉太孙登殿”（《王弘传附曾孙融传》）。如此来看，王融与萧鸾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史书异辞，真相或难确知，但无论事实如何，王融终究事败，以致萧昭业即位后便将之下狱赐死。不久之后，萧子良也薨逝。
与萧子良相比，萧鸾并非继承人的潜在竞争者。当时王融拥立萧子良，萧鸾看似也扮演着守护萧昭业的角色。更甚者，王融行将处死，萧子良“不敢救”，处于敌对方的萧鸾却为之“固争”。萧鸾这一表现不见于萧嶷之子萧子显所著《南齐书》，而仅见于唐人李延寿的《南史》，因此引来王鸣盛对史料的怀疑。吕思勉反驳说：“表里之不必如一久矣，鸾虽隐与子良为敌，何尝不可显争融之死乎？”（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吕思勉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表里不一，可谓点破萧鸾的真面目。
萧鸾过去行事低调，“王子侯旧乘缠帷车”，他“独乘下帷，仪从如素士”（《南齐书·明帝纪》），即一显例。及萧昭业即位，萧鸾有意剪除其“羽翼”，野心逐渐暴露，这才被怀疑“有异志”。萧昭业也曾“谋诛”“谋出”萧鸾（《南齐书·郁林王纪》），可缺乏政治经验的少主根本不是前朝既已出仕、随后一路升迁的萧鸾的对手。仅一年的时间，萧昭业就被废为郁林王，继而遇弑。当此之时，萧鸾又扶立萧昭业弟萧昭文（《南齐书·海陵王纪》），而封为“宣城郡公”的萧鸾，正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
当充分了解南齐这段历史后，再读任昉为萧鸾代作的让表，不难读出表文所呈现的萧鸾谦卑形象的反面。
正所谓“扮演傻角的决不是个傻子”（堂·吉诃德语，钱锺书《读〈拉奥孔〉》，收入《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倘若果如任昉让表所言，萧鸾本是“庸才”，“智力浅短”，那么齐武帝又怎会临终顾命、委以重任？可令齐武帝意料不到的是，这位貌似“愚夫”的堂弟，竟然违背嘱托，成为“嗣君弃常”的真凶。“获罪宣德”，不过是借宣德太后之名，行废黜萧昭业之实。 表文将萧鸾比为霍光看似贴合：彼时刘贺被废，霍光迎立在民间的卫太子孙即“皇曾孙”刘病已;如今萧昭业被废，萧鸾则又扶立萧昭文。实际上，萧鸾并不甘心做霍光，乃欲“入纂皇统”（《南史·齐本纪下·废帝海陵王》）。不到一年，萧昭文即被废为海陵王，与郁林王同一命运，而“宣帝（刘病已）中兴汉室”的剧情并未在南齐上演（《南齐书·海陵王纪》）。可见“王室不造”确是“职臣之由”，萧鸾难辞其咎。
“嗣君”被废，当然意味着辅佐不力，想到齐高帝、齐武帝“陵土未干，训誓在耳”，表文中的萧鸾自责“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乃至“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家耻”“国危”念兹在兹，俨然一副忠臣孝子模样。然而，一旦认清萧鸾的真面目，这番说辞旋即不攻自破。
此前萧鸾已然领受种种要职，“骠骑上将之元勋，神州仪刑之列岳，尚书古称司会，中书实管王言”统統照单全收，唯独要让“宣城郡公”。表面上是“增一职已黩朝经”，不能再增加一职，实际却是“辞一官不减身累”，纵使辞去一官，也已权倾朝野。与终极目标相比，区区“宣城郡公”又何必让，即使让，也不过是“虚让”。无怪乎萧鸾读过此文，“恶其辞斥，甚愠”，导致任昉“终建武中（建武为齐明帝年号），位不过列校”（《梁书·任昉传》）。身为当事人，萧鸾不会不知个中原委，不会不晓任昉话里话外之音。换句话说，他根本无法像置身事外、不知实情的读者那样，对任昉笔下那个劳苦功高又隐忍谦退的“萧鸾”信以为真。任昉愈是极尽正面地书写，将萧鸾塑造成忠臣，便愈发显现出萧鸾的虚伪。
任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其中代笔尤多。《文选》选宋、齐、梁文最多者即为任昉，总计十九篇。在任昉众多文章中，仅有一篇为《梁书·任昉传》载录，即为萧鸾代作的让表。如果说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是作为文章范本选入《文选》，那么《梁书》所载录的让表则是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的文本。不妨设想这篇文章分别经由文集和史书进入不同读者的视野，或将得到截然相反的解读：从文集打开任昉此文的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正面”的萧鸾，而从史书打开任昉此文的读者，看到的却是与这一面完全相反的萧鸾。我们会看到萧鸾的哪一面，或许取决于打开任昉这篇文章的方式。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臣鸾言：被台司召，以臣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浅短，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武皇大渐，实奉话言。虽自见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识量己。实不忍自固于缀衣之辰，拒违于玉几之侧，遂荷顾托，导扬末命。虽嗣君弃常，获罪宣德，王室不造，职臣之由。何者？亲则东牟，任惟博陆，徒怀子孟社稷之封，何救昌邑争臣之讥？四海之议，于何逃责？且陵土未干，训誓在耳，家国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谁任其咎？将何以肃拜高寝，虔奉武园？悼心失图，泣血待旦。宁容复徼荣于家耻，宴安于国危？
骠骑上将之元勋，神州仪刑之列岳，尚书古称司会，中书实管王言。且虚饰宠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惬，物谁谓宜？但命轻鸿毛，责重山岳，存没同归，毁誉一贯，辞一官不减身累，增一职已黩朝经，便当自同体国，不为饰让。至于功均一匡，赏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殒越为期，不敢闻命。亦愿曲留降鉴，即垂顺许，钜平之恳诚必固，永昌之丹慊获申。乃知君臣之道，绰有余裕。苟日易昭，敢守难夺。故可庶心弘议，酌己亲物者矣。不胜荷惧屏营之诚，谨附某官某甲奉表以闻。臣讳诚惶诚恐。